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管所的铁门哐啷一声打开，牛青松穿过阴暗狭长的走廊，朝着敞开的铁门走来。他低着头，目光谦虚地落在他走动的脚背上，双手垂在胸前，头皮闪闪发亮，上面没有一根头发。理发剪把他在少管所里长出的头发，全部还给了少管所。他的目光像是固定的，他的脚步不紧不慢，很有规律。
牛红梅向前跨出两大步，双手紧紧抓住牛青松左手的无名指。那是一根残缺的手指，三年前，为了向公安人员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牛青松用小刀割掉了一小节。牛青松手指喷出的血染红的书桌，那些斑斑血迹至今还活跃在我的眼前，仿佛没有风干。牛红梅说你的手还痛不痛？牛青松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目光稍微往上抬了抬，鲜艳的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和头发，愈抬愈高，最后我只看见他两个宽大的鼻孔。他的眼睛面对天上微微眯着，好像不认识太阳。
我说上车吧。牛青松和牛红梅坐到我踩的三轮车上。车轮开始转动，牛青松不太适应，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后退的楼房和街道两旁的树木。他说停停停。这是他走出少管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依照他的指令把车停到路旁。他跳下车指着我说下来。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下来。我只好下来。他说车子，让我来踩，你们都给我坐好。我坐到他的位置上，他坐到我的位置上，车轮再次转动。他衬衣的袖管里灌满风。他说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勤劳的人。我不坐享其成，不不劳而获，不自私自利。他不停地说着，脊背上、额头上的汗水都被他说了出来。
回到家里，牛青松把他的身体全部交给了沙发。他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两颗煤球似的眼珠也不怎么灵活了。牛红梅说青松，我又怀孕了。牛青松沉默着。牛红梅说青松，你姐夫还有一年多就大学毕业了。牛青松沉默着。牛红梅说青松，你说杨春光他会不会另寻新欢？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抱着别的女人睡觉。牛青松依然沉默着。牛青松的沉默使我们感到脊背发凉。我说你可以去找刘小奇他们玩一玩。牛红梅说你是不是在思考，你一思考，我们就心跳。
我说你记不记得爸爸给我们说过的一个笑话？爸爸说1949年，也就是解放前，有一位小伙儿把新娘迎进家门，许多年轻人跟小伙儿打赌，看他有什么办法让新娘开口说话。那时的姑娘很封建。夜晚，席已散，客不走，那些想听新娘说话的人，都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小伙子，也就是新郎，他故意把被窝横着盖在身上。新郎和新娘的脚和大腿都露在外面。我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如果是冬天，他们的大腿一定很冷。新郎说岳母家的被窝怎么这么短？连我的膝盖都盖不到。新娘说不是我们家的被窝短，是你把被窝盖横了。就这样，新娘开口说话了，不再沉默。哥，你又不是新娘，干吗像新娘那么害羞，连话都不说。牛青松依然沉默得像块石头。
在我给牛青松讲故事的过程中，牛红梅已把鱼头青菜汤、红烧肉、青椒炒豆腐摆到了餐桌上。她说你们，别说了，赶快洗手吃饭。牛青松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耳朵好像失灵了，对牛红梅的声音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牛红梅说我知道你受苦了，三年来，我没能天天去看你。在你被关的日子里，我没有痛定思痛，反而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现在正式向你道歉。我说我也向你道歉，在你被关的时候，我不仅不悲痛，反而有说有笑，还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我不应该踢足球，也不应该把学习成绩搞得那么好。我在无意中伤害了你的自尊心，我对不起你。
牛青松的双手终于动了起来，他拍打沙发扶手，皱着眉头张着嘴巴闭着眼睛喊道：我要劳动！他的喊声响彻云霄。牛红梅的说话声被牛青松的喊声淹没。牛红梅一连说了三次，她的声音才从喊声中脱离出来。牛红梅说你要劳动什么？牛青松说打煤球。
第二天早上，牛青松踩着我家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去煤炭公司拉煤。他把身子伏在三轮车上，以便减少阻力。他的双脚在三轮车的脚踏板上起伏着，他的嘴里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当他站在填河路19号煤炭公司的旧址时，没有看见一丁点煤炭。那块煤炭公司的招牌已经从他眼前消失，一排整齐的发廊填满他的眼眶。那些发廊的茶色玻璃上写着美容、按摩、洗头、吹头。
一位姑娘从玻璃的后面闪出来，她的嘴唇肥厚，两个乳房像两个硕大的冬瓜，每向前迈动一步，胸口就会剧烈地颤抖一下。牛青松嗅到了姑娘的香气。香气扑鼻的姑娘把一只手搭在牛青松肩上，要他进去洗头。牛青松推车欲走，姑娘拉住他的三轮车后架。另一位姑娘也从发廊里跑出来，拉住三轮车的后架。她们的双脚蹬在一块砖头上，身子后倾，手臂绷直，三轮车慢慢后退，一直退到发廊的门口。
牛青松说你们要干什么？姑娘甩动她们的手掌，说洗头。牛青松一拍脑袋，说我没有头发。姑娘们看着牛青松光亮的头皮发笑。她们说没有头发也得洗，你的三轮车把我们的手硌痛了，我们只收你半价。洗不洗是态度问题，有没有头发是水平问题。牛青松推动三轮车，企图离开，立即被四五个姑娘团团围住。她们说你这个头，今天我们非洗不可，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洗。她们像一群乡村的麻雀，叽叽喳喳叫唤着把牛青松推进发廊。
