43.杀鸡
玉兰带领绍平从天龙寨西侧的山道下到南梢沟沟底，沿着南梢河岸边的羊肠小道往外走。玉兰知道，前面五里有一条折向西南方向的小路，可以绕过靖州，到达洛州地面——现在玉兰心里的目标就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
顺着南梢沟跑出来，先是沿着小路走，碰到村庄，就去讨要一些吃的，渴了，就喝山崖下面的山泉。天傍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座规模很大的县城，这就是著名的泉县了。
泉县是洛州西北方向与靖州接壤的一个大县，明洪武年间，泉县设州，当时的洛州还是一个叫“洛县”的不出名的小县。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人们踩出了龙翔—湎川—洛县—靖州这条把龙翔以北地区串联起来的道路，泉县就显得偏远了，有些冷漠。后来，清朝政府就决定正式将州政府迁到洛县，并正式将洛县改名为洛州。
但是我去插队的时候，洛州己经不叫洛州，而是叫“洛泉”，这是因为洛州和泉县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后，两个地方经常被一起提及，为了方便，就简化成了洛泉。解放以后，正式将“洛州”改为“洛泉”。
玉兰和绍平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进入泉县县城的那一天，泉县刚刚被商子舟解放不到五个月时间。
玉兰带绍平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真正意义上的晚饭，也没敢住旅店，找了一个赶脚的人住的骡马店歇息了下来。骡马店经常歇息一些没钱住店的旅人，很少有什么人注意。
这是牲口棚旁边一个狭小的房间，没有炕，只是在地上摆了一排木椽，上面堆了麦草。好在还有完整的铺盖，虽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汗骚味，却终于抵御了严寒。绍平躺下去就睡着了。
玉兰躺在绍平身边，久久睡不着。
路上，绍平好几次问爸爸到哪里去了，她都搪塞了过去，只叮咛他说，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能说他是井云飞的儿子，她不知道该不该把井云飞死了的真相告诉他，不知道如果绍平知道父亲死了会怎样？她能够让一个十四岁孩子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恨自己的父亲吗？她能够像井云飞嘱咐的那样让儿子忘记他，在新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她没有把握。
她一直在想不告诉他，等一等，再等一等，看一看……但是，这是能够等的吗？即使她不说，在这块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的土地上，绍平也会很快知道父亲的死讯，再说，他们马上就要回到家乡石家坪了，她怎么能够让家乡的人认为她仍然是一个佃户的女儿，让人们认为绍平仅仅是她的儿子而不是井云飞的儿子呢？谁都知道她是井云飞第三房太太的身份，这是不能掩饰的。
问题在于，绍平正是当大不大、当小不小的年纪，他能够掩饰自己的内心吗？怎样才能让他恨那个死去了的人呢？
石玉兰在心里对自己强调说：是丈夫井云飞让绍平恨他，这是他临死时候的专门嘱托……只有这样，才能带好他的儿子，这是他一切的一切。
夜晚是那样寂静，隐隐地听到牲口嚼草料的声音。疲倦像潮水一样袭扰了玉兰，她就在这种没有答案的思绪中睡过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有赶脚的人为牲口添料，准备行走的鞍辔，转载驮运的货品，院子里热闹非凡，充满了即将上路的人的笑声和相互之间善意的詈骂。掌柜的穿着里外三新的棉袄棉裤，站在宽敞的大门口为脚夫送行，嘱咐其中一个人从宁夏买些上等枸杞子。
玉兰坐起身子，看着仍然熟睡的绍平。这是多么英俊的面孔啊！红扑扑的，洋溢着只有少年才会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她竭力不去想昨天晚上想的问题——离石家坪还有两天的路程哩，她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现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
玉兰声音愉快地唤醒儿子。
绍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其实仍然还在梦中，仍然以为还在靖州的家中，所以脸上的表情是幸福安宁的。但是，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
“起来吧，该起身了。”
母子俩默默起床，默默地收拾东西，玉兰结过账，就离开了骡马店，来到街上。
这时候，火红的太阳正在从东山顶上冒出来，街上行人如织，著名的泉县正在进入到红火热闹之中，很多人往县城南面的南坪跑，说是去看镇压李昌源。
李昌源？玉兰蓦地停住脚步。
李昌源是泉县“昌源商社”的经理，以前曾经是一个小土匪，井云飞招募民团的时候，势单力薄的李昌源归顺了井云飞，在井云飞的劝导下，做起了贩卖食盐的生意，资本全部来自井云飞，得利四六分成，井云飞四，李昌源六。但是实际上井云飞从来没有从李昌源这里拿过一分钱的利润。最近两年靖（州）洛（州）两地社会秩序很乱，运输贩卖的生意不好做，发生了几次运盐骡马队被打劫的事情，李昌源背着井云飞又干起了抢劫盗窃之类的勾当。
据说前不久泉县县城发生一次著名的劫杀事件就是李昌源所为，在那次事件中，同样做食盐生意的孙姓人家一家五口尽数被杀死，家中财产被劫掠一空。
玉兰在靖州看到过李昌源，在她的印象里，这个人满脸横肉，永远酒气熏天，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她知道井云飞也不喜欢这个人，正在重新物色人接管泉县的生意，或者完全放弃，断绝和李昌源的生意来往，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罢了。
玉兰和绍平也随着人流往南坪走。
我们还是用与《靖州志》同时修编的《洛泉志》上的记载，来叙述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故事背景。
关于这个李昌源，《洛泉志》是这样说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洛州各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打土豪，分田地。泉县尽管地处偏远，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
农民协会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利益发生冲突，在泉县，就是以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昌源贸易行”经理李昌源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昌源贸易行”从事食盐贩运生意，是洛州地面最大的食盐供应商。
鉴于当时洛州已经全面解放的形势，李昌源以退为进，主动捐献了一部分资产，混入了农民协会，并且窃取了泉县赤卫军中队长的职务。但是，在井云飞的授意支持下，李昌源暗中收买了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有十六条枪的商团，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昌源贸易行”的生意不受土匪侵扰，实际上是想与农民协会对抗。
中国共产党泉县党部成立后，意识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土匪武装的危险，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将李昌源开除出农会，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李昌源对此怀恨在心，纠集流氓地痞和豪坤四十多人，秘密组成了暗杀小组。
泉县农民协会对李昌源暗杀小组的活动已有发觉并把情况报告给商子舟，商子舟命令无论如何要歼灭李昌源的非法武装。李昌源等人知道事情暴露，仓皇逃到泉县西北地区的交河口村，在那里占山为王，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公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月初十），河阳镇党组织派一个叫周满堂的通讯员把打土豪得到的款子送到泉县农民协会，半路被李昌源的暗杀小组劫杀。商子舟当时正在泉县县城以南十五公里的樊家庄和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同志商量剿灭李昌源势力的办法，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马上部署围剿。
但是，李昌源一伙利用对泉县地形熟悉的特点，包围了樊家庄农民协会，发生了激烈战斗。尽管商子舟等重要领导人脱离险境，仍然有朱大顺、张东成等农民协会干部被李昌源抓住并残酷杀害。
李昌源捣毁了樊家庄镇农民协会，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中共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存在。
《洛泉志》的这个记载非常简略，里面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疏忽，我们甚至无法从中了解泉县的行政机构的状态——比如，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时候，当地政府是什么状态？还有没有政府？如果有的话，农民协会和政府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当时的社会状况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我在一九七七年夏末初秋的那次采访中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等到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我在二〇〇二年晚秋最后一次去崤阳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谁还记得七十年前的事情呢？即使是参加编撰《洛泉志》的人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当时没太关注这些问题。”
于是我查找资料。我从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弥补了这方面的材料欠缺。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这是湖南的情况，就它的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也可以推断认为洛州的农民运动也大致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情况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农民协会就是权力机构。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想，读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下面的史实了。
我们仍然用小说的方式进行叙述。
镇压地主李昌源的大会不是这片红色区域召开的唯一此类大会，作为农民运动的胜利性标志，往往要召开很多次这样的大会。这样的大会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真正为世世代代遭受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欺压的贫苦大众出气，让他们感受报仇了的快感和翻身了的喜悦，所以每一次镇压大会以后，群众热情往往空前高涨，要求继续镇压其他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呼声更加强烈。二是以这种镇压的方式震骇那些试图反抗农民权力或者不情愿和新政权合作的人，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如果不合作或者合作得不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正是所谓“杀鸡给猴看”——本来就害怕了的猴子突然看见鸡脑袋被剁了下来，血突突地冒了出来，自然就会被吓得哆嗦颤抖起来，而它们又藏没处藏，躲没处躲，日后自然就好调教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经常用利群众集会的形式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因。
玉兰不知道这些。或许是出于对于一个相识的人的不自觉关注，或者出于在一个新奇世界中对任何事情都会产生的好奇感，总之，她和绍平到南坪去参加镇压李昌源大会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南坪在泉县县城高大的南门外，这里以前是进行骡马交易的地方，虽然气味不那么好闻，却地势开阔，非常适合举办群众性集会。南坪南面就是著名的湎河，它是从县城西面流过来的，目前已经完全封冻，水在冰面下运行，到了晚间才能够听到近似于呜咽的声音。
