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10)

　　与此同时，霭龄这位杰出的女实业家变本加厉地敛集财富。乔治·索克尔斯基在1937年2月号《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孔夫人在商界战胜了男性对手，“像孔夫人这类妇女，不需要平等的选举权，千千万万的选票都由她们指定。她铺平了道路，某个男人就获胜；她设置了一个障碍，他就要失败。她洞察舆论的每一个动向，她了解一个男人超过他的自我了解。她确实登峰造极。”这位作者称她为宋氏家族的领袖。

　　美龄独揽空军大权，成为掌管空军人员纪律的总监。虽然，她曾规定：在这支部队中，行窃者处以死刑。但无数材料证明，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大①温布尔登市位于英国南部，以举行全国性的国际性赛会闻名。

　　灾难中，她却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她在访美期间使得原来对她极为友好的罗斯福夫人后来都十分头痛了，因为她把习惯于以最周到最高级方式招待一切国宾的白宫服务人员都弄得束手无策。这位满口“民主”、提倡“新生活”的中国第一夫人不但每天要多次更换她卧床的丝绸床单，还有着各种欧洲王公贵族都没有的骄奢讲究。此外她从不用铃，而是像非洲部落酋长召唤奴隶那样用轻轻击掌的办法招呼侍者，使得习惯西方民主的美国人大惑不解并感到屈辱。

　　至于她从美国将无数特制的华贵衣衫、首饰珠宝、古玩摆设成箱成箱地专机空运回国，被美国士兵在搬运中偶然发现，愤而撕裂掼碎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就无须赘述了。

　　无数中外记者的报道中说过，后来也从美国政府的材料中透露：人们怀疑以支持中国抗战为名的大量美援军用物资，在尚未启运离开美国时就变化成美元，源源流入宋氏家族的私囊。对此，至今也未见任何有力的反证。不了了之原是有力的中国式的武器。但霭龄、美龄这两位拥有中国最巨额财富的妇女，其财产来源既不属于父母遗产又非正常收入，则是尽人皆知的。

　　这就无怪乎这两位妇女无论是在执行公务，还是在从事“慈善事业”时，都特别需要像女演员一样，“仪态万方”地拍照，或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了。

　　时光流逝，大浪淘沙。当时吹捧这两位妇女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早已烟消云散，当然也许还多少有点历史资料价值。但除了小说作家或学者研究之外，人们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追寻、探求，对其一言一行甚或一鳞半爪的行迹都弥足珍贵的，却只仅仅是对那另一位女性了——这就是那位始终杜绝奢侈，自奉甚俭，没有任何个人物质财富，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精神财富和难以比拟的美的庆龄。亡命追求显赫的终于沉沦，而远避奢华、默默奉献者却光照寰宇、流芳百世，历史告诉我们的还少么？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三姊妹”的故事而已。

　　手足之间

　　至今留存在故居的宋庆龄的家庭照片中，她和兄弟合拍的几乎没有。仅有的几张，都是与宋子文。

　　是偶然的现象吗？还是她和宋子文的手足之情更深？无从判断。但她曾对子文寄予很高的期望，在早期，宋子文也确曾反复游移于家庭与庆龄的两端之间，甚至一度似乎更倾向于庆龄。宋子文生于1894年，比庆龄只小一岁。婴幼时家庭环境既不同于尚处于拮据阶段的长姊，又不同于生在已成百万富翁之家的美龄。父母亲在他身上所花的心血与教育，应大致与庆龄相似，因此他后来在美国受教育时，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民主，是很自然的事。

　　不同的是，他不像庆龄那样迷恋于拯救祖国的理想。他从哈佛毕业之后，又在纽约金融界工作了一段时间，使他懂得了许多海外华侨理财之道。这为他日后广泛利用社会关系，利用多种渠道为个人积敛财富，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回国之后，子文在上海汉冶萍公司工作，学以致用，成绩斐然，加上宋耀如在上海的声名地位，一时被人们捧为“金融神童”。

　　当时，庆龄正在广州，由于孙中山的政府财政困难：建党要钱，建政要钱，建军要钱，资助北伐，更需要钱，庆龄向孙中山建议，让宋子文来广州处理国民党的财政难题，孙中山欣然同意。

　　宋子文毕竟是科班出身，当时又还有些革命热情，不但筹款应急有方，中央银行也随之成立。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着手大力整顿财务。他在南方政府任职两年，广东收入十倍于从前，但自然也就得罪了大批贪官、污吏、奸商、富豪，他们成立了“商团联防志愿团”与政府抗衡。这样一来，子文的自由派经济改革便给孙中山广州政府招来了第一次武装威胁。

　　虽然宋子文将国民党军费作了转移，为孙中山等人的撤退也做好了准备，但蒋介石突然插手，利用黄埔军校士官生，对广州商团进行了一次镇压，引起列强干预，使孙中山的政权遭遇了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除幼年时以外，在广州的这段日子，恐怕是子文与庆龄接触最多、思想最一致、关系最融洽、感情也最好的时期。除了姐弟都正年轻有为、胸怀大志的相似境况外，他们在感情上还有一个共振点，那就是：都十分厌恶那个当时颇得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