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牛红梅向前跨出两大步，双手紧紧抓住牛青松左手的无名指。那是一根残缺的手指，三年前，为了向公安人员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牛青松用小刀割掉了一小节。牛青松手指喷出的血染红的书桌，那些斑斑血迹至今还活跃在我的眼前，仿佛没有风干。牛红梅说你的手还痛不痛？牛青松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目光稍微往上抬了抬，鲜艳的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和头发，愈抬愈高，最后我只看见他两个宽大的鼻孔。他的眼睛面对天上微微眯着，好像不认识太阳。
我说上车吧。牛青松和牛红梅坐到我踩的三轮车上。车轮开始转动，牛青松不太适应，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后退的楼房和街道两旁的树木。他说停停停。这是他走出少管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依照他的指令把车停到路旁。他跳下车指着我说下来。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下来。我只好下来。他说车子，让我来踩，你们都给我坐好。我坐到他的位置上，他坐到我的位置上，车轮再次转动。他衬衣的袖管里灌满风。他说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勤劳的人。我不坐享其成，不不劳而获，不自私自利。他不停地说着，脊背上、额头上的汗水都被他说了出来。
回到家里，牛青松把他的身体全部交给了沙发。他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两颗煤球似的眼珠也不怎么灵活了。牛红梅说青松，我又怀孕了。牛青松沉默着。牛红梅说青松，你姐夫还有一年多就大学毕业了。牛青松沉默着。牛红梅说青松，你说杨春光他会不会另寻新欢？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抱着别的女人睡觉。牛青松依然沉默着。牛青松的沉默使我们感到脊背发凉。我说你可以去找刘小奇他们玩一玩。牛红梅说你是不是在思考，你一思考，我们就心跳。
我说你记不记得爸爸给我们说过的一个笑话？爸爸说1949年，也就是解放前，有一位小伙儿把新娘迎进家门，许多年轻人跟小伙儿打赌，看他有什么办法让新娘开口说话。那时的姑娘很封建。夜晚，席已散，客不走，那些想听新娘说话的人，都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小伙子，也就是新郎，他故意把被窝横着盖在身上。新郎和新娘的脚和大腿都露在外面。我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如果是冬天，他们的大腿一定很冷。新郎说岳母家的被窝怎么这么短？连我的膝盖都盖不到。新娘说不是我们家的被窝短，是你把被窝盖横了。就这样，新娘开口说话了，不再沉默。哥，你又不是新娘，干吗像新娘那么害羞，连话都不说。牛青松依然沉默得像块石头。
在我给牛青松讲故事的过程中，牛红梅已把鱼头青菜汤、红烧肉、青椒炒豆腐摆到了餐桌上。她说你们，别说了，赶快洗手吃饭。牛青松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耳朵好像失灵了，对牛红梅的声音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牛红梅说我知道你受苦了，三年来，我没能天天去看你。在你被关的日子里，我没有痛定思痛，反而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现在正式向你道歉。我说我也向你道歉，在你被关的时候，我不仅不悲痛，反而有说有笑，还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我不应该踢足球，也不应该把学习成绩搞得那么好。我在无意中伤害了你的自尊心，我对不起你。
牛青松的双手终于动了起来，他拍打沙发扶手，皱着眉头张着嘴巴闭着眼睛喊道：我要劳动！他的喊声响彻云霄。牛红梅的说话声被牛青松的喊声淹没。牛红梅一连说了三次，她的声音才从喊声中脱离出来。牛红梅说你要劳动什么？牛青松说打煤球。
第二天早上，牛青松踩着我家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去煤炭公司拉煤。他把身子伏在三轮车上，以便减少阻力。他的双脚在三轮车的脚踏板上起伏着，他的嘴里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当他站在填河路19号煤炭公司的旧址时，没有看见一丁点煤炭。那块煤炭公司的招牌已经从他眼前消失，一排整齐的发廊填满他的眼眶。那些发廊的茶色玻璃上写着美容、按摩、洗头、吹头。
一位姑娘从玻璃的后面闪出来，她的嘴唇肥厚，两个乳房像两个硕大的冬瓜，每向前迈动一步，胸口就会剧烈地颤抖一下。牛青松嗅到了姑娘的香气。香气扑鼻的姑娘把一只手搭在牛青松肩上，要他进去洗头。牛青松推车欲走，姑娘拉住他的三轮车后架。另一位姑娘也从发廊里跑出来，拉住三轮车的后架。她们的双脚蹬在一块砖头上，身子后倾，手臂绷直，三轮车慢慢后退，一直退到发廊的门口。
牛青松说你们要干什么？姑娘甩动她们的手掌，说洗头。牛青松一拍脑袋，说我没有头发。姑娘们看着牛青松光亮的头皮发笑。她们说没有头发也得洗，你的三轮车把我们的手硌痛了，我们只收你半价。洗不洗是态度问题，有没有头发是水平问题。牛青松推动三轮车，企图离开，立即被四五个姑娘团团围住。她们说你这个头，今天我们非洗不可，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洗。她们像一群乡村的麻雀，叽叽喳喳叫唤着把牛青松推进发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