冰面上出现了很多从河对岸几个村庄跑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穿得很齐整，年轻女子们的大红棉袄和红头绳光彩夺目；后生们则用突然启动的奔跑和相互间的喧哗吸引女子们的目光。被骚扰了的老汉瞪一眼从身边跑过去的后生，生气地抱怨说：“啊——死呀你？”婆姨们技巧高超地一边走路一边说笑，一边为自己的老汉（方言：丈夫）纳鞋底子，不时把锥子在头上篦一下。
玉兰和绍平站在离湎河河面不远的地方，离主席台几乎一里地远，上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大小。会场黑压压聚集了好几千人，都伸着脖子往前看，好像真的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一样。那时候还没有高音喇叭，讲话的人都可着劲儿吼喊，以便于让更多的人听到，尽管这样，玉兰也不知道镇压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更不知道台上面都站了些什么人，讲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话。
绍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他还以为这里在过什么欢庆的节日。绍平兴奋地对妈妈感叹：“这里比靖州过年还热闹。”玉兰看看儿子，忽然意识到不该让他来这个地方。
正在这时，人群中起了一声惊咤，就像潮水一样向两边分开来。玉兰和绍平被人群推搡到了河岸上，从这里正好看到一些人从主席台那边极快地向这边走过来，好像是在小跑，脚下趟起了一团团烟尘，后面跟着涌动着的人群。人群虽然和这些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却亦步亦趋，整齐划一，就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一样。
玉兰首先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李昌源。这个人身上的棉袄破烂不堪，很多地方露出了棉絮，一只棉鞋跑丢了，穿着洛北地区男人都穿的家织布袜子，袜子已经脏污不堪。他的身形没有以往那样高大了，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暗淡，仍然像灯笼一样明亮，充满了由怨恨和恐惧凝结成的带着些惊讶的神色。他的头发被胡乱剪过，有的地方露出了头皮，有的地方却留下一寸多长的头发；颧骨上的一处伤口还在流血，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在棉袄衣襟上。他几乎是在奔跑，后面的赤卫军仍然推搡着他，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行进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绍平拉住母亲的手，不知道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那本来就很白皙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他惊愕地看着李昌源跌跌撞撞从眼前跑过去，惊愕地看着李昌源的婆姨被两个赤卫军拖曳着跑过去——那个婆姨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只脚拖在地上滑行。她的棉袄被拖曳到很高的地方，两个奶子几乎全部露了出来。再后面，是四五个拿着盒子枪的人。
玉兰和绍平看到被押解着的李昌源和他的婆姨站定在前面不到两丈远的地方——李昌源站立在冰面上，失去知觉的婆姨像一堆棉絮一样堆在沙地上。
绍平紧张地凝视着，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李昌源身后那几个拿盒子枪的人齐步走上前去，几乎同时举起了枪，枪口离李昌源和他的婆姨不过四五步远近。
“砰！砰！砰！”
绍平眼看着李昌源的脑袋迸裂开来，眼看着白色的脑浆和着鲜血喷溅到很高的地方，眼看着李昌源痉挛着倒在湎河冰面上，眼看着李昌源的婆姨剧烈地抖动了几下，就完全不动了。
两个人的血像小河一样蜿蜒，在沙地和冰面接合的地方汇聚到一起，从冰面的缝隙之间流到河里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这个场面所惊吓，软软地出溜到了地上。
只有他的母亲把他搂在怀里，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急切地呼唤着他。
44.行远
路还在向远方延伸，不知道还有多远。
玉兰并不希望路很快就走到尽头——走到尽头，即使她的家乡石家坪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回归了的女儿，她又怎样向绍平介绍那新奇的一切，让他把那个世界接受下来，以一个正常的十四岁孩子的心态与它正常相处呢？
现在她才知道丈夫井云飞对于她的叮咛有多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恨父亲——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不会伪装，必须在他心底里培养起真实的仇恨，而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那种仇恨，否则，他的眼睛都不会为他保守住秘密，他就将和那个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他就会不幸福，就会招惹祸端。这是井云飞，当然包括她自己最不希望看到的啊！在泉县看到镇压李昌源，更加强化了石玉兰改变儿子的愿望。是的，这是一种真实的愿望。
从身后看着虚弱地行走着的绍平，玉兰暗暗对自己说：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存在的，他就是你的一切，你必须为了他做你能够做的一切。
从泉县出来以后，绍平一直发烧，说不来是不是感染了风寒，高烧就是不退，额头像火炭一样热。这期间玉兰什么也不敢对他说。
第二天，绍平的烧退了，但是他的情绪仍然低沉，而且，他不说话了。他不说话，看到什么都不说话，到了哪里都不说话。对于玉兰的故意逗引，他显得很木然或者公开表示厌烦。
绍平这种性情上的改变让玉兰更加着急。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儿子绍平目睹剧烈革命引发的那种灵魂的震颤有多么强烈。她以为他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她没有想到他内心的震颤会如此强烈。
在枪毙李昌源的现场，当她把沉落下去的绍平抱在怀里呼唤他的时候，她甚至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发生正是源于眼前发生的事情，她还以为绍平因为连续几天奔跑过于劳累才成为这个样子的。
她决定不再赶路，在泉县歇息一下。绍平退烧以后，他们才又走上了返回家乡石家坪的路途。
很显然，在这个少年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独自运转的精神世界，他不会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他可能会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但是它不会受到干扰。
实际上，在绍平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偶然，这是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年龄遇到激发自己发生改变的事情。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人遇到的事情强烈一些，比如目睹了一种超乎脆弱的生活经验的事情；有的人微弱一些，比如某种场合的氛围、某些人的言谈、对某个场景突然出现的独特精神感应……所有这一切都会促进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长。甚至可以认为，不管发没发生事情，一个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正是对眼前这个世界形成看法的时期，这个人的精神世界必将形成，它会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同而不同。
不幸的是，绍平经历的是一般人很难在同一时期经历的事情。他的精神世界不是在平静中生长和独立起来的，它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就像宇宙形成的一刹那间所发生的那样——那个奇点在极短时间内被爆炸成为无数碎片，这些碎片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向遥远的虚空飞行。
一个新的宇宙诞生了。
所以，当玉兰告诉绍平，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就像他看到李昌源的死那样；当她告诉他，他的父亲做了很多坏事，是一个被很多穷苦人仇恨的人；当她告诉他，从现在起，永远不要和任何人说自己是井云飞的儿子，永远不要认为他是你的父亲；当玉兰告诉他，你一生是不是能够幸福，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从心底里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绍平怔怔地看了她很长时间，就像在看一个让他十分惊愕的人。
这个孩子单纯的内心出现了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理智的东西，他并不认识它，但是他发现它能够抵御无数难以接受的冲击，或者接受下来，或者不接受，把拒绝埋藏在更深更深的灵魂深处。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它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再行显露，有的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找不到它的踪迹，看不到它的涟漪，看不到它的浪花。它在深处。
“我知道。”
绍平看着妈妈忧郁的眼睛说——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母亲述说的那种事实，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够缓解妈妈的忧郁，他实在不想让妈妈忧郁。
玉兰的忧郁在绍平的宽慰中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是与此同时她也一直在观察绍平。毫无疑问，有一种东西疏远了她和儿子的距离，可是她又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绍平越是故意让她感觉他内心轻松，她的内心反倒越是不轻松。
……
在一个叫石圪节的镇子，玉兰和绍平竟然找到了一个卖饭食的地方。当时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们又累又饿，不顾一切地走了进去。
饭馆很小，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刷洗碗筷。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来吃饭的人，警觉地问：“你们要干啥？”
玉兰说：“这里……卖吃食吧？”
“哦，”男人松了一口气，“有有有，来，进来坐下。”
狭小的空间里蒸腾着热气，男人从水汽中走出来，玉兰和绍平才看出说话嗓音尖细的男人竟然方面大耳，简直是一副帝王的长相。
男人高兴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不问吃什么，就到灶头忙活去了。
玉兰和绍平在粗陋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原木打制的桌椅又粗又重，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这显然引起了绍平的好奇，他抚摸着桌椅，就像在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奇器物。桌椅原本是红色，由于上面淤积了太多的污渍，已经成为纯粹的黑色。但是这里的羊肉粉汤汤浓味足，油酥烧饼也非常好，把绍平吃得满头大汗。
门口出现两个拿着梭镖的后生，站在外面向里面张望，问有没有可疑的人。掌柜的不希望自己的客人被打扰，就替玉兰解释说：“没人。就是俩走亲戚的婆姨和娃娃。”
拿梭镖的后生看看婆姨和娃娃，觉得没有必要再盘问什么，就闪身走开了。
玉兰发现绍平很冷静，他的眼睛没有转向玉兰，这说明他内心不需要求助。他一直用沉着坚定的目光看着站在门口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他而不是玉兰去遮挡和掩饰。
玉兰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突然长大了。
