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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柏-流年》 作者:李树柏

第39章 马扒皮的末日(1)

  这一年的秋天,白天依然很热,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秋老虎”吧!

  一天,吴森茂吃完早饭,骑上他的自行车,去东郊厂家联系进货。他不紧不慢地穿城而过,出小东门,绕大东门,刚刚走上城东大道,来到城郊。突然,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吴森茂旁边擦身而过,差一点儿剐着他,他下意识地一搂闸,单脚点地,停下了。没想到,后边跟着又是一辆,速度同样快,自行车“咯啦啦”响,几乎要被骑散架。吴森茂不由得扭头瞟了一眼。只见此人,弯腰弓背,半伏在车上,两眼紧盯前方,两腿玩儿命地蹬车,一阵风似的从吴森茂身边驶过,他只来得及和骑车人打个半照面儿。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吴森茂却认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双贼眼,满腮连毛胡子,一脸横肉——马广志!

  “马三驴子来这儿干什么?奔丧似的,车子骑得这么快,这是要去哪儿?”

  吴森茂想着,不由得好奇心起,蹬起自行车直追上去。反正也顺路,而且就这一条大道,想不跟着走也不行,除非调头返回。

  大路上,人少车稀,除了前边那两辆车,没别的车,吴森茂盯住目标,紧追不舍。突然,前边的两辆车停住了。吴森茂不敢停——他停,你停;他走,你走,那不是明告诉人家,你在跟踪。吴森茂只得放慢速度,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距离越来越近,吴森茂有点儿紧张,怕马广志他们再不走,他又不能停,叫他赶上。

  “嗨,赶上就赶上,骑过去不就得了,就当没看见。”吴森茂自己安慰自己,自行车继续慢悠悠地往前走。吴森茂老远就看见,最前边的车上,下来个矮胖子,好像在车后边捡什么,显然是车上掉东西了。马广志虽然也停下了,但他没下车,而是单腿着地,侧弯腰,左手扶把,右手也在捡什么。马广志一边捡,一边往右边衣兜里装。看来,是头车上掉了东西,抛撒一溜,俩人再从两头捡。可他们捡的到底是什么呢?吴森茂继续前行,相距二三十米,他终于认出来了,他们捡的是钱!

  花花绿绿的,整捆整捆的,而且都是大票子。吴森茂一见,差一点儿惊叫起来。恰在这时,小个子回到了自己的车旁,正在把捡回的钱,往挂在车把上的大旅行袋里塞。好家伙,一口袋全是钱,涨鼓鼓地,拉不上拉链。显然,钱捆子就是从那里滑出来的——塞得太满了。后边的马广志还在捡剩下的最后两捆钱,他一哈腰,装满钱捆的右衣兜往下坠,把衣服扯上去,露出裤腰。吴森茂清楚地看见,马广志后腰上别着个黑家伙——枪!吴森茂吓呆了,几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就在这时,小个子的头车启动了。紧跟着,捡完钱的马广志也蹬车走人,连头也没回,直向东方疾驰而去。

  吴森茂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车骑到路边,停下,自己下车,腿一软,就近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吴森茂掏出烟,点上一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叫冷汗湿透了。吴森茂站起身,抖抖衣服,透透风。他仔细一看,这才明白,自己根本没骑出多远。从他认出马广志,到现在停车,骑出没有二百米,满打满算,用不了五分钟。可在吴森茂看来,就好像骑了几个点儿,跑了百十里,累得浑身要散架子。吴森茂知道,他这不是累的,是吓的。他太紧张了,骑在车上,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人僵僵的,像块木头,全身绷着劲,再加上一次次的惊吓,可不身心俱疲?

  吴森茂抽了支烟,落落汗,衣服凉凉的,想站起来继续赶路,腿酸酸的。吴森茂早已没心思办货,干脆向后转,回家吧,好在出城还不远。等吴森茂嘎悠到家,都快晌午了,他一进门,二话没说,倒在炕上,就成了一摊泥。

  李爱媛问他话,他不应,叫他吃饭,他不动,弄得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他病了。直到孩子们吃完饭,上学走了,吴森茂这才坐起身来,头一句话就是:“伙计,你猜我今天碰上谁了?”

  “谁?”李爱媛反问。

  “马——广——志!”吴森茂一字一顿地说,“马三驴子,马扒皮!”

  “他!”李爱媛问,“你咋会见着他?说话啦?”

  “说话?”吴森茂说,“我还敢搭理他?这一见,没把我吓死!能爬回来,就算我命大!”

