腆着个大肚子的张芳像只企鹅一样，在她和福龙居住着的那间披舍里走来走去。当她的动作越来越笨拙、吃力的时候，苏北女人再不顾丈夫和婆婆的反对，坚决而又及时地提出要分家。兰香尽管一直都瞧不起自己送上门来的小媳妇，却因为福龙结婚时未能像成龙甚至像福英出嫁时那样体体面面地办上几桌酒，还是觉得有愧于他们，分家时，也尽量让多分些缸缸甏甏之类的给他们。不料福龙什么也不要，都让给成龙他们。兰香便急了，说：“福龙，你过日子可要想得长远一些，没有几个缸缸甏甏的，将来小队里分来的谷啊麦呀的你都盛到哪里去？”福龙说：“我这一生世就都蹲在家里做农民呀？！”成龙说：“你不当农民不种地将来跟你老婆孩子都吃啥？都快当爹的人了，还这么不吃斤两！”成龙还想再训弟弟几句，却被苏北女人狠狠地瞪了一眼：“你多嘴多舌的，愿不愿意当农民是他自己的事。他老婆娶得好呀，娘家家境好，又能干，光靠着她就有饭吃了！”
分家并未能给那间披舍里带来多少东西，仅仅只添了尊新打起来的灶，还有两副碗筷，表示他们去正舍里跟兄嫂们一起就餐的日子已告结束。他们比小队里最穷的人结婚还没有家俱，甚至还比不上当年兰香结婚的时候。当他们后来第一个在小队里添置起煤炉、录音机和电风扇时，苏北女人又嫉妒又装作不屑地对儿女们说：“破草舍里放这些东西，跟叫花子穿风凉皮鞋骑脚踏车一样，配也不配！”
继分家后，又分包了土地。公社重新恢复乡镇编制，大队也恢复叫村，生产队的名字改得更文雅，叫“组”。新上任的村支书想让福龙当组长，虽说土地已经分包，组长的权力再没有从前的生产队长那么大，但长期以来生产队长在人们心目中建立的跟土皇帝一样的威信，使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对不少农民们还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福龙却不乐意干，私底下对张芳说：“当什么雕毛组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资本主义！”分地的第一天，就有两户人家为一条尺把宽的田塍究竟划给谁家而大打出手。随后，又陆续地有许多人家为一点种不了几株毛豆的零星土地吵骂不休。这些人都恨不能到手的一亩地变成两亩甚至更多的来。衬着周围一块块耕耘得细细的、庄稼一株株都长得十分茁壮的承包地当中，福龙那两亩荒草没膝的玉米地总是最醒目，老远就能辨认出来。这不但意味着日后将会面临生存危机，而且还令兰香和成龙觉得在村人们面前丢尽了脸。他们一次次地警告他再不安心在地上做活，将会得到饥饿的严厉惩罚。但这种警告丝毫不见成效，到后竟然连他的人影也找不见了。
听见外面的敲门声时，志原正拿着本《新华字典》在认字。小时候吊儿郎当地没好好学，现在都当上广播站长了，总不能还老是写错别字，或者跟学生一样地去讨教那位编辑。可是还没认进去两个字，头已斗大。福龙的到来使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扔下那本字典。
福英让哥坐。福龙说：“我不坐了，我来跟你们说一声就要走的，明天一早我要到后江去了。”夫妻俩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要到后江去捕鳗苗。地一分包后，草荡人最热衷的两件事便是开小店和捕鳗苗。曲江历来产鳗苗，尤其是后江那边最丰。但从前人们都把它视若路边草，不觉得其为贵，只是偶尔有客人来了，拿个小网兜捞上几条炒鸡蛋吃。国门大开后，常有海外的中国人和洋人慕名赶来观潮。曲江潮水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是每年八月十八那天最为壮观。消息一传开后，便有特区和海外商人纷纷过来高价收购鳗苗。这些针线粗的小东西一下子身价倍增，卖一条竟能顶两三个泥瓦匠一天的工钱！人们都疯了一样地往潮水里跳，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和光着屁股的小孩子也都拿着个竹篮子下了水。那江潮却是一个恶浪过来说把你给吞了就吞了。有时候暗潮袭来连那些最有经验的老渔民也是防不胜防。早上一起出江，到了傍晚回来的总不能齐全，有时甚至是一个都未能再见返回来。天一黑，下水的人还没有收网，岸上都已是那些被水吞了去的亲属，一边跑一边呼喊着死者的名字，声声凄厉。志原说：“你就非得走这条路不可了？”福龙说：“这样活着也没啥意思，宁愿出去冒一冒险，总比一天到晚都跟牛一样在日头下侍候那些地来得强，死了也心甘！我要去后江娘和张芳都还不知道。半年后要是还未能回来，再告诉他们，也不必去那里找我，尸体捞起来时肯定是臭了，不如让鱼吃了干净。”