人的精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处在活跃和持续不断的紧张之中，它在这个领域被缓解，又会在另外的领域紧张起来。
玉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回老家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她用提醒绍平的话提醒自己：在如此剧烈的农民运动中，翻身农民会不会能够容忍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和他的儿子？会不会答应让他们在那里平安地生存下来？
三年前她曾经衣锦还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护送她到石家坪的竟然是父亲最为痛恨的大地主陆子仪的民团。她是十九岁离开石家坪的，算起来已经将近十五年，她没有找到小时候的玩伴，她看到的更多的是穷苦人家对于有权势的人的恐惧、嫉恨和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殷勤。只是在这个时候，玉兰才明确意识到她离开这里已经多么久，距离已经多么遥远。
她曾经去看父亲石广胜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那块土地现在被一个姓潘的佃户租用着，和父亲当年一样贫困和凄苦，在那个连门都没有的土窑洞里，看不到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用品的东西，瘫在炕上的婆姨见了来人惊恐地钻到了一堆棉絮底下，衣衫褴褛的潘姓男人站在门口看着玉兰，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就像父亲当年面对欺辱他的官府的人那样。
你怎么能够想象你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他们当中愉快相处呢？即使他们真的像井云飞说的那样认为你是佃户的女儿，同意让你在那里安身，你又怎样化解几乎所有人心里的那种可怕的敌意呢？
回老家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玉兰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绍平。她总是对绍平说，回去就好了，绍平，回去我们就踏踏实实过庄稼人的日子，那时候就什么都好了……只是在心底里，她才明确意识到这不过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希望，在希望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个遥远的不可知区域，她不知道在那个区域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知道他们母子俩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掌柜的告诉玉兰，从这里到崤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大路，三十里直接到县城，另一条是小路，从崤阳县西北（也就是他们现在呆的这个方向）插过去，到县城二十里。
玉兰在假设回老家的基础上盘算了一下，走大路到县城再到谷庄驿，要八十多里。走小路不过五十多里，一天也就到了。她决定走小路。
绍平也认为应当走小路，除了玉兰盘算的那些问题以外，他还想到走小路僻静一些，不会碰到什么人，尤其是可以避免碰到农民协会或者赤卫军的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避开人，避开所有的人；同时，这个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的少年人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经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差不多已经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人生看法了。但是，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眼下还没有想到母亲想到的那些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延伸到一个陌生世界接受或者不接受他和母亲的领域。
但是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现实开始了对他的教育，那么，这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就会经常用新的课程填塞他的头脑，让他掌握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也让他那可贵的少年精神丧失殆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在得到什么的时候必定要失去一些什么，很难说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这里没有判断的标准。
走在绍平身后的玉兰，看到儿子正在长得挺拔舒展的腰身，看到他那黑油油的头发和美丽的大腿，同时又看到无尽的远方那黛色的山峦，山峦背阴处积雪的青色光亮以及林木硬朗的线条，看到眼前那个正在展开的可感却不可知的世界，脚步越来越迟疑。
45.原罪
去找马玉林而不回老家石家坪的决定是在一个温暖的中午做出来的。
“绍平，”玉兰对绍平说。“我这样想：我们不能到老家石家坪去。”她对他说三年前回石家坪去的那种遭人嫉恨的感觉。“谁会为我们说好话呢？他们不会为我们说好话。”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太阳温暖地抚慰着这两个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旅人。他们的脚下是一个长了很多白桦树的山沟，能够看到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小溪正在苏醒，甚至有耀眼的光亮闪到这里来。山沟的那一边，突兀着一个土塬——这已经是标准的崤阳县的地貌了——在靠近土塬东面的地方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村庄，袅袅的炊烟在它的上空缭绕，房屋树木历历在目，好像高声喊一声就能够喊出人来。一只个头很大的鸟儿扇动着翅膀从他们头顶上沙沙有声地飞了过去，就像炫耀一样在山沟的上方做了一个漂亮的旋转动作，沿着山沟从白桦林上空飞行过去了。从山沟底下翻卷过来的风湿润而温暖，带着浓厚的春天气息。在玉兰和绍平坐的这个土坎上，已经能够看到碧绿得像星星一样耀眼的小草和艾蒿柔嫩的芽蕾。
绍平收回目光，专注地看看母亲。
他知道母亲的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必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他也就很难轻率地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我也在想，”绍平的声音让玉兰感觉很陌生，这完全是成人之间谈话的气氛。在他们之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气氛。“真的不能到那里去。不要说没有人为我们说好话，如果我们碰上泉县遇到的那种人，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直视着母亲。
不知道为什么，在绍平的直视中，玉兰竟然感受到一丝羞涩，就像少女时代面对一个成熟男人的直视一样，目光不自觉地躲闪了一下。
“是啊！绍平，”玉兰把目光投向远处的那个村庄。“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到那个地方去。”
“上哪儿呢？”
绍平忧郁地看着玉兰。
“绍平，你看这样行不行？”玉兰朝儿子这边挪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叫马玉林的生意人，在宁夏被土匪打劫了，他是崤阳县的人，回不到家乡去了。他知道我的身世，就到咱们家来找我，说是想借一点儿钱。我哪里有很多钱呢？只给了他几个大洋。他千恩万谢，甚至要给我磕头……我们要是去找他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玉兰想了想，说：“五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件事。”
“你是说五年以前吗？”
“是啊！五年以前。”
“他来还钱了吗？”
“我并不是要他还钱的。”
“一个说还钱的人五年了都没有来还钱，这样的人可靠吗？要是一个骗子呢？”
玉兰在绍平的“成熟”面前发笑了，说：“我会看人，绍平，不管什么人，你看他的眼睛就行。他不会是骗子，他一定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我是看得出来的，绍平。”
绍平不怀疑母亲的这种能力。
“他是崤阳县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记住了——他跟我说，是黄河岸边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三年前我回石家坪的时候，还向人打听过，这个马家崾岘就在我老家谷庄驿东面六十里的地方，如果我们决定到那里去，都不用经过县城，从现在开始往东南方向走就行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镇子，叫张家河，找到张家河就一定能够找到马家崾岘。”
玉兰很兴奋，就像已经找到马家崾岘一样。
但是绍平没有这样兴奋，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引领下，玉兰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譬如说那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根本没有马玉林这个人咋办？即使有这个人，这个人做生意不在村子里咋办？即使他在村子里，并且活得很好，他不为他们说好话咋办？即使马玉林感念五年前的事情，为他们说好话，说玉兰是佃户的女儿，不是井云飞，但是农民协会的人不听咋办？现在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谁会有耐心弄清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是不是佃户的女儿？谁会细致区分佃户女儿和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绍平，他们会放过著名的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儿子吗？
在泉县看到的场面又出现在玉兰的脑海里。她又没有了主意。
“那咱们就到马家崾岘去，”反倒是绍平先拿定了主意，“尔格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妈妈。”
玉兰重新确认这件事情，也最终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母子俩行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在这一整天里，他们有的是时间设想遇到任何情况，有的是时间设想任何应对的方法。
正如读者在本书第三章看到的那样，玉兰和绍平平安地在马家崾岘落下脚来。
让玉兰和绍平终生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好人——马汉祥。
没有这个人，事情会怎样呢？每当想到这些，玉兰的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后怕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悬崖峭壁爬下来，终于落到平地上一样。
是马家崾岘农民协会主席马汉祥托负住了他们。
马汉祥不是马家崾岘人，他的祖籍在靖州，生在省城龙翔。马汉祥也不是天生的农民造反者，他父亲是龙翔的一个杂货铺老板，父亲对他的期望是把杂货铺的生意继承下去，有朝一日把杂货铺发展成为一家像样的商铺，就像那些日子殷实的小康人家那样。
正在读书的马汉祥对此无异议，于是就中断了学业，跟父亲一道打理杂货铺的事情。当时正是二十世纪之初，社会很混乱，人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都不愿意做长远打算，因此，我们也不能责备马汉祥的父亲短视。实际上，马汉祥的父亲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送进了私塾，并没有中断学业。
