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说说，他们都是咋讲的。”李爱媛催问。
“就说曹科长吧，”古满月回忆道，“他说，叫我出来工作，是为了迎接一场战斗——一场和资产阶级进行的生死之战。”
接着，古满月便把他从曹科长那里听到的和在学习班上学来的，拣重要的、估摸吴森茂和李爱媛能听懂的，简单说了几条。无非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之类，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吴森茂和李爱媛听了，更是糊里糊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共产党下一步是要拿资产阶级开刀。至于怎么开刀，从哪儿下刀，砍成啥样？古满月说不清楚，吴森茂和李爱媛也想不出来，只能等着瞧。不过，古满月和吴森茂下面的一段谈话，倒是救了吴家一命：“话就说到这儿，”古满月说，“大哥心里有数就行了！”
“有数？”吴森茂说，“有什么数？只能听天由命！”
“话不能这么说，”古满月说，“知道点儿，总比两眼一摸黑强。就说这下一步定工资吧，我劝——”
“等等，”吴森茂拦住古满月的话头，说，“定工资？定什么工资，给谁定工资？”
“给你们定工资！”古满月答。
“什么？”吴森茂大惑不解，“给我定工资？嘿——嘿嘿，新鲜，买卖是我的，我给我自己定工资？”
“对啦，”古满月说，“就是自己给自己定。”
“照这么说，”吴森茂一脸不屑地说，“我也得花工资啦？”
“是这样。”古满月说。
“那钱呢？”吴森茂气儿不打一处来，“我挣的钱？咋办？不能花，笑话！给谁，还是没收？”
“不给谁，”古满月说，“也没说没收，好像，钱还是你的，只是不能随便花，得见账。”
“好哇，见账吧，”吴森茂越说越气，“你是统管会计，账本儿攥在你手里！”
“孩子他爸！”李爱媛数落道，“你跟满月发什么脾气？大兄弟告诉咱这些，是为咱们好，政策又不是他定的。”
“没什么，”古满月大度地说，“大哥也是急的，他不是冲我。”
“古老弟，”吴森茂压住火说，“你知道，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我也不是急，是气，我就没听说过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的？简直是‘脱裤子放屁——没事儿找事儿’，世界上就没这个道理！”
“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古满月说，“反正就这么办了，大哥若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啥也别说，叫定就定，还要给自己定高点儿，最好也给大嫂定一份儿。话就说到这儿，咱哪儿说哪儿了，千万别外传，我走了。”
吴森茂和李爱媛要留古满月吃饭，古满月好歹不干，说现在不比从前，他是公家的人了，得事事检点，注意和商户划清界限。说着，古满月已经出屋，到大门外，还回头高声嚷了一句：“你们的账，还得往细里记，过几天我还来查！”
古满月走后，吴森茂和李爱媛可犯起了嘀咕。两人索性把前门关了，躲到里屋炕上，琢磨起古满月的话来。可是，琢磨来，琢磨去，始终琢磨不出个头绪。吴森茂总觉得，自己给自己定工资是扯淡，没事儿找事儿，瞎掰。李爱媛虽然也闹不清这中间的道理，但她却认为，古满月现巴巴来家告知此事，绝非随便说说，肯定另有深意，但又不便明说。因此，李爱媛极力主张，照古满月的话去做：吴森茂的工资往高里定，再给她也定一份儿。
“好，好，好！”吴森茂同意了，“就照满月说的办。”
事情商量定了，吴森茂还要嘱咐李爱媛几句：“咱可说好，此事不可外传，什么张大妹子郭大嫂，一概不能告诉。咱可不能给满月惹麻烦。”
“跟我说呐？”李爱媛一撇嘴，“还是管好你自己那张破嘴吧！”
几天后，区里召集鞋料行业的业主们开会，要求他们定职定薪，三天后，分片讨论，自报公议。会上说得很清楚，定职定薪是为了加强管理，做到进出有数，收支明细，这对商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钱么，是谁的，还是谁的，一分也少不了。自定么，要合理，适当宽打；定多了，花不完也没用；定少了，不够花，可以续支……
会后，业主们议论纷纷：“自己给自己开薪，有意思！”
“定不定有啥用，反正‘肉烂在锅里’。”
“‘切糕改粽子——折腾枣’哩！”
“‘脱裤子放屁——白费事’！”
……
“咋定？”“定多少？”这是后来的三天里鞋料街上的主要话题。大家问的多，答的少。虽说谁也没拿这当回事儿，但真要定个数，还挺犯核计。最先报出准数的是张春生：“咱沈城的最低生活费是七元，我家三口人，三七二十一，上边叫宽打点儿，我加倍，四十二，凑个整儿，我定五十。”
