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当区公署的干部宣布南原地区解放了后，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激烈的变革：把这里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冲击得稀哩哗啦，把一切旧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在庆祝解放的十月，乡下也废除了过去的保甲制。紧接着，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南原区公署决定把杜堡子、豹子湾、刘崾岘三个庄子划成一个行政村，取名石涝坝村。

　　通过群众提名选举，李拴柱被选上了石涝坝村的农会主席。当然，杜堡子杜老二的保长也就自行废除了。世事这样一变，全村人惊叫道：天大大！世事真格颠倒了！

　　世事真格是颠倒了，没想到李拴柱当了石涝坝村的农会主席。石涝坝村首位农会主席李拴柱真可谓今非昔比，他不但改掉了东家出西家进说闲话的毛病，而且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务农把式。

　　为了庆祝解放，表达他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他特意用“新中国”三个字，给自己的三个没有上学的儿子，起上了官名，分别叫李有新、李有中、李有国（其中李有新是婆姨前夫留下的孩子）。

　　李拴柱是个地地道道的羊把式，当农会主席，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一上任，感到有些紧张不说，甚至有点畏惧。多亏有他老哥张有富当“军师”，他才风风火火干了起来。

　　区公署会议一个接一个开，指令一个接一个下。

　　李拴柱不但是个热心肠，而且他的原则性、责任心也特别强。石涝坝村在恢复生产、组织配合剿匪反霸、土改前期登记清理等方面的工作都走在了全区的前列，唯有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拖了工作的后腿，李拴柱在区公署开会时，还挨了区领导的点名批评。

　　在浓呛的旱烟味中，石涝坝村农会的几个成员，正围坐在李拴柱家里的土窑炕上开会。

　　“我看在三个庄头先开办三个初小识字班，让庄子里能上学的娃娃都到学校里识字，老师可以从各庄子念过书的年轻人中挑选，等初小识字班开办起来，我们再动员念过私塾的大娃娃到南原学校上初中。”李拴柱先发话说。

　　“李主席说的这个办法好，我表示赞同。”农会最年轻的委员、刘崾岘社长刘世道起先表了个态。

　　“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看看大伙还能想出啥日能的办法来？”李拴柱开始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

　　“就照你说的办。”在场的委员都异口同声地表了态。

　　“如果没有啥意见，我们几个人分头负责抓落实，散会。”你还甭说，李拴柱干工作还蛮有点派头。

　　经过李拴柱一家一户的动员做工作，杜堡子初小识字班在拓先生离开半年后又开办了。

　　学校仍建在杜老二家原先开办的私塾学堂里，只是老师换成了张巧惠。张巧惠尽管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嫩娃娃，但她原先的功课基础好。现在给学生上的是新编的教科书，学生娃娃爱读。她又独出心裁地多安排了一些课外活动，识字班开办时间不长，学校就红火了起来，成了全庄子最起眼的地方。

　　石涝坝村各庄子的初小识字班，在很短的时间里陆续都办了起来。可是让李拴柱伤脑筋的是，全村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到南原学校上初中去。在他们看来，娃娃能识几个字、睁开眼会算账就行了。

　　千年等一回，现在正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全家人热火朝天地忙着在田地里伺候庄稼哩，没人顾上让娃娃跑那么远的路念书去。

　　张有富听了李拴柱的一番“诉苦”后，他“哈哈”一笑说：“别人家的事咱管不了，明天就让我儿子张乾坤到南原学校上初中去。”

　　李拴柱一听这话，高兴得立马给张乾坤开了一张去南原学校报到上学的条子。

　　李拴柱从张有富的家里出来，又去找杜老二。待他走进这个熟悉的堡子里，那昔日的热闹红火场面不见了，里面显得很落寞。他走到上房跟前，只见杜老二脸色苍白，半闭着眼睛，圪蹴①在房台上晒太阳。

　　杜老二一抬头看见李拴柱，他想站起来打个招呼，可像风暴一般的猛烈咳嗽又把他扯得蹲倒了。在呕吐似的“哇哇”声中，把黏痰、鼻涕连同泪水一齐甩在旁边的地上。看来他的哮喘病又加重了。

　　待他缓过气来，听李拴柱动员让儿子杜继业到南原学校上初中时，他二话没说，痛快地答应了。他们两个人尽管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但在这个非常时期，两个人只说了一些娃娃念书的话，其他话题都没有拉呱儿。