谁让马汉祥是长子呢？长子自然要比别人早一些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马汉祥跟着父亲兢兢业业地经营杂货铺，杂货铺生意日渐兴隆，看样子实现父亲的理想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家庭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马汉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妻子又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读者已经熟悉的喜子）；弟弟到了做事的年龄，到武汉学习机械制造去了，妹妹则嫁到一个从事长途贩运生意的商贾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民国以后，从时间上推算，当是在玉兰被抢劫到靖州前后，马汉祥的家在龙翔遭受了兵燹之灾：马汉祥的杂货铺遭到一伙兵匪抢劫，住在杂货铺后院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奋力保护，均被杀害，房产店铺被付之一炬，雇用的两个伙计逃之夭夭。
是喜子救了马汉祥一命：那天这个孩子发烧，马汉祥带着他到城东一家医馆去看病，不想就在这个时节发生了如此大祸。
面对一片废墟，马汉祥欲哭无泪，只好暂时栖身在妹妹家。妹夫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起初尚抹不开面子，好言好语，后来面色上就带出了厌烦，这使得马汉祥不得不想何去何从的问题。妹妹试图说服丈夫让马汉祥参与贩运生意，妹夫严词拒绝。为了不让妹妹为难，马汉祥把身上仅有的银钱留给妹妹，让他帮助照看喜子，只身一人离开龙翔，到外地谋生去了。
马汉祥走了很多地方，到处给人打短工挣钱，内心里盼着老天的眷顾，有朝一日再能够弄起一个杂货铺来。靖州是他的祖籍，好像被什么东西招引一样，他来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先是给一家店铺当伙计，后来又到井云飞家打工，老天仍然没有眷顾他，他又走山西、陕西，最后回到了龙翔。这时候喜子已经十二岁了，尽管有姑姑的呵护，也饱尝了人间冷暖，见到父亲，大哭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分开。
马汉祥只好带着儿子再次离开龙翔，几乎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又返回到洛州地面上去了，最后落脚在马家崾岘，给地主马占鳌扛长工。
遭遇了这样多的折磨，马汉祥当然会受到革命的招引。这期间，他遇到了在这里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马汉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坚定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同于当地农民的眼光和智慧，从贫苦农民中脱颖而出，成为张家河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马汉祥曾经带领农民赤卫军杀死敢于违抗农民运动的地主，他自己也曾经数次遭受土匪武装的堵截追杀，但是，在掌握政策方面，马汉祥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农民领袖的智慧和襟怀，这突出体现在对地主马占鳌问题的处理上。
相对于那些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三十年前还给别人当佃户的地主马占鳌并不是一个让人痛恨到非杀不可的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赤卫军已经不把死亡看得那样残酷，相当一些人主张把马占鳌镇压掉，尽管狗日的把全部家产土地都交了出来，他们说他那是装熊哩！马汉祥不同意。他说党的政策并不是把所有地主都杀掉，他说上级领导说过，可杀可不杀的地主可以不杀。
马汉祥作为农民协会主席、赤卫军队长在马家崾岘的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的意见成为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的意见，结果，马汉祥向县上说明了马占鳌的情况，尽管也把马占鳌押送到了崤阳县的镇压大会上去——在那次大会上，有十七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遭到了镇压——但是马占鳌一家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受到中共崤阳县委的表彰，因为刚刚在洛州地区建立政权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制止滥杀无辜的现象。马汉祥就像曾经因为毫不留情打击土豪劣绅而出名那样，这次则因为保护了不该杀的地主而出了名。有一段时间，上级甚至想把他调到县上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谢绝了。
马汉祥在张家河地区以至于整个崤阳县都声名显赫，他既是农民运动首领，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工作者。他的意志既是党的意志又是农民的意志，它们相辅相成。
马汉祥正确地把走投无路来到马家崾岘的石玉兰母子俩接纳下来，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指示带领他们参加崤阳县的镇压大会，正确地让他们在现场接受教育，正确地要求白旭县长亲自接见他们，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经常叮嘱他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石玉兰怎么会不发生变化呢？这是一个熔炼的过程。
在被熔炼了的石玉兰面前，马汉祥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雕像，看上去既神圣又庄严，既大度又慈祥，就像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那样。试想，如果他们母子俩从天龙寨逃到马家崾岘碰到的不是马汉祥会是什么情景？如果碰到一个粗糙的不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人，动了杀机，呼哨一声唤出几十个赤卫军，把他们杀死在马家崾岘街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石玉兰把马汉祥看成救命恩人，一门心思想着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让马汉祥高兴，并且以此向人们证明马汉祥当初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石玉兰主要的人生动力，以至于马汉祥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深刻地影响着她的精神生活，并进而影响她和儿子绍平的生活……马汉祥成为了石玉兰的精神主宰。
马汉祥对于玉兰的深刻影响，在马汉祥并不知道的领域缓慢延伸。现在，石玉兰已经知道，无论她还是绍平，仅仅把井云飞遗忘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像这里的所有人那样恨他，才能够和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达到和谐。这对于绍平尤其重要，因为他还没有活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她有责任让他好好活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希望，同时——夜深人静的时候，石玉兰还不无恐惧地想：这也是她对那个人的承诺。
她答应过那个人。
在如何看待石玉兰、石绍平母子问题上，马家崾岘人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他们就像当初看到马汉祥不杀马占鳌是正确的那样，看到了马汉祥对待石玉兰母子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正确地对待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马家崾岘人一向正确看待、从来没有被人为难的地主马占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令人不解地用杀猪刀子杀死了婆姨和四个儿女，然后把自己的肚子捅了个稀烂，一家人干净彻底地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场极为血腥，六口人的鲜血几乎把一个狭小的窑洞淹没，炕上，灶台上，门板上，地上，院子里……到处都是鲜血。打开院门的时候，人们看到一只阴鸷的黑猫正在舔舐窑门口淤积的鲜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窑里窑外，好像发生过剧烈的打斗；几乎所有尸体上都有贯通伤，也就是说，能够一刀致命，但是所有尸体都不止被捅了一刀；马占鳌大儿子的肢体与躯干几乎完全断离，大腿和头部并拢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很奇异。即使站在院子外边，也能够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就像在战场上闻到的气味那样，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硝烟，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静谧中发生和完成的。
马汉祥和其他乡政府干部在静谧中观看现场，在静谧中把死者收拢到一起……就连站在院子周围的村民也显得极为静谧，整个场景就像无声电影一样，缓慢地安静地延展着。
这件事在整个崤阳县都引起了轰动，白旭县长亲自带人来调查马家崾岘人对马占鳌一家人是否有歧视和虐待行为。
没有，绝对没有歧视，更没有虐待，几年来，村上的乡亲们对这一家人没有任何敌视，倒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像某种小动物一样瑟缩在村头那个土窑里，尽量躲避人们的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交谈。实在躲避不开，即使像马占鳌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紧张得发抖，想方设法把话说得让对方高兴，哪怕对方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们都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很幸福，并且非常清楚是什么人给了他们这种幸福，他们准备用这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的余生感谢这种恩情。
有人还证实说，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马占鳌还参加了乡政府召集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表彰了村子里交售军粮最多的人家，有人亲耳听到马占鳌说：“等我家娃娃长大了，把土地种好了，我家也能交好多好多军粮……”当时马占鳌的眼睛眯缝着，流露着地地道道的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他怎么就会在当天晚上干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谁都无法理解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法理解马占鳌的疯狂行为，就连白旭县长都无法理解——白旭县长在走访过马家崾岘的很多人以后，合上草纸记事本，喃喃地说：“这真正叫活见鬼。”
无论白旭县长、马汉祥乡长还是马家崾岘的普通村民，都认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
读者可能会说：这怎么会是孤立的事件呢？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是孤立的，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应当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且慢。
你不能指望生活中的人都是哲学家，尽管我们可以说直觉有的时候比理性更接近真理，但是，在一个完全被理性支配的环境，直觉和理性之间常常会形成为某种强固的阻隔，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直觉去知觉真理的——真理也许就在面前，也许仅仅隔着一层薄纸，但是，你就是不能接近它。在这种情形下，直觉事实上已经理性化了，它丧失了自己独有的感觉方式，它无力到达原本能够到达的地方，它行止于理性。
因此，马占鳌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人们对石玉兰和石绍平的看法，人们继续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按照马汉祥乡长的正确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遇到具体事情，马家崾岘人甚至还经常理性地提醒自己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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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移动当青春成为往事玉兰带领绍平从天龙寨西侧的山道下到南梢沟沟底，沿着南梢河岸边的羊肠小道往外走。玉兰知道，前面五里有一条折向西南方向的小路，可以绕过靖州，到达洛州地面——现在玉兰心里的目标就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
