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作者：毕飞宇
第十六章(3)
幸好李建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走近了。红枣和筱麦各自把自己的目光撕开去，尽力平衡自己，他们用一阵颤抖打发了刚才的慌乱举动。
“找我有什么事？”李建国问。
红枣想不起来找李建国有什么事了，红枣说：“我明天再来。”
红枣被舒展约出去喝茶的时候一直惦记着筱麦。
舒展在做最后的努力，她点好茶，静静地坐在红枣的对面。李建国说得对，和红枣合作，成功的可能性的确要大出很多。这个世界或许什么都不缺，但金童玉女永远是最珍贵的。她是玉女，而红枣是金童，这样的二重配对完全可以称得上日月同辉。它意味着成功、家喻户晓、市场、还有金钱。这一切只需要红枣对她的好感，哪怕是纯商业性的，哪怕就一点点。
但是红枣就是提不起精神。这种时候就算红枣提出来要和她上床舒展都可以答应的，问题是，总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开这样的口吧，那也太轻贱了吧。舒展说：“你哪里又不舒服了？”红枣回过头，说：“没有。从头到脚都很好。”舒展挪了挪自己，步入正题了，说：“听说我们的第一场演出选在杭州，你听说了没有？”
舒展把玩起手上的紫砂杯，突然前倾了上身，压低了声音说：“你听说了没有，李总下星期就给筱麦拍MTV了，曲子和乐队都定好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吧？”
红枣说：“这又有什么不好？”
舒展的表情似乎有些急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多被动，我们不能坐等的，我们得配合，要不我们真的很被动的。”
红枣说：“我们是……”
舒展说：“我和你呀。”
红枣说：“你是谁？”
舒展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忠厚无用的人会说出这样刻毒的话来，脸色开始走样了。她的愤怒和克制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卖西瓜的小姑娘，在讨价还价中放大了面部的世俗激情。舒展从口袋里抽出一扎人民币，很用力地甩在了茶几上，说：“李总给的，爱情活动费，你还给他！”舒展刚一转身又回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诘问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红枣坐着没动，抬了头说：“我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自己了？”
舒展下楼的时候高跟鞋的后跟一定踩错了一个次序，楼下响起了很不连贯的声音。红枣望着那扎现钞，很意外地发现许多人正注视着他，表情古怪极了，红枣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些目光的意思了，窘迫得厉害，凄惶得厉害，目光都无处躲藏了。事情真是复杂了。事情一经李建国总经理的手立马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红枣涌上来一股沮丧，推开座椅，回头看一眼那扎现钞，一个人往楼下走。刚走到楼下就想起筱麦了，这个漂亮女孩的背影和胸脯起伏的姿态顽固地侵占了他的想象空间以及心情。他的心情成了一架钢琴，一只猫在上头跳。这就是单恋吗？这就是情窦初开吗？二十岁，红枣算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句对话，只是一次对视，只是一次冷漠、一次静静地伫立、一次遥不可及，耿东亮就把自己搞乱了，真是无中生有。初恋的第一次心跳或许真的就是无中生有。
这真他妈的要了命。
没有筱麦的地址。没有筱麦的电话。即使是有了，红枣肯定是什么也不敢做的。他只有毫无意义地等待。日子会一天连着一天来，突如其来也许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红枣的心中长了一棵巨大的芭蕉树，叶子舒张开来了，带了很吃力的弧线，而叶子却绿得过于卖力，绿得有些不知好歹。
而秋风已经起来了。
舒展一定把自己的“工作”汇报给了李建国。所以红枣再次见到李建国的时候只能把自己当成另一件“工作”让李建国去“做”。
李建国很严肃。李建国说：“让我们先统一一下思想。”
李建国这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茶，一举一动都像《新闻联播》里的领导人物。他从“纪律”谈起，一上来就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李总说：“公司的路线是什么？很简单，是挣钱。”李总说，“为了挣钱这一条路线，公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自觉地、主动地听从公司的安排，公司的安排就是纪律。”李总说，“公司不能允许任何不利于纪律的行为与个人。公司不允许。否则公司就成了牧马场和养鱼池了——遵守纪律是每一个员工的义务，不能由着自己的喜好。”李总说，“你不喜欢舒展，那你就不喜欢。然而，演出就是演出，不是婚姻，不需要爱做基础。公司只需要你弄出一副热爱舒展的样子，并通过歌声表现出来，让别人羡慕你们，追随你们。仅此而已。公司的要求不过分。这不是感情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天下居然有你这种有福不会享的傻瓜蛋。”
红枣发现面前坐着的这个男人是一条岸，而自己永远是水面上最无用的波浪，一个浪头过来，看上去又固执又凶猛，最后总是摆脱不掉被弹回的命运。岸是岿然不动的，它没有一个动作，就成了你的障碍，让人不可逾越，让你自己把自己拽回来，在后撤的过程中无奈而又痛苦，像撕开的一张皮。这个世界是铁定的、既成的，你什么都不能拒绝，你惟一能做的事只有接受，像水接受浪，换言之，自己接受后退的自己，自己接受失败的自己，自己接受徒劳与无奈的自己。
