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鬼子来啦

　　鬼子来啦，1938年1月12日……“那个小鬼子呀，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两个家伙把枪往树上一支，人在三里远外架电话线……”

　　以上这话是我爷爷亲口告诉我的。他强调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真的是一盘散沙。

　　我爷爷告诉我，日本人是1938年1月11日占领昌乐的，第二天占领沂蒙。

　　日本占领昌乐的第二天，当地的富绅们便组成了维持会，家家门口挂上太阳旗。日本人很高兴，唱了一晚上的歌。

　　沂蒙县虽然没在第二天就成立维持会，但是占领沂蒙县城的第一批鬼子也没祸害老百姓。他们一共来了100多人。带队的是个少佐，长得白白净净，带一幅电影里日本人常戴的眼镜，但说起话来却像吼叫，尤其是对他的士兵。他的名字叫麻田什么玩意，一段时间里，老百姓都称他为麻田太君。这次是日本占据沂蒙县城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后，常常换防，人数有多有少，最少的只有三个人，但早上起来仍坚持出操，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老鬼子待的时间最长。据说，他头部受过伤，平时只是负责喂喂马和看看仓库。

　　因为此前鬼子的飞机曾来轰炸过，我在开头已经说过了，炸了我们家老宅子，并炸死了我曾二奶奶的那次轰炸。所以，老百姓个个门窗紧闭，不敢外出。几个年纪大点的老头，为了讨好鬼子，就在街当口摆上了点心和茶水，但鬼子们没吃也没喝，而是分别去了县政府（过去的老县衙门，直到1954年才拆了）和教堂，并在门口升起了太阳旗。而后，100多个鬼子卸下枪械装备，开始吃饭，吃的全是自己带来的饼干和罐头食品。几个大胆一点的孩子跑近了观看，有个老鬼子还丢了几块水果糖，但孩子们抢到手后，又一哄而散。

　　第二天，鬼子便在县衙门口、教堂门口和民众教育馆门口等几处热闹的地方贴出了“安民告示”，原文大意如下：此次日军进驻支那是为平息争端而来；中日同文同种，理应相互提携，共存共荣，共产主义害了俄罗斯，又来中国伸毛腿；中日不该战，一俟和平协议签署，旋即撤军（强调一下，并没有“大东亚共荣圈”的提示，此口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但很多人往往搞混了）。

　　接下来，日军最高指挥官麻田少佐领着几个鬼子军官开始一一拜访城里的几个大户，请他们出面组织维持会，当时日军奉行的政策是“访谘父老，求拜贤能，物色各方公正士绅出面维持秩序。”

　　他们找到的第一位人选就是当年差点被韩复榘、王达礼砍了脑袋的共产党人关庆民的父亲关润林。在上一章里我刚刚作了交代，他时任商会会长。但遭老人的拒绝，老人推说自己年老体衰，无法胜任。想回乡下养老，随后，一边捋着胡子，一边挥毫泼墨写下两句诗：雪满山城鸦去尽，独留老鹤守寒梅。

　　麻田少佐是日本东京文理学院大一的学生，入伍前就酷爱中国文化，并粗通中国古诗文。当下对这首诗大加赞赏，便没再纠缠，而是一挥手很快撤出了关家宅院。第二天，关润林便悄然离开县城回老家关家桥“养老”了（实为组织抗日）。

　　日本人做的第二件事是组织老百姓，清理、翻修县城里的厕所（我们老家人称茅房）。那里的厕所一是少，二是很不讲究。一到夏日，奇臭无比，遇到下雨天，屎尿四处流淌，不远处则是吃水井。本来，王达礼的新生活运动接下来就是修厕所，不料想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日本人当然不高兴，就捂着鼻子说，大大的不卫生，有病的大大的。并马上组织人进行整修，挖了储存坑，翻修了墙壁及盖顶。同时，把很多水井的井台用洋灰（即水泥）砌高。