顺着南梢沟跑出来，先是沿着小路走，碰到村庄，就去讨要一些吃的，渴了，就喝山崖下面的山泉。天傍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座规模很大的县城，这就是著名的泉县了。
泉县是洛州西北方向与靖州接壤的一个大县，明洪武年间，泉县设州，当时的洛州还是一个叫“洛县”的不出名的小县。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人们踩出了龙翔—湎川—洛县—靖州这条把龙翔以北地区串联起来的道路，泉县就显得偏远了，有些冷漠。后来，清朝政府就决定正式将州政府迁到洛县，并正式将洛县改名为洛州。
但是我去插队的时候，洛州己经不叫洛州，而是叫“洛泉”，这是因为洛州和泉县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后，两个地方经常被一起提及，为了方便，就简化成了洛泉。解放以后，正式将“洛州”改为“洛泉”。
玉兰和绍平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进入泉县县城的那一天，泉县刚刚被商子舟解放不到五个月时间。
玉兰带绍平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真正意义上的晚饭，也没敢住旅店，找了一个赶脚的人住的骡马店歇息了下来。骡马店经常歇息一些没钱住店的旅人，很少有什么人注意。
这是牲口棚旁边一个狭小的房间，没有炕，只是在地上摆了一排木椽，上面堆了麦草。好在还有完整的铺盖，虽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汗骚味，却终于抵御了严寒。绍平躺下去就睡着了。
玉兰躺在绍平身边，久久睡不着。
路上，绍平好几次问爸爸到哪里去了，她都搪塞了过去，只叮咛他说，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能说他是井云飞的儿子，她不知道该不该把井云飞死了的真相告诉他，不知道如果绍平知道父亲死了会怎样？她能够让一个十四岁孩子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恨自己的父亲吗？她能够像井云飞嘱咐的那样让儿子忘记他，在新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她没有把握。
她一直在想不告诉他，等一等，再等一等，看一看……但是，这是能够等的吗？即使她不说，在这块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的土地上，绍平也会很快知道父亲的死讯，再说，他们马上就要回到家乡石家坪了，她怎么能够让家乡的人认为她仍然是一个佃户的女儿，让人们认为绍平仅仅是她的儿子而不是井云飞的儿子呢？谁都知道她是井云飞第三房太太的身份，这是不能掩饰的。
问题在于，绍平正是当大不大、当小不小的年纪，他能够掩饰自己的内心吗？怎样才能让他恨那个死去了的人呢？
石玉兰在心里对自己强调说：是丈夫井云飞让绍平恨他，这是他临死时候的专门嘱托……只有这样，才能带好他的儿子，这是他一切的一切。
夜晚是那样寂静，隐隐地听到牲口嚼草料的声音。疲倦像潮水一样袭扰了玉兰，她就在这种没有答案的思绪中睡过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有赶脚的人为牲口添料，准备行走的鞍辔，转载驮运的货品，院子里热闹非凡，充满了即将上路的人的笑声和相互之间善意的詈骂。掌柜的穿着里外三新的棉袄棉裤，站在宽敞的大门口为脚夫送行，嘱咐其中一个人从宁夏买些上等枸杞子。
玉兰坐起身子，看着仍然熟睡的绍平。这是多么英俊的面孔啊！红扑扑的，洋溢着只有少年才会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她竭力不去想昨天晚上想的问题——离石家坪还有两天的路程哩，她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现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
玉兰声音愉快地唤醒儿子。
绍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其实仍然还在梦中，仍然以为还在靖州的家中，所以脸上的表情是幸福安宁的。但是，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
“起来吧，该起身了。”
母子俩默默起床，默默地收拾东西，玉兰结过账，就离开了骡马店，来到街上。
这时候，火红的太阳正在从东山顶上冒出来，街上行人如织，著名的泉县正在进入到红火热闹之中，很多人往县城南面的南坪跑，说是去看镇压李昌源。
李昌源？玉兰蓦地停住脚步。
李昌源是泉县“昌源商社”的经理，以前曾经是一个小土匪，井云飞招募民团的时候，势单力薄的李昌源归顺了井云飞，在井云飞的劝导下，做起了贩卖食盐的生意，资本全部来自井云飞，得利四六分成，井云飞四，李昌源六。但是实际上井云飞从来没有从李昌源这里拿过一分钱的利润。最近两年靖（州）洛（州）两地社会秩序很乱，运输贩卖的生意不好做，发生了几次运盐骡马队被打劫的事情，李昌源背着井云飞又干起了抢劫盗窃之类的勾当。
据说前不久泉县县城发生一次著名的劫杀事件就是李昌源所为，在那次事件中，同样做食盐生意的孙姓人家一家五口尽数被杀死，家中财产被劫掠一空。
玉兰在靖州看到过李昌源，在她的印象里，这个人满脸横肉，永远酒气熏天，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她知道井云飞也不喜欢这个人，正在重新物色人接管泉县的生意，或者完全放弃，断绝和李昌源的生意来往，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罢了。
玉兰和绍平也随着人流往南坪走。
我们还是用与《靖州志》同时修编的《洛泉志》上的记载，来叙述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故事背景。
关于这个李昌源，《洛泉志》是这样说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洛州各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打土豪，分田地。泉县尽管地处偏远，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
农民协会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利益发生冲突，在泉县，就是以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昌源贸易行”经理李昌源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昌源贸易行”从事食盐贩运生意，是洛州地面最大的食盐供应商。
鉴于当时洛州已经全面解放的形势，李昌源以退为进，主动捐献了一部分资产，混入了农民协会，并且窃取了泉县赤卫军中队长的职务。但是，在井云飞的授意支持下，李昌源暗中收买了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有十六条枪的商团，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昌源贸易行”的生意不受土匪侵扰，实际上是想与农民协会对抗。
中国共产党泉县党部成立后，意识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土匪武装的危险，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将李昌源开除出农会，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李昌源对此怀恨在心，纠集流氓地痞和豪坤四十多人，秘密组成了暗杀小组。
泉县农民协会对李昌源暗杀小组的活动已有发觉并把情况报告给商子舟，商子舟命令无论如何要歼灭李昌源的非法武装。李昌源等人知道事情暴露，仓皇逃到泉县西北地区的交河口村，在那里占山为王，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公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月初十），河阳镇党组织派一个叫周满堂的通讯员把打土豪得到的款子送到泉县农民协会，半路被李昌源的暗杀小组劫杀。商子舟当时正在泉县县城以南十五公里的樊家庄和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同志商量剿灭李昌源势力的办法，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马上部署围剿。
但是，李昌源一伙利用对泉县地形熟悉的特点，包围了樊家庄农民协会，发生了激烈战斗。尽管商子舟等重要领导人脱离险境，仍然有朱大顺、张东成等农民协会干部被李昌源抓住并残酷杀害。
李昌源捣毁了樊家庄镇农民协会，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中共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存在。
《洛泉志》的这个记载非常简略，里面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疏忽，我们甚至无法从中了解泉县的行政机构的状态——比如，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时候，当地政府是什么状态？还有没有政府？如果有的话，农民协会和政府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当时的社会状况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我在一九七七年夏末初秋的那次采访中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等到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我在二〇〇二年晚秋最后一次去崤阳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谁还记得七十年前的事情呢？即使是参加编撰《洛泉志》的人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当时没太关注这些问题。”
于是我查找资料。我从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弥补了这方面的材料欠缺。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这是湖南的情况，就它的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也可以推断认为洛州的农民运动也大致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情况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农民协会就是权力机构。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想，读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下面的史实了。
我们仍然用小说的方式进行叙述。
镇压地主李昌源的大会不是这片红色区域召开的唯一此类大会，作为农民运动的胜利性标志，往往要召开很多次这样的大会。这样的大会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真正为世世代代遭受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欺压的贫苦大众出气，让他们感受报仇了的快感和翻身了的喜悦，所以每一次镇压大会以后，群众热情往往空前高涨，要求继续镇压其他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呼声更加强烈。二是以这种镇压的方式震骇那些试图反抗农民权力或者不情愿和新政权合作的人，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如果不合作或者合作得不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正是所谓“杀鸡给猴看”——本来就害怕了的猴子突然看见鸡脑袋被剁了下来，血突突地冒了出来，自然就会被吓得哆嗦颤抖起来，而它们又藏没处藏，躲没处躲，日后自然就好调教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经常用利群众集会的形式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因。
