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年中有一个月去医院挂水，疏通血管，活跃心脏，是为保健。在他们订阅的书报中《半月谈》、《参考消息》已屈居第二，《益寿文摘》和《祝您健康》成了他们新的精神食粮。一时间他们拥有空前丰富的保健知识。他们总是爱吃海带、紫菜、香菇这样的黑色食品，而尽量远离肥肉、腌菜这样的传统食物。
妈妈是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她的身体最好，心胸最为开阔。她的个人榜样以及经验足以成为所有人的老师。她只是遗憾这一切来得太迟，知道得太迟太晚，否则爸爸的下场就不至于那样了。一切都缘于无知，才拖延下来。要是放在今天凭妈妈的经验发现爸爸的病变还不是小事一件？甚至病变都不会发生，科学而卫生的生活足以防患于未然。妈妈的遗憾无法加以弥补，就将有关知识的运用转嫁到哥哥和我的身上来了。她督促我们早起早睡，生活规律，饭桌上经常素食，难得见肉。更有甚者妈妈经常塞给我们各类药片，有维生素、珍珠钙、西洋参、补气的、安神的，不一而足。即便是头疼脑热妈妈也重视得不得了，如临大敌，她给我们诊病，逼我们吃药，并想当然地认为她和爸爸生过的病哥哥和我都有，只是发作与否的问题和迟发早发的问题。因此我的胆囊炎、颈锥病（妈妈所有的病症）不是曾经有无的问题，而是及时地被她扑灭了。至于我们的肝，那当然是重点的重点。妈妈毫无妥协余地地禁止我饮酒，在我身体不适时她让我服下了大量的云芝肝泰和柴胡冲剂。我们家消夏的饮品常年以来除了绿豆汤还有茵陈汤。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妈妈每次托人捎东西去，除了大包保肝治肝的药物就再无其它了。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不断尝试各种锻炼和健身方法。唯有在这一问题上她总是最时髦的，喜新厌旧，追随风尚，并乐此不疲。妈妈练过甩手疗法，吃过醋蛋，家里培养过红茶菌。气功方面更是所习甚多，做过鹤翔桩、香功、八段锦，打过太极拳，目前进行的是中华益智养生功一天两次妈妈用两只特制的小锤在身上敲打不休。那小锤木柄，下包金属铁皮，看上去极像两枚手榴弹。妈妈将小锤在开水里烫热后开始舞动，砸在身上扑扑有声，既热又沉，是名热络锤。妈妈还去和平公园里扭秧歌，跳交谊舞，以活跃心身。家里的医疗保健设备添置了血压计、地磅、药枕以及纠正颈锥的器械。同时妈妈深知一个人的心理对其身体健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涸此她尽量摆脱日常琐事，去金陵老年大学报了名。她选修国画专业，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修身养性。另一门旁听课则是医疗保健，妈妈认真听讲，兴味盎然。课余时间养花植草，绿花阳台，每日早晚搬动花盆，其乐融融。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听说爸爸曾经自杀的事。一天我抱着妈妈送李伯伯的一盆花草去李伯伯家，后者正在阳台上浇花。当时李伯伯团胃癌已动过四次手术，见我来他点头微笑，那灿烂的面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病人。在我的理解中爸爸的这些老朋友应数李伯伯离他最近了。他（李伯伯）经历过死亡，而且也曾自杀。我小心翼翼地重提往事，问李伯伯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吞下了铁钉？我试图从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身上追究爸爸当时的心境。没想到李伯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他从来没有自杀过，更别说吞食什么铁钉了。他的面孔在鲜花中暗淡下去，不再理会我，因此我断定某些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只不过现在他仍把此视为耻辱。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爸爸的自杀时表现得那么轻易和坦然呢？答案只有一个：爸爸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死亡使他们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曾有过的软弱。在这支衰老的队伍里自杀仍然是被禁止的，仍然是一个首要的禁忌，并随着自然死亡的步步逼近越发显得必要。在他们之中只有姜叔叔的行为才是值得荣耀的，他为他们增光添彩。尤其今天更是如此，既然他们已历经磨难，克服了重重艰险，活下去本身直至终点就是一首英雄主义的赞歌了。
回家的路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沉思：看来活下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其不容易才产生了非凡的意义。正常死亡是人生的最后目标，虽然人人必有一死。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主张自杀。甚至连以虚无为本的存在主义者也要求我们重复活着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当然，这是生命意义的最低点，但最高或较高的又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曾向我解释的那样：“活着就是要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非常绝妙，但依然是一个圈套。在所有这些答案中爸爸和一切早夭的、短命的，和一切自残自戕的人都仍毫无价值可言。
难道活着真是唯一和基本的吗？
可否冒天下之大不题作这样的设想：终止、中断和残缺是有意义的？
由于平静而愉快的晚年生活妈妈不禁又想念起爸爸来了。她的开场白总是：
“要是爸爸能活到今天……”是啊，如果爸爸能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他当然不会去阳台上种花裁草，去公园里练功或舞剑，关于这点妈妈和我都同样清楚。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爸爸是不会退休的。他不会像他的那些当官的朋友们那样歇下来之后无所适从。他们上老年大学，锻炼身体，为第三代奔忙，我想爸爸不会有此闲情逸致。爸爸的工作（写作）是持续性的，职业要求他一如既往。他的幸运在于从事的行当可以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他的不幸当然就在于他的短命了。
看看他的那些活下来的同行吧，妈妈更加确信这一点。当年他们是同一批人，经历了相同的劫难，爸爸一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和精力都更胜一筹。妈妈认为爸爸应得到相同的回报，甚至应所获更多。他的那些同行如今各就其位，显赫一时，他们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在生前他们的著作就已进入经典之列。他们进入文学史、教课书，又从那里出来，现世的活动如此频繁，在报刊电视上反复出现，曝光率之高令妈妈无比嫉妒。他们的活动已越出狭隘的文学范围，更富于直接的现实意义。出任内阁部长、提名中央委员、出国访问、接受奖章、发表演说、持不同政见、办先锋刊物、扶持文学新人、下海、兼职、顾问……。至于写作本行，其领域也大大扩张了。报告文学、内部参考、新诗旧词、散文杂感一应俱全。另外还有警世格言、健身秘诀、回忆批评频频发表。读书笔记、私人书信、哲学思考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竞相评注《红楼梦》，举办水墨画展，四处题词，撰写书名刊头，弄得墨迹污染无处不在。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威势力足以左右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由于来日无多因此有必要奋力一挣，也许那美妙的不朽就就此投怀送抱了。
