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我的朋友马明文(1)

　　在我家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小姑娘阿丽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年纪不大，却沉静稳重。脸儿圆圆的，晒得黑黑的，又布满红晕，笑起来甜甜的，露出满口整齐的小白牙，健康得令人羡慕。大家都很喜欢她，特别是我的女儿。她也是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惹得女儿和我禁不住常常摸摸她的脸说：“好乖，好乖！”因为她年轻，也因为家里的事不多，我们坚持让她去念财会中专，她也是一到时间就背着书包去背着书包回。本以为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就此安定团结下去了，女儿甚至都在朋友中张罗着为她两年后毕了业找个小会计的工作。不想一天，她突然提出要走，说是她的一个远房堂姐开餐馆叫她去帮忙。惊愕之余问她：“不是说好在这儿干三年吗？”她为难地回答：“是她叫我呀！”问：“书不念了？”她用手卷着衣角说：“想念的。”问：“你去了餐馆还有可能念吗？”她摇头。“你不知道姐姐答应你毕业后给你找个工作吗？”她点点头，流下泪来说：“知道的。”于是我们劝她不走：“将来社会竞争会很激烈的，念完书你才有一技之长啊！不就还有一年多了吗……”她却只是哭着不说话。女儿问：“是家里问你要钱？你缺钱花？”她急急地摇头：“不是！我妈让我把自己挣的钱都存着呢，不信给你存折看。”我和女儿面面相觑：“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她这才忸怩地说：“她答应……每月给我八百块。”我们无话可说了。如果她是一时缺钱花，这好办。但一个月八百元的工资是超出我们经济能力之外的……我痛惜她念到一半的学业，只能劝她把这个学期念完吧，怎么也拿它一个成绩单。万一哪天后悔了，还能回来插个班。她却声音低低地说：“不要了。”“为什么不要？”“那还得俩月呢！”“可那样你才会有资格插班呀！要不然将来又得从头念。”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问急了她这才说：“人家叫我快去呢，要不……就挑别人了。”我只好由她去了，只奇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这样目光短浅……

　　朋友嘲笑我不懂时世，说：“你还当是我们那会儿呢？为了能上学，恨不得豁上命……”女儿也一下大彻大悟了，跟上说：“哼，还天天逼人家功课！”朋友说：“想开点吧！整个社会这样浮躁，你可惜得过来吗？”女儿说：“要不是你每天查人家的功课，可能还好点儿呢……”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一任她们嘲笑，因为边鼓他们敲得再热闹，马上找人支撑日子还是我的差事。

　　可急切之间，找个合适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偌大一个北京城，但凡家有孩子或家有病人的主妇谁不为这事儿头疼？想来想去，我只好又去找我的朋友马明文。

　　马明文是“文化大革命”前帮我带过孩子的保姆，虽然嫁到了城里，但因为是富农子女，建国后还是吃了些苦，生活历练得她十分聪明能干。我这个人，至今还是个出名的迷糊，可想而知，没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前，我能大大咧咧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的不善料理家务，马明文常常眼睁睁地望着我叹气。有时我洒了汤、糊了锅或是砸了仨盆两碗，她就会絮絮叨叨地说我，万一哪回我把孩子磕碰着一星半点儿，她更是数落个没完没了。自己做错了事嘛，她又大我十来岁，我也只好听着。可有时我心里有事或她叨唠得太厉害时，我就会生气地嚷道：“你倒是有完没完？我婆婆都不说我，你又不是我婆婆！”每当这时，她会立即打住，带些歉意地嘟囔道：“我这还不是为了您好……”我婆婆这会儿多半会护着我说：“她工作忙，又吃惯了大伙房，你哪能要求她像我们一样？”她会立即附和着说些家长里短，但有时仍不免意犹未尽地叹道：“唉！这共产党的女干部什么都好，一个赛着一个的能干。可怎么……就不学学干家务呢？”这时我婆婆又会咯咯地笑着说上许多偏袒我们这些女干部的话，但有时也会忽然叹口气，两眼隐含着忧愁，深深地望着我说：“她说的也是呢，你这是有我们，万一哪天没了我们，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我婆婆真是个天才，果然不出她的所料，没过几年，平地一声雷，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关在“牛棚”里，我没得“罪行”可交代，又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反革命”，常常一边哭着一边回忆这些温馨的往事。我先是奇怪我婆婆根本不识字，从不过问政治，怎么却比我们这些生活在政治旋涡中、每天学政治讲政治的党员干部有预见？后来慢慢地明白了原来并非她未卜先知，只因她生在贫农家，又是个女孩子，从小吃苦受累，每天担惊受怕，所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所有平头百姓居安思危的生活态度……越想越觉得劳动人民就是比我们聪明，你看那个马姨，虽说是个富农子女，可因为始终生活在底层，身不离劳动，不也比我们懂事得多吗？孩子有了她和奶奶带着，我应该是放心的……可怜我那时哪里想得到，她早就被造反派撵回老家去了，走前也被斗得七荤八素。一天，我又被造反派勒令去看大字报，突然看见一张揭发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说我从来不吃饭，无论冬夏，都逼着保姆骑着自行车顶着白毛风或是三伏毒日去王府井给我买冰激凌。看看我对保姆多么残忍，多么缺乏阶级感情（奇怪，这会儿她又不是富农子女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成了个什么怪人了？无论冬夏光吃冰激凌，还不成了个大冰棍儿或是大冰激凌桶？！再说我多少还算个有点儿知识的人（不是还戴着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吗），这么偏食还不得了营养单一症？当然，这一笑又引来一场恶斗，可对那些没水平的粗野谩骂，什么“你还有脸笑？”“当了资产阶级还挺臭美呀！”“叛徒！”“早就知道你是混入党内的！”“不对！哦，也对。既是混入的，也是叛变的。”等等之类，我也早就养成了充耳不闻的本事，只是心里对马姨生气，因为我有一次生病，什么也吃不下，医生让我吃点儿冰激凌试试，一试，居然没呕吐。马姨大为高兴，一连给我买了一个礼拜的冰激凌，直吃得我又吐了起来。这事儿只有我婆婆和马姨知道（我丈夫当时不在家），我婆婆又是决不会揭发我的，那么，当然只有马姨了。所以，当时造反派大吼大叫地斗我，而我在心里骂马姨：“好你个马明文啊，平日里跟我好得蜜里调油似的，刚刮风你就起浪，给我造起谣来，造谣也不会造，整个儿一胡说八道！真不是个东西……”

