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来子舅，他准在！”吴柏岁说。
“还有干子舅、亮子姨！”吴樱子。
“要去，就找大来子舅，”吴森茂说，“别的家就别去啦！记住，别给人家添麻烦。能呆，呆一晚；不能呆，赶晚车回去，别叫家里担心。”
吴柏岁和吴樱子痛快地答应了。于是，爷仨开始折腾东西。他们把三个小半袋的野菜合在一起，留给吴森茂；吴柏岁和吴樱子拿上两个空面袋，准备抽空到地里挖些像样儿的野菜。熟人熟地，总不至于也被撵得东躲西藏吧！
车到大井子站，吴柏岁和吴樱子跳下车，一路小跑，穿过大井子村，上了他们曾经无数次走过的腰道儿。俩人横垄耙斜，蹦蹦跳跳，时走时跑，高兴得像儿时一样。可是，走着走着，吴柏岁渐渐觉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小时候，这个季节，走这条道，根本别想见人！豆棵子齐肩，谷棵子没顶，玉米、高粱有他两三个高。
如今虽说他自己也长高了，但矮秆庄稼仍应没腰齐肩，高秆庄稼也得高他半截。再说了，那密层层，大砍刀似的打脸的高粱、玉米叶子，那火红的压弯高粱秆的高粱穗子，那棒锤似的玉米棒子，怎么都不见了，哪儿去了？吴柏岁停住脚，四下观瞧，发现自己其实就站在一大片玉米地中间，只是这玉米——怎么说呢？如果这也叫玉米，那它也只配连秆带叶轧了喂牲口！高不及腰，矮不盈尺，高高再过一矮矮，参差不齐，稀稀拉拉，又黄又瘦，偶尔见个结穗的，小穗儿不足一鳰长，和胡萝卜差不多。
“这是庄稼？”吴柏岁自言自语，“简直等于撂荒！”
再过一片高粱地，情况亦复如此，其他地块也一样，难见一处像样儿的好庄稼。
“这地是咋种的？”吴柏岁自问，“社员吃什么？来年恐怕连种子都没有。”
吴樱子只顾在前边活蹦乱跳地跑，不时回头催促吴柏岁快走。吴柏岁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的景物，直到李千户屯村边，他才看见几块长得还算像样儿的庄稼。
吴柏岁想，都是一样的地，村子附近的，长得好些；远处的，几近撂荒。这说明，庄稼长不好，不是自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侍弄不到，是人为因素使然。正想着，吴柏岁和吴樱子已经走进李千户屯。村里的情景，更是叫吴柏岁惊异不止：一家一户的院子里，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方，老玉米顶房檐，黑森森的油光发亮，秆子足有小胳膊粗，老玉米棒子赛过大棒锤，一尺多长，小腿肚子粗细。架上的瓜豆，地上的蔬菜，果实累累，郁郁葱葱……
这里的庄稼和大田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反差太大啦！这使吴柏岁更加坚信，老百姓饿肚子，绝不是什么天灾造成的，也很难说是赫鲁晓夫搞的鬼，真正的原因，十有八九是我们自己没把地种好。至于世代种地的农民，为什么突然不会种地了，吴柏岁可就想不明白了。
吴柏岁和吴樱子绕过村东，直奔村东北角的大来子家。一进院，吴柏岁看到的情况，跟他在村里看到的几户人家差不多——一派丰收的景象。可是，等吴柏岁见到迎出来的大来子舅，他一下子呆住了。在吴柏岁的印象中，大来子舅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几年不见，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儿：原来的高挑个儿，让“虾米腰”弄得好像比吴柏岁还矮半头，脸上皱纹堆累，又黑又瘦，一头乱发，满脸胡茬，破衣烂衫，满是灰土汗迹……进得屋来，情况也和大来子本人差不多……
又脏又乱：碗不洗，地不扫，被不叠……更令吴柏岁感到奇怪的是，大来子家里好像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老婆和孩子哪儿去了？
没容吴柏岁多想，大来子已经在地上踢出一条道，领客人进了里屋。此刻他正在把炕上的破枕头、烂被子、脏衣服，一股脑地推到炕里，给客人腾地方，让吴柏岁兄妹坐下，自己忙不迭地到外屋去烧水做饭。
吴樱子是真累坏了，起个大早，挖了半天野菜，又横垄耙斜地走了八里腰道，现在是腰酸腿疼，又饿又困。她也不管干净埋汰，磨腿上炕，靠着炕柜，闭目合眼，一会儿就眯着了。
吴柏岁虽然也累，但却精神头儿十足。他带着满脑瓜子问题，来到外屋，蹲在地上，一边帮大来子烧火，一边跟他唠嗑：“来子舅，舅妈和根柱呢，下地啦？”
“下啥地，”大来子木然地回答，“没啦！”
“啥没了？”吴柏岁问。
“人没了，”大来子说，“死啦！”
“舅妈和根柱死了？”吴柏岁吃惊地问，“好好的，才几年，咋就死了？”
“饿死了，”大来子说，“没吃的，可不就饿死了。”