妈妈的遗憾是不无道理的。而我宁愿爸爸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就已死去。事实也就是这样。也许这就是终止、中断和残缺的意义所在。我难以想象爸爸活得又长又得意，四处周旋，仪态万千，就像我难以想象他是一个胖子，西装革履，指甲修得干干净净。爸爸是愤怒而害羞的，他的感受力不允许他达到某一点。在美感方面他有最好的鉴别力。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但他就是不会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感到遗憾，爸爸最好的书没有机会写出。但如果他真的活着，他会只埋头写书吗？如果真的活着，在当今的世界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我几乎不敢想象另一幅与现实更为契合的图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爸爸在一切发生之前死去吧。爸爸死得正逢其时，多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妈妈能够理解我的感受么？
她能否同意我大逆不道的言词？我该用怎样的方式安慰妈妈？一如对爸爸选择死亡加以肯定。
我说：爸爸至少可确保晚节了，他不再有机会喜新厌旧，把您抛弃了。他不再会有鲜闻传说、感情纠纷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的肉体已经朽坏，功能丧失，因此他的灵魂反倒更加洁净了。
妈妈对我此说嗤之以鼻，她相信爸爸如果活着也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我无法反驳，在这一问题上妈妈似乎有比我更多的发言权。同时这一问题也是虚妄的，爸爸不能死而复生，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证明。
爸爸的死给我带来的不适只是在追悼会前后，我为妈妈的情况而焦急。现在她要担当起家长的重任，给我们遮风挡雨了。
回到学校我继续学业。一天晚自习时我离开了教室，来到外面的树林里。我靠在一棵杨树上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为爸爸的死第一次哭泣，也是最后一次。流泪的时间很短，当我由蹲的姿势变为直立的眼泪就止住了。我为自己暗自落泪而不好意思，同时也感受到了释放后带来的轻松。再后来我恋爱了，对爸爸的死已无暇顾及。我又开始流泪了，但这是为我的爱人所流的。我再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心理，相反，我宁愿她能及时看见。我的眼泪毫无节制，如江河流淌，响动也变得巨大而可怕。我在痛哭，为她曾爱过别人，为她仍有可能离我而去，为假期短暂的分别，为误解、为童年，为一切悲惨的想象我痛哭不已。两只眼睛经常保持红肿，但我并不羞于见人。我的视力由于哭泣也开始明显下降了。两年来我的眼泪就这样地不值一文，但我并不自知。我被哭泣的快感所陶醉，就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我甚至在为自己的哭泣而哭泣了。我感动于自己如此爱她，又不被理解，自动沦落到这个无助而被动的位置上。我不可救药地进入到这一悲哀的角色而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分离来临，我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伤心不已。由此我判定自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她的离去如同末日来临。这是在白天清醒的理智之光的映照下我认识到的，我以为她于我的重要性几乎等于我生命的全部。可我们感受的世界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我们的梦境。与我现实的感受平行，在我肤浅不安的睡梦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我的爱人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我想梦见她都是不可能的。我曾做过多次愚蠢的尝试，如睡前默念她的名字，或在中途醒来时回忆她的形象。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她极少出现在我的梦中，即便出现了也和其他一些姑娘的面容混淆不清。
爸爸倒是经常光顾我的睡梦，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来访越来越频繁了。
在梦中爸爸从来都是活着的，年轻健壮，但一如既往地愁眉不展。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死去的爸爸。梦中的爸爸总是出现在家里，有妈妈陪伴一侧。即便他们所在的房子已不是下放时的那栋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双亲都在里面活动，那一定是你的家无疑了。哥哥和我都还那么小，不到自立的年龄，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就好像并不是爸爸主动来访，而是我孤身一人回到了往昔，回到了他们那里。他们活动着、摸索着、交谈着，情景熟悉而单调，又似乐章回旋不已。光线是暗淡的，话语是简短的，面容少有的年轻和简朴（所有的人），可事物是陈旧的。在这样的梦中醒来，我会为爸爸实际上的不存在而感到惋惜。我会为他的死而痛心和流泪。
现在是一九九五年秋。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当时爸爸三十九岁。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如今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哥哥长我五岁，三十九。我们和当年的爸爸已是同龄人了。
郝年，二十八岁，青年小说家。今年清明后的一天他陪我去给爸爸扫墓。爸爸的墓在望江矾。十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新辟的坟场，爸爸是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今草木茂盛，石碑拥挤，要找到爸爸的墓已不像当初那么容易了。我们在山坡上择路而行。清明前后的扫墓热潮已经过去，整个小山之上只有我们两个活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而不是和家人一起来给爸爸扫墓，所以心情格外轻松。往年的祭扫活动中我总是要安慰伤心落泪的妈妈，打发那些前来要钱的农民（他们不由分说，帮你铲去墓边的杂草）。如果你不给钱或给得少，农民们就会诅咒地下的死者，或者威胁说在你离开后破坏坟墓。况且正值清明，山上来人众多，真比集市还要热闹窒息。更让我难堪的是哥哥每次都要履行仪式，后退两步略整衣裳，向爸爸的墓碑三鞠躬。我总在想象另一种不同的祭扫方式，不必来去匆匆，像做贼一样（为逃避要钱的农民有时甚至连爸爸的墓也不敢认），就像今天这样，没有别人的打搅，我们可以待得时间长一些，在爸爸的墓前多抽几颗烟。
临来时我想到自己带上工具，清除爸爸墓边的杂草，结果我找到一把剪刀。当我在墓前剪除那些到处滋生的细竹条时，郝年转到墓后在着爸爸的墓志铭。
那凹陷的文字油漆已经斑驳，况且又是文言，读起来颇为费力。郝年在那里埋头看了半天。后来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张白纸，让他把墓志铭抄下来。与其说是抄，不如说是描摹，其中的一些字我们完全不认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抄录完毕。
我将全文照录如下：方之（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早岁献身革命，一九五七年转为专业作家。唯行直道，绝无媚骨；遭时屯逼，坎场终身。其为人也，于群众则披肝沥胆，休戚同关。于奸佞则笔伐口诛，不假辞色。故其发而为文，是非判然，爱憎炽烈，侠骨入髓，力彻七札。所撰《在泉边》、《出山》暨《内奸》
诸篇，溪径独开，文坛蜚声，观其文者知其为人，知其人者益服其文之生于情也。