福龙都快跨出门外了，福英才像是刚从梦里惊醒过来似地叫了声“二哥”，把志原从省城给她买来的一块玉摘下来，替二哥带上，说：“这是观音娘娘哩，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地回来的。”
福英说：“潮来了就赶紧往岸上逃，不要跟它硬碰。”
福英说：“有得捕没得捕都还是早日回来，在家里还有娘，还有二嫂、孩子和我们……”
福英说：“……”福英却张开了嘴巴再也发不出声，再有声音是从鼻子里嘁嘁嚓嚓地发出来的。
夜里，志原的手一次次地要往福英身上爬，都被她抹了下来，恨声说：“你有没有良心，我二哥明天就要到那浪口里去了，你还有这心情！”志原说：“放心放心，你二哥那样机灵的人，钱王也奈何不了他。”。
两个多月后，福龙又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口。一张脸被江风吹得又粗又黑，乍一见，福英还以为是哪个陌生人敲错了门。福龙不但命大没让江潮吞了去，而且运气极好。最后一天出江时，他在一个随浪飘来的骷髅头里发现了十多条鳗苗。随后更大的幸运向他招手了，在一头死猪身上，他又捡到了近百条正蠕蠕爬动着的鳗苗！有了这些收获，福龙当即把船往岸边一靠上岸不干了。
几天后，村人们见他将那二亩地上才刚刚长得一脚背高的豆苗和油菜都用一张大刮子削了，把地重新翻掘了一遍，分行弄平整了，将那些泥疙瘩都捻得细细碎碎的，然后大把大把地抛撒着他们都从未见过、也不知他是从哪搞来的种子。隔了些日子，那苗苗都长出来了，叶子细细的，扁扁的，不像络麻也不像棉花，还未等村人们看出名堂来，他已花钱买来了一大堆毛竹，在那二亩地的四周结结实实地筑起了两米多高的竹篱笆。“还这么宝贝！”村人们觉得好笑，只见篱笆里面的那些苗苗长得跟络麻一样快，青翠碧绿，枝叶扁得像张纸，不识究竟是什么。便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看这位不务正业的骆家老二到时怎么收场，将这些稀奇古怪的花花草草喂猪还是肥地，还是晒干了当柴烧。又过了几个月，那些树苗都长得有一尺多高了，来了一辆大卡车和几辆拖拉机将这二亩地的树苗全都连泥一起运走了。村里一下子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人亲眼看见那大卡车上下来的人砖头厚的钞票就有好几刀。
村人们终于弄清楚福龙种的其实是一种叫扁柏的苗木。于是整个草荡一下子都掀起了一股苗木热。村人们都跟疯了般将那刚结了荚的油菜和麦苗全都毫不犹豫地削了，迫不及待地抛撒上了刚刚从城里高价买回来的苗木种籽。福龙更是由原来的二亩地一下子扩展到二十亩，搭了个草棚，又买了条狼狗日夜守候着。村人们都看照着他做，甚至见他买了条狗，家家户户也跟着买。于是一到夜晚，整个村子里便到处都是狗声，一只叫了，引得千百只也跟着狂风骤雨般地齐叫起来，吵得人一夜都睡不好觉。
那些苗木终于到可以出售的时候，机耕路上却总是寂寂的，期待中的接连不断的卡车和拖拉机却一辆也未出现。连过来问一声价格的人也像干旱地区的雨水一样久盼不来。没过多久，便有消息传来说种苗木的人太多了，一下子贱得跟路边的草似的了。便一亩亩地全被拔了摊晒在路上。那些忠心耿耿地帮主人一起看护着苗场的狼狗也跟着倒霉，都紧跟着一起纷纷参与“龙柏烧狗肉”。吃完狗肉，有几个一劳永逸地吊了脖子或喝了农药，还有一些人从此变得哭哭笑笑喜怒无常。更多的人则迁怒于福龙。
“龙柏烧狗肉”那阵子福龙也跟傻了一般，这一场下来又使他一下子恢复了去后江以前的一无所有。
