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一年可是紧接着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持续跃进年。然而，这“跃进”没持续多久，刚入冬，就搞起了“劳逸结合”。顾名思义，“劳逸结合”就是说，不光要劳动，还要休息。不是提倡“大干、苦干、拼命干”么，怎么又要“逸”呢？因为不“逸”不行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荒。”
也许是因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吃饭不要钱，吃过了。也许是……老百姓知道个啥？反正不知为什么，食堂突然解散了，白吃的“大锅饭”吃不成了，而且粮食开始限量供应。没过几天，这限量供应的口粮又要“自愿”缩减指标，而且一缩再缩，直到缩减为人均每天四两“毛粮”。啥叫“毛粮”？“毛粮”就是带壳儿的粮食。油呢？定量为每人每月三两，副食也定量。那时，每家都有一个购粮证，一个副食本，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票券，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这么说吧，买什么都要票，就连买块豆腐，都要拿“豆腐票”。而且，大多数东西是有票没货。所以，一旦商店有点什么，人们就会蜂拥而至，排起长队。那时候，排队成了人们的习惯，见着队，先排上，然后再打听排队干什么。长队成了街头的一景，随处可见。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持续跃进”？男人浮肿，女人闭经，走路都打晃，别说“大干”，坐着都冒虚汗！还什么“劳逸结合”，说得好听，咋“结合”？于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能停的全停了。人们一门心思，只为填饱肚子。实际上，哪里填得饱呦！人们只不过是为多吃一口而战，甚至不惜一切，生死相搏！
顺城街上，第一个为食而亡的，就是外号大洋马的刘大个子，刘有成。说来可怜，一天四两毛粮，还不够人高马大的刘有成塞牙缝呐！实行粮食定量没几天，刘有成就把媳妇吃跑了。提起刘有成的媳妇王玉芬，在这条街上，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玉芬，大闲人一个，上无老，下无小，整天就知道满大街串门子，见谁都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在“整治”男人方面，王玉芬是规拢丈夫的高手。可以说，大洋马被王玉芬整得服服帖帖，使得团团转，当然，也侍候得舒舒服服。然而，老婆再好，终究不能当饭吃。面对四两毛粮，刘大个子连小媳妇也顾不得了。
王玉芬饿不起，只好走人，从此一去不返，不知所终。没了王玉芬那份定量，刘有成单靠自己的口粮，日子更难过了，整天饿得“哇哇”叫，恨不得吃人。有一天，也不知道刘有成用的什么法子，弄回来二斤小玉米儿。刘有成把这二斤纯粮一股脑全煮上，熬了一锅半生不熟的棒粥。刘有成一口气造了十来碗，稠粥足脖儿，几乎要往外涌。喝完粥，刘有成起身，挺着腰没走几步，只叫得一声“肚子疼”，一头栽倒，人就不行了，没等人们送他去医院，早已一命呜呼！刘有成死了，不过，死得还好，临了做了个饱死鬼！
自此以后，隔三差五就有死讯传开。不过，死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说他们完全都是饿死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如说饿是催命鬼，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样才更公允。
要说死得最惨的，那就得算徐眼镜的儿子了。