晚而弥笃，炉火臻青；吴天不吊，速丧育英。呜呼痛哉！呜呼惜哉！一九八零年二月。
一个农妇提着铁锨走上山来，她一声不吭地帮我们清理爸爸墓前的败叶杂草。
我的剪刀毕竟不好用，不如铁锨来得利索，于是就随她去了。我问农妇哪里有纸钱卖？她说下面的小店就有。我给了农妇五十元钱，让她下山帮我们买三十块钱的纸钱，余下的二十元是给她的（作铲草和跑腿的酬劳）。农妇问：“要什么样的纸钱？”
我说：“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几分钟后她从山下上来，身后跟着一条毛色混杂的草狗。她将一大堆纸钱交到我们手上，种类应有仅有。一万和十万元一张的冥币各有几叠，印得十分粗糙，纸张也很低劣，但仍在努力模仿人民币具有的气概。领袖肖像也被玉皇大帝或阎王爷取代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任那些元宝，虽也是用纸折成的，但外面刷了一层银粉，看上去像那么回事。纸元宝由一根细线穿成一串，另有一根树枝供人烧纸时拿在手上。当然，最令人倾心的还是那些质朴发黄的草纸，厚厚的一叠，既柔软又毛糙，还那么抽象（和冥币、元宝相比它更不像任何具体的钱）。它不像任何人世间的钱，因而最有可能在阴间流通——如果阴间真需要用钱的话。
我和郝年在爸爸墓前腾出一块地方，焚烧各类钱币，烟雾缭绕，烈火熊熊，呛得那条草狗啊乞打了一个喷嚏。它那么脏，那么瘦，甚至也不会吠叫。它像我们摇尾乞怜，神情悲哀，又完全没有目的——我们没带任何食物。它是和那农妇一道上来的，在我们的祭扫过程中充当了一个角色。仿佛在那古老的时代，荒山、烈火、草纸和灰烬，一个人和他的朋友，还有他那条忠实的狗，在父亲的坟前。
我们没有三鞠躬也没有献花圈，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以为当天的祭扫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郝年从衣服里摸出一叠稿纸架在冥币的余烬上—他还没有完。
这是两篇小说的手稿，一篇是我的，一篇是郝年的。郝年显然有备而来（至于我的那篇手稿怎么会在他那里的此处不必深究）。两份手稿在爸爸的墓前烧起来，边角卷起，方格内的字迹逐渐被黑蝴蝶般的灰烬蚕食掉。所有交付死者的东西都要通过焚毁的途径来传递，都要经过烈火的检验。
郝年从未见过爸爸，但读过他的书。他对爸爸的尊敬是晚辈之于前辈的那种。
当然这与我有关。如果郝年不认识我，我们不是朋友，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读到爸爸的书。爸爸的书是过时的那种，并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里致力于文学的青年必读的一类。仅从艺术上的继承和反叛而言，他们只会针对卡夫卡、海明威、鲁迅等等，也许还有活着的马原、昆德拉。爸爸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年轻一代的忽略之列，由于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在文学上的成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儿子我也会持同样残忍的看法，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现在我也只是读爸爸的书，而对他的那些同龄人没有任何兴趣。我并没有觉得因此有什么不妥或不公正的，因而我对爸爸的某种遗憾的心情在逻辑上就没有立足之处了。我试图把爸爸的短命因素考虑进去，言下之意：如果他活得足够长就能超越他的那些同行。我知道这样的假设永远是虚妄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多么强烈地感受到爸爸并不是我或其他人文学上的父亲，当然也包括郝年。别看他此刻如此虔诚，在爸爸的墓前焚烧手稿，但他并不觉得爸爸的书对他的写作有任何稗益。爸爸是他抽象的前辈，这样的举动（焚烧手稿）只能感动我们自己。也许郝年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如此坎坷，充满艰辛，弄不好还会半途夭亡。郝年在自勉，在他泪水盈盈的目光中我感到了那种继承前人未竟事业的决心。郝年在爸爸墓前的感受是丰富而实际的，非常符合他在文学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信心和欲望。而我却不能完全像郝年那样想。爸爸的死首先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在文学上努力只能说明此事的虚无本质。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我只想继承他的命运，他的隔绝和生硬，他的卑微，也许这些才是馈赠给我们的财富。当然，我们都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或那样想，当两份手稿化为灰烬郝年和我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仪式终于完毕，我和郝年像两个收工的农民一样蹲在爸爸的墓前吸了一支烟。
郝年问我：“老爷子抽烟吗？”我说：“抽啊。”于是郝年点了一支烟，搁在爸爸墓冢的水泥顶上。山风吹来，那微弱的红色一顿一顿地向后移去，留下一截越来越长的烟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样。
“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郝年说。
直到爸爸抽完了那支烟，我们才起身下山去了。
转眼到了夏至。这天我和为民去鼓楼附近的猎人酒吧喝啤酒。
为民是我的小学同学，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两家自小也有来往。为民叫爸爸“韩叔叔”，这点和我的其他朋友不一样，比如郝年，他们只知道爸爸是作家方之。当然后来（特别是我开始写作以后），我结交的朋友大都是郝年这样的了。
我后来的朋友大都有点自命不凡，他们以天才自诩，总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
他们不甘于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任何正常状态都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倾向于文学多少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和天性。尽管后来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开始时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多年来我的周围充斥着以文学为信仰的男男女女，我本人更是他们中典型的文学青年。我的生活与为民相隔绝（虽然其间也偶有来往），待我们真正有机会坐下来交谈时发现彼此都已面目全非了。
据我所知为民一直在过最常规的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小孩。曾几何时老实人为民成了一位气功高手了。我知道为民有神通，所以今天特意请他出来给我的一个开酒吧的朋友看财气。为民说开酒吧的朋友生意好不了，因为房顶上有一团黑气自上而下地罩着，就像一口倒扣的铁锅。即便有新的资金投入，那黑锅也只能向上稍许升起，而不能完全祛除。我因为将信将疑，就把为民带到猎人酒吧。同样是酒吧，这里的生意少有的好，来客盈门，灯红酒绿，为民稍一闭目，说这里的财气旺极了。
由于气氛实在不错，我们就留下来喝啤酒。我们对面坐在S形的吧台上，每人要了一扎生啤。在我们中间是一只印有Marlboro字样的烟缸，我和为民对抽了很多支烟。小姐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五，而没有任何牌子的国产香烟。这里的一切都尽量做得洋气，富于外国情调。我们身后有人在投掷飞缥。酒吧的另一角设了一张桌球，两个老外绕着台面转来转去。一个说英语的中国女孩和他们在一起。但酒吧里更多的毕竟是她的同胞，在他们密切的注视下那可疑的女孩态度显得很生硬。我对为民说：“那几个头上琚了红色的男孩很可能是做富婆生意的。”我相信为民从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他紧锁眉头，只顾喝酒。后来他说：“今天是夏至了。”