志原在匆匆赶往“五七”农场时还困惑不已。刚刚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从农场里打来的电话，对方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骆成龙的人。志原脱口而出：“是我妻舅呀。”那人说成龙在农场里偷苗木，被他们抓住了，让他去一趟。志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循规蹈矩的成龙怎会去那里偷苗木？再说他自己也有种的呀！他来不及告诉福英和成龙家里人，便带上条“蓝西湖”往五锄头赶去。到了农场里，才知道这个“骆成龙”原来是自己大哥。
在无数人都为苗木发疯的那些日子里，大原于一个月夜悄悄潜入“五七”农场里那块被他觊觎已久的苗木基地。农场里的兵团已经撤走，还住着许多得不到调令回城正牢骚满腹的知青。在一墙角旁，被知青们团团围住了的杨大原不得不束手就擒。挨过一顿饱打后，他谎称自己叫骆成龙，是外县人，有亲戚在草荡乡政府里当广播站长。志原唯恐事情再闹大，赶紧拆了那条“蓝西湖”，知青们得了他的烟才同意放人。大原已被打得连自行车都没法坐，志原只得让人用钢丝车把他拉了回来。
谁也不知道桑宝根是在什么时候跟上他们的。当遍体鳞伤的大原刚被拉到家门口时，这个平时几乎跟哑巴一样不声不响的疯子，突然在杨家道地里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口里嘟嘟嘟地骂着，飞快地吐出一串串字。人们费劲地听了半天，只听懂了一句话——想不到你杨大原也有今天！杨幼春恐怖地对大儿子说：“他还记恨着那件事呢！”
几个月以前，大原从小镇集市里回来的路上，总觉得背后好像有人跟着他似的。他挑了副箩筐，不方便回头。到家后才发现是桑宝根——两条酱紫色的苋菜梗般粗的腿裸露在深秋早晨干冷的空气里，支撑着那个被层层叠叠麻袋爿儿武装得十分庞大的的身躯，一声不吭地像截木头般堵在门口！
大原心里有鬼，躲在里面不敢出来。隔了一会儿偷偷出来张望，见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目光直直地盯着舍里，像个屈死的冤魂。又慌忙缩回了头，一只手拿着把茶壶倒水的时候，壶嘴抖得厉害。他娘和他老婆也都十分惊异，这疯子从来不上他们家乞讨，怎今天破天荒地走了过来，而且粘在门口给什么都不要？她们从邻居家苗场里借了条一见生人便露出白生生牙齿狂吠不已的狼狗，这才把他撵走。
翌日天麻麻亮时，大原挑起担茭白准备出门，却见门口铺着一堆破麻袋爿儿，还在一起一伏地蠕动着。顿时惨白了脸，赶紧转身返进舍里将那门重新拴上，手脚都发了软。天渐渐大亮起来，眼看赶早市要无望了，便悄悄移开了门栓，将一脚盆隔夜的洗脚水哗啦一声全都往那堆破麻袋爿儿上泼过去。桑宝根立即发出一声怪叫，从地上蹿跳起来，浑身水淋淋地站在那里，嘴里嘟嘟嘟飞快地骂着。他的声音让人听着有一种晴朗朗的天空马上要变得阴云密布的感觉，有点儿像夏天早起时田里的蛤蟆那种咕咕咕的叫声。他在发出这一串串令人难受的音符的同时，杨大原赶紧又拼命关上了那扇门，像捅了马蜂窝般地后悔恐怖极了。杨幼春和惠娟也都起来了，她们问大原究竟对他做了些什么。大原起先不肯说，后来才苍白了脸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拿了他藏在桥洞里的钱。”
那天清晨。去集镇卖茭白的大原无意中发现桑宝根在那小石桥桥洞里，将一张张纸币都搓成麦草棍儿粗细，往那石缝里嵌塞着。当他将这笔由无数分币和角币组成的钱心安理得地偷偷据为己有时，总以为这疯子怕是不会再记得它们了。惠娟鄙夷地朝男人看了一眼，说：“你偷了他的钱，你比他还不如！”杨幼春问儿子：“那钱还在不在？在，你就去还了他。”大原虚脱地朝苍白而又湿漉漉的额头上抹了一把汗，说：“在的，我都还没有动过呢。”便从水缸底下挖出那包用油纸包着的纸币来，杨幼春开门出去把钱还给了桑宝根。一家人都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了断了，没想到这疯子怨气还未消。村人们听说后，也都不寒而栗起来，再不敢像从前那样无所顾忌地恶耍这个昔日的桑家小少爷。
