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没在扎克木生活过的人，不会理解当年扎克木怎么会有那么一种生活，更不会懂得，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到底应该如何做人。
我和斯朗泽仁到宣传组报到，宣传组组长竟是州分办的李主任。
李主任从州分办调到扎克木任县革委副主任，兼宣传组长。他照旧一身军装，手里握着那只烟斗，与魏扎西在办公室交接完工作就出来叫我们进去，看到我们很高兴，他站着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妈的，我当分办主任啥便宜没占着，倒是给扎克木抓了几个北大学生。我告诉你们吧，当初知道我换防到扎克木当副主任，我就把你们埋伏了下来。”
“我们是不是明天就到宣传组上班？”我问。
“大学生毕业都要先劳动锻炼，然后再根据各人的表现，决定啥时候回宣传组上班。”李主任说。
我们劳动锻炼的地方是县印刷厂。当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到了县印刷厂，印刷厂已经实行军管，各车间班组一律以班、排、连建制。卓嗄军代表将我们领到装订车间交给拉姆班长，拉姆最多三十来岁，身体胖得像个圆球，两个脸蛋红得可笑，身穿围裙望着我们笑着说：“好嘛，又多了两个‘臭老九’，够我们改造的了。”印刷厂正在印制毛主席着作合订本，原县委机关有问题的人，包括仁嘉丹珍和张定康这些人，一律下放在印刷厂劳动。从此我们在拉姆班长的领导下，每天坐在工作台前，手持一块竹制刮板，将印刷车间印出来的毛主席着作书页，按照版式折成书页，交下一道工序装订。这活儿我在北大印刷厂干过，头一天就折得既快又好。拉姆班长来检查，看到斯朗泽仁笨手笨脚的样儿，夺过斯朗泽仁手中的刮板示范刮着说：“你真笨，折个页都学不会，不晓得你那个北大是咋个考上的？”
当天晚上参加运动，卓嗄军代表扔给拉姆班长一份文件，说必须传达不过夜，拉姆班长将那文件扔回卓嗄面前说：“你弄来扯啊！我大字识不得一糌粑碗，你就叫我念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念错了你好把我打成反革命？”卓嗄只得将文件扔到我面前说：“‘老九’给大家念念。”
那是陈伯达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学习班上的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说：“刘、张你们两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点点功劳，毛主席就给你们平了反，解放了你们，你们就自以为了不得，于是鬼就来敲你们的门。鬼不但来敲你们的门，而且还进了你们的房间，钻进了你们的脑袋，这个鬼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刘、张两个在四川是响当当的。从前乡间有一个货郎，肩挑着货担，手拿着拨浪鼓，一边叫一边把拨浪鼓摇得丁当响，口中高声喊着：‘好货！
好货！’引得一帮孩子围着看热闹，跟着他转。你刘、张两位就是那个货郎，跟着你们跑的人就是那群看热闹的小孩。有句古话：‘天作孽犹可抗，人作孽不可活！’我看你刘、张两位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了！古人常说：‘行百里，半九十，言末路之难也！’我希望刘、张两位要争气，不要从此垮下去。”
我知道刘、张指的是四川省革委两位造反派副主任，我一口气将陈伯达的讲话念了。
“王诚，你念的啥子哟，我们听不懂，你来自毛主席的身边，马列主义水平肯定高，你给我们宣讲宣讲！”拉姆班长说，工人们一齐给我鼓掌。
卓嗄军代表就坐在面前，我不过是一个来接受锻炼改造的大学生，如果毫不谦虚地真的宣讲，不就是真的承认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哪还需要啥劳动锻炼？我望着卓嗄军代表说：“卓嗄军代表来自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请卓嗄军代表给我们宣讲！”
“工人阶级叫你讲，你就讲，这是工人阶级对你的考验，你给我客气啥子？”卓嗄年纪轻轻非常老练，他不动声色地对我说。
我不得不服从卓嗄领导，我说：“伯达同志的讲话，给我们每个革命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真是语重心长！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说明，我们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能膨胀，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防止鬼来敲门，一定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而要不断地斗私批修，经常锤炼不断革命的自觉性。行百里，半九十，言末路之难也！”
“你们‘臭老九’讲起话来，总是之乎者也的，我们大老粗听不懂！”拉姆班长打断我的话说，“一句话不就明白了吗？我们一定要斗私批修，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康巴的山山水水！”
“对，就是拉姆班长讲的这个意思！”我不得不违心地深表赞同，我接着说，“工人阶级简单几句朴素语言，真的抓住了实质！”
拉姆班长见我夸她说得对，更加洋洋得意，高兴而又自信地问：“卓代表还有啥子指示？”