舅妈和根柱的死，固然叫吴柏岁吃惊，但是，更令他吃惊的是，大来子在说起老婆和儿子的死时，竟是那么一种木然的表情，好像死者不是他的亲人，而是猫儿、狗儿。吴柏岁真想一探究竟，想知道舅妈和根柱为什么会饿死，更想知道大来子舅为什么对老婆和儿子的死，没有一点儿哀伤之情。除此之外，吴柏岁还有许多问题，想从大来子的嘴里得到答案。所以，吴柏岁决定，先不追问大来子什么，让他一心做饭，自己则安心休息，等吃饱喝足，歇够睡够，再问不迟。可是，等到吃完午饭，吴樱子却急着要走，吴柏岁坚持留下过夜，并答应带吴樱子到几个地方旧地重游，吴樱子才勉强同意了。下午，睡完觉，吴柏岁果然带吴樱子到村外转了一圈，顺便也挖了一些野菜。晚上，吃完晚饭，大来子特意在北炕清出一块地方，铺上他媳妇留下的被褥，让吴樱子睡，他自己和吴柏岁睡南炕。吴樱子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而吴柏岁却和大来子整整唠了半夜。吴柏岁把自己心里留存的问题，一股脑全提出来了，大来子的回答则是断断续续，里嗦，颠三倒四，不着边际。下面就是吴柏岁对大来子唠叨半夜的嗑，经过去粗取精，整理出来的大致内容：
要说“大跃进”那年的年景，那是真好，种什么，长什么。小麦地，豆子地，进不去人，那叫密实！老玉米，棒锤似的。高粱，钩子穗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
地瓜，大的像小枕头。土豆，一刨一窝，个个拳头大——可惜哟，全糟害喽！小麦倒伏，麦粒子掉了，和泥带水，厚厚的一层，稻子也是如此。豆子着上雨水，在棵上就出了芽子。地瓜和土豆，干脆就烂在了地里。还就是老玉米、高粱，收了个大荒，棒子秸和高粱秸还留在地里。怎么不收？顾不上呗！人？人都搞水利、炼钢铁去了，还有什么赛诗会，赛歌会……这么说吧，干啥的都有，就是没人收庄稼。都吃食堂了，要啥有啥，随便吃，谁还收庄稼？你们没见，那个吃法，简直就像有今天没明日一样！大庙食堂，就是你们念书的那个小学，整个改成了食堂。吃饭不要钱，谁吃都行……本村的、外村的、临时路过的、专程赶来的，赶上就吃。我们也一样吃别人，啥好吃啥。哪村都有“吃喝队”，又叫“吃喝专业队”。像我们村，经常参加吃喝队的，就有几十口子，大都是年轻人，我还是吃喝队的车把式呐！听说哪村吃好的，几辆大车，拉上人，赶去就吃。咋知道人家吃什么？当然知道——事前早把“消息人”放出去了！消息人，就是说书讲古里的探马，哪村都有几个，专为打探消息，摸清四周各村都吃什么，然后回来报告。东村吃饺子，西村吃烙饼……一吆喝，爱吃饺子的上东，爱吃烙饼的奔西，呼啦啦上车，赶去就吃呗！别村也一样，赶上我们吃好嚼裹，人家也来，干部带队，打个招呼，进门儿就吃。可是，好景不长，没吃几天，吃不下去了——这个吃法，能吃几天？食堂开始吃“定量”了：一人一个窝头，一勺粥。吃不饱，想拿回家，和点菜填肚子吧，家里连个锅碗瓢盆都没有——锅，炼钢铁了；碗盆，食堂收走了。再说，天冷了，一碗粥，没等拿回家，早冻上冰茬了。就这，也没吃上几天。食堂丢米丢面，粮仓被盗，全村吵成一锅粥，都说干部贪污。可不，管食堂的都是干部家属，仓库钥匙都在干部手里，不是他们偷拿盗抢，还能有谁？饿红了眼的社员气儿大啦，都闹着要砸食堂，抢仓库。谁知，没等社员砸抢，食堂解散了，仓库的粮食分了，又各回各家起火立灶去了。食堂和仓库剩下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一家分那么点儿，能吃几天？吃完了，社员又闹。没办法，队里只好分种子。分吧，反正不分也剩不下，早晚得叫人偷走。至于来年种什么，就管不了那些了，先顾嘴吧！等种子吃完，可就只能挨饿了。这时候再想到地里的庄稼，晚啦！冰里雪里，泥里水里，怎么抠？就这样，先是根柱，后是根柱妈，全去了，好歹没熬过冬天。
好，不说这些，咱唠点儿别的。你是问村外那些地？你都看见了，那也叫地？
你小时也在咱这儿呆过几年，你见过这样的地？你知道，地是侍弄出来的，不是糊弄出来的。俗话说：“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季。”今年也特殊，没种子，等播下种子，季节又过了。再加上没人侍弄，又缺肥，可不就长成那样。再说干活。
敲钟上工，没个把点儿，人齐不了。等人来齐了，到地头，先歇一气儿，男的抽烟，女的纳底儿。干不了多会儿，到地那头又歇。先到的先歇，谁不往前赶，活儿能干好？下工前，又是一歇。这叫“一晌三歇”，雷打不动。不管是一头晌，还是一下晌，都不过几个点儿，刨去这“三歇”，还有什么时间干活？再说，那哪叫一天两晌啊！老爷当顶才出工，太阳没落就下工，中间再去掉午饭俩点儿，满打满算，一天也不过几个钟头。再去掉上下晌的两个“三歇”，你估摸估摸，能干多少活？时间长短还在其次，为主的是活怎么干。就说铲地吧，铲四指深是铲，刨地皮儿也是铲。十几、几十个人排成队，铲一块地，谁都往前赶——先铲到地头的先歇嘛！谁还耗时费劲地往深里铲？再说，干好干坏又咋样？大伙儿一轰隆，分得出谁好谁坏？秋后分东西，也不会因为你干得好，就多分你几个，说不定刚好相反，干得不好的，甚至不干的，反倒拿大头，还不如省下力气，回家干自己的。这叫“上工歇气儿，回家使劲儿”！你没见各家的院子里，房前屋后，那庄稼长的！若是大田也种成这样，那粮食还吃得了，还会挨饿？