这件事落入小琴耳朵里，使她觉得很有意思。吃过晚饭顾不得擦洗浑身的汗泥，就趴在条凳上写了篇《一个乞丐的报复》。稿子先交给了志原，希望能在乡广播里得以播出。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都未见反应，便忍不住问起。志原说：“这稿子不能用。”小琴的自信心一下子受到了打击，瞪眼问：“为什么不能用？”志原说：“编辑看了说不能用就不能用。”小琴冲口而出：“就因为是写你大哥的？”志原否认说：“又不是我说的，是编辑说了不能用。”小琴说：“你骗谁？你是站长，编辑还不是得听你的话？”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讨厌！虚伪！恶心！给我走开！”志原不能跟这个还跟孩子差不多的小姨子一般计较，赔笑说：“小琴你太不讲理了，自己稿子写得不好，都怨到我头上来了！广播稿哪有跟报纸上的报道一样写的？”小琴恨恨地说：“我不稀罕上你们那个臭喇叭！你连封信都要我替你写，当什么臭站长！我把稿子投到比你好得多的地方去，看他们给不给我发！”
当即用复写纸埋头又眷抄了几份，第二天一早分别投给了市日报社和县广播站。没过多久在市日报上登载了出来，还给她寄来了五块钱稿费。她把那张样报收藏了起来，没有在姐夫面前煊耀，回想那天晚上自己说的话也觉得有些过分，那篇稿子也许真的不适合在广播里用，因为投到县广播站里也同样至今都还没有音讯。她用那五块钱买了许多汽酒，等姐姐姐夫过来，让他们跟家里人一起痛饮了一番。
这篇稿子发表后。她再也不愿在山场里呆下去了。恰好村小里在招代课教师，要求是高中生。她高中没有毕业，却还是怀着一丝被破格录用的希望去报了名。接待她的教导主任是个戴眼镜的男孩，姓董，比她矮半个头。据说快三十岁了，还未能找上对象。董老师非常热情非常客气，他直截了当地问小琴还有没有谈对象。在得到完全否定后，董老师显得更加热情更加客气了，尽管认识还不到半个小时，不但破格让小琴登了记，还保证似地说录取的事包在他身上好了。
过了两天，小琴正在做晚饭，董老师七转八问地找到她家里来了。不巧烟囱想是又被堵塞住了，她一边涕泪满面地在烟雾里做饭，一边还得时不时地跑出来招呼这位客人。董老师是给她带喜讯来的，要她再过两天就去学校里报到。那天他走时，她脸上和两只手上的烟煤都还来不及洗。未能好好地招待这么热心地帮了她大忙的董老师，小琴觉得很愧疚很过意不去。过了一天他又来了，还给成龙的三个孩子买来了糖果。一家人于是都觉得过意不去了，饭都还没有吃好，兰香便先将那锅洗了，吩咐小琴蹲到灶下去烧火，琅琅地炒起了花生。
福龙那会子正好从大哥家门口匆匆走过。
福英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碟花生米，又去楼下小店里打了酒上来，志原却还坐在一刀稿纸前为宣传委员曹子龙布置给他的那篇报道绞尽脑汁。这篇报道是专为曹子龙自己歌功颂德的。乡党委书记马上要被调走了，接班的人县委领导还在曹子龙和工业副乡长马林之间犹豫不决。趁着上面还没有正式任命下来，曹子龙希望这篇报道能尽快写好，设法刊登在市日报上，为自己的当选制造舆论和影响。偏在这节骨眼上广播站的编辑让拖拉机给撞了，还住在医院里。一时找不到别的合适的笔杆子，时间又已是十分紧迫了，急得志原只好亲自动笔。福英让他过去一起陪二哥喝酒，喊了几次，志原口里应着，就是不见起身。便劈手夺过他面前的稿纸作出一副要撕的样子，志原这才告饶似地赶紧过去。
福龙只是抽烟，看着面前的炒鸡蛋和花生米，毫无食欲。志原憋不住地问：“有什么话想说尽管说出来呀！”福龙这才掐灭了烟蒂，目光冷冷盯着他说：“我想到乡纺织厂里去，你帮不帮得了这个忙？”志原面露难色道：“现在要进纺织厂里去的人多得很，不是书记的谁谁，就是乡长的某某。再说管工业的副乡长马林跟曹子龙是紧对手，他知道我是曹子龙提拔上来的……”福龙说：“你不找马林，直接替我去找厂长说，我就不信你这广播站长的话一点儿也没有作用！”他把手腕上的那块表摘了下来，用衣袖将表面擦了擦，凝视了一会儿递给志原说：“我现在手头上就这块表最值钱些了，你看着送谁合适就送谁好了。”志原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说：“这是敖乌兰送给你的呀。”福龙扭过了头，又说了句：“你看着送谁合适你就送给谁好了！”便起身走了。