我一时全无反应，随后就觉得难以理解了。在这样的地方，在我们的城市，在这些踌躇满志的人们中间竟有夏至这回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我似是而非地问：
“是吗？”
“是，”为民说，“所以我今天特别敏感。每逢节气这天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有所感觉。”他告诉我刚才一个女老外对那说英语的中国女孩说了句什么，虽说他不懂英语，但他觉得她是在用最恶毒的话骂她。
我说：“没错，她骂她是狗娘养的。大概是妒忌了吧？”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那女老外的表情充满了轻蔑和厌恶，谁都能看得出来。还有这里的生意，明摆着的好，还用他为民说吗？
我想了解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也不是那么地不重要。
我说：“我有一些事情想请你感觉一下。”
为民问我：“是关于女人的吗！”
“这是没有意义的，”为民说，“因为到了下一次，你让我看的就不是这个女人了，而会是另一些。还是让我帮你看看身体吧。”
我说：“不忙。你知道我现在已不像从前，女人对我的影响不会太大。我们权当做一次游戏吧。”
我坚持低级趣味，让为民帮我看一看和女人的关系，而不是其它。为民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吧。”
我说：“我心里分别想着三个女人，你看一看我和她们的关系以及前途。”
“第一个。”我说，心里想着那人，默念着她的名字。
为民双目低垂，丝纹不动，良久他抬起头来直视我的眼睛，说：“图像是这样的，她无动于衷，依然故我，是一条直线。而你有向她那边靠近的意图，但最终没有靠上，你们还是分开了。”
我说：“好。下面是第二个。”
为民吸了半支烟，这次他没有闭目，只是凝神想了一下，告诉我：“你没有想法，是一条直线。对方绕了一个大弯向你靠近，和你交汇了，但仍继续向前。后来她突然一个转折，又向你靠近，你们再次交汇。再往上我就看不清了，似乎两条线重叠在一起了，不过也说不太清。”
“第三个。”我说。
“第兰个，”为民笑起来，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就像麻花或者油条，纠缠不休，绞过来绞过去的，有分离也有相聚，永远如此。”
后来我问为民能不能看死人胞说：“可以呀，死人是有灵魂的，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
我问：“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天堂里？是不是说那里的环境要好一些？
而在地上是不是在地狱里？那里的环境不怎么样？”
为民说：“倒不一定。”
我紧追不舍：“那么在天上离地有多高？几尺，还是几公里？”
对此为民无法回答。关于超验问题的交谈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有距离的幽默的调子。这样的调子是恰当的，不至于使谈论变得庸俗，或使为民的敏感落人妄想的境地。幽默使神秘的预知和感悟到女人为止，而在死亡的领域它们则会变成愚蠢的迷信。即便如此，当我们涉及到死者灵魂的时候我还是不禁想到了爸爸，十六年后他的灵魂安在？天上还是地下？我没有向为民提及我的疑虑，因为那毕竟是不可以言说的事，是不能以任何幽默加以距离对待的问题。
后来为民凑近我，小心而严肃地说：“暧，韩叔叔的灵魂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啊。”
我说：“我没有问你他的事啊。”
为民听而不闻，继续道：“他还在飘。”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是为什么！”
为民说：“似乎有什么事未了。”
我说：“是什么事呢？”
为民再次低下头去，闭目沉思，很久很久，他说：“和你有关，似乎是不放心你。”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感觉的。在他的下面是你、你哥和你妈，他的目光一直看着你。我试着让他注意到你哥，但他把目光掉回去了，始终看着你。”
我问：“是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这样，灵魂在空中飘荡？”
为民说：“不。”他随便举了一例，他的一个同事最近得病死了，为民曾看过他。他的灵魂已经安定，入土为安，了无声息了。
我解释说：“你看见的也许是‘信息遗留’。”我对为民讲述了十六年前爸爸临终时的情景，他一直在等我的来信。可直到他死后那封信我都始终没写。爸爸是抱憾而死的，他没有等到我的信，他在为我担忧。“你怎么能肯定你看见的是今天而非十六年前的事呢？”我问为民。
对方说：“也许是吧。”
这时一阵掌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一个高大的外国人跳到桌子上随乐声扭动起来。他一手持着酒瓶，肥硕的屁股左右摇晃。在他现实的压力下那张简易木桌嘎吱作响。他向我们呼喊着，不是我们所有人，而仅仅是我和为民，只因为我们正襟危坐，表情木然，与店堂内的气氛相互隔绝。我们过于安分了。那老外想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快活起来。
几天后我遇见郝年，把夏至那天为民关于爸爸灵魂的那番话对他说了。郝年将信将疑，看得出来怀疑的成分还是更多一些。最后他说：“无论如何这是很动人的。”
他是指爸爸执意注视我的目光。在爸爸为何为我担忧的问题上郝年亦有解释，当然完全是郝年式的。他认为我子承父业，也在写作，爸爸其实不是担忧而是希望，希望我从他中断的地方继续下去，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结果。爸爸在密切地注视着我的写作，仅此而已。我呢？差不多快要相信郝年的说法了。可惜爸爸不能亲自从空虚中作答。
1995．9．1，0：19
附录：轮回三章之——叙事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父亲是纯洁的革命者
燃烧黑发的火炬
迎娶母亲——他美丽的新娘
他是诗人兼战士
上升，有如明星
却陨落在猪圈旁
永远的遗憾：我不能分享他短暂的荣耀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昔日的国都，又一个牛年
世间的轮回流转
带来穷人新的灾难
我出生，和人们争夺口粮
六一年的集体死亡刺激了
后来的人口过剩
我在早夭的婴儿中脱颖
（在此之前我和两亿个精子竞争
犹如中了大奖
甚至逃过了其后的人口政策）
我老二，一个生命的奇迹
然而并不知道感激
此刻的记忆中呈现外公悔罪的形象
父亲自杀未遂，没有人通知我
怕打搅我无用的成长
红旗自母亲单位楼顶飘落
武斗的卡车满载着前去搏杀的躯体
炎热的夏天、小巷
恐怖的谣传使人们清凉
演习的警报，战争的模仿
未来的逃兵爱上了木制的刀枪
革命是一场狂欢
忽而奔跑的人变成了脚下的泥浆
我的双亲在时间中变形
我在被忽略中发现了性
邻居的女孩，我的玩伴
姐妹六人算不算妻妾成群？
我为离别而落泪，为搬迁而兴奋
为祖母的死欣喜若狂
我颠倒的情欲也不完全颠倒
经历灾难又总在它的边缘
披红挂绿的车队驶过大桥
锣鼓喧天拍打着江面
六口之家奔赴它未知的前程
葬礼和婚礼同时在冬天举行
下放的家庭和土地结合
孩子们翻开了田野的书页
被触摸的牛——我的属相
它的真实胜过一根皮带
我们是外来者，第一批落户的人
我的种族有赖于我是一个男孩
提亲的队伍络绎不绝
大队书记的千金
该不会辱没老韩家的门第？
下放带来文化的侵袭、植被的北移
如同一场古代战争
瓜果蔬菜和泡桐树苗对那块土地的爱
远胜于我们
涧南草狗的亲情也更为悠远
比当地老乡更认得我们这门老亲
我学会了一种方言
还有鸡鸣狗吠、小鸟的啼
只有眼镜是无可争议的族徽
展开翅膀降落我幼稚的鼻梁
我知道我不会在此长住
我知道我的视力只限于书本
没有画画的才能
却练习谋生的一技之长
剃头匠把剪刀传给他弱智的儿子
父亲拒绝向我传授他的手艺——文章
突然，政治的追杀至此
尖利的哨音中母亲被捕上了南大堤
历史坚硬如镣铐铿镪
柔软又好比北风的飘带
外公的白发凄凉
父亲青霉素过量
癌细胞也在寻找绝望的土地
有如虚无来到我心间
当尸布将那人像婴儿一样裹紧
烈焰的红舌就窜出了爸爸的口腔