　　蒋介石暴戾贪婪的本性当时虽尚未完全暴露，但他貌似谦恭，实则野心勃勃的两面三刀手法，早就为敏感的庆龄觉察。他私德极坏、宿娼聚赌、小老婆无数的种种劣迹，有些还是子文帮姐姐证实的。宋子文当时还年轻，在政治上深受美国自由派的影响，作为一个新派人物，对蒋介石这些旧军阀的流氓恶霸习气，自然也是十分蔑视的。这就是为什么当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宋家的反对派，除庆龄外，还有一个就是宋子文的缘故。

　　但宋子文毕竟就是宋子文，他可以从心里蔑视蒋介石，但当这桩婚姻的主谋反复阐明利害，阐明“这个人可以被宋氏家族利用”，“可为宋家提供武力保护及政治利益”，及与他联盟的诸多好处，美龄也被说服，欣然同意下嫁这位花生米脑袋的将军之后，宋子文不但不再持异议，而且立即承担起长兄送嫁的义务，在婚礼上手挽花枝招展、装饰极为华丽的新娘，亲自把她送到那位庆龄称之为“蓝胡子”的人手中。

　　宋子文明白这次联姻是整个宋氏家族和庆龄公开决裂的标志吗？应该是明白的。宋子文知道这次婚礼特意安排在中山遗像下进行，此前不久又由《纽约时报》特意发出“庆龄下嫁陈明仁”的谣言，是有意排挤、欺压庆龄，公开从她手里掠夺继承权的卑鄙行径吗？想必也是知道的。

　　他对纯洁、善良的庆龄将因此感到多么难过，想不到吗？恐怕不会吧。他对这位从小一起长大，深知其正直秉性的姐姐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负疚感吗？恐怕当时也还不至于。要不然，他就不会在此前后一再声称，说在庆龄极端困难的时刻，只有他记挂着她并给过她经济接济了。

　　姑且不论此种说法是否属实，但此时宋子文的良心搏斗已远不如武汉时期那样剧烈、那样痛苦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1927年，宋子文作为武汉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希望能在上海及江、浙两省行使权力，但那时蒋介石正在大肆向商人强行“借款”，并发行公债，凡不愿如数借钱给他或如数认购他的公债的人，本人或子女不是以“反革命罪”被捕，就是神秘地失踪。妙就妙在只要当事人如数拿出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来，被捕的立即“无罪”，失踪的也会立即出现在家门口。这原是典型的青帮敲诈手法，但现在，已公开成为蒋介石政府的拿手好戏了。

　　作为财政部长，宋子文深知这些贷款及公债都未曾与公家见面就都一一进入蒋介石的私人账户了。他不想帮助蒋介石的勒索合法化，因此他拒绝在这些借条及债券上签字。于是蒋介石公开出面劝宋子文出任他的财政部长并与武汉断绝关系。子文原也是不同意，坚决不肯签字来着，但是，蒋介石命令他在广州的驻军没收了宋子文在南方银行中的全部私产。这样一来，毕竟是宋子文的宋子文，也就乖乖地束手就范了。

　　当时人们公开地评论他说：宋子文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不过是一个被蒋介石吓破了胆的显贵而已。

　　这些话庆龄听了是很难过的，因为她原先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就是在他已逐渐倒向蒋介石时，她仍然爱着他，不愿他从此堕落，而一再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他。但是，就整个宋氏家族而言，庆龄毕竟势单力薄，她可以从人格和感情上吸引子文，却缺少足够的实力与宋氏家族抗衡。美国作家斯·西格雷夫对此时宋子文的处境和心态做过如下出色的描绘：

　　“蒋介石知道宋子文作为普通人的恐惧心理，他不失时机地利用并发展着它。

　　……孔家夫妇还时时督促蒋介石做子文的工作。他们抓住子文的自由主义的不坚定性，对他进行无情的威胁。宋子文每次去西爱威斯路孔家，或去美龄与宋母在西摩路的住处，都要被洗一次脑筋才让走，因此，他喜欢待在庆龄在莫利哀路的空屋子里。他在那儿可以避开霭龄的诡计。但青帮流氓在监视这所房子，这使他心神不宁。霭龄和蒋介石要他屈服，不断施加压力——如同讨厌的同床者的爱抚一样，使他逐渐丧失了自尊与自持。他的对方是军人，其部下可以活生生地将少女们开膛，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裸的身体上取乐。子文不是他们的对手。”

　　面对蒋介石如此威胁自己的弟弟，同时又向她的小妹十分起劲地求爱的卑鄙行径，庆龄万分愤怒，但她既远在武汉，又无能为力。她曾委托过多少她的朋友做子文的工作，帮他认识整个革命形势与蒋介石的真面目。说子文一点无动于衷未免不公正，说他不明白一边是真理一边是谬误也绝非事实。真实的情况是：他当时思想斗争激烈，痛苦地摇摆于两者之间。