去纺织厂报到那天，福龙特意在口袋里放了包“牡丹”，里面装的却全是“大头雄狮”。到厂里，才知道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个女的，叫江冰梅，四十出头的样子，一对眼皮仿佛两片肥厚多汁的子叶，中间那条鼻梁俨然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马路，剪着齐耳的短发，一条裤子臀部还打着两个十分显眼的补丁。一副风风火火革命女强人的精干模样。她从前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文化大革命时因揭发并斗倒过两个恶霸地主和一个汗奸立了功，二十岁还未到便入了党，当了十多年的公社妇女主任和计生干部，由于她的秉公无私，使无数小生命还在母腹里时就被打发回老家。她对社会上一切不良风气，尤其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深恶痛绝。调到纺织厂还没多久，就有好几个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嫌疑的职工被她开除出厂。
江冰梅不但坚持穿有补丁的衣服，还坚持每天上班第一个早到，下班最后一个走。江冰梅骑车向来都是小心翼翼、规规矩矩的，看见桥了，无论高低，或者远远望见有汽车拖拉机之类的开过来了，总是早早地下了车推着走。所以江冰梅骑车从未闯过祸，也不太会有把自行车推到修理铺去的时候。但今天傍晚，江冰梅一骑出厂区就觉得不对劲儿，双脚踩下去跟在爬坡一样吃力。江冰梅下车一摸，糟糕，后胎全是瘪的。那些修车的铺子早已关了门。江冰梅沮丧地推着自行车，想着要这样推六七里才能到家，心里懊恼得仿佛就要这样走过一个长长的黑夜。忽然听见有人从背后骑上来在跟她打招呼：“江书记的车怎么了？”薄暮下，她认得是那刚进厂不久的广播站长的小舅子，便沮丧地说：“胎刺破了。”福龙夸张地“哎呀”了声，随即下了车，说：“我跟你换一辆吧，我家里近，一会儿就能到的。”江冰梅说：“那怎么行？我是党员干部，不能这么自私。”福龙说：“可你家里路远，再说天都已经黑了。”江冰梅说：“红军长征时，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这六七里路算得了什么？我们应该时时发扬先辈们的艰苦奋斗精神！”
福龙只得也推着自行车陪着她一起走。走了会儿听见她问：“你也才刚刚下班？”福龙说：“还有点活儿我想还是今天把它做完干净。”江冰梅点着头口里说：“这样好！这样好！”却又暗暗有些不大高兴。
到十字路口了，福龙再次要跟她换车，江冰梅想想走了三分之一的路还不到，自己腿都已经有些酸了，本来也就顺势接过了他的车把，却又发现他那辆车太高太大，担心自己骑不了。恰好路边有家小店，福龙说：“索性把你那辆车寄在这小店里，我带你回去好了。都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同志……”江冰梅瞧着对面灯光下那张英俊的脸，忸怩道：“这不太方便吧，让人看见还以为……”福龙说：“江书记难道也那么封建？”江冰梅当然不能容忍自己跟封建思想有什么沾染，所以最后还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护送。福龙把她送到要返回时，她又郑重其事地嘱咐：“骆福龙同志，回去注意安全，记住，要紧靠右边骑。对面车子来了，小心避让，看见桥了，应该早早地下车推着走。”
半年后，已经当上副厂长的福龙跟志原说起这件事时，还觉得十分好笑。
“其实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好奇，想看看这女人究竟有怎样正经。第二天傍晚我等她骑出厂门口了，又装作很巧的样子追上去，跟她打了声招呼。她有些不快乐地说：‘你又加班得比我还迟！’我说：‘我只是在拖延拖延时间而已，论起工作效率来，哪里能跟你江书记比呢？’又到那十字路口了，她忽然说：‘最近这一带听说治安不太好。’我说：‘那么我送送你。’第三天从厂里一起出来时，她忽然很严肃地对我说：‘骆福龙同志，注意形象，保持距离。’我就故意远远落在她后面。可是一出厂门她又停在了那里，等我赶上去说：‘车子好像哪里又坏了。’我骑着一试，什么毛病都没有。从那时起，她开始提拔我当车间主任，后来又是生产科长。我们仍然天天‘工作’到天黑之后才一起回家。但她又常常疑神疑鬼地认为传达室里的那个老头怀疑我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来每次都要我先走一会儿，在留厂门口一百五十米之外的地方等着她。有一次，我们快骑到那个十字路口时，忽然下起雨来，我们躲进了路边一个瓜棚里。她忽然问我冷不冷，我就知道她冷了，要把身上的衬衫脱下来给她穿，她说：‘那不能，你自己要冻坏的，我是党员，还是你的领导，不能太自私了。’