　　还有一件事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一个日本兵吃了城西关王婆子的豆腐脑没给钱，王婆子壮着胆子告到了麻田少佐那里。麻田少佐当场把那个士兵找来，问他吃没吃老太太的豆腐脑，那位士兵说没吃，麻田少佐让那士兵张开嘴，士兵一张嘴，露出了残留在牙缝的豆腐渣和一嘴的韭菜花味。麻田少佐一句话未说，抡起手掌向那个士兵的脸上扇去，一气扇了五六个耳光，方才住手。随后又赔了王婆子钱。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完全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下边的专署和各县政府也乱成了一锅粥，有跟着韩往南撤的，也有坚持守土抗战、明知不胜、也要一战而死的，如聊城的范筑先，但全山东毕竟就他一个英雄。大部分的专署及县政府是选择了先行隐蔽，而后慢慢组织抵抗的路子。沂蒙县以东的高密国民党抗日游击队就是这么做的。1938年4月15日（阴历3月15日），他们在高密孙家口一带设伏，袭击了过路的日军一个车队，打死了当时的侵华日军中将中岗弥高及39名日军士兵。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对此有过描写，后又被拍成电影）。

　　王达礼走的就是这条路子，当他听说他一贯敬仰的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撤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韩主席算是完了……”（果不其然，韩在当年的2月24日被蒋介石以“违抗军令擅自撤退”的名义处决，同日任命原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为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当时，王达礼的下属及南撤下来的昌乐县长劝说他一块南撤时，他予以断然拒绝：“父母官平时为民谋利，战时守土为本，我既是一县之长，就有统领百姓同力抗战之责。我不走，你们谁想走谁走，我要进山里打游击。沂蒙山区72崮，够我转一辈子的。我就不信小日本的屁股蛋子能坐稳了……”于是，他断然将县保安队的50多号人、41支步枪、一挺轻机枪带进了老鹰崮还要往南的牛头崮等山沟沟里。同时，他还设法带出了县财政的10万块现大洋，这为他日后拉起了一支近300人的游击队打下了基础。

　　临走，他来到了老鹰崮，动员我爷爷同他一起南撤。但我爷爷没有同意。我爷爷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政府的一县之长。你暂时进山是对的。但我不能走，毕竟西南三乡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是撤不走的。既然大伙信得过我，我就要对他们负责任。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小日本不祸害老百姓，那另说；如果他们偷鸡摸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我手里的这些枪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一死，死了还是岳飞、文天祥。”

　　我爷爷说，当时，老百姓没什么觉悟，也不知什么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他们就是这么想的，简单而执著。

　　王达礼想了想说：“也是，还是汉魁兄想得更周到。那就先这么着，我先带着队伍进山，你就留在这儿观验观验。咱们一里一外，也好有个照应，咱们常联系。”

　　临走，我爷爷执意要送王达礼两箱子弹。王达礼十分激动：“这年头枪火就是命根子，还是大哥你留着用吧。”

　　我爷爷说：“你别忘了，你是政府的人，是明牌子，我不过一介草寇。眼下你更需要它……”

　　王达礼过意不去，抹去眼泪，脱下了自己的一件全用狐狸后腿皮做的皮大衣：“汉魁兄，别跟我废话，这皮子你穿上，权当是小弟在你身边。”

　　我爷爷的眼泪也出来了，他深知王达礼的脾气，连推脱也未推脱，就接下了来。抗战后期王达礼在安丘“项山大战”中光荣殉国（是役，国民党113师与日寇血战竟日，重创日军，少将师参谋长张植桴壮烈牺牲）。我爷爷就再没舍得穿那件皮子，而是一直保存在身边。1960年大饥荒，为了活命，我爷爷才将这皮子卖了，一共卖了40块钱。这40元钱，也没有救了我那可怜的奶奶。

　　国民党的王达礼暂时退了，共产党的关庆民却迎风而上，很快在沂蒙县拉起了抗日武装，番号叫“山东沂蒙人民抗日义勇军（1938年6月，山东的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称八路军旗号，关庆民的游击队亦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沂蒙独立团”）。”

