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宣传“禁止鸦片”。而实际上全国到处都在种鸦片。马鸿逵就利用鸦片的“禁种”残酷地剥削宁夏人民。他从1933年到1937年在宁夏扩大种烟。老百姓要是种烟，每亩烟田交纳附税后，略有剩余；要是不种烟，种粮食的话，把一年的收成全部交给官府也不够。老百姓不得不种大烟，不然，就没有活路了。这样，全省大片大片的好土地都种了大烟。马鸿逵独霸了鸦片的“独买、独卖”权，从中获取暴利。
韦万山认为种大烟虽然有利可图，但却是祸国怏民。当时，望月桥周围的好田都种了大烟，韦万山一直没种大烟。他二十几亩地种的是胡麻、麦子和水稻。秋收后，把全部收成给官府交税款也不够，还要把油坊、布店嫌的一点点盈利补贴交税款。他看清了马鸿逵的伪善面目和两面派的伎俩。马鸿逵表面上喊“禁种大烟”，实际上逼着农民种大烟。
由于征的兵多，征收的军粮也多，给老百姓派的税也多。1936年强派的军粮最多，大商号派一百至三百石军粮。小商号派二十至三十石军粮。像韦万山这样的小商号派二十石，但还逐年递增，到后来就派五十石。谁家没有粮食，就把粮食折成款交给军粮局。让韦万山交五十石的军粮。他交不起。因为他在一九三五年的大灾年扶贫济困，大伤元气。这几年种大烟的多，种粮食的少。所以，粮食年年涨价，生意惨淡，也就刚能维持生计。给他派二十石军粮，东挪西凑的勉强交上。他想：“让我交五十石军粮，这不是让我倾家荡产吗？这不是往死路上逼人吗？这样的生意还不如不做，看来，只有关门。”
韦万山的油坊、粮行、布店关门停业。街上其他的小商号也都纷纷关门停业。一时间，望月街上冷冷清清，民生凋敝。连韦万山这样的小富商生意都入不敷出，苦不堪言。更别提那些受双重剥削的佃户了。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秋收后，不仅给东家交租子，还要给官府交军粮和税款。而自己所剩无几，还没到过年，家中已无下锅之米，只好靠野菜、树皮充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老人和儿童，人民贫穷、社会贫穷、民怨沸腾。
这天傍晚，黄三爷刚到韦万山家一会儿，一杯茶还没喝完。街上开饭馆的、开杂货店的、开煤厂的小商家都不约而同地来到韦万山的家。他们个个都忧心忡忡，垂头丧气。他们都急切地询问韦万山：“今后怎么办呢？关门停业没有吃的。开门营业挣一点都被榨干，还是没有吃的。我们还有没有活路呀？”开饭馆的马老汉说：“万山贤侄，老这么关门，也不是个办法。你有学问，给我们大伙出出主意。”徐二气愤地说：“马鸿逵是我们宁夏人民的大灾星呀！自从他来了以后，苛捐杂税是一年比一年多，我们的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上至马鸿逵，下至区长、乡长、保甲长各个都是吃人贼、吸血鬼……今后这日子怎么过呀？”大家七嘴八舌地越说越气愤。最后韦万山说：“关门停业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大家一年四季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都被他们全部榨干。我们关门停业，可能会挨饿、挨冻。开门营业同样会挨饿、挨冻，那我们开门营业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想想，是谁吸干了我们的血汗钱？我们头顶上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哪一个不是靠我们老百姓的血汗养肥的？他们既然不顾咱老百姓的死活，咱也就不能任他们宰割。我们关门停业不干了，他们也别来收税，收军粮。”大家异口同声地问：“那我们就一直不开门营业啦？听天由命？”“我们当然不是听天由命。”韦万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是为了不任人宰割，才关门停业的。关门是为了开门，停业是为了更好地营业。这次让乡长、保甲长来求着我们开门。求一次不开门，得让他们求两次、三次……直到答应给我们减税、减军粮，减到一九三五年以前的收税标准，减到让我们有活路，能生存下去。要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必须团结一致，不达目的绝不开业，群威群胆吗！我们就照你说地办。”临走时，黄三爷说：“这可是大家自个找上门来讨教的，到时候可别把万山给卖了。”众人说：“不会的，我们都乡邻乡亲的，还能那么不知好歹！”
永宁县城的养和街上也有一些小商号都关门停业，还有个别大商号也停业。他们也都是被连年递增的税款和军粮所逼，入不敷出，倒闭关门的。这关门停业的小商号多了，这区长、乡长的屁股坐不住了。
望月桥的保长、甲长来望月街上催交税款和军粮，看到大大小小的商店、饭馆、粮行都关门了。他们以为暂停休息，可是，过了四五天还是没开门，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就赶忙报告乡长、区长和军粮局。军粮局的人和乡长走在前，保长、甲长跟在后，挨家挨户地查问为啥不开门营业？家家户户都叫苦连天：“交不起税款，交不起军粮，没办法开门营业。”过去这些走狗出来转游一天，这个饭馆进，那个饭馆出，嘴巴吃油，肚子吃圆。而今天，他们出来一天，嘴巴干，肚子瘪。这才想到：“这些小商号再不开门，不但税款、军粮收不上，而且连吃饭、喝水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三番五次地催促开门营业。”众人一致提出：“不减税，不减军粮，没办法开门。”僵持着，停业了半个多月。这些走狗怕他们的上司知道了挨剋，心想：“少收一些，总比收不上强，先给他们减少一些，等开门营业了再说。”