徐眼镜五十多岁，老伴儿早死，光杆子一个人，带个儿子。儿子小名柱子，快三十了，也没娶上媳妇，又因为没文化，人也木讷，连个正式的工作也没有，所以，这一老一小两个光棍儿，实际上就靠徐眼镜的小摊儿维持生计。也许是因为这种小摊儿太没油水？也许是政策允许？不知为什么，合营的时候没把它和了，徐眼镜由冬历夏，一直摆着他的眼镜摊儿。在人均每天四两毛粮的日子里，最难过的就是徐眼镜这样的家庭。人口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背拉，总好过些。像徐眼镜这样，一家两个大肚汉，硬碰硬地死盯着这点毛粮，那可就惨啦！所以，徐家爷俩就为这口吃食，三天两头吵架，不是当爹的说儿子多吃了一口菜窝头，就是儿子说爹爹偷喝了菜粥。就为这，有一天爷俩竟动起手来。徐眼镜追打柱子，柱子往外跑。徐眼镜路过眼镜摊，气急之下，抓起摊上的东西就往柱子身上砍，什么锤子、钳子、铁砧子……一股脑地向柱子飞去。柱子一边跑，一边回头躲避“飞弹”。这小子刚跑上马路，回头一看，只见一颗“飞弹”正向他迎面飞来。他猛地向后一窜，只听“咔嚓”一声——也是合该柱子倒霉，恰巧有一辆“气包车”从他身后疾驰而过，把他撞个正着，接着又从他的头上碾过，“咯咯扎扎”，头骨碎裂之声清晰可闻……
吴森茂家虽然也吃不饱，但情况多少要好些，其原因就在于人多势众，大家齐心协力。首先是吴森茂本人，为了给家人弄点儿吃的，不惜拼光家底儿。能卖的，卖；能换的，换，吴森茂啥都舍得——顾命要紧。他用自己仅有的一件貉绒皮袄，换了一麻袋白菜根；用李爱媛给自己留的唯一一件滩羊皮大衣，换了几带车子稻草。可能有人会问，白菜根和稻草怎么吃？能吃！农民头年冬储大白菜，砍下白菜根造粪，现在再把它从雪堆里刨出来，跟城里人换东西。城里人把换来的白菜根洗净，扒去硬皮，吃里边的嫩心儿。至于稻草，吴森茂换来的不是上垛的稻草，而是整捆整捆戳在地里的稻草。这种稻草只打过头遍，上边多少还有一点儿残存的谷粒儿，上垛前，农民是要打二遍的。现在吴森茂把它换来，一根一根地拣，一车稻草，说不定就能弄出几把谷子。这在人均每天四两毛粮的时期，可算是“大丰收”！后来，吴森茂又换过几次稻草，至于他是拿什么换的，抑或是买的，就连李爱媛也不大清楚。反正，吴家的后院，很快就被稻草占满了。
吴森茂这些日子火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街。这也许是因为睡不成觉了——他得四处奔波，为家里人找吃食；也许是因为心疼他那些东西，拿貉绒皮袄换白菜根，谁心里也不会好受；也许是因为饿的，整天吃猪食，还吃不饱，心情自然愉快不了。吴森茂这辈子就没受过这个罪！小时候捡煤核，也能混上三顿棒子面儿；日本人搞经济统制，杂合面儿、橡子面儿也能填饱肚子，如今居然挨饿，饿得眼蓝：
“真他妈的，喊口号，谁不会？什么他妈的大干，干了半天，全是没用的，瞎折腾！一天到晚地吹，吹破天！水稻亩产十万斤，谁见过？地瓜亩产二三十万斤，怎么长？甭种，一亩地光堆地瓜，也得堆起几尺厚！还真有人信，还上报纸，糊弄鬼！这不是发疯，是什么？现在好，饿肚子，当初吹的那些丰收粮哪去了？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吃饭不要钱了，如今可好，有钱也吃不上饭了，要饭都没处要去！”
现在，吴森茂除了到外边奔吃儿，偶尔发顿牢骚，余下的时间就是睡觉。在他看来，干什么也不如睡大觉，人一睡着，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也不觉得饿了。
吴家，除了吴森茂不惜一切地弄吃食，他们还有一些“外援”。
一是吴森茂的大女儿吴梅龄，她和丈夫钱益三同在大连的一家工厂当技术员。
他们的宿舍在市郊，是成排的平房，每排宿舍前边都有宽敞的空地，职工往往都把这些空地辟成菜园，种些瓜菜。钱益三还在房前挖了一个菜窖，贮藏一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准备过冬，年年如此，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省钱。不想，遇上灾荒之年，这小菜窖却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家四口，除了钱益三饭量较大，其余三人——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老太婆，加上吴梅龄——吃得都不多，怎么都能匀出点儿东西，接济沈城的一家。虽是几棵白菜，几个萝卜，些许土豆，但却可以活人！