“若照你这个算法，”岳世盛说，“我四口，该拿五十六。”
“我五口，”郭万宝说，“该七十。不过，我大侄儿给我管账，还管采办，得给他定一份儿，他也是三口之家，定四五十元吧。其实高了，哪开销得了这么些，不做买卖啦？”
“我不行，”吴森茂说，“我家人口多，还四个念书的，我得定高点儿。”
大家都说应该，反正钱是各家自己的，定多定少，和别人没关系。每回议论，大体都是这个内容；每次议论完工资，都少不了对此次定薪发几句牢骚。
三天期满，顺城街这片儿的十几家鞋料店开定薪会，各户自报，大家公议。
“自报”很简单，说个数就行了，也有讲理由的，话也不多。从自报的数目看，大体和事前议论的数目一致。只有吴森茂特殊，不仅自己报得高，还给老婆报了一份。但是，不管报高报低，到“公议”的时候，听到的都是一个词儿——“同意”。十几户，连自报带公议，总共没用一个点儿，完了，纯粹是走过场！自报公议结束，下一步自然是等候上级审核的意见。原先还有人估计，上边会做些平衡，调整。吴森茂甚至担心，自己报高了，会叫人家削平，报两份，会被砍了。谁知，没过几天，批文下来，一宣布，原来报上去的数目，丝毫没有改动，原数照批，吴森茂白担心了。就这样，吴森茂给自己定了个全行业最高的工资——一百零八块，还给李爱媛定了个四十六！工资定完了，别说旁人没拿这当回事儿，就连吴森茂自己，也觉得没意思，是扯淡！然而，就是这当时看似扯淡的工资，到后来，也就是到了他们要靠工资吃饭的时候，才明白它的重要性。
１９５６年。一天，古满月突然来到吴森茂家。他一进门，就冲吴森茂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说完，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弄得吴森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李爱媛在里屋，透过门窗，看见古满月进来又走了，觉得奇怪，便出来打问。吴森茂说：“怪事儿，进门说了一句话，转身就走，不知搞啥名堂！”
“说了句什么？”李爱媛问。
“说不叫我进货了，”吴森茂说，“没头没脑的，不知是啥意思。”
“不叫你进货？”李爱媛在琢磨，“肯定是有事儿呵！”
“啥事儿？”吴森茂问，“买卖不叫做啦？不能呵！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变了？要没收，还是要分？”
“你别瞎琢磨，”李爱媛说，“没用！依我看，听满月的没错，他肯定知道什么，上回定工资，他不是说准了么。”
“说准了又咋样？”吴森茂不以为然，“工资定了，哪月咱也没如数拿，有啥意思？”
“有没有意思不说，”李爱媛坚持说，“定还是定了，说明满月的话有准儿。这回也一样，没事儿，他不会现巴巴地跑来，说这么一句话就走。”
“倒也是！”吴森茂说，“要不，我再找机会问问他？”
“问也没用，”李爱媛说，“能说，他早说了。别给人家找麻烦，你就先别进货，看看再说吧！”
吴森茂果然不再进货，不仅如此，就连原来已经订下的货，也都叫他退掉了。
这个月的月底，古满月又来结账，吴森茂想借此机会，再套套他的话。没想到，古满月还是那句话，多一句也不说：“叫你别进，你就别进，我还能坑你？问那么多干啥？没好处！还有，你知我知，千万别告诉外人。”
古满月说完这句话，再不吭一声，只顾闷头干活，完事儿走人，像没这回事儿似的，以后也是如此。吴森茂两口也不好意思再问，只能自己瞎嘀咕。
一晃，俩月过去，吴森茂有点儿顶不住了。眼见得存货越来越少，买主要的，他不是没有，就是数量不够，这买卖可怎么做？吴森茂不免有些心慌，可是，每当吴森茂犹豫动摇，思谋进货时，李爱媛总是出来挡驾：“不进，啥也不进！这回你听我的，再信一次满月。我怎么琢磨怎么觉着，满月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这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可这货底儿——”吴森茂仍不死心。
“货底儿怎么了？”李爱媛说，“再不济，也比你刚开张时胜强百倍。再挺俩月，黄不了摊儿！”
不用吴森茂再挺俩月，这次谈话以后，没过半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开始了。