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北上
并结束了身后的田园
1994．12．2
韩东小说集中国情人我和你妈妈是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她的身体最好，心胸最为开阔。她的个人榜样以及经验足以成为所有人的老师。她只是遗憾这一切来得太迟，知道得太迟太晚，否则爸爸的下场就不至于那样了。一切都缘于无知，才拖延下来。要是放在今天凭妈妈的经验发现爸爸的病变还不是小事一件？甚至病变都不会发生，科学而卫生的生活足以防患于未然。妈妈的遗憾无法加以弥补，就将有关知识的运用转嫁到哥哥和我的身上来了。她督促我们早起早睡，生活规律，饭桌上经常素食，难得见肉。更有甚者妈妈经常塞给我们各类药片，有维生素、珍珠钙、西洋参、补气的、安神的，不一而足。即便是头疼脑热妈妈也重视得不得了，如临大敌，她给我们诊病，逼我们吃药，并想当然地认为她和爸爸生过的病哥哥和我都有，只是发作与否的问题和迟发早发的问题。因此我的胆囊炎、颈锥病（妈妈所有的病症）不是曾经有无的问题，而是及时地被她扑灭了。至于我们的肝，那当然是重点的重点。妈妈毫无妥协余地地禁止我饮酒，在我身体不适时她让我服下了大量的云芝肝泰和柴胡冲剂。我们家消夏的饮品常年以来除了绿豆汤还有茵陈汤。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妈妈每次托人捎东西去，除了大包保肝治肝的药物就再无其它了。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不断尝试各种锻炼和健身方法。唯有在这一问题上她总是最时髦的，喜新厌旧，追随风尚，并乐此不疲。妈妈练过甩手疗法，吃过醋蛋，家里培养过红茶菌。气功方面更是所习甚多，做过鹤翔桩、香功、八段锦，打过太极拳，目前进行的是中华益智养生功一天两次妈妈用两只特制的小锤在身上敲打不休。那小锤木柄，下包金属铁皮，看上去极像两枚手榴弹。妈妈将小锤在开水里烫热后开始舞动，砸在身上扑扑有声，既热又沉，是名热络锤。妈妈还去和平公园里扭秧歌，跳交谊舞，以活跃心身。家里的医疗保健设备添置了血压计、地磅、药枕以及纠正颈锥的器械。同时妈妈深知一个人的心理对其身体健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涸此她尽量摆脱日常琐事，去金陵老年大学报了名。她选修国画专业，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修身养性。另一门旁听课则是医疗保健，妈妈认真听讲，兴味盎然。课余时间养花植草，绿花阳台，每日早晚搬动花盆，其乐融融。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听说爸爸曾经自杀的事。一天我抱着妈妈送李伯伯的一盆花草去李伯伯家，后者正在阳台上浇花。当时李伯伯团胃癌已动过四次手术，见我来他点头微笑，那灿烂的面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病人。在我的理解中爸爸的这些老朋友应数李伯伯离他最近了。他（李伯伯）经历过死亡，而且也曾自杀。我小心翼翼地重提往事，问李伯伯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吞下了铁钉？我试图从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身上追究爸爸当时的心境。没想到李伯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他从来没有自杀过，更别说吞食什么铁钉了。他的面孔在鲜花中暗淡下去，不再理会我，因此我断定某些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只不过现在他仍把此视为耻辱。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爸爸的自杀时表现得那么轻易和坦然呢？答案只有一个：爸爸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死亡使他们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曾有过的软弱。在这支衰老的队伍里自杀仍然是被禁止的，仍然是一个首要的禁忌，并随着自然死亡的步步逼近越发显得必要。在他们之中只有姜叔叔的行为才是值得荣耀的，他为他们增光添彩。尤其今天更是如此，既然他们已历经磨难，克服了重重艰险，活下去本身直至终点就是一首英雄主义的赞歌了。
回家的路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沉思：看来活下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其不容易才产生了非凡的意义。正常死亡是人生的最后目标，虽然人人必有一死。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主张自杀。甚至连以虚无为本的存在主义者也要求我们重复活着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当然，这是生命意义的最低点，但最高或较高的又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曾向我解释的那样：“活着就是要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非常绝妙，但依然是一个圈套。在所有这些答案中爸爸和一切早夭的、短命的，和一切自残自戕的人都仍毫无价值可言。
难道活着真是唯一和基本的吗？
可否冒天下之大不题作这样的设想：终止、中断和残缺是有意义的？
由于平静而愉快的晚年生活妈妈不禁又想念起爸爸来了。她的开场白总是：
“要是爸爸能活到今天……”是啊，如果爸爸能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他当然不会去阳台上种花裁草，去公园里练功或舞剑，关于这点妈妈和我都同样清楚。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爸爸是不会退休的。他不会像他的那些当官的朋友们那样歇下来之后无所适从。他们上老年大学，锻炼身体，为第三代奔忙，我想爸爸不会有此闲情逸致。爸爸的工作（写作）是持续性的，职业要求他一如既往。他的幸运在于从事的行当可以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他的不幸当然就在于他的短命了。
看看他的那些活下来的同行吧，妈妈更加确信这一点。当年他们是同一批人，经历了相同的劫难，爸爸一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和精力都更胜一筹。妈妈认为爸爸应得到相同的回报，甚至应所获更多。他的那些同行如今各就其位，显赫一时，他们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在生前他们的著作就已进入经典之列。他们进入文学史、教课书，又从那里出来，现世的活动如此频繁，在报刊电视上反复出现，曝光率之高令妈妈无比嫉妒。他们的活动已越出狭隘的文学范围，更富于直接的现实意义。出任内阁部长、提名中央委员、出国访问、接受奖章、发表演说、持不同政见、办先锋刊物、扶持文学新人、下海、兼职、顾问……。至于写作本行，其领域也大大扩张了。报告文学、内部参考、新诗旧词、散文杂感一应俱全。另外还有警世格言、健身秘诀、回忆批评频频发表。读书笔记、私人书信、哲学思考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竞相评注《红楼梦》，举办水墨画展，四处题词，撰写书名刊头，弄得墨迹污染无处不在。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威势力足以左右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由于来日无多因此有必要奋力一挣，也许那美妙的不朽就就此投怀送抱了。