　　王达礼前脚走，关庆民后脚就到了。

　　自1932年他游说我爷爷参加暴动未果至今，已是6年过去了。国民党的监狱并没有使得这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身体憔悴、面黄肌瘦。他依然是带了幅玳瑁眼镜（玳瑁属于爬行科，海龟纲、大的有一米多，色彩斑斓，花纹多样，隐约透光，还可入药，这种珍贵的眼镜只有有钱人才能戴得起）。说起话来同他老子关润林一样高音阔嗓。

　　他是从他们义勇军的根据地柿子崮赶来的。柿子崮在沂蒙县的最南边，周围全是山，距离县城80多里，再往南就是沂水地界了。这儿比起老鹰崮和王达礼占据的牛头崮来，要偏僻得多，穷得多。但是，正是这两点，被关庆民看中了。他就是要在国民党及其他势力达不到的地方扎下根来。

　　跟他同行的除了两个护兵外，就是个20来岁的青年后生。那模样居然长得和他一样，眉清目秀的。曾让我爷爷着实纳闷了一阵子。

　　他上山后的第一句话，就问郑宝宝葬在哪里，他表示有空去烧把香。“毕竟是随我们共产党搞暴动的人……”关庆民最后的话里流露出些许歉意。

　　我爷爷说出了郑宝宝葬身的地点，又附带说了句：“共产党还是有人情味的。”

　　接着，书归正传。关庆民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不过，我这次上山，还是来劝说的。不同的是，上次是想请王先生搞暴动，这次则是想请王先生跟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

　　我爷爷当然知道他的来意，便说：“不瞒关先生你说，王县长前脚刚刚走了，也是想拉我一块干。而我呢，想着再观验一下……”接着，我爷爷把他的想法详细说了一遍。最后的意思当然很明白，不想入伙。

　　关庆民很有耐心：“不瞒王先生说，我们共产党搞抗日，同王达礼的国民党搞抗日有很大不同。”

　　我爷爷有点不太高兴：“关先生请打住！人家王达礼可没说你们半点坏话。他在我这儿压根没提你们的事。”

　　关庆民急忙作解释：“王先生误会了，我不是在说王县长他们的坏话，我只是说，我们共产党人今后的抗日政策和方针，将不和国民党一样。我们要发动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在说这话的同时，他拍了拍站在身后的那位后生：“你看，这就是我的侄子关满仓。今年才20，刚成了家，在家里开了座磨房，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这不，也让我给拉来了。”

　　我爷爷这下明白了：“噢，我说这后生怎么这么像你，原来是贤侄，看来庆民老弟救国是铁了心了，我王汉魁真的是万分敬佩。”

　　关庆民的大嗓门声调更高了：“这就叫全民抗战，这就叫发动群众。”

　　我爷爷还是不太相信：“沂蒙山的老百姓都老实呀，恐怕很难让他们齐心，更别说拿枪上战场了。唉，中国人历来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今，日本人看来还算规矩，老百姓犯不着跟他们玩命。”

　　说来说去，我爷爷还是不想入伙。他最后强调说：“不管怎么说，我得为西南三乡的老百姓着想。如今，省主席跑了，王县长撤了，老百姓成了无头雁。总得有人管吧，那我就来挑大梁。我这也是爱国、爱百姓。一句话，只要小日本不惹我，我就老老实实在这老鹰崮呆着，哪边也不参加。”

　　关庆民见说不动我爷爷，只好作罢。临走，他送我爷爷一套文房四宝，据说是从北平一古玩商那儿搞来的。尤其是那几支细毛笔，纯正的狼毫，正适合我爷爷写小楷。我爷爷也不小气，送给了他们四箱子弹：“我看了，共产党就是穷，你们连身军装都没有，说实话，你们比不上王县长。我送了他们两箱，送给你们四箱。”

　　那个时候，子弹就是命！这四箱子弹使得关庆民一伙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他们谁也想不到，这四箱子弹在不久后的那次埋伏战中起了大作用。那一仗，关庆民的“山东沂蒙抗日义勇军”打死了两个鬼子，打伤了四个鬼子（但是，事后也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