　　后来才知道冤枉了她。“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大闹派性，加上“黑手”在背后挑动，自己打了起来，乱成了一锅粥。这时我也大致弄清了我被打成“反革命”、“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于是，我也贴出了小字报，说明事实真相，“自己解放自己”，退出“黑帮小组”，造反回家。婆婆告诉我，马明文被斗得够戗，造反派逼着她揭发我们，非让她说我丈夫是地主出身，她说他十四岁就离家出走，岁数不够呀！又逼她说他是地主崽子。马明文说：“那他妈不就是地主婆了吗？可我怎么看着不像呀！每回家里剩了饭老太太都自己吃，给我煮挂面……再说我说他是不是没用，土改时都有底子，你们下乡一查不就都有了吗？”说得造反派哑口无言，只好转而逼她揭发我。她却说了我许多好话，什么“她这人就是脾气不好，可是心好。”居然还列举多多，什么我看见她用白布给孩子包饭上学，就赶紧给她找饭盒啦；知道她孩子多，两三个人才盖一床被，就马上拿两床被子给她啦，什么什么地说个没完……气得造反派破口大骂：“他妈的！这是叫你给她评功摆好哇！老子们这是叫你揭发她！”迫于无奈她这才如实地说了那冰激凌的事，只肯给我上纲到娇气，偏又被造反派掐头去尾、改头换面成那样。后来到底因为她的出身又被她所在街道的造反派撵出北京，遣送回乡了。我听了欷歔不已，其实我早就不生她的气了，因为后来滑稽离奇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眼界开阔，知道越是揭生活琐事越不要紧，因为说明没政治要害可编造。我这人毛病很多，她在我家那么多年，她要给我编故事，素材多了去了，可她在自身压力那么大的情景下只说了点儿冰激凌之类的鸡零狗碎。要知道那会儿可真是人人自危，平空出世了无数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作家”，连介绍我入党的同志都给我编出了不少有枝有叶的故事，造了许多要命的谣。相比之下，简直可以称她为“圣人”了。

　　十年风雨，遭受的凌辱和虐待，不说也罢。奇怪的是，就在这极其凄苦，“没有”她们的日子里，学习着她们和我们伟大人民的生活信念与人生态度，我不但满怀希望地活了过来，而且变得相当能干。处理家务之潇洒利落，常常令熟知我的人大跌眼镜。他们哪里想到，我这只是靠回忆和思念得了些许我婆婆和马姨的真传，还差得远哩！一次，一个也是写戏的朋友从远地来看我（当然，也是“黑帮”，我们见面，就跟建国前地下工作者接头差不多），我居然一边和他说着话，一边防着人，一边麻利地炖出一只冰糖肘子请他吃。他两眼定定地看了我很久，品尝时一边赞不绝口，一边大摇其头：“想不到啊！真想不到……”我心里得意扬扬，嘴里却若无其事地淡淡说道：“这有什么难的？比写剧本儿容易多了。”一句话竟说得他眼泪夺眶而出……“文化大革命”后，我的身体大不如前，患了心脏病。我婆婆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尽了。可是革命峰回路转，国家百废待兴，我一心要追回十年的时间，自是又抛家别子，又风风火火起来。于是，每当儿女家人吃着我凉一顿、热一顿，糊一顿、生一顿，甚至有一顿、没一顿对付的饭菜时，就不免大谈特谈起马姨来。我又不是傻子，可我只能装糊涂。虽然我心里也怀念她，但想想该回来的差不多都回来了，没回来的多少也有点儿音信，她又不是个肯销声匿迹的人，至今连点儿动静都没有，只怕是……凶多吉少了……日子就这么热火朝天又糊里糊涂地过着。忽然有一天，儿子“砰”的一声撞开房门，粗声大嗓地唤我：“妈妈！妈——妈！你快看看谁来了？”我抬起头来，只见他身后遮遮掩掩地站着马明文！居然还那么脸儿红红的，腰身挺挺的，我惊喜地站起来，刚想去拉她的手，她却一下子扑了过来，一把就把我搂在了怀里，泪流满面、呜呜咽咽地说：“你还活着！……这些年我最怕的就是你挺不过来……几回做梦你没了……醒过来我就对自己说：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狂风暴雨中长大的儿子见惯了场面，顶腻味我们婆婆妈妈，马上很实际地问：“马姨马姨，你现在在哪儿？还上我们家来吗？”马明文笑呵呵地看着他，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傻小子！我不上这儿来，还上哪儿去？我明儿个一早就来上班。”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因为她的家还要她照顾，她每天早上买好我家和她家的一应杂物来，傍晚把一切收拾干净了才走，就这样两不耽误地把两个家都料理得井井有条。有时我问她这样不累吗？她很不屑地说：“长这么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累。我说了您又该笑了，不带吹的，再加两家我也玩儿得转，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马姨不是平常人哪！”我当然知道她的不同寻常而且甚为钦佩，但对再来两家也玩儿得转的说法不免存疑。但是，吹点儿小牛既然能让她快乐，我又何必非和她较真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