玉兰不知道这些。或许是出于对于一个相识的人的不自觉关注，或者出于在一个新奇世界中对任何事情都会产生的好奇感，总之，她和绍平到南坪去参加镇压李昌源大会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南坪在泉县县城高大的南门外，这里以前是进行骡马交易的地方，虽然气味不那么好闻，却地势开阔，非常适合举办群众性集会。南坪南面就是著名的湎河，它是从县城西面流过来的，目前已经完全封冻，水在冰面下运行，到了晚间才能够听到近似于呜咽的声音。
冰面上出现了很多从河对岸几个村庄跑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穿得很齐整，年轻女子们的大红棉袄和红头绳光彩夺目；后生们则用突然启动的奔跑和相互间的喧哗吸引女子们的目光。被骚扰了的老汉瞪一眼从身边跑过去的后生，生气地抱怨说：“啊——死呀你？”婆姨们技巧高超地一边走路一边说笑，一边为自己的老汉（方言：丈夫）纳鞋底子，不时把锥子在头上篦一下。
玉兰和绍平站在离湎河河面不远的地方，离主席台几乎一里地远，上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大小。会场黑压压聚集了好几千人，都伸着脖子往前看，好像真的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一样。那时候还没有高音喇叭，讲话的人都可着劲儿吼喊，以便于让更多的人听到，尽管这样，玉兰也不知道镇压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更不知道台上面都站了些什么人，讲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话。
绍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他还以为这里在过什么欢庆的节日。绍平兴奋地对妈妈感叹：“这里比靖州过年还热闹。”玉兰看看儿子，忽然意识到不该让他来这个地方。
正在这时，人群中起了一声惊咤，就像潮水一样向两边分开来。玉兰和绍平被人群推搡到了河岸上，从这里正好看到一些人从主席台那边极快地向这边走过来，好像是在小跑，脚下趟起了一团团烟尘，后面跟着涌动着的人群。人群虽然和这些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却亦步亦趋，整齐划一，就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一样。
玉兰首先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李昌源。这个人身上的棉袄破烂不堪，很多地方露出了棉絮，一只棉鞋跑丢了，穿着洛北地区男人都穿的家织布袜子，袜子已经脏污不堪。他的身形没有以往那样高大了，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暗淡，仍然像灯笼一样明亮，充满了由怨恨和恐惧凝结成的带着些惊讶的神色。他的头发被胡乱剪过，有的地方露出了头皮，有的地方却留下一寸多长的头发；颧骨上的一处伤口还在流血，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在棉袄衣襟上。他几乎是在奔跑，后面的赤卫军仍然推搡着他，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行进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绍平拉住母亲的手，不知道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那本来就很白皙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他惊愕地看着李昌源跌跌撞撞从眼前跑过去，惊愕地看着李昌源的婆姨被两个赤卫军拖曳着跑过去——那个婆姨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只脚拖在地上滑行。她的棉袄被拖曳到很高的地方，两个奶子几乎全部露了出来。再后面，是四五个拿着盒子枪的人。
玉兰和绍平看到被押解着的李昌源和他的婆姨站定在前面不到两丈远的地方——李昌源站立在冰面上，失去知觉的婆姨像一堆棉絮一样堆在沙地上。
绍平紧张地凝视着，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李昌源身后那几个拿盒子枪的人齐步走上前去，几乎同时举起了枪，枪口离李昌源和他的婆姨不过四五步远近。
“砰！砰！砰！”
绍平眼看着李昌源的脑袋迸裂开来，眼看着白色的脑浆和着鲜血喷溅到很高的地方，眼看着李昌源痉挛着倒在湎河冰面上，眼看着李昌源的婆姨剧烈地抖动了几下，就完全不动了。
两个人的血像小河一样蜿蜒，在沙地和冰面接合的地方汇聚到一起，从冰面的缝隙之间流到河里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这个场面所惊吓，软软地出溜到了地上。
只有他的母亲把他搂在怀里，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急切地呼唤着他。
44.行远
路还在向远方延伸，不知道还有多远。
玉兰并不希望路很快就走到尽头——走到尽头，即使她的家乡石家坪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回归了的女儿，她又怎样向绍平介绍那新奇的一切，让他把那个世界接受下来，以一个正常的十四岁孩子的心态与它正常相处呢？
现在她才知道丈夫井云飞对于她的叮咛有多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恨父亲——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不会伪装，必须在他心底里培养起真实的仇恨，而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那种仇恨，否则，他的眼睛都不会为他保守住秘密，他就将和那个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他就会不幸福，就会招惹祸端。这是井云飞，当然包括她自己最不希望看到的啊！在泉县看到镇压李昌源，更加强化了石玉兰改变儿子的愿望。是的，这是一种真实的愿望。
从身后看着虚弱地行走着的绍平，玉兰暗暗对自己说：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存在的，他就是你的一切，你必须为了他做你能够做的一切。
从泉县出来以后，绍平一直发烧，说不来是不是感染了风寒，高烧就是不退，额头像火炭一样热。这期间玉兰什么也不敢对他说。
第二天，绍平的烧退了，但是他的情绪仍然低沉，而且，他不说话了。他不说话，看到什么都不说话，到了哪里都不说话。对于玉兰的故意逗引，他显得很木然或者公开表示厌烦。
绍平这种性情上的改变让玉兰更加着急。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儿子绍平目睹剧烈革命引发的那种灵魂的震颤有多么强烈。她以为他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她没有想到他内心的震颤会如此强烈。
在枪毙李昌源的现场，当她把沉落下去的绍平抱在怀里呼唤他的时候，她甚至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发生正是源于眼前发生的事情，她还以为绍平因为连续几天奔跑过于劳累才成为这个样子的。
她决定不再赶路，在泉县歇息一下。绍平退烧以后，他们才又走上了返回家乡石家坪的路途。
很显然，在这个少年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独自运转的精神世界，他不会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他可能会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但是它不会受到干扰。
实际上，在绍平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偶然，这是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年龄遇到激发自己发生改变的事情。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人遇到的事情强烈一些，比如目睹了一种超乎脆弱的生活经验的事情；有的人微弱一些，比如某种场合的氛围、某些人的言谈、对某个场景突然出现的独特精神感应……所有这一切都会促进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长。甚至可以认为，不管发没发生事情，一个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正是对眼前这个世界形成看法的时期，这个人的精神世界必将形成，它会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同而不同。
不幸的是，绍平经历的是一般人很难在同一时期经历的事情。他的精神世界不是在平静中生长和独立起来的，它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就像宇宙形成的一刹那间所发生的那样——那个奇点在极短时间内被爆炸成为无数碎片，这些碎片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向遥远的虚空飞行。
一个新的宇宙诞生了。
所以，当玉兰告诉绍平，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就像他看到李昌源的死那样；当她告诉他，他的父亲做了很多坏事，是一个被很多穷苦人仇恨的人；当她告诉他，从现在起，永远不要和任何人说自己是井云飞的儿子，永远不要认为他是你的父亲；当玉兰告诉他，你一生是不是能够幸福，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从心底里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绍平怔怔地看了她很长时间，就像在看一个让他十分惊愕的人。
这个孩子单纯的内心出现了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理智的东西，他并不认识它，但是他发现它能够抵御无数难以接受的冲击，或者接受下来，或者不接受，把拒绝埋藏在更深更深的灵魂深处。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它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再行显露，有的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找不到它的踪迹，看不到它的涟漪，看不到它的浪花。它在深处。
“我知道。”
绍平看着妈妈忧郁的眼睛说——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母亲述说的那种事实，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够缓解妈妈的忧郁，他实在不想让妈妈忧郁。
玉兰的忧郁在绍平的宽慰中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是与此同时她也一直在观察绍平。毫无疑问，有一种东西疏远了她和儿子的距离，可是她又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绍平越是故意让她感觉他内心轻松，她的内心反倒越是不轻松。
……
在一个叫石圪节的镇子，玉兰和绍平竟然找到了一个卖饭食的地方。当时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们又累又饿，不顾一切地走了进去。
饭馆很小，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刷洗碗筷。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来吃饭的人，警觉地问：“你们要干啥？”
玉兰说：“这里……卖吃食吧？”
“哦，”男人松了一口气，“有有有，来，进来坐下。”
狭小的空间里蒸腾着热气，男人从水汽中走出来，玉兰和绍平才看出说话嗓音尖细的男人竟然方面大耳，简直是一副帝王的长相。
男人高兴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不问吃什么，就到灶头忙活去了。
玉兰和绍平在粗陋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原木打制的桌椅又粗又重，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这显然引起了绍平的好奇，他抚摸着桌椅，就像在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奇器物。桌椅原本是红色，由于上面淤积了太多的污渍，已经成为纯粹的黑色。但是这里的羊肉粉汤汤浓味足，油酥烧饼也非常好，把绍平吃得满头大汗。
门口出现两个拿着梭镖的后生，站在外面向里面张望，问有没有可疑的人。掌柜的不希望自己的客人被打扰，就替玉兰解释说：“没人。就是俩走亲戚的婆姨和娃娃。”
拿梭镖的后生看看婆姨和娃娃，觉得没有必要再盘问什么，就闪身走开了。
玉兰发现绍平很冷静，他的眼睛没有转向玉兰，这说明他内心不需要求助。他一直用沉着坚定的目光看着站在门口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他而不是玉兰去遮挡和掩饰。