  “咋回事儿?”李爱媛不解。于是,吴森茂便把他去东郊办货,路遇马广志,他如何跟踪,如何发现钱和枪,一五一十地讲给李爱媛听。李爱媛脸都吓白了,说:“我的妈呀,他这是在干啥?”

  “干啥?”吴森茂说,“准不是好事儿!那么多钱,全是整捆的新票,哪儿来的?”

  “该不是抢来的吧?”李爱媛说。

  “难说,”吴森茂说,“我看不像好来的。”

  “幸亏你没理他,”李爱媛说,“这种人可招惹不得。”

  “上次他姥爷来,”吴森茂回忆道,“说他陪马广志和一个什么小个子王连长打猎。你说,前边骑车的那个小个子,会不会就是王连长?他姥爷还说,他们都有枪,要组织什么地下军,说不定真干起来了。”

  “那可咋办?”李爱媛很担心。

  “有啥咋办的?”吴森茂满不在乎,“不干咱啥事儿,不沾他们的边儿就是了。”

  吴森茂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一出门,就听人说,昨天上午,城里的中街银行被抢,还杀了俩人。吴森茂只听了一句,转身就往家跑。

  一进门,吴森茂立刻把李爱媛叫到里屋,对她说:“伙计,坏啦!中街银行被抢,还有人命,准是他们干的。时间对,昨个上午;地点也对,中街过去就是小东门,往城外跑,非走城东大道不可。”

  “咋样,猜对了吧!”李爱媛吓得直哆嗦,“钱,就是抢的。胆儿真大,俩人敢抢银行!”

  “俩人?不见得!”吴森茂说,“说书的讲,响马、胡子抢东西,先要派人踩盘子,到时候还要分工:有抢的,有望风儿的,有掩护的,有打接应的……得不少人,说不定是一伙。”

  “那咋办?”李爱媛问。

  “啥咋办?”吴森茂反问。

  “你看见啦!”李爱媛说。

  “看见咋的,我又没抢!”吴森茂说。

  “可你知道是谁抢的呀!”李爱媛说。

  “那咋啦?难不成还举他?”吴森茂说。

  “举咋的,不行?”李爱媛说,“就他干的那些缺德事,枪毙他也不多!”

  “不行!”吴森茂不同意,“没法举,我又没看见他们抢银行!”

  “可你看到钱啦!”李爱媛坚持说。

  “钱,什么钱?”吴森茂说,“谁的钱?多少?哪儿拿的?送哪儿?咱啥也不知道哇!”

  “可你知道拿钱的是马广志呀!”李爱媛不依不饶。

  “缺心眼儿!”吴森茂佯怒道,“人家若问:‘你怎么知道他叫马广志?你们认识?’我说啥?说‘我和他是连襟。’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还叫我别沾边儿!”

  “可说呐,”李爱媛明白了,“是不行!要不,不举?反正他也救过你的命,替他瞒下,算报恩吧。”

  “这话不对,”吴森茂反驳说,“恩是恩,怨是怨,恩怨分明嘛。我的命是命,双杨镇人的命就不是命?他害了那么多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现在又抢银行,还杀人,怎么不该举?”

  “怎么话都叫你说了,”李爱媛来气儿了,“你到底是想举,还是不想举?”

  “想举,”吴森茂说,“但得有个举法,怎么才能既举了他,又不连带咱们?”

  “那好办,”李爱媛说,“写信,不留姓名,不落地址,寄出去完事儿,不管了,谁找得着咱?”

  “是这话,”吴森茂兴奋地说,“要不,咱写?”

  “写!”李爱媛态度坚决。

  “可有一宗,”吴森茂又犹豫了,“举了他,你二姐——”

  “这你不用担心,”李爱媛说,“二姐的事儿,我知道的比你多。她巴不得早点儿灭了马扒皮,二姐恨他恨得牙根儿直!再说,那个家,压根儿就没指望过他,只能跟他遭孽。现在他又干这个,闹不好,得牵累一家子,赶紧把他除了吧,这个灾星!”

  “要这么说,”吴森茂说,“咱还就真写了,只不过我这笔字……”

  “咳,管它呢!”李爱媛说,“尽管写,错字、白字一起上,能看明白就行。其实,要紧的话,就几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了什么,最重要的是马广志这个名字和他的住址,有这些,他就跑不了。共产党的公安,可不是吃干饭的!”

