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阴阳界空巢牵骆驼的人黑伞雪落黄河静无声远去的白帆走向混沌风眼泪落红“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