　　李拴柱现在可是个大忙人，他没有工夫陪杜老二拉闲话。他离开杜老二家时，杜老二一直把他送出堡子大门，自己才折转身回到屋里，喘着粗气给儿子收拾去南原学校念书的东西。

　　李拴柱在往回走的路上心里觉得很纳闷，他今天跟杜老二说话时，却始终没有看见杜老二婆姨刘婉莹从屋里出来。看来啊，自己认为的不错，改造杜老二没啥，可让刘婉莹下地干活是有麻搭的。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历史背景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世事这么一颠倒，还不知道她现在又打着什么鬼主意。

　　唉，不管咋说，自己毕竟在杜老二家里吃了二十几年不给钱的苦力饭，他还是认为杜老二这个人是不错的。他现在成了改造的对象，人变得可怜了，自己倒从心里面同情起了他。

　　张乾坤傍晚从田地里干活回来，刚从水缸里舀了一马勺凉水喝下，他大张有富就过来告诉他，让他明天背上行李到南原学校上初中去。

　　张乾坤一听说又要让他念书，极不情愿地板着脸，一句话都没言传。张有富老汉心里有数，儿子尽管现在很“匪”，但他还一时翻不出自己的手心。他把李拴柱开的一张去南原学校报到上学的条子给儿子，再也没有给他安顿什么，只是当着儿子的面让婆姨准备东西。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张乾坤背着他大给他打的铺盖卷，怀里揣着农会主席李拴柱写给学校的条子，和杜继业俩人结伴从家里出发，到南原学校念书去了。

　　为了少走十几里山路，他们没有听家里大人的安顿，出了庄子，张乾坤把杜继业一拉，一溜小跑下了庄子前面的饮羊沟。

　　俩人尽管都去过南原城，但走这条沟道还是头一次。行走在沟底里往上一看，沟两边起伏的山把天抹成了一条弯弯的蓝线。

　　沟底里不仅流淌着一股潺潺的溪水，而且到处是石头。石头大者如牛，小者如豆，大石头根部挂满了枯藤烂蔓和浪木。在淤积泥土的台地上，长满了席芨和毛刺，人们多是在这些地方踩出一条道来。

　　因为来来回回要过沟底的小溪，他俩干脆脱下鞋，绾起裤腿，赤脚行走在流淌的水中，觉得挺好玩。不过现在是秋季，时不时会有洪水从上沟里下来，他们边走还得边回头瞧瞧。

　　走着走着，悬崖峭壁处冷不丁飞起几只老鹰来，翅膀拍打的声音在沟涧回荡，空洞单调之声令人心悸。更令人担心的是怕遇上坏人，因为沟里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解放前还曾抢劫、杀害过赶集的人。尽管这种担心现在有点多余，但它在人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不由得你不提防着点。

　　为了消除心理上的过度紧张，张乾坤、杜继业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开始拉扯话了：“乾坤哥，你长大了最想干啥？”

　　“种地。不过能当上解放军更好。你呢？”张乾坤回头问了一句杜继业。

　　“我想一直念书，将来当教书先生。”

　　张乾坤听杜继业想当教书先生，便用鼻子“哼”了一下，再没有言传。

　　两个人没了话茬，正低头走着，听见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张乾坤和杜继业的心立刻缩紧了。他们注视着对面的人走过自己身旁，彼此都用一种警惕的目光扫视了对方一眼，才又迅速走了过去。但张乾坤和杜继业手中的鞭杆仍然紧紧握着，生怕对方从后面反扑过来。

　　他们两个人顺着沟底走了十多里沟道，在饮羊沟和大湾沟交汇的地方上了大湾沟沿，这才到了南原的平台塬。两个人一上沟沿，才感觉到脚底上磨出的血泡钻心地疼，两条腿酸痛地不听使唤了。

　　稍息片刻后，杜继业站起来几乎迈不动步子了，张乾坤只好把他的铺盖卷也背上，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杜继业向着南原城的方向走去……

　　到了学校他们才知道，南原学校的初中班也是新开设的，教书的老师都是从大城市里来的。

　　张乾坤能坐在教室里听这些“洋老师”的课，他有一种神圣感、自豪感和亲切感。他不再厌学，开始认真学习起来。他发现，给他们讲课的每一位老师，个个学识渊博，口才惊人。但他们都不摆架子，都平易近人，神态、举止、言谈是那样大度、朴实和生动，又很幽默风趣。比起他的启蒙私塾先生拓耀祖，简直是天壤之别。

　　南原学校的校风很好，师生们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校生活。张乾坤尽管每星期要往返几十里山路取一趟吃的，但他的学习兴趣却越来越浓。

　　他为了把珠算学好，自己用吃饭的筷子和红胶泥做了一个土算盘。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他，一时，每个同学根据他的这项发明都给自己做了一个泥算盘。