妈妈的遗憾是不无道理的。而我宁愿爸爸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就已死去。事实也就是这样。也许这就是终止、中断和残缺的意义所在。我难以想象爸爸活得又长又得意，四处周旋，仪态万千，就像我难以想象他是一个胖子，西装革履，指甲修得干干净净。爸爸是愤怒而害羞的，他的感受力不允许他达到某一点。在美感方面他有最好的鉴别力。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但他就是不会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感到遗憾，爸爸最好的书没有机会写出。但如果他真的活着，他会只埋头写书吗？如果真的活着，在当今的世界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我几乎不敢想象另一幅与现实更为契合的图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爸爸在一切发生之前死去吧。爸爸死得正逢其时，多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妈妈能够理解我的感受么？
她能否同意我大逆不道的言词？我该用怎样的方式安慰妈妈？一如对爸爸选择死亡加以肯定。
我说：爸爸至少可确保晚节了，他不再有机会喜新厌旧，把您抛弃了。他不再会有鲜闻传说、感情纠纷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的肉体已经朽坏，功能丧失，因此他的灵魂反倒更加洁净了。
妈妈对我此说嗤之以鼻，她相信爸爸如果活着也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我无法反驳，在这一问题上妈妈似乎有比我更多的发言权。同时这一问题也是虚妄的，爸爸不能死而复生，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证明。
爸爸的死给我带来的不适只是在追悼会前后，我为妈妈的情况而焦急。现在她要担当起家长的重任，给我们遮风挡雨了。
回到学校我继续学业。一天晚自习时我离开了教室，来到外面的树林里。我靠在一棵杨树上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为爸爸的死第一次哭泣，也是最后一次。流泪的时间很短，当我由蹲的姿势变为直立的眼泪就止住了。我为自己暗自落泪而不好意思，同时也感受到了释放后带来的轻松。再后来我恋爱了，对爸爸的死已无暇顾及。我又开始流泪了，但这是为我的爱人所流的。我再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心理，相反，我宁愿她能及时看见。我的眼泪毫无节制，如江河流淌，响动也变得巨大而可怕。我在痛哭，为她曾爱过别人，为她仍有可能离我而去，为假期短暂的分别，为误解、为童年，为一切悲惨的想象我痛哭不已。两只眼睛经常保持红肿，但我并不羞于见人。我的视力由于哭泣也开始明显下降了。两年来我的眼泪就这样地不值一文，但我并不自知。我被哭泣的快感所陶醉，就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我甚至在为自己的哭泣而哭泣了。我感动于自己如此爱她，又不被理解，自动沦落到这个无助而被动的位置上。我不可救药地进入到这一悲哀的角色而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分离来临，我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伤心不已。由此我判定自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她的离去如同末日来临。这是在白天清醒的理智之光的映照下我认识到的，我以为她于我的重要性几乎等于我生命的全部。可我们感受的世界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我们的梦境。与我现实的感受平行，在我肤浅不安的睡梦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我的爱人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我想梦见她都是不可能的。我曾做过多次愚蠢的尝试，如睡前默念她的名字，或在中途醒来时回忆她的形象。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她极少出现在我的梦中，即便出现了也和其他一些姑娘的面容混淆不清。
爸爸倒是经常光顾我的睡梦，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来访越来越频繁了。
在梦中爸爸从来都是活着的，年轻健壮，但一如既往地愁眉不展。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死去的爸爸。梦中的爸爸总是出现在家里，有妈妈陪伴一侧。即便他们所在的房子已不是下放时的那栋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双亲都在里面活动，那一定是你的家无疑了。哥哥和我都还那么小，不到自立的年龄，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就好像并不是爸爸主动来访，而是我孤身一人回到了往昔，回到了他们那里。他们活动着、摸索着、交谈着，情景熟悉而单调，又似乐章回旋不已。光线是暗淡的，话语是简短的，面容少有的年轻和简朴（所有的人），可事物是陈旧的。在这样的梦中醒来，我会为爸爸实际上的不存在而感到惋惜。我会为他的死而痛心和流泪。
现在是一九九五年秋。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当时爸爸三十九岁。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如今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哥哥长我五岁，三十九。我们和当年的爸爸已是同龄人了。
郝年，二十八岁，青年小说家。今年清明后的一天他陪我去给爸爸扫墓。爸爸的墓在望江矾。十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新辟的坟场，爸爸是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今草木茂盛，石碑拥挤，要找到爸爸的墓已不像当初那么容易了。我们在山坡上择路而行。清明前后的扫墓热潮已经过去，整个小山之上只有我们两个活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而不是和家人一起来给爸爸扫墓，所以心情格外轻松。往年的祭扫活动中我总是要安慰伤心落泪的妈妈，打发那些前来要钱的农民（他们不由分说，帮你铲去墓边的杂草）。如果你不给钱或给得少，农民们就会诅咒地下的死者，或者威胁说在你离开后破坏坟墓。况且正值清明，山上来人众多，真比集市还要热闹窒息。更让我难堪的是哥哥每次都要履行仪式，后退两步略整衣裳，向爸爸的墓碑三鞠躬。我总在想象另一种不同的祭扫方式，不必来去匆匆，像做贼一样（为逃避要钱的农民有时甚至连爸爸的墓也不敢认），就像今天这样，没有别人的打搅，我们可以待得时间长一些，在爸爸的墓前多抽几颗烟。
临来时我想到自己带上工具，清除爸爸墓边的杂草，结果我找到一把剪刀。当我在墓前剪除那些到处滋生的细竹条时，郝年转到墓后在着爸爸的墓志铭。
那凹陷的文字油漆已经斑驳，况且又是文言，读起来颇为费力。郝年在那里埋头看了半天。后来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张白纸，让他把墓志铭抄下来。与其说是抄，不如说是描摹，其中的一些字我们完全不认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抄录完毕。
我将全文照录如下：方之（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早岁献身革命，一九五七年转为专业作家。唯行直道，绝无媚骨；遭时屯逼，坎场终身。其为人也，于群众则披肝沥胆，休戚同关。于奸佞则笔伐口诛，不假辞色。故其发而为文，是非判然，爱憎炽烈，侠骨入髓，力彻七札。所撰《在泉边》、《出山》暨《内奸》
诸篇，溪径独开，文坛蜚声，观其文者知其为人，知其人者益服其文之生于情也。
晚而弥笃，炉火臻青；吴天不吊，速丧育英。呜呼痛哉！呜呼惜哉！一九八零年二月。
一个农妇提着铁锨走上山来，她一声不吭地帮我们清理爸爸墓前的败叶杂草。