“外面雨似乎越下越大了。我们一起坐在一张竹榻上，还不时地能闻到一阵阵从草扇缝里劈进来的雨腥味。她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非常柔弱，好像换了一个人在我耳朵边轻声说：‘人多力量大，两个人的热量如果能加起来，肯定能战胜寒冷。’可是我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窸窸窣窣地把一只手朝我伸过来，碰到了我的膝盖，又犹犹豫豫地缩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她又试着伸过来了，像有一只小虫子在那里犹犹豫豫地爬动着，我觉得很难受，把它握住了。她说：‘啊，骆福龙同志，严肃点！’可是声音低得好像没有一丝儿力气。我又试着搂住了她，她轻轻挣扎了一下，口里的热气都呵在了我的脸上：‘骆福龙同志，严肃点儿！’她说，‘我可是党员干部啊！’我把她抱得更紧了些，说：‘那你更应该跟人民群众心贴心。’她抓着我的手引导着我往她的衣服底下抄进去，我用手托住了她的一个乳房，她哼哼道：‘严肃点，骆福龙同志。’我用力握住了那地方。她呻吟起来：‘骆福哟——哟——福龙同志，严肃点儿！’‘噢，书记，’我说，‘你还嫌我不够严肃？’我又使了点儿劲。她汗都出来了，那两条手臂都箍得我差点儿喘不过气来。
“她说：‘纽扣。’我解开了她的上衣扣子。她说：‘胸罩。’我还未来得及替她脱下那胸罩，她又迫不及待地说：‘噢，裤子！’我把她光溜溜的身子平放在竹榻上的时候，她还在扭动着身子说：‘骆福龙同志，我是党员干部，你不能胡来呀！’我说：‘你是党员干部就得忍辱负重呀，江书记！’”
志原咽了口口水，目光直瞪瞪地看着他：“你跟她……就这么……？”
“可是那次她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进，她怕怀孕，绝育手术是她丈夫做的。第二次仍然在那瓜棚里。她害怕会突然有人闯起来，我用一块大石头顶住了门，她还不放心，直到她亲自试过了，才迫不及待地要我给她脱衣服。这一次她没有再让我‘严肃点’，而是搂住了我的脖子‘堕落堕落’地呻吟着。那次完事后，怎么处置那个使用过了的避孕套成了她的一大桩心事。她用一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它盛起来。出去后，我让她随手往那河里扔了。她说：‘那怎么行，过不了明天就会被人发现的。’我说：‘谁知道会是我们扔的呢？’她说：‘他们会顺藤摸瓜呀。’骑了会儿路，我又叫她好扔了，她还是不敢，说：‘这套子是我从厂妇代会主任那里拿来的，她家就在这附近。直到后来我们拐进了一条跟到她家去方向截然相反的小路，又骑了里把，她才找了块石头，把它跟那塑料袋捆在一起。可是才扔进河里，她又马上神经兮兮后悔地说：‘要是有人在这里洗澡，扎猛子摸到了它会不会怀疑是我们故意绕了这么多路扔到这儿来的呢？可是一到厂里，她又马上变得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严肃，一本正经得让你时刻不忘马列主义教导。
“后来我故意在她面前放肆地跟同一办公室里的几个女孩子一起开玩笑，她受不了了，设法把我任命为副厂长，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我跟她坐同一个办公室，把我紧紧地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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