有人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太幼稚，这话一点儿不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大张旗鼓地搞了好几年，农村不仅实现了合作化，而且完成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大转变，而这只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内容之一，其中的另一大改造对象，就是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旗帜鲜明，无产阶级光明磊落，人家没藏着，没掖着，事事摆在明处，报纸天天登，广播日日讲，大力宣传，生怕你不知道。
鞋料街上的小商户，连日来，天天丢下买卖去开会。上边给每个业主发一个红皮笔记本，本子的扉页上用红字印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详细内容。干部们给他们读文件，念报纸，请首长作报告，组织他们学习讨论，交流思想，谈心得体会。让他们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讲小日本儿、国民党的坏，念共产党的好；让他们讲家史，谈身世，叙述发家史，认识剥削的反动本性；组织他们参观工厂、合作社，让他们明白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给他们展示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描绘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这一切，都是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认识到总路线的伟大意义，明白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最后落实到一句话：愿意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要说真话，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向党交心嘛！只要是心里话，咋说都行。愿意，我们热烈欢迎；不愿意，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共产党讲的是自觉自愿，绝不强迫！”这就是首长在总结报告中讲的一段话。
包括吴森茂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业主，无不表示愿意，而且是“真心诚意”地愿意，“出自内心”地愿意，并且郑重声明，他们说的绝对是“真话”、“真心话”、“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出自肺腑的话”……
光说不行，还得写：写自传，写履历，写经营史，写学习心得，写思想汇报，写决心书……
这几“写”，可苦坏了吴森茂。写笔画少的字，笔记本一格正好；写笔画多的字，两格装不下。十个字，倒有八个不会写，只好写白字：“伪满”写成“为满”，“鞋楦”写成“鞋宣”，“老蒋”写成“老将”，“美帝”写成“美的”……有时连白字也写不出来，就只好空着。
这些日子，吴森茂像着了魔，喝了迷魂汤，整天晕得乎的，忘了自己是谁。每天，他都是兴冲冲地去开会，口沫横飞地谈心得，痛哭流涕地忆过去，眉飞色舞地想未来，指地对天地表决心，仿佛自己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天堂，把他的那桩小买卖看得一钱不值。别人也和他差不多，有的比他还激烈。有个小老板当场发誓，自己的买卖不要了，从此作个“无产阶级”！
“这可不行，”领导他们学习的人说，“谁的买卖还是谁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不同于官僚资本和地主封建经济，对它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我们党对改造民族工商业，有明确的政策，那就是赎买。”
赎买？赎买是什么意思？据解释，赎买就是，国家按你的买卖的实有资本，如数付钱，在一定年限内付完，而且追加利息。这叫还本付息，国家没那么小气，绝不会占他们的便宜！具体形式么，就是公私合营，把私营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一旦还本付息结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胜利完成了。那时，像吴森茂这样的资本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一年夏天，顺城街上格外热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喜队伍，一拨接一拨，走过顺城街，直趋市政府。这其中，就有鞋料街上的这十几家开鞋料店的小店主们的队伍。