卓嗄小学毕业，回乡在牧场上放了几年牛羊，参军入伍之前是个牛场娃，文化不高作风却非常深入，白天跟我们同劳动，晚上跟我们同学习，无论劳动和学习，并不处处指手画脚，总是谦虚地坐在那儿做和听，从不随意发表太多的意见，更不处处显摆水平高。拉姆班长叫他作指示，他像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样，谦虚地笑着说：“我要说的，大家都说了，关键在于行动。”
拉姆班长说：“没得说的，散会！”工人们急急地散了。
作完报告从主席台下来，李主任将我叫到办公室，嘴里叼着烟斗敲着桌子问：“斯朗泽仁咋回事呀？我们好心好意将他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锻炼，他反而劳动消极，政治学习缺乏热情，至今不愿意与刘小雪划清界限，还经常与仁嘉丹珍这些反动上层来往！”李主任在大头鞋上磕掉烟锅巴，朝窗外吐了口痰，回头对我说：“听说你的表现还可以。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春满园。你一定要从党培养民族干部的高度，多多帮助斯朗泽仁进步。”
我回到宿舍，委婉地劝斯朗泽仁，党将他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培养成北大学生，真是很不容易，我们在北京毛主席身边受教育这么多年，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要为毛主席争光，为党争气啊！斯朗泽仁却垂头丧气地反问我：“王诚，扎克木这样下去有啥希望？县上虽然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在群众中却没有一点儿威信，说是实现了‘三结合’，实际上一切都由军队干部说了算。每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军队干部担任，即使结合进革委会的革命干部，全都是听军队干部话的一些人，那些革命干部在群众中也没啥威信。就拿印刷厂来说吧，把大批森工局砍树子的森工弄来掺沙子，搞得厂里原来的工人没得积极性，而森工局来的这些人又嫌这里工资低，并不安心工作。厂里的苦活脏活累活，正式工都不干，全扔给张定康这些有问题的人和临时工做，临时工又不晓得自己啥时候才能转正，他们有严重的临时观点。
我所接触的绝大部分人，普遍感到这样搞下去，扎克木的前途非常渺茫，全都是混一天算一天的思想……”
“你说这些，我咋一点也没听到？”我不相信形势会有那么糟，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么？我说。
“你与他们言语不通，又是一个外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是一个人说真话，两个人说假话，三个人不说话。藏族人与你又不熟，他们哪敢向你讲真话？”斯朗泽仁说。
“你开会讨论积极发言，劳动中不要总是沉着脸，应该尽量少与一些有问题的人来往，免得一来到新单位，领导对你印象就不好。”我好心劝他。
“北大几年的运动早烦了，我做不来那些表面工作！”斯朗泽仁生气地说。
我明白斯朗泽仁为啥如此消极，文革当中他就是一个逍遥派。听张向东说，那时就整天躲在未名湖畔树林中跟刘小雪谈恋爱，州革委领导不许他与刘小雪搞对象，从此对领导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阶级觉悟低加上感恩思想，分回扎克木之后就跟仁嘉丹珍来往密切，仁嘉丹珍肯定对他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劳动倒还不是像李主任说的那么消极，参加运动的政治热情的确非常低，表现完全不像是受党教育多年的翻身农奴的后代。斯朗泽仁生来一副牛脾气，要想转变他的思想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必须有将铁棒磨成针的精神。
“你以为我不烦么？”我仍然劝他说，“烦也要注意自己的表现嘛！”
我们班讨论李主任的报告，讨论一开始就冷场，工人们不是低头打毛线，就是这个在纸条上写几句笑话，揉成纸坨坨扔到那个工人面前，那个工人看过回敬一个纸坨坨，互相看了哈哈大笑，拉姆班长顿时大发脾气：“这儿又不是自由市场，想干啥子就干啥子！哪个再给我捣乱，我逮住他第一个发言！”一听说逮住要头一个发言，毛线立刻收了起来，纸坨坨也没人敢丢了，大家立刻变得像菩萨一样，规规矩矩地坐着，但自始至终还是没人发言。
李主任由卓嗄陪着来视察学习，工人们却坐在那儿不发言，拉姆班长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一心要把我们班搞成全厂的五好班，李主任大驾光临，大家却闷头不发言，拉姆班长就非常着急，李主任会对我们班啥印象？
“斯朗泽仁，你先发言！”拉姆班长点名叫斯朗泽仁发言。
斯朗泽仁正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刘小雪写给他的信，这时听到拉姆班长点名要他发言，赶紧收起手中的信，一时却不明白自己发言该说啥。
“要我发言说啥呀？”斯朗泽仁望着拉姆班长问，“我至今没有领会到，今天下午究竟讨论啥？上午大会上李主任传达了那么多精神，我们回来到底是讨论中央88号和17号文件，还是讨论州‘三代会’精神？是讨论李主任强调的纪律，还是讨论李主任传达的北大斗、批、改经验？”
“你莫给我在这里装疯迷窍！”当着李主任的面对李主任在县革委机关大会上的传达妄加评论，斯朗泽仁也太狂妄太不识时务，拉姆班长赶紧打断他说，“凡是上午李主任讲的，今天下午你都给我讨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不能搞多中心。”斯朗泽仁听了竭力争辩，“如果李主任上午大会上传达的全都要讨论，会不会反而冲淡了中共中央两个文件的学习讨论？”
拉姆班长气愤地站起来，手指着斯朗泽仁说：“我看你硬是书读多了，中‘刘毒’太深了！”