玉兰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突然长大了。
人的精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处在活跃和持续不断的紧张之中，它在这个领域被缓解，又会在另外的领域紧张起来。
玉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回老家崤阳县谷庄驿镇石家坪村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她用提醒绍平的话提醒自己：在如此剧烈的农民运动中，翻身农民会不会能够容忍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和他的儿子？会不会答应让他们在那里平安地生存下来？
三年前她曾经衣锦还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护送她到石家坪的竟然是父亲最为痛恨的大地主陆子仪的民团。她是十九岁离开石家坪的，算起来已经将近十五年，她没有找到小时候的玩伴，她看到的更多的是穷苦人家对于有权势的人的恐惧、嫉恨和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殷勤。只是在这个时候，玉兰才明确意识到她离开这里已经多么久，距离已经多么遥远。
她曾经去看父亲石广胜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那块土地现在被一个姓潘的佃户租用着，和父亲当年一样贫困和凄苦，在那个连门都没有的土窑洞里，看不到任何能够被称之为用品的东西，瘫在炕上的婆姨见了来人惊恐地钻到了一堆棉絮底下，衣衫褴褛的潘姓男人站在门口看着玉兰，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就像父亲当年面对欺辱他的官府的人那样。
你怎么能够想象你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他们当中愉快相处呢？即使他们真的像井云飞说的那样认为你是佃户的女儿，同意让你在那里安身，你又怎样化解几乎所有人心里的那种可怕的敌意呢？
回老家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玉兰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绍平。她总是对绍平说，回去就好了，绍平，回去我们就踏踏实实过庄稼人的日子，那时候就什么都好了……只是在心底里，她才明确意识到这不过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希望，在希望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个遥远的不可知区域，她不知道在那个区域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知道他们母子俩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掌柜的告诉玉兰，从这里到崤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大路，三十里直接到县城，另一条是小路，从崤阳县西北（也就是他们现在呆的这个方向）插过去，到县城二十里。
玉兰在假设回老家的基础上盘算了一下，走大路到县城再到谷庄驿，要八十多里。走小路不过五十多里，一天也就到了。她决定走小路。
绍平也认为应当走小路，除了玉兰盘算的那些问题以外，他还想到走小路僻静一些，不会碰到什么人，尤其是可以避免碰到农民协会或者赤卫军的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避开人，避开所有的人；同时，这个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的少年人得到了这样的人生经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差不多已经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人生看法了。但是，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眼下还没有想到母亲想到的那些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延伸到一个陌生世界接受或者不接受他和母亲的领域。
但是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现实开始了对他的教育，那么，这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就会经常用新的课程填塞他的头脑，让他掌握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也让他那可贵的少年精神丧失殆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在得到什么的时候必定要失去一些什么，很难说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这里没有判断的标准。
走在绍平身后的玉兰，看到儿子正在长得挺拔舒展的腰身，看到他那黑油油的头发和美丽的大腿，同时又看到无尽的远方那黛色的山峦，山峦背阴处积雪的青色光亮以及林木硬朗的线条，看到眼前那个正在展开的可感却不可知的世界，脚步越来越迟疑。
45.原罪
去找马玉林而不回老家石家坪的决定是在一个温暖的中午做出来的。
“绍平，”玉兰对绍平说。“我这样想：我们不能到老家石家坪去。”她对他说三年前回石家坪去的那种遭人嫉恨的感觉。“谁会为我们说好话呢？他们不会为我们说好话。”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太阳温暖地抚慰着这两个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旅人。他们的脚下是一个长了很多白桦树的山沟，能够看到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小溪正在苏醒，甚至有耀眼的光亮闪到这里来。山沟的那一边，突兀着一个土塬——这已经是标准的崤阳县的地貌了——在靠近土塬东面的地方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村庄，袅袅的炊烟在它的上空缭绕，房屋树木历历在目，好像高声喊一声就能够喊出人来。一只个头很大的鸟儿扇动着翅膀从他们头顶上沙沙有声地飞了过去，就像炫耀一样在山沟的上方做了一个漂亮的旋转动作，沿着山沟从白桦林上空飞行过去了。从山沟底下翻卷过来的风湿润而温暖，带着浓厚的春天气息。在玉兰和绍平坐的这个土坎上，已经能够看到碧绿得像星星一样耀眼的小草和艾蒿柔嫩的芽蕾。
绍平收回目光，专注地看看母亲。
他知道母亲的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必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他也就很难轻率地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我也在想，”绍平的声音让玉兰感觉很陌生，这完全是成人之间谈话的气氛。在他们之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气氛。“真的不能到那里去。不要说没有人为我们说好话，如果我们碰上泉县遇到的那种人，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直视着母亲。
不知道为什么，在绍平的直视中，玉兰竟然感受到一丝羞涩，就像少女时代面对一个成熟男人的直视一样，目光不自觉地躲闪了一下。
“是啊！绍平，”玉兰把目光投向远处的那个村庄。“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到那个地方去。”
“上哪儿呢？”
绍平忧郁地看着玉兰。
“绍平，你看这样行不行？”玉兰朝儿子这边挪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叫马玉林的生意人，在宁夏被土匪打劫了，他是崤阳县的人，回不到家乡去了。他知道我的身世，就到咱们家来找我，说是想借一点儿钱。我哪里有很多钱呢？只给了他几个大洋。他千恩万谢，甚至要给我磕头……我们要是去找他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玉兰想了想，说：“五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件事。”
“你是说五年以前吗？”
“是啊！五年以前。”
“他来还钱了吗？”
“我并不是要他还钱的。”
“一个说还钱的人五年了都没有来还钱，这样的人可靠吗？要是一个骗子呢？”
玉兰在绍平的“成熟”面前发笑了，说：“我会看人，绍平，不管什么人，你看他的眼睛就行。他不会是骗子，他一定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我是看得出来的，绍平。”
绍平不怀疑母亲的这种能力。
“他是崤阳县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记住了——他跟我说，是黄河岸边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三年前我回石家坪的时候，还向人打听过，这个马家崾岘就在我老家谷庄驿东面六十里的地方，如果我们决定到那里去，都不用经过县城，从现在开始往东南方向走就行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镇子，叫张家河，找到张家河就一定能够找到马家崾岘。”
玉兰很兴奋，就像已经找到马家崾岘一样。
但是绍平没有这样兴奋，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引领下，玉兰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譬如说那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根本没有马玉林这个人咋办？即使有这个人，这个人做生意不在村子里咋办？即使他在村子里，并且活得很好，他不为他们说好话咋办？即使马玉林感念五年前的事情，为他们说好话，说玉兰是佃户的女儿，不是井云飞，但是农民协会的人不听咋办？现在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谁会有耐心弄清大土匪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是不是佃户的女儿？谁会细致区分佃户女儿和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绍平，他们会放过著名的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的儿子吗？
在泉县看到的场面又出现在玉兰的脑海里。她又没有了主意。
“那咱们就到马家崾岘去，”反倒是绍平先拿定了主意，“尔格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妈妈。”
玉兰重新确认这件事情，也最终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母子俩行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在这一整天里，他们有的是时间设想遇到任何情况，有的是时间设想任何应对的方法。
正如读者在本书第三章看到的那样，玉兰和绍平平安地在马家崾岘落下脚来。
让玉兰和绍平终生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好人——马汉祥。
没有这个人，事情会怎样呢？每当想到这些，玉兰的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后怕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悬崖峭壁爬下来，终于落到平地上一样。
是马家崾岘农民协会主席马汉祥托负住了他们。
马汉祥不是马家崾岘人，他的祖籍在靖州，生在省城龙翔。马汉祥也不是天生的农民造反者，他父亲是龙翔的一个杂货铺老板，父亲对他的期望是把杂货铺的生意继承下去，有朝一日把杂货铺发展成为一家像样的商铺，就像那些日子殷实的小康人家那样。
正在读书的马汉祥对此无异议，于是就中断了学业，跟父亲一道打理杂货铺的事情。当时正是二十世纪之初，社会很混乱，人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都不愿意做长远打算，因此，我们也不能责备马汉祥的父亲短视。实际上，马汉祥的父亲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送进了私塾，并没有中断学业。