报完喜的第二天，吴森茂和鞋料街的商户们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统管会计古满月领着一位估价员和一位监督员来了。三个人，在鞋料街上，由西往东，挨家挨户地给这十几家鞋料店盘点估价，登记造册。没估到的户，在家等着。
下午，估价组来到吴森茂家。估价员连个招呼都不打，进门就估。古满月跟在他屁股后头记，监督员到处乱看。这位估价员是个矮胖子，四十多岁，看样子挺随和，一双眯糊眼总是带着微笑，像弥勒佛。吴森茂对他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和蔼可亲。可是一估起价来，吴森茂就傻眼了。几十元一张的牛底皮，被这位估价员一估，变成了五元一张。古满月按事先准备好的商品目录，报出存货数量，一计算：
五十三张，五五二五，三五一五，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五？”吴森茂又气又急，“还不够买这几张零头哪！五元一张，那不是买整张底皮，买双皮底还差不多！”
吴森茂生气的工夫，估价员已经又估出好几项了，等估价员估到渔网线，吴森茂再也忍不住了。几元钱一斤的美国渔网线，二斤一团儿，被估成一元钱两团！吴森茂两眼冒火，浑身出汗，正要发作，估价员身后的古满月踢了吴森茂一脚，半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古满月的举动像一针镇静剂，使吴森茂立时安静下来。他索性躲到一边儿，不看也不听，随他们怎么估吧。哪消半个点儿，主要货物还没估到一半，估价员说了一句：“其他，三百！”吴森茂这一户就算估完了。估价员和监督员到门口去抽烟，古满月坐在账桌前拢数，没一会儿，总数出来了，吴森茂的资产，总计一千六百七十八元九角三分。古满月报完数出去，跟估价员和监督员说了几句话，就带上他俩去下一家了。吴森茂送走估价组，回到柜台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面红耳赤，一头虚汗。他眼里的货架左右摇摆，东倒西歪，奇形怪状的货物，漫天飞舞……吴森茂两眼发直，脑袋里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吴森茂听见有人叫他、推他，他这才从眩晕中清醒过来。
“老吴，你怎么啦？坐在那儿翻白眼儿，咋叫也不应。”原来是李爱媛和他说话。
“我没事儿，”吴森茂愣怔怔地说。
“估完啦？”李爱媛问。
“完了，”吴森茂揉着眼搓着脸说，“全完了！”
李爱媛还想问问详情，吴森茂理也不理，推开李爱媛，独自一人走出门去。
吴森茂像个无头苍蝇，漫无目的地瞎闯，心里乱糟糟地，一路胡思乱想。他首先想到的，是方才结束的货物估价。估价不合理，估得太少了。不过，接受赎买，是你自觉自愿的，参加公私合营，是你自己提出的，决心书是你自己递的，欢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是你捧着送去的……从哪一点讲，也不能说是被强迫吧？谁也不会料到，估价估得这么低。远的不说，就说鞋料街上这十几家鞋料店吧，不用打听也清楚，各户都是这个估法。你吴森茂的小店既不是被估价的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也没见谁对这种估法有什么反应。算啦，认命吧！
吴森茂再也想不下去了。他停下脚步，清醒清醒自己，四周看看，见自己已经糊里糊涂地来到了城里的中街，左右全是店铺，马路对面就是沈城有名的“马烧麦馆”，吴森茂突然感到自己饿了。可不是么，自己为估价的事儿犯急，连午饭都忘了吃。
“老子一辈子省吃俭用，不敢错花一个大钱儿，今天我也痛快痛快，享受一回！”这么想着，吴森茂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往椅子上一坐，扯着嗓门喊：
“伙计！”
跑堂的过来，抹桌子，布碟，歪着脑袋问他要什么？
吴森茂昂头挺胸，一只手敲着桌子，拉长声说：“半升啤酒，半斤烧麦——”
“还要什么？”跑堂的问。
“还要——”吴森茂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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