二是吴森茂的大儿子吴松年的老丈人——赵靓的娘家。前文说过，赵靓的出身比吴家更差——她爸是地主，她妈是地主婆，两个弟弟因为是地富子弟，至今讨不上老婆。一家四口虽然名声很臭，但在“大跃进”的年月，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没资格参加那些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壮举——怕他们搞破坏。
所以，很多时候，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他们却被丢在一边，闭门思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家生性贪婪的老小地主，看着丢在地里没人管的庄稼白白烂掉，觉得可惜，于是就去“捡地”。捡地，本义是指，地主收完庄稼，穷人去捡拾地里遗留和抛撒的零星粮食。这一年的“捡地”可是非同小可，社员都跃进去了，顾不上收庄稼，小麦倒伏，稻谷掉粒，雨水一浸，遍地谷芽麦苗；土豆、地瓜烂在地里，就地儿造粪……在这样的地里“捡地”，和自己收庄稼也差不到哪去。虽说赵家四口只是偷偷摸摸地捡点儿，但是一秋下来，也是收获颇丰。等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解散，大家开始饿肚子的时候，赵家刚好坐享其成。当然，赵家四口自己吃饱了，也不能忘记沈城的女儿家。赵家的女儿有了吃的，也得想着分给婆家一杯羹。
虽然吴松年和赵靓早已严正声明，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严格划清界限！
尽管有这些“外援”，但在普遍缺粮的年月，单靠别家接济，是解绝不了问题的，要想不被饿死，还得自力更生。
一天，吴松年跑回家来，进门儿就嚷：“爸，妈，后院的稻草有用场了。我淘换来一个法子，可以把它做成吃的。”
吴松年边说，边把用自行车带来的一包东西打开，并从里边拿出一盘石磨。这盘磨很小，直径也就一鳰多，两个磨扇合起来不足半尺。吴松年和吴森茂爷俩到后院抱稻草，洗净，剁碎，上磨磨，磨完下锅煮；煮完，用火碱烧；烧烂后淋出汁儿，最后下锅熬。吴松年带领一家人，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弄出了小半盆“吃的”。这东西，怎么说呢？有点儿像鼻涕，半透明，滑巴叽溜，不香也不臭，啥味儿没有，营养，恐怕谈不上，糊弄肚子还行，比白水强。
吴樱子的表现也不错，人家毕竟是省一流大学的学生，有国家给的二十多斤定量。她一个女孩子，饭量本来就小，加上爱美，故意少吃，以保持身材苗条，所以每月她都能省下几斤粮票。别小看这点儿粮票，那时候，它可比钱还金贵！
吴森茂的丈母娘、李爱媛的老妈——李王氏，现已年近八旬，不能动弹，整天躺在炕上，苟延余生。
吴家剩下的两个成员——吴森茂的二儿子吴柏岁和老儿子吴槐寿，身在外地，不能回家。吴柏岁，前文讲过，他正在北京念书，寒假未到，自然回不了家。那么吴槐寿呢？前文说他初中毕业进了沈城机车车辆厂，为何说他身在外地？原来，吴槐寿进厂后没几天，正赶上军队秋季招兵，于是他就报了名，结果还真就加入到人民子弟兵的队伍里去了。如今，吴槐寿所在的部队在哪儿驻防，家里根本不知道，因为这纯属军事秘密。
以上就是吴森茂一家八口在困难时期的基本状况。身在关内的吴柏岁和不知在哪儿的吴槐寿，有国家养着，自然用不着家里人担心，再说，担心也没用。留在关外和沈城的六口，只好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然而，风烛残年的李王氏，到底还是没能闯过这一关。
李王氏毕竟已是七十七八的人了，早年受苦太多，身板儿本就不济，如今光靠菜粥、白菜根儿、稻草糊填肚子，能撑几天？撑不住，也好，早死，少受罪。对于这一点，李爱媛倒是想得开，只是李王氏至死没吃上一口纯面儿窝头，叫她想起来就心酸流泪：“我那可怜的老吗呀，从小受罪，到老又赶上这日子！那人，一辈子不争吃，不争喝，临了，就想吃一口窝头。那天喝菜粥，她躺在后屋炕上对我说：