减少了税款，减少了军粮，望月街上的小商号都开门营业了。这些小商家第一次体会到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第一次体会到，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求生存的甜头；第一次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后来，这些走狗怀疑小商号一起关门，提出的要求都一样，又都一起开门，背后是否有共产党搞鬼。永宁县的稽查处，在暗地里跟踪查了一阵子，也没查出啥珠丝马迹。
马鸿逵借抗日之名，从1938年以后公开征兵，每年征兵两次，甚至三次。凡是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子，都强迫参加民兵训练。到了抓兵的日子，人们逃的逃，躲的躲。有钱家的子弟都逃到外市、外省。穷人家的子弟有的自残，有的东躲西藏。刘德叔的小儿子，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次，他们爷仨要抽两个去当兵。保长王盛上门点名两天后，来带他两个儿子走。他一着急，一生气，一口气没上来，就归天了。还没等他的丧事办完，小儿子就被抓走了。
韦万山给刘德叔买了口白木棺材，念了个大经厚葬了。刘德叔的去世，韦万山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也好像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德叔勤劳的身影，慈祥的微笑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德叔，多少年来，你与我朝夕相伴，和我同甘苦，共患难，帮我度过了多少难关。您走了，我生意上的事和谁去商量？我的心里话和谁去说？唯一的，最了解我的是您德叔，唯一的，最能帮我排忧解难的也是您德叔。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母亲，小玉、德叔都同等重要，都同等地铭记在我心中！你们一个个地离去，就好像一点一点地把我的心掏空了……”
刘德去世了。刘婶又思念丈夫，又思念儿子，就病倒了。几个月来，药不停地吃，但病不见好。这心病，吃药是不管用的。不久她也病逝了。韦万山的宅院里被凄凉、悲苦的阴影笼罩着。
唐徕渠西的常信家，五个儿子，三个已经被抓去当兵。这次，爷仨也要抽两个去当兵。常信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想：“这两个儿子再走了，二十几亩地谁种？全家十几口人谁来养活？这日子怎么过呀？国民党，马鸿逵真是往死路上逼老百姓呀！”老三常光成知道爹爹的难心事，就拿刀把自己右手的食指剁掉了。十六岁的老五被抓走了。常光成剁掉了食指，干活总是不得劲。尤其是收割庄稼时，右手握镰刀总也使不上劲。过去，他一天割一亩半地，现在连一亩地也割不完。收庄稼是“龙口夺食”，越快越好。过去收庄稼时，常家就雇两个短工来抢救。可是，现在能干活的男人都被抓去当兵。家家户户都缺少劳动力，有的家里没人干活，田地都荒芜了。常老三一个人拼死拼活种二十几亩地，常常是披星戴月，早饭，午饭都是送到田地里吃。今年抢收庄稼，他几天几夜都没回家，夜以继日地干活，累了就躺在田埂上打个盹，醒来再接着干。
过去常信家不算富裕，但也不缺吃，不缺穿。可是，这几年，马鸿逵的税名目繁多，有正税、有附税，还有临时的各种税……官府收购的粮食定价是市场价的一半。常家二十几亩地，交完各种杂税，所剩无几。他们过完了年，家里就没有下锅的米面了。全家人只好吃糠咽菜。好不容易熬到中夏，青稞、小麦刚灌浆，他们就把穗头揪来煮了，连麦芒一起磨了吃。常家的家境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不，常老三都二十五岁了，还没给娶媳妇，就因为没钱下聘礼。
佃户王贵的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小儿子今年刚虚岁十五岁就被抓走了。本来为躲避抓兵，王贵让小儿子到同心县姑妈家躲了三个月，昨天刚回来，今天就被王盛带的地痞甲长和望月街上的一个班的军队抓走了。王贵的婆姨常年劳累挨饿身体垮了。前两个儿子分别被抓走三四年了，是死是活，没有音讯。今天，唯一的小儿子又被抓走了。婆姨连气带急，就病倒了。她病了，又没钱医治，没多久就撒手走了。她丢下十二岁的小女儿和王贵走了。为了埋葬婆姨，为了活命，王贵只好忍痛把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家里就剩王贵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度日如年。
王盛自从当了保长以后，称霸一方。他强行收租，强行收税，强行抓兵。他常常是三更半夜带着狗腿子破门而入，把人五花大绑地抓走。一天夜晚，王盛在望月桥街上的饭馆里，酒足饭饱后，摇头晃尾地哼着小曲回家。他走在半路上，突然跳出两个蒙面人，一前一后拦住他的去路，二话不说，一顿棍棒，打断了他的右腿。他在家躺了半年多，好了以后。成了瘸子，保长也当不成了。其他保甲长，看到了王盛的下场，也收敛了一些。
中国人民几十年以来的光荣传统是尊老爱幼。家家不是三世同堂，就是四世同堂，以大家庭为菜，以分家为耻。可是，近两年来，人们为了躲避抓兵，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分家。分家，就要平分家产，穷有穷的家产，富有富的家产，但是要做到平均、公平是不容易的，昨天听到王家为分家吵架，今天又听到李家为分家打架……真是分生、分生呀！
马鸿逵来到宁夏，是宁夏人民的灾难。繁重的苛捐杂税、征粮派款和连年不断地抓兵，使商业萧条，农村的田地荒芜。老百姓家破人亡，比比皆是。他对宁夏人民的残酷统治，掠夺和压榨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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