那个夏天那个秋天黑衣裳这一半冒失的脚印青衣轮子是圆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平原大雨如注推拿“找我有什么事？”李建国问。
红枣想不起来找李建国有什么事了，红枣说：“我明天再来。”
红枣被舒展约出去喝茶的时候一直惦记着筱麦。
舒展在做最后的努力，她点好茶，静静地坐在红枣的对面。李建国说得对，和红枣合作，成功的可能性的确要大出很多。这个世界或许什么都不缺，但金童玉女永远是最珍贵的。她是玉女，而红枣是金童，这样的二重配对完全可以称得上日月同辉。它意味着成功、家喻户晓、市场、还有金钱。这一切只需要红枣对她的好感，哪怕是纯商业性的，哪怕就一点点。
但是红枣就是提不起精神。这种时候就算红枣提出来要和她上床舒展都可以答应的，问题是，总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开这样的口吧，那也太轻贱了吧。舒展说：“你哪里又不舒服了？”红枣回过头，说：“没有。从头到脚都很好。”舒展挪了挪自己，步入正题了，说：“听说我们的第一场演出选在杭州，你听说了没有？”
舒展把玩起手上的紫砂杯，突然前倾了上身，压低了声音说：“你听说了没有，李总下星期就给筱麦拍MTV了，曲子和乐队都定好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吧？”
红枣说：“这又有什么不好？”
舒展的表情似乎有些急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多被动，我们不能坐等的，我们得配合，要不我们真的很被动的。”
红枣说：“我们是……”
舒展说：“我和你呀。”
红枣说：“你是谁？”
舒展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忠厚无用的人会说出这样刻毒的话来，脸色开始走样了。她的愤怒和克制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卖西瓜的小姑娘，在讨价还价中放大了面部的世俗激情。舒展从口袋里抽出一扎人民币，很用力地甩在了茶几上，说：“李总给的，爱情活动费，你还给他！”舒展刚一转身又回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诘问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红枣坐着没动，抬了头说：“我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自己了？”
舒展下楼的时候高跟鞋的后跟一定踩错了一个次序，楼下响起了很不连贯的声音。红枣望着那扎现钞，很意外地发现许多人正注视着他，表情古怪极了，红枣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些目光的意思了，窘迫得厉害，凄惶得厉害，目光都无处躲藏了。事情真是复杂了。事情一经李建国总经理的手立马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红枣涌上来一股沮丧，推开座椅，回头看一眼那扎现钞，一个人往楼下走。刚走到楼下就想起筱麦了，这个漂亮女孩的背影和胸脯起伏的姿态顽固地侵占了他的想象空间以及心情。他的心情成了一架钢琴，一只猫在上头跳。这就是单恋吗？这就是情窦初开吗？二十岁，红枣算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句对话，只是一次对视，只是一次冷漠、一次静静地伫立、一次遥不可及，耿东亮就把自己搞乱了，真是无中生有。初恋的第一次心跳或许真的就是无中生有。
这真他妈的要了命。
没有筱麦的地址。没有筱麦的电话。即使是有了，红枣肯定是什么也不敢做的。他只有毫无意义地等待。日子会一天连着一天来，突如其来也许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红枣的心中长了一棵巨大的芭蕉树，叶子舒张开来了，带了很吃力的弧线，而叶子却绿得过于卖力，绿得有些不知好歹。
而秋风已经起来了。
舒展一定把自己的“工作”汇报给了李建国。所以红枣再次见到李建国的时候只能把自己当成另一件“工作”让李建国去“做”。
李建国很严肃。李建国说：“让我们先统一一下思想。”
李建国这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茶，一举一动都像《新闻联播》里的领导人物。他从“纪律”谈起，一上来就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李总说：“公司的路线是什么？很简单，是挣钱。”李总说，“为了挣钱这一条路线，公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自觉地、主动地听从公司的安排，公司的安排就是纪律。”李总说，“公司不能允许任何不利于纪律的行为与个人。公司不允许。否则公司就成了牧马场和养鱼池了——遵守纪律是每一个员工的义务，不能由着自己的喜好。”李总说，“你不喜欢舒展，那你就不喜欢。然而，演出就是演出，不是婚姻，不需要爱做基础。公司只需要你弄出一副热爱舒展的样子，并通过歌声表现出来，让别人羡慕你们，追随你们。仅此而已。公司的要求不过分。这不是感情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天下居然有你这种有福不会享的傻瓜蛋。”
红枣发现面前坐着的这个男人是一条岸，而自己永远是水面上最无用的波浪，一个浪头过来，看上去又固执又凶猛，最后总是摆脱不掉被弹回的命运。岸是岿然不动的，它没有一个动作，就成了你的障碍，让人不可逾越，让你自己把自己拽回来，在后撤的过程中无奈而又痛苦，像撕开的一张皮。这个世界是铁定的、既成的，你什么都不能拒绝，你惟一能做的事只有接受，像水接受浪，换言之，自己接受后退的自己，自己接受失败的自己，自己接受徒劳与无奈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