　　庆龄的一个朋友，美国记者希恩向庆龄保证，他一定能救出子文。他以为只要把子文从上海带到武汉，离开那些邪恶势力，以庆龄的人格与感情的力量，就足以征服或左右子文了。这位理想主义的记者未免过分自信，或者说，过分天真了。至少他没有把私利对于子文的诱惑力估计进去。他甚至设想让子文化装成他的翻译，带他从上海潜逃。他不明白偷越任何敌人的封锁线都是可能的，而一个人最难逾越的莫过于自己心理上的封锁线。

　　希恩奇怪为什么头一天子文万分感激他肯带他走，甚至连化名都想好、船票都买好了，而第二天却又不肯走了：也不明白第三天子文狂热地称赞革命与他的二姐，而第四天又切齿痛恨革命的群众运动使他漂亮的钞票贬了值……希恩曾以为这一切都是外力的作用。当然，最后他终于明白了，并且彻底地明白了。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不能走’，他说道，‘我不能那样做。我很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但我实在不能那样做’。

　　他很激动，心神不安。我坐在大厅的楼梯上，惊讶地凝视着他。那天下午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可现在——‘我怎样对你的姐姐说呢？’我问道。

　　‘我同我的家人谈谈。’他答道。我们上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在半夜一点钟的时间拜访了一圈人……在他谈话的人当中，有完全美国化的美龄，还有孔祥熙，他是子文的姐夫。争论了几个小时之后，子文走出孔家的内室，情绪低落，脸色阴郁地说道：

　　“决定了，我不走了。告诉姐姐我会写信给她。白白给你添麻烦，我很抱歉。”

　　我用一辆大汽车送他回家，像是坐在柩车里一样，我们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我纯粹是被事情的变幻不定搞得疲惫不堪，他则是非常阴郁沮丧。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夜里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我对宋子文的最终印象。这一印象既是对他个人的，也是对这一类人的，即在两岸之间不知所措的正直的自由派人物。”

　　希恩温和地称子文为“正直的自由派人物”，相比之下，倒是路易斯·斯特朗的眼光比较锐利，对子文这类人的估价更为客观。她是这样说的：

　　“也许他一直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一个自觉自愿的伪君子。也许他过去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社会懦夫。也许他认为合并可以拯救中国民族主义。从我与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显然地他很清楚革命和党都在武汉，而且需要他去工作；可是，他在两条道路中间摇摆，没有选择革命那条道路。”

　　是的，在关键时刻，子文没有选择庆龄希望并力争他走上的这条路，而是走上了庆龄最害怕最不愿意让他走上的另一条路。

　　这年7月，他倒是去了武汉，不过这时他已是明确地去为他的新上司蒋介石传达命令：南京可以和武汉联合，但前提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正式清除中共党员并赶走鲍罗廷。

　　由于武汉政府内汪精卫等早已和蒋介石谈好了出卖的价钱，这个最后通牒只是为了威胁庆龄和她的左派战友。

　　子文在私下里把从他的两个姐妹（包括她们的丈夫）那儿搜罗来的所有高压威胁与诋毁中伤的言论都统统复述了一遍。庆龄虽然很气愤，但她仍忍耐到底地听完了，最后她简单地对子文说：不，她不会和蒋介石合作，决不！

　　美国作家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透露：许多年之后，在一份公开了的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描述过宋子文当时吓坏了的形象，他和庆龄的谈话都不敢在室内。他坚持要庆龄同他去散步，他曾紧紧拉住姐姐的手，求她决不要回上海去。他附着姐姐的耳朵对她说，她的生命有危险，因为她肯定会背上挨上一刀。庆龄笑了，这笑既是勇敢的又是苦涩的。因为子文坚持说计划好对她进行暗杀的主谋中有霭龄，就像她以前参与的其他暗杀一样。

　　没有人透露过，也许庆龄就从未对人说过，她当时是多么难过。在失去了两个嫡亲的姐妹之后，又失去了她曾那样深爱的弟弟。那个从小时候蹒跚学步时就喜欢跟在她后边“姐，姐，庆龄，MydearRosmonda”这样叫唤着她的弟弟。

　　她的心在流血，但她仍然相信他的天性，只要有可能，她就准备去帮助他，爱护他，营救他。这样的机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来到了，那已是在十年以后了。但她仍那样高兴地、真诚地、不计前嫌地吸收他和她一道工作，请他和自己一起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人。自己亲任委员会主席，请他担任会长，领衔和他一道署名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庆龄从来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以革命家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乐于并善于和他们一道为世界和平民族振兴而工作的。更何况是对自己的弟弟，自己嫡亲的、她曾那样爱过的弟弟。是的，他曾走错过路，但她希望他迷途知返，她那样欣慰地欢迎他的进步。在重庆，她不住蒋介石政府为她准备的官邸，而借住在子文为她提供的房子里，表现出对他多么信任及诚挚真切的手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