‘老丫头，这要是咬上一大口纯棒子面窝头，往下一咽，那该有多舒服！’我想给她蒸一个吧，几次把面抓在手里，又都放回去了。一个窝头得几把面，我哪舍得？
我们一家三口，熬一锅菜粥，才勾一把面，一个窝头的面，够我们吃几顿的。我想，还是等等吧。谁料，等到真有好吃的，想叫她好好咽一口吧，她又——”
每说到这里，李爱媛总要掉几滴眼泪。
那么，李爱媛所说的“好吃的”，又是指什么呢？那是指吴柏岁过年寄回家的一盒点心。
原来，１９５９年冬天放寒假，吴柏岁并没有回家。一是他知道家里的生活苦，他回去会给父母添麻烦。吴柏岁是首都北京的大学生，定量二十八斤半。就这，他还吃不饱，每天都要用大酱汤糊弄肚子。回去，家里给他吃什么？这肯定会叫父母十分为难。二是他觉得，在这种困难时刻，糟蹋路费不值得。所以，吴柏岁决定不回家，而是用回沈的路费，买吃的，寄回家去。要说，吴柏岁的想法不错：寄回家些吃的，要比回去一张嘴好得多！于是，吴柏岁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以学习紧张为由，说自己决定不回沈城，要在北京过年。信寄出后，吴柏岁立刻拿上家里邮来的二十元路费和他半年来节省下的十几块钱，直奔商店。那时的北京也和全国一样，买什么都要凭本儿，票儿。吴柏岁吃学校食堂，本儿、票儿一律没有，他能买什么？不过，北京毕竟是首都，特殊！所以，只要有钱，还是能买到吃食的，而且不要票儿，随便买，只不过价格太高。北京人俗称卖这种东西的地方为“高价商店”
或“高价柜台”。那里有热咖啡、热牛奶、巧克力点心、奶油蛋糕和高级糖果，总之，全是凭本儿凭票儿买不到的东西。吴柏岁看了看，觉得东西是真好，可就是买不起，价钱贵得吓人。凭他手里这点儿钱，买不了多少东西。吴柏岁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跑了不下十家商店，拣最普通、最便宜、最占地方又最不压分量的点心，诸如蛋糕、冰燎花、沙琪玛之类，倾其所有，勉强装了一个小点心盒，包裹好，写明地址，寄回家去，自己连块点心渣儿也没敢动。
春节前，吴家连续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邮包。信，吴森茂看了，知道二儿子不回家过年，也就算了。这个邮包可是非同小可！那个年月，能收到“北京糕点”，真比收到前门楼子还金贵！打开点心匣子，李爱媛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老娘——李王氏。
说来，李王氏入冬以后，基本上就起不来炕了。近些天，李王氏总是昏昏沉沉，也不知道要东西吃了。李爱媛捧着点心盒子来到后屋，进门就嚷：“妈，柏岁给你寄好吃的来啦！你不是总嚷嚷要咽口干的嘛，这回你吃吧，北京点心！”
李王氏听到柏岁的名字，还真的醒过来了，而且咬了一口李爱媛送到她嘴里的蛋糕。可是，李王氏含着这口蛋糕，试着咽了几次，就是咽不下去。终于，一口气没上来，两眼一闭，李王氏咽气儿了。临死，李王氏嘴里还含着那口蛋糕，干涩的眼角夹着一滴老泪……
李王氏死了，说她是饿死的吧，有点儿勉强。李王氏毕竟还有菜粥喝，也有稻草糊聊以充饥；说她不是饿死的，似有后辈避嫌之嫌。试想，如果晚辈孝敬，拿好吃好喝浆养着，李王氏就是再活个三五年、七八年，也不算多。不过，人已经死了，再叫这个真儿，也没大意思。总的来说，李王氏之死，还算是寿终正寝吧。比起顺城街的其他老弱病残来，李王氏能熬过一冬，实属不易。不论是做女儿的李爱媛，还是作女婿的吴森茂，都可以心安理得，足以自慰了。
李王氏突然过世，李爱媛免不了要大哭一场，在沈城的吴松年两口和吴樱子也被叫回家来，帮忙办理李王氏的后事。困难时期，一切从简——送火葬场，一烧了事儿！骨灰，托人带到李千户屯，往大五十垄地里一埋，连个坟头都不用起（反正李志忠也没有坟茔——搞机耕时叫生产队给平了），就算是和李志忠“并骨”了。
至此，吴森茂给李志忠老两口养老送终的诺言，算是全部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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