静？什么静？噢，你是问这堡子，可不是静！这么说吧，如今这里，除了还能喘气儿的人，再没有别的活物了。你想呵，连人都饿成这样，还能剩下鸡、狗、猪？都吃啦，活人要紧。大牲口更不用说，人都没得吃，哪有草料喂它们？饿死一个，分吃一个，早没啦！再说，办食堂那阵，各家各户就不养鸡养猪了，全给“割尾巴”了。哈，哈，不是割鸡或猪的尾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上边说，自留地和私养的家畜、家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整个资本主义都被消灭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个“尾巴”，把它割掉，资本主义就算彻底被消灭，就共产主义了。所以就收自留地，就禁养——唉，要是自留地在，要是准养，也不至于——现在就剩自家院子、房前屋后这点零星地方，还能种些东西。这不是自留地，自留地大得多，一人好几分。还不是因为自留地种得好，集体的地种得孬，才叫人家割了“尾巴”。上边说得对，这自留地、家畜、家禽，是看得见的资本主义，这个“尾巴”好割，社员脑袋里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本主义尾巴”，不好割。原以为割了“资本主义尾巴”，断了私有的念想，人们就会一心扑实地干集体。结果怎样？还是不行！集体的地照样种不好，自留地又没了，可不干等着饿死？这点东西，他们还管？这是我自家的院子，再管，我种到炕头上！我的老婆、孩子已经死了，再要断我这点儿活路，我就拼了，豁出去了。左不过山墙根那百十棵棒子，房前那几块儿菜地，还有啥？但这可是我的命根子！若是根柱和他妈能熬到今天，也不至于——呜——呜——大来子语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以上就是留在吴柏岁记忆里的大来子的话，也仅仅是留存下来的而已，没留下来的还有很多。尽管如此，单凭记忆里仅剩的这点儿东西，也足够吴柏岁“消化”
一辈子的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大来子在这里给吴柏岁讲这些东西，而是换个人，换个地方，他会毫不迟疑地把讲话人交给党支部，或干脆扭送派出所，告他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今天不行。跟吴柏岁讲这些话的是看着他长大的大来子舅，一个地地道道的贫雇农，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又是在这么个地方，这个他曾经十分熟悉，而今却变得格外陌生的李千户屯。自打吴柏岁进屯，除了大来子，吴柏岁就没见过一个人，而且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吠。吴柏岁在死一般的静夜中，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听着这位三十几岁的“老汉”杂乱无章的哭诉，不由得他不信。因为大来子那张皱纹堆累的脸，叫他信；大来子那弯弯的虾米腰，要他信；屋里缺失的舅妈和根柱，强迫他信；甚至路上的半撂荒地和宅院里的庄稼，都使他不得不信。可是，信了大来子的话，又将怎样？想到这儿，吴柏岁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信了大来子这些充满“大子味儿”的土话，让他不得思考现实中一些做法的真理性。
吴柏岁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昏昏沉沉地熬过了下半夜。早晨，他起得很晚，吴樱子和大来子都不在屋里。
吴樱子，这位女大学生，回到她熟悉的李千户屯，除了吃，就是睡。昨晚一觉睡到天亮，一大早，她就出去了。吃早饭的时候，吴樱子拎回了半面袋野菜。在院里忙活的大来子，见吴樱子回来，吴柏岁起炕，赶忙进屋拾掇早饭。吃完饭，吴柏岁和吴樱子出屋，见大来子舅正在窗前往他俩的口袋里装东西，有青棒子，还有青瓜、青茄等蔬菜，吴樱子好不容易挖来的野菜，则被大来子倒在一边了。大来子也没留他俩多住，给他们每人揣上两个煮熟的老玉米，就送他俩上路了。
吴柏岁和吴樱子这次旧地重游，到此结束。他们身后留下的，就是那个他们曾经度过自己快乐的童年，而今却毫无生机的李千户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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