谁让马汉祥是长子呢？长子自然要比别人早一些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马汉祥跟着父亲兢兢业业地经营杂货铺，杂货铺生意日渐兴隆，看样子实现父亲的理想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家庭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马汉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妻子又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读者已经熟悉的喜子）；弟弟到了做事的年龄，到武汉学习机械制造去了，妹妹则嫁到一个从事长途贩运生意的商贾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民国以后，从时间上推算，当是在玉兰被抢劫到靖州前后，马汉祥的家在龙翔遭受了兵燹之灾：马汉祥的杂货铺遭到一伙兵匪抢劫，住在杂货铺后院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奋力保护，均被杀害，房产店铺被付之一炬，雇用的两个伙计逃之夭夭。
是喜子救了马汉祥一命：那天这个孩子发烧，马汉祥带着他到城东一家医馆去看病，不想就在这个时节发生了如此大祸。
面对一片废墟，马汉祥欲哭无泪，只好暂时栖身在妹妹家。妹夫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起初尚抹不开面子，好言好语，后来面色上就带出了厌烦，这使得马汉祥不得不想何去何从的问题。妹妹试图说服丈夫让马汉祥参与贩运生意，妹夫严词拒绝。为了不让妹妹为难，马汉祥把身上仅有的银钱留给妹妹，让他帮助照看喜子，只身一人离开龙翔，到外地谋生去了。
马汉祥走了很多地方，到处给人打短工挣钱，内心里盼着老天的眷顾，有朝一日再能够弄起一个杂货铺来。靖州是他的祖籍，好像被什么东西招引一样，他来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先是给一家店铺当伙计，后来又到井云飞家打工，老天仍然没有眷顾他，他又走山西、陕西，最后回到了龙翔。这时候喜子已经十二岁了，尽管有姑姑的呵护，也饱尝了人间冷暖，见到父亲，大哭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分开。
马汉祥只好带着儿子再次离开龙翔，几乎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又返回到洛州地面上去了，最后落脚在马家崾岘，给地主马占鳌扛长工。
遭遇了这样多的折磨，马汉祥当然会受到革命的招引。这期间，他遇到了在这里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马汉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坚定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同于当地农民的眼光和智慧，从贫苦农民中脱颖而出，成为张家河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马汉祥曾经带领农民赤卫军杀死敢于违抗农民运动的地主，他自己也曾经数次遭受土匪武装的堵截追杀，但是，在掌握政策方面，马汉祥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农民领袖的智慧和襟怀，这突出体现在对地主马占鳌问题的处理上。
相对于那些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三十年前还给别人当佃户的地主马占鳌并不是一个让人痛恨到非杀不可的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赤卫军已经不把死亡看得那样残酷，相当一些人主张把马占鳌镇压掉，尽管狗日的把全部家产土地都交了出来，他们说他那是装熊哩！马汉祥不同意。他说党的政策并不是把所有地主都杀掉，他说上级领导说过，可杀可不杀的地主可以不杀。
马汉祥作为农民协会主席、赤卫军队长在马家崾岘的地位无人能够替代，他的意见成为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的意见，结果，马汉祥向县上说明了马占鳌的情况，尽管也把马占鳌押送到了崤阳县的镇压大会上去——在那次大会上，有十七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遭到了镇压——但是马占鳌一家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受到中共崤阳县委的表彰，因为刚刚在洛州地区建立政权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制止滥杀无辜的现象。马汉祥就像曾经因为毫不留情打击土豪劣绅而出名那样，这次则因为保护了不该杀的地主而出了名。有一段时间，上级甚至想把他调到县上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谢绝了。
马汉祥在张家河地区以至于整个崤阳县都声名显赫，他既是农民运动首领，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工作者。他的意志既是党的意志又是农民的意志，它们相辅相成。
马汉祥正确地把走投无路来到马家崾岘的石玉兰母子俩接纳下来，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指示带领他们参加崤阳县的镇压大会，正确地让他们在现场接受教育，正确地要求白旭县长亲自接见他们，正确地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经常叮嘱他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石玉兰怎么会不发生变化呢？这是一个熔炼的过程。
在被熔炼了的石玉兰面前，马汉祥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雕像，看上去既神圣又庄严，既大度又慈祥，就像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那样。试想，如果他们母子俩从天龙寨逃到马家崾岘碰到的不是马汉祥会是什么情景？如果碰到一个粗糙的不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人，动了杀机，呼哨一声唤出几十个赤卫军，把他们杀死在马家崾岘街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石玉兰把马汉祥看成救命恩人，一门心思想着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让马汉祥高兴，并且以此向人们证明马汉祥当初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石玉兰主要的人生动力，以至于马汉祥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深刻地影响着她的精神生活，并进而影响她和儿子绍平的生活……马汉祥成为了石玉兰的精神主宰。
马汉祥对于玉兰的深刻影响，在马汉祥并不知道的领域缓慢延伸。现在，石玉兰已经知道，无论她还是绍平，仅仅把井云飞遗忘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像这里的所有人那样恨他，才能够和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达到和谐。这对于绍平尤其重要，因为他还没有活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她有责任让他好好活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希望，同时——夜深人静的时候，石玉兰还不无恐惧地想：这也是她对那个人的承诺。
她答应过那个人。
在如何看待石玉兰、石绍平母子问题上，马家崾岘人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他们就像当初看到马汉祥不杀马占鳌是正确的那样，看到了马汉祥对待石玉兰母子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正确地对待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马家崾岘人一向正确看待、从来没有被人为难的地主马占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令人不解地用杀猪刀子杀死了婆姨和四个儿女，然后把自己的肚子捅了个稀烂，一家人干净彻底地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场极为血腥，六口人的鲜血几乎把一个狭小的窑洞淹没，炕上，灶台上，门板上，地上，院子里……到处都是鲜血。打开院门的时候，人们看到一只阴鸷的黑猫正在舔舐窑门口淤积的鲜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窑里窑外，好像发生过剧烈的打斗；几乎所有尸体上都有贯通伤，也就是说，能够一刀致命，但是所有尸体都不止被捅了一刀；马占鳌大儿子的肢体与躯干几乎完全断离，大腿和头部并拢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很奇异。即使站在院子外边，也能够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就像在战场上闻到的气味那样，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硝烟，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静谧中发生和完成的。
马汉祥和其他乡政府干部在静谧中观看现场，在静谧中把死者收拢到一起……就连站在院子周围的村民也显得极为静谧，整个场景就像无声电影一样，缓慢地安静地延展着。
这件事在整个崤阳县都引起了轰动，白旭县长亲自带人来调查马家崾岘人对马占鳌一家人是否有歧视和虐待行为。
没有，绝对没有歧视，更没有虐待，几年来，村上的乡亲们对这一家人没有任何敌视，倒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像某种小动物一样瑟缩在村头那个土窑里，尽量躲避人们的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交谈。实在躲避不开，即使像马占鳌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紧张得发抖，想方设法把话说得让对方高兴，哪怕对方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们都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很幸福，并且非常清楚是什么人给了他们这种幸福，他们准备用这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的余生感谢这种恩情。
有人还证实说，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马占鳌还参加了乡政府召集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表彰了村子里交售军粮最多的人家，有人亲耳听到马占鳌说：“等我家娃娃长大了，把土地种好了，我家也能交好多好多军粮……”当时马占鳌的眼睛眯缝着，流露着地地道道的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他怎么就会在当天晚上干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谁都无法理解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法理解马占鳌的疯狂行为，就连白旭县长都无法理解——白旭县长在走访过马家崾岘的很多人以后，合上草纸记事本，喃喃地说：“这真正叫活见鬼。”
无论白旭县长、马汉祥乡长还是马家崾岘的普通村民，都认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
读者可能会说：这怎么会是孤立的事件呢？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是孤立的，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应当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且慢。
你不能指望生活中的人都是哲学家，尽管我们可以说直觉有的时候比理性更接近真理，但是，在一个完全被理性支配的环境，直觉和理性之间常常会形成为某种强固的阻隔，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直觉去知觉真理的——真理也许就在面前，也许仅仅隔着一层薄纸，但是，你就是不能接近它。在这种情形下，直觉事实上已经理性化了，它丧失了自己独有的感觉方式，它无力到达原本能够到达的地方，它行止于理性。
因此，马占鳌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人们对石玉兰和石绍平的看法，人们继续按照白旭县长的要求，按照马汉祥乡长的正确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遇到具体事情，马家崾岘人甚至还经常理性地提醒自己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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