  “那——咱写?”吴森茂还要叮问一句。

  “写!”李爱媛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吴森茂两口开始攒信,俩人合计着写,写完了念,念完了改,改完了抄……百儿八十个字的一封信,俩大活人,足足折腾了一天。晚上,吴森茂骑车跑出老远,才把信偷偷塞进邮筒里。

  1951年夏,学校放暑假了,柏岁和樱子又闹着要下乡。

  算来,俩孩子已经足足有一年多没下乡了。1949-1950年那个冬天,乡下正闹土改,他们自然不便去。1950年夏,一是土改刚完,乡下还乱,大人因为土地被分,心里窝着口怨气,谁也不愿意给他俩去裹乱;二是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学校搞宣传,他们没空,想去也去不成。那年冬天,李志忠倒是来了,可看样子,老头土改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人老多了,又黑又瘦,精神头也不济。柏岁和樱子倒是也闹着要去,但姥爷破天荒头一次把他们拦下了,说家里只住半间房,地方太小,院里又挤进三家,乱得很,没叫他俩去。现在是1951年暑假,土改带来的伤痛淡漠了,孩子从小生活在乡下,和那里有感情,再说,那里还有从小带他们长大的姥娘呐,一年多不见,孩子能不想?姥爷、姥娘能不想孩子?唉,算啦,别委屈了孩子,特别是樱子。想到这儿,吴森茂松口了:“去就去吧,去看看,能住,住,不能住,马上回来。”

  “哎!”俩孩子答应着跑了。

  柏岁和樱子坐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又走了八里旱路,兴冲冲地踏进姥姥家大门,一下子全愣住了。

  原来干净、整齐、宽敞的大院,现在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肮脏得很。七八个柴草垛,堆在院子两边,高高矮矮,大小不一,乱柴禾满地都是。柴垛间夹杂着一个个肮脏的猪圈和鸡窝,臭气熏天。猪在圈里乱拱乱叫,几群鸡到处乱飞乱刨。房前原来的一溜整齐排列的大缸小坛,如今变成了乱糟糟的一片。进屋一看,堂屋里平添了三个锅台、三个柴堆和几口大水缸,把屋子四角全占满了,地下到处是脏水和柴草叶子……原来的东西屋两扇两开门,现在变成了四扇一开门。

  柏岁和樱子悄悄地走近西南屋门,扒窗户往屋里看,见姥娘正一个人坐在炕上缝什么。俩人推开门,姥娘连头也没抬,问了声:“回来啦?”

  “姥姥!”柏岁和樱子大叫一声,双双向姥娘扑去。

  “天哪!”李王氏丢开手里的东西,转身迎过来说,“是你们俩,我还以为是你姥爷回来了呐!”

  李王氏一手揽过樱子,一手拉着柏岁,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坐火车。”柏岁和樱子同声回答。

  “怎么,没上学?”李王氏问。

  “放假啦!”柏岁和樱子说。

  “来,叫姥娘看看,”李王氏拉住樱子的手说,“樱子还那么俊,成了大姑娘啦!”又扭头端详柏岁,说,“柏岁可长高喽——”

  两个孩子抬头看姥娘,发现姥娘满脸泪水。

  “姥娘,你哭啦?”柏岁和樱子问。

  “没,”李王氏一边用衣袖擦眼泪,一边说,“我是高兴的。”

  “姥爷呢?”柏岁和樱子问。

  “下地啦,”李王氏说着,磨身下炕,“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俩上炕吧,我去做饭。”

  柏岁和樱子没上炕,他俩在到处看。

  先看到的是西北屋两口,男的也姓李,四十多岁,也是柏岁和樱子的姥爷辈。

  女的和他俩年龄相仿,俩人身后跟个十几岁的姑娘。柏岁一见,认识——她就是小亮子姨,就是那个在南岗子玩过家家,装新媳妇,跟干子舅对屁股那位。更令柏岁惊讶的是,这位只比他大两三岁的小姨,已经定亲,明年就要出门子了。她要嫁的居然就是那个小干子,那个领他们玩的孩子头。这不是弄假成真了吗!

  “姥娘,”看了半天的樱子小声问,“那几家咋没人?”

  “都下地了,”李王氏说,“晌午回来。”

  李王氏一边张罗做饭,一边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这个好吗?那个好吗?家里人问了个遍。问完家里,问买卖;问完买卖,又问他们去年为什么没来?柏岁和樱子都一一作答。突然,柏岁拉过樱子,悄声儿对她说:“走,咱找姥爷去!”

  樱子听了,高兴得一蹦,扭头对姥娘喊:“姥娘,我们找姥爷去啦!”