我的剪刀毕竟不好用，不如铁锨来得利索，于是就随她去了。我问农妇哪里有纸钱卖？她说下面的小店就有。我给了农妇五十元钱，让她下山帮我们买三十块钱的纸钱，余下的二十元是给她的（作铲草和跑腿的酬劳）。农妇问：“要什么样的纸钱？”
我说：“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几分钟后她从山下上来，身后跟着一条毛色混杂的草狗。她将一大堆纸钱交到我们手上，种类应有仅有。一万和十万元一张的冥币各有几叠，印得十分粗糙，纸张也很低劣，但仍在努力模仿人民币具有的气概。领袖肖像也被玉皇大帝或阎王爷取代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任那些元宝，虽也是用纸折成的，但外面刷了一层银粉，看上去像那么回事。纸元宝由一根细线穿成一串，另有一根树枝供人烧纸时拿在手上。当然，最令人倾心的还是那些质朴发黄的草纸，厚厚的一叠，既柔软又毛糙，还那么抽象（和冥币、元宝相比它更不像任何具体的钱）。它不像任何人世间的钱，因而最有可能在阴间流通——如果阴间真需要用钱的话。
我和郝年在爸爸墓前腾出一块地方，焚烧各类钱币，烟雾缭绕，烈火熊熊，呛得那条草狗啊乞打了一个喷嚏。它那么脏，那么瘦，甚至也不会吠叫。它像我们摇尾乞怜，神情悲哀，又完全没有目的——我们没带任何食物。它是和那农妇一道上来的，在我们的祭扫过程中充当了一个角色。仿佛在那古老的时代，荒山、烈火、草纸和灰烬，一个人和他的朋友，还有他那条忠实的狗，在父亲的坟前。
我们没有三鞠躬也没有献花圈，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以为当天的祭扫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郝年从衣服里摸出一叠稿纸架在冥币的余烬上—他还没有完。
这是两篇小说的手稿，一篇是我的，一篇是郝年的。郝年显然有备而来（至于我的那篇手稿怎么会在他那里的此处不必深究）。两份手稿在爸爸的墓前烧起来，边角卷起，方格内的字迹逐渐被黑蝴蝶般的灰烬蚕食掉。所有交付死者的东西都要通过焚毁的途径来传递，都要经过烈火的检验。
郝年从未见过爸爸，但读过他的书。他对爸爸的尊敬是晚辈之于前辈的那种。
当然这与我有关。如果郝年不认识我，我们不是朋友，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读到爸爸的书。爸爸的书是过时的那种，并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里致力于文学的青年必读的一类。仅从艺术上的继承和反叛而言，他们只会针对卡夫卡、海明威、鲁迅等等，也许还有活着的马原、昆德拉。爸爸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年轻一代的忽略之列，由于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在文学上的成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儿子我也会持同样残忍的看法，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现在我也只是读爸爸的书，而对他的那些同龄人没有任何兴趣。我并没有觉得因此有什么不妥或不公正的，因而我对爸爸的某种遗憾的心情在逻辑上就没有立足之处了。我试图把爸爸的短命因素考虑进去，言下之意：如果他活得足够长就能超越他的那些同行。我知道这样的假设永远是虚妄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多么强烈地感受到爸爸并不是我或其他人文学上的父亲，当然也包括郝年。别看他此刻如此虔诚，在爸爸的墓前焚烧手稿，但他并不觉得爸爸的书对他的写作有任何稗益。爸爸是他抽象的前辈，这样的举动（焚烧手稿）只能感动我们自己。也许郝年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如此坎坷，充满艰辛，弄不好还会半途夭亡。郝年在自勉，在他泪水盈盈的目光中我感到了那种继承前人未竟事业的决心。郝年在爸爸墓前的感受是丰富而实际的，非常符合他在文学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信心和欲望。而我却不能完全像郝年那样想。爸爸的死首先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在文学上努力只能说明此事的虚无本质。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我只想继承他的命运，他的隔绝和生硬，他的卑微，也许这些才是馈赠给我们的财富。当然，我们都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或那样想，当两份手稿化为灰烬郝年和我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仪式终于完毕，我和郝年像两个收工的农民一样蹲在爸爸的墓前吸了一支烟。
郝年问我：“老爷子抽烟吗？”我说：“抽啊。”于是郝年点了一支烟，搁在爸爸墓冢的水泥顶上。山风吹来，那微弱的红色一顿一顿地向后移去，留下一截越来越长的烟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样。
“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郝年说。
直到爸爸抽完了那支烟，我们才起身下山去了。
转眼到了夏至。这天我和为民去鼓楼附近的猎人酒吧喝啤酒。
为民是我的小学同学，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两家自小也有来往。为民叫爸爸“韩叔叔”，这点和我的其他朋友不一样，比如郝年，他们只知道爸爸是作家方之。当然后来（特别是我开始写作以后），我结交的朋友大都是郝年这样的了。
我后来的朋友大都有点自命不凡，他们以天才自诩，总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
他们不甘于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任何正常状态都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倾向于文学多少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和天性。尽管后来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开始时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多年来我的周围充斥着以文学为信仰的男男女女，我本人更是他们中典型的文学青年。我的生活与为民相隔绝（虽然其间也偶有来往），待我们真正有机会坐下来交谈时发现彼此都已面目全非了。
据我所知为民一直在过最常规的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小孩。曾几何时老实人为民成了一位气功高手了。我知道为民有神通，所以今天特意请他出来给我的一个开酒吧的朋友看财气。为民说开酒吧的朋友生意好不了，因为房顶上有一团黑气自上而下地罩着，就像一口倒扣的铁锅。即便有新的资金投入，那黑锅也只能向上稍许升起，而不能完全祛除。我因为将信将疑，就把为民带到猎人酒吧。同样是酒吧，这里的生意少有的好，来客盈门，灯红酒绿，为民稍一闭目，说这里的财气旺极了。
由于气氛实在不错，我们就留下来喝啤酒。我们对面坐在S形的吧台上，每人要了一扎生啤。在我们中间是一只印有Marlboro字样的烟缸，我和为民对抽了很多支烟。小姐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五，而没有任何牌子的国产香烟。这里的一切都尽量做得洋气，富于外国情调。我们身后有人在投掷飞缥。酒吧的另一角设了一张桌球，两个老外绕着台面转来转去。一个说英语的中国女孩和他们在一起。但酒吧里更多的毕竟是她的同胞，在他们密切的注视下那可疑的女孩态度显得很生硬。我对为民说：“那几个头上琚了红色的男孩很可能是做富婆生意的。”我相信为民从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他紧锁眉头，只顾喝酒。后来他说：“今天是夏至了。”
