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说，那时候O在哪儿？
Z9岁的时候，O大约4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人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
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
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30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30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
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4岁的O
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作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
以计
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凭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
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
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
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
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9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
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去了？”Z
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嘛，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
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9
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9
岁的Z
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
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9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
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桔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嘛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澹？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9
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9
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衍。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了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
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
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杏杏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
设想中。
1998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40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1978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40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40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40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
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亲。我借助Z和Z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她们了，“下一次再带上她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40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40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48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40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3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3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3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叭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
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的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
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
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入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渺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Ｚ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
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
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
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
、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
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7
天，看见而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
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
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
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
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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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短篇小说集史铁生诗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信与问写作的事务虚笔记我与地坛以前的事老屋小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山顶上的传说插队的故事礼拜日记忆与印象命若琴弦钟声Z9岁的时候，O大约4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人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
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
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30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30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
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4岁的O
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作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
以计
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凭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
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
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
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
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9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
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去了？”Z
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嘛，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
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9
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9
岁的Z
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
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9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
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桔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嘛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澹？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9
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9
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衍。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了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
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
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杏杏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
设想中。
1998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40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1978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40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40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40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
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亲。我借助Z和Z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她们了，“下一次再带上她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40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40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48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40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3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3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3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叭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
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的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
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
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入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渺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Ｚ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
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
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
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
、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
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7
天，看见而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
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
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
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
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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