  柏岁和樱子出屋门,转过房山,跨过栅栏门,来到房后,发现大园子也变了:

  原来成片的玉米,整垄的瓜豆,不见了,而是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截,短一截,零乱得很,像一床满是补丁的破被,十分难看,特别是园子四周的荒地,全没了,被开成地,种上菜了。他们钟爱的野果:红姑娘、白姑娘、黑天天、酸娘娘……被一扫而光。见此情景,柏岁和樱子不免有些难过和失望。俩人兴致索然地穿过后园,跨过园墙豁,踏腰道,直向大五十垄跑去找姥爷。

  来到地头儿,柏岁和樱子看见这块地里有三个人在干活。他们都淹没在齐肩高的玉米棵子里,头上戴着尖草帽,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柏岁和樱子没有贸然喊叫,而是躲在庄稼的阴影里等着。近午的太阳毒得很,火辣辣的,晒得人冒油,蹲在玉米地边的柏岁和樱子,早已通身是汗。好不容易等到其中的两个人来到地头,柏岁跑出来一看,里边没有姥爷,于是他拉起樱子说:“这俩人不是,走,咱找姥爷去,地里那个准是他。”

  两个孩子认准李志忠所在的方位,一头钻进苞米地。苞米棵子里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闷热,苞米叶子像大刀似的,拉得人胳膊和脸上满是红道子,汗水一浸,贼辣辣疼。柏岁和樱子来到姥爷近前,左右分开,悄悄向他包抄过去。他们透过层层玉米叶子,看见姥爷正吃力地前递后拉一把大锄头,脸上汗流如注,小褂和裤腰全湿透了……柏岁和樱子忍不住齐声叫道:“姥爷!”

  李志忠听见喊声,先是一愣,他直起腰,看看周围,没人。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刚想继续干活,耳畔又是一声“姥爷”。这回李志忠听清了,但他听不出是谁在喊他,因为李千户屯的人,管他叫“姥爷”的多啦!

  “这是谁呀?”李志忠问,声音苍老而嘶哑,“是叫我吗?”

  “姥爷,是我们,柏岁和樱子!”柏岁和樱子喊道。

  “是柏岁和樱子来啦?”李志忠说,“你们在哪儿,出来吧!”

  “姥娘叫你回去!”是柏岁的声音。

  “姥娘不叫你干啦!”是樱子的尖嗓儿。

  “哎,不干啦!”李志忠答应道。

  李志忠知道两个孩子在跟他捉迷藏,他扛起锄头,独自向前走,弯腰弓背,步履蹒跚。走出玉米地,李志忠把锄头砍进土里,自己坐在地头,眼睛盯着玉米棵子。一阵苞米叶子响动,柏岁和樱子先后从地里钻出来,跌跌绊绊、连滚带爬地扑向李志忠。李志忠赶忙张手去迎,不知先接哪个好。两个孩子一迭连声地喊“姥爷”,叫得李志忠老泪纵横。李志忠想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上眼皮还支着细儿。

  李志忠拿下支眼皮儿,刚想揉眼睛,支眼皮儿却被樱子抢走了。樱子把细儿支在自己的眼皮上,这使她本来就大的眼睛,变得更大了,怪模怪样的,逗得李志忠大笑不止。

  从这天起,柏岁和樱子开始在乡下过他们土改后的第一个暑假。不过,看来他们过得并不十分快活。

  首先是,他们那些昔日的玩伴,现在全不来和他们玩了。因为,在农村,十四五岁的人,已经不再是孩子,而算是大人了。他们要干活,甚至像干子舅和亮子姨那样,结婚,生孩子。至于新的一茬小孩儿,和他们又玩不到一块儿。因为柏岁和樱子虽然在城里人的眼中,还不算大人,但他们却是大孩子了,再跟穿开裆裤或光屁股的小崽子在一起胡闹,也会叫人笑话。所以,柏岁和樱子不管到哪,都没人陪着,只能他们俩人,大眼瞪小眼,显得很孤单,很冷清,索然无味。倒是大来子,听说柏岁和樱子来了,还过来看看,也拉他俩去过他家两次。有一天,大来子专门给李志忠老两口和俩孩子送来一块肉。这肉红红的,非常瘦,没有一点儿肥肉,肉丝也粗得很,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李志忠禁不住问了一句,没想到,大来子经这一问,竟哭起来了,这使李志忠一家人,大感意外。追问之下,大来子终于道出了真情。原来这肉是马肉,是他和李志忠“分养”的那匹大白马的肉!

  “什么?”李志忠一听此言,大叫一声,“大白马死啦?”

  “死了。”大来子说。

  “啥时候死的?”李志忠问。

  “就昨天。”大来子答。

  “咋死的?”李志忠又问。

  “呜——”大来子又哭了。

  磨叽了老半天,大来子才说清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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