斯朗泽仁气愤地跟着站起来质问拉姆班长：“我不明白之处，说出来请教工人阶级，咋个就是中‘刘毒’太深呢？”
李主任从骑兵团班长当到副团长，文革中又到好几个单位支左当领导，现在大大小小也是个县革委副主任，他至今还没碰到过斯朗泽仁这种人，竟敢当着他的面对他在县级机关大会上的报告妄加评论，竟敢上纲上线说他的报告冲淡了中央文件的学习，搞了啥子多中心！联想到斯朗泽仁的种种表现，不当众狠狠地端正端正他的态度，李主任就是政治上对斯朗泽仁不负责任。
“说你中‘刘毒’太深，就是太深，我看你是深得不能自拔了！”李主任严厉批评，“组织上那么关心爱护你，对你寄托那么大的希望，你却一错再错执迷不悟，政治学习不积极，劳动态度不端正，与反共老手的女儿划不清界限，整天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你咋个不是中‘刘毒’太深！”
“这，这，这……”斯朗泽仁满脸涨红，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见势不妙赶紧掩护斯朗泽仁撤退，赶紧发言着重讲了中央两个文件的重要性，还讲了“三代会”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介绍了北大斗、批、改的经验，最后我还强调，知识分子来到这高原上，虚心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它的重要性和完全的必要性。
“王诚这个发言很好嘛，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符合当前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李主任肯定的同时又指出，“斯朗泽仁，你回去应该冷静地想想，党和人民费了多大劲，才培养出你这么一个北大毕业的藏族大学生，你不应该自毁自己的光明前程！”
星期天连着“五一”国际劳动节，印刷厂连续放假两天，我们难得睡个懒觉。可是，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在外面不停敲门。
我很不高兴地起来打开门一看，却是格桑伯姆含笑站在门外，她左手提袋苹果、核桃，右手提着酥油和糌粑面，明明看见我只披着大衣穿着内衣裤，一开门就不顾一切地往屋里冲，将那些东西放在窗下桌子上，走到床前朝斯朗泽仁热被窝里伸进一只冰凉的手，大声吼着熟睡的斯朗泽仁：“死猪，起床啦！”听出是格桑伯姆，斯朗泽仁裹紧被子眼睛也不睁说：“别闹，我再睡一会儿。”格桑伯姆拼命地扯开被子，一个劲儿地说：“太阳都晒屁股啦，你还睡！”闹得斯朗泽仁只得乖乖起床。
自从来到扎克木，每日三餐全靠吃食堂，每月三十一斤粮，半斤肉，二两油，不到月底饭票就吃光了，我望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忍不住暗自吞口水。格桑伯姆看出我的馋相，抓起一只苹果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放进嘴里啃了起来，一边吐着皮一边望着我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虽然馋得不行还是不好意思动手，格桑伯姆伸手塞给我一只苹果说：“人这么熟，还客啥子气啊！”我接过用小刀削着苹果皮。
格桑伯姆站在窗前，嚼着苹果不住吐皮，将长辫子放在胸前，看我笨手笨脚地削苹果，她拿过去帮我削着说：“我们公社卫生院分来的几个‘臭老九’，也像王诚哥这样假斯文，开始吃啥不请不动手，我就故意不请。现在才过多久，见到好吃的东西过抢！”她将削好的苹果递到我手中，不禁哈哈大笑，笑得弯腰，笑出了喜悦的泪花。
格桑伯姆说完就动手替我们打扫房间，边打扫边埋怨说：“真像个狗窝，我真想像不到，你们平常咋个在过！”接着又收走枕巾和被单，枕头下床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搜了满满的一洗脸盆，端着就要到河边去洗，边下楼边大声笑着说：“怪不得把你们叫做臭知识分子、‘臭老九’！”
我与斯朗泽仁跟到河边，就要动手同她一道洗，格桑伯姆指着河边的大树说：“算啦，你们来帮忙，越帮越忙，王诚哥，你在树上给我牵根绳子，我洗一样，你给我晾一样。斯朗泽仁，你到新华书店替我买本《赤脚医生手册》。”斯朗泽仁听话地乖乖的去了，我牵好绳子就站在洗衣台边，看格桑伯姆刷刷地洗衣物。
“王诚哥，过得惯不？”格桑伯姆用洗衣刷刷着被单，头也不抬地问。
“开头不太惯，现在惯啦。”我站在她对面回答。
“你们初到高原不惯，我们刚到内地也不惯，”格桑伯姆一个劲儿地洗着说，“我只到过一回成都，到了那个成都呀，就头脑昏昏地，简直热得我受不了，又没得酥油茶喝，我就天天扳起指头算呀，看哪天才能回康定。”
我一直站着看格桑伯姆洗衣服，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油然而生。自从到达康定那个傍晚，在车站头一眼见到格桑伯姆，我就觉得她长得太像我那个中学低年级同学新玉。后来文革，大学停止招生，新玉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一直与我通信来往。新玉跟格桑伯姆一样漂亮，都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只是格桑伯姆远没新玉那样温柔，也不像新玉那样多愁善感，格桑伯姆乐观天性中有一股可爱的野性。格桑伯姆将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盘在头上，挽着两只袖子使劲地洗着，她洗好一件，我晾一件，她一边洗，一边同我讲着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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