　　在他们开设的所有课程里，张乾坤最爱学的是陈柯昌老师的语文课。

　　陈柯昌老师是上海人，在抗战时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成了延安“鲁艺”学院进修的高才生，并有多篇小说、戏剧曾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解放南原城时，他随部队来到了这块古老而传奇的黄土地。当他听说这里曾是红军西征的大本营时，便主动向部队首长和区公署领导提出留下来的请求。他留在南原学校当老师。

　　现在他一边给同学们教书上课，一边抽空采访收集红军西征的革命故事。

　　陈柯昌老师原本不是教书的，现在要上讲台，无疑得从头做起。为了上好每一堂课，他不管冬夏，都坚持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写教案。

　　他教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有启发性，讲课水平高。他善于把见识广的优势贯穿到教学中去，讲课既旁征博引，富于启发，又语言精练；有时戛然而止，轻松有趣，周旋得春风满座，在不知不觉中响起了下课的铃声。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天，一位着红军服装、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板凳上和彭德怀司令员聊天。

　　斯诺提议要给彭德怀司令员和在场的其他几位红军将领拍一张合影照片。

　　彭德怀幽默风趣地跟斯诺先生开了一句玩笑话：“哎哟，斯诺先生，这个照片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站在一旁的翻译黄华，立即把彭司令员的话译给斯诺听。斯诺站起来拍着彭德怀的肩膀跷起大拇指连声说：“ok，ok，还能拿二百万大洋呢。”两个人的对话，使在场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彭总一挥手，招呼在场的几位红军将领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蒋介石吧！”斯诺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六人合影照片，其中有西方面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一军团教育科长孙毅，西方面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这张照片后来收在了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一书里。这本书在全世界发行了上百万册……

　　讲到这里，陈柯昌老师显得有些激动。他把话题一转，问：“同学们知道这张照片是斯诺先生在什么地方照的？”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陈老师。

　　“同学们，这地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是斯诺先生在我们南原的城隍庙里拍的！”老师的话音刚落，把在座的所有同学都惊得“啊”了一声。

　　“同学们，你们尽管没有经历过这段革命斗争的洗礼，但你们每个人都是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成长起来的。老师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都有出息，就是当一个种地的农民，也要像眼前的这座马大山一样有高度，有宽度……”

　　陈柯昌老师的这番话，镌刻在了张乾坤的心里。他为了见证陈老师讲的故事，便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迫不及待地一个人去了一趟城隍庙。他站在距庙门不远的牌楼前，好奇地瞅着西城墙根下的这座城隍庙。

　　这座城隍庙是坐北向南，四周是青砖围起来的院墙。他走过去用手摸了摸门口那对石狮子，便进了庙门。过了露天戏台，左右两边竖着高高的钟鼓楼，挨着钟鼓楼的两厢是配殿。

　　张乾坤走进东侧殿，听陈老师讲这里当时是红军伤员住的地方，只见殿内到处写着红军的宣传标语口号：“组织抗日联军！”、“抗日救国红军！”等等。张乾坤又转到西侧殿，殿内除了有红军写的宣传标语口号外，还有一个班的轮流值日表，上面写着：良贵、赵连贵、志树、永升等红军战士的姓名。张乾坤来到大殿门前，只见那合抱的柱子上刷写着：“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等标语。

　　他转到后殿时，心不由得一阵狂跳，听陈老师讲，西方面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当时就住在后殿。张乾坤双手合十跪在神像前，默默地许了一个愿：“我要当兵！要当彭德怀司令的兵！”

　　“小伙子，许了个什么愿？”张乾坤睁开眼转过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位个头高大、身板硬朗、须发苍白的老人。他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

　　“我姓赵，是庙倌。”老人一边给铜旱烟锅里装旱烟，一边问张乾坤，“小伙子，你是谁家的后生？”

　　“我家住在杜堡子，我大叫张有富。”

　　“原来是杜堡子张有富的后人。你大跟我是老熟人了，他可是老来得子，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来过城隍庙吗？”老庙倌问张乾坤，张乾坤只是摇了摇头没言传。

　　他一看张乾坤没来过城隍庙，便点着旱烟，有滋有味地吸咂了几口烟，接着对张乾坤说：“咱们南原的城隍庙可是有来头的。你知道吗？城隍是县城州府的守护神，城以护民，隍以卫城，一般具有县以上行政机构的城池才祭祀城隍神。咱们南原城的这座城隍庙不同于其他的城隍庙……”当老庙倌娓娓道了一大阵，回头问年轻人是否听得懂时，早不见张乾坤的影子了。

　　原来，张乾坤没有时间再往下听了，他还得赶回学校上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