我一时全无反应，随后就觉得难以理解了。在这样的地方，在我们的城市，在这些踌躇满志的人们中间竟有夏至这回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我似是而非地问：
“是吗？”
“是，”为民说，“所以我今天特别敏感。每逢节气这天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有所感觉。”他告诉我刚才一个女老外对那说英语的中国女孩说了句什么，虽说他不懂英语，但他觉得她是在用最恶毒的话骂她。
我说：“没错，她骂她是狗娘养的。大概是妒忌了吧？”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那女老外的表情充满了轻蔑和厌恶，谁都能看得出来。还有这里的生意，明摆着的好，还用他为民说吗？
我想了解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也不是那么地不重要。
我说：“我有一些事情想请你感觉一下。”
为民问我：“是关于女人的吗！”
“这是没有意义的，”为民说，“因为到了下一次，你让我看的就不是这个女人了，而会是另一些。还是让我帮你看看身体吧。”
我说：“不忙。你知道我现在已不像从前，女人对我的影响不会太大。我们权当做一次游戏吧。”
我坚持低级趣味，让为民帮我看一看和女人的关系，而不是其它。为民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吧。”
我说：“我心里分别想着三个女人，你看一看我和她们的关系以及前途。”
“第一个。”我说，心里想着那人，默念着她的名字。
为民双目低垂，丝纹不动，良久他抬起头来直视我的眼睛，说：“图像是这样的，她无动于衷，依然故我，是一条直线。而你有向她那边靠近的意图，但最终没有靠上，你们还是分开了。”
我说：“好。下面是第二个。”
为民吸了半支烟，这次他没有闭目，只是凝神想了一下，告诉我：“你没有想法，是一条直线。对方绕了一个大弯向你靠近，和你交汇了，但仍继续向前。后来她突然一个转折，又向你靠近，你们再次交汇。再往上我就看不清了，似乎两条线重叠在一起了，不过也说不太清。”
“第三个。”我说。
“第兰个，”为民笑起来，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就像麻花或者油条，纠缠不休，绞过来绞过去的，有分离也有相聚，永远如此。”
后来我问为民能不能看死人胞说：“可以呀，死人是有灵魂的，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
我问：“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天堂里？是不是说那里的环境要好一些？
而在地上是不是在地狱里？那里的环境不怎么样？”
为民说：“倒不一定。”
我紧追不舍：“那么在天上离地有多高？几尺，还是几公里？”
对此为民无法回答。关于超验问题的交谈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有距离的幽默的调子。这样的调子是恰当的，不至于使谈论变得庸俗，或使为民的敏感落人妄想的境地。幽默使神秘的预知和感悟到女人为止，而在死亡的领域它们则会变成愚蠢的迷信。即便如此，当我们涉及到死者灵魂的时候我还是不禁想到了爸爸，十六年后他的灵魂安在？天上还是地下？我没有向为民提及我的疑虑，因为那毕竟是不可以言说的事，是不能以任何幽默加以距离对待的问题。
后来为民凑近我，小心而严肃地说：“暧，韩叔叔的灵魂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啊。”
我说：“我没有问你他的事啊。”
为民听而不闻，继续道：“他还在飘。”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是为什么！”
为民说：“似乎有什么事未了。”
我说：“是什么事呢？”
为民再次低下头去，闭目沉思，很久很久，他说：“和你有关，似乎是不放心你。”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感觉的。在他的下面是你、你哥和你妈，他的目光一直看着你。我试着让他注意到你哥，但他把目光掉回去了，始终看着你。”
我问：“是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这样，灵魂在空中飘荡？”
为民说：“不。”他随便举了一例，他的一个同事最近得病死了，为民曾看过他。他的灵魂已经安定，入土为安，了无声息了。
我解释说：“你看见的也许是‘信息遗留’。”我对为民讲述了十六年前爸爸临终时的情景，他一直在等我的来信。可直到他死后那封信我都始终没写。爸爸是抱憾而死的，他没有等到我的信，他在为我担忧。“你怎么能肯定你看见的是今天而非十六年前的事呢？”我问为民。
对方说：“也许是吧。”
这时一阵掌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一个高大的外国人跳到桌子上随乐声扭动起来。他一手持着酒瓶，肥硕的屁股左右摇晃。在他现实的压力下那张简易木桌嘎吱作响。他向我们呼喊着，不是我们所有人，而仅仅是我和为民，只因为我们正襟危坐，表情木然，与店堂内的气氛相互隔绝。我们过于安分了。那老外想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快活起来。
几天后我遇见郝年，把夏至那天为民关于爸爸灵魂的那番话对他说了。郝年将信将疑，看得出来怀疑的成分还是更多一些。最后他说：“无论如何这是很动人的。”
他是指爸爸执意注视我的目光。在爸爸为何为我担忧的问题上郝年亦有解释，当然完全是郝年式的。他认为我子承父业，也在写作，爸爸其实不是担忧而是希望，希望我从他中断的地方继续下去，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结果。爸爸在密切地注视着我的写作，仅此而已。我呢？差不多快要相信郝年的说法了。可惜爸爸不能亲自从空虚中作答。
1995．9．1，0：19
附录：轮回三章之——叙事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父亲是纯洁的革命者
燃烧黑发的火炬
迎娶母亲——他美丽的新娘
他是诗人兼战士
上升，有如明星
却陨落在猪圈旁
永远的遗憾：我不能分享他短暂的荣耀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昔日的国都，又一个牛年
世间的轮回流转
带来穷人新的灾难
我出生，和人们争夺口粮
六一年的集体死亡刺激了
后来的人口过剩
我在早夭的婴儿中脱颖
（在此之前我和两亿个精子竞争
犹如中了大奖
甚至逃过了其后的人口政策）
我老二，一个生命的奇迹
然而并不知道感激
此刻的记忆中呈现外公悔罪的形象
父亲自杀未遂，没有人通知我
怕打搅我无用的成长
红旗自母亲单位楼顶飘落
武斗的卡车满载着前去搏杀的躯体
炎热的夏天、小巷
恐怖的谣传使人们清凉
演习的警报，战争的模仿
未来的逃兵爱上了木制的刀枪
革命是一场狂欢
忽而奔跑的人变成了脚下的泥浆
我的双亲在时间中变形
我在被忽略中发现了性
邻居的女孩，我的玩伴
姐妹六人算不算妻妾成群？
我为离别而落泪，为搬迁而兴奋
为祖母的死欣喜若狂
我颠倒的情欲也不完全颠倒
经历灾难又总在它的边缘
披红挂绿的车队驶过大桥
锣鼓喧天拍打着江面
六口之家奔赴它未知的前程
葬礼和婚礼同时在冬天举行
下放的家庭和土地结合
孩子们翻开了田野的书页
被触摸的牛——我的属相
它的真实胜过一根皮带
我们是外来者，第一批落户的人
我的种族有赖于我是一个男孩
提亲的队伍络绎不绝
大队书记的千金
该不会辱没老韩家的门第？
下放带来文化的侵袭、植被的北移
如同一场古代战争
瓜果蔬菜和泡桐树苗对那块土地的爱
远胜于我们
涧南草狗的亲情也更为悠远
比当地老乡更认得我们这门老亲
我学会了一种方言
还有鸡鸣狗吠、小鸟的啼
只有眼镜是无可争议的族徽
展开翅膀降落我幼稚的鼻梁
我知道我不会在此长住
我知道我的视力只限于书本
没有画画的才能
却练习谋生的一技之长
剃头匠把剪刀传给他弱智的儿子
父亲拒绝向我传授他的手艺——文章
突然，政治的追杀至此
尖利的哨音中母亲被捕上了南大堤
历史坚硬如镣铐铿镪
柔软又好比北风的飘带
外公的白发凄凉
父亲青霉素过量
癌细胞也在寻找绝望的土地
有如虚无来到我心间
当尸布将那人像婴儿一样裹紧
烈焰的红舌就窜出了爸爸的口腔
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北上
并结束了身后的田园
199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