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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震四野秋:百年匪王》 作者:王金年

第37章 留下的那个老鬼子

  抗战终于胜利了!浴血奋战的八年,居然一眨眼就过去了!当消息传来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

  于是,在沂蒙县出现了这样的历史镜头:日军由于通讯设施先进,先于我们获知了投降的消息。第二天一早,驻沂蒙的32个日军在一位小队长的带领下,在营区大门口赤手列队向所有过往的中国人鞠躬。门口的太阳旗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几幅标语:投降终战,中日亲善,支那大大的,日本小小的。

  沂蒙的老百姓被这一切惊呆了,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胆大的人唆使一位“疯汉”(即疯子,精神病人)向前打日军小队长。那位疯汉傻乎乎地上前就揍,结果被打的小队长一口一个“哈依”地站着挨揍,人们这才相信了。于是,几个胆大点的冲上去,照着小日本连踢带打,算是报了仇。但更多的人只是“围观”!

  有趣的是,日军挨打时,一口一个哈依,但维持起秩序来,仍是一丝不苟,比如,不允许男人打老婆,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病死的鸡鸭猫狗不得乱扔,学校不能停课,抓住小偷仍然关起来,不允许破坏树木及庄稼,对传染病人立即隔离。

  当然,还有,拒不向共产党的八路军缴械。

  抗战是结束了,但抗日战争的故事却没有结束,还记得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个专门喂马、管仓库的老鬼子兵秋仁正男吗?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也许是岁数大点的缘故,也许因为他是个后勤兵,秋仁正男倒不像其他的鬼子兵那么凶狠,城里的老百姓从没见他买东西不给钱,或是打人骂人,他也从来不带枪,只是腰挂一把步枪刺刀。他走起路来,总是迈着日本步兵典型的操典步,目不斜视,有时高兴了,还会自哼自唱《君之代》。

  有一阵,他还帮助过附近的一个寡妇,那位寡妇挺可怜的,才20岁出头,就带着两个孩子单过(这在旧社会并不奇怪,十五的娘亲十六的爹)。一些地痞流氓常去想她的好事。他知道了,就端着刺刀把几个小流氓赶跑了,并在寡妇的门前挂上了日本太阳旗,还常常送些食物给这寡妇。

  这时,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娘,一边比划着,一边对他说:你娶了她吧……秋仁听了,憨憨一笑说:我的“老王八”,不行的,这样帮助就很好。

  这话把几个老大娘逗了个仰天大笑。原来,几个被赶的小流氓为了报复他,就教给他说“老王八”,就是年龄太大的意思,他就当真了。

  他呵护这个小寡妇一年多的时间,直到这位小寡妇嫁到了莒南一个做粉丝的殷实人家。

  以后,那几个老大娘才从他嘴里得知:我的,妹妹,也是瓜(寡)妇,我的妹夫,在你们湖南衡阳战死了。

  本来,他是应同所有日军一样到青岛集结,然后回国的。但当时有一批物资和四匹战马需要照料,他就被留了下来,说半个月后,再来接他。

  于是,沂蒙县便留下了最后一个鬼子兵。

  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天天盼,日日想的上级并没有来接他,但秋仁还是对所有关心他的中国人说:“沙川少尉,会来接我的,我的,要认真等候……”他说的沙川少尉是最后一任小队长。

  于是,秋仁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人们常常看到他穿戴整齐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孔明牌,有趣吧),从他的那间小趴趴屋,到不远处的仓库打扫卫生或翻晒物品。四匹战马也喂得膘肥体壮。有时下大雨,他也坚持跑操,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他还要对着一面日本国旗唱《君之代》(那幅日本国旗被他画在一张中国仕女图的背面)。就这样一直到了1945年的11月,国军正规军的一个团开进了沂蒙县城,接管了那四匹马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

  秋仁没事干了,但他的上级迟迟没来接他,他只好流浪沂蒙街头。善良淳朴的沂蒙人民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善良,热情地照顾他。大伙你今天送一顿,明天他送一顿,继续供养着这位日本老兵。

  久而久之,脑子本来就有伤的秋仁,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常常望着东方发呆,而且见人就问:“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他为什么还不来接我……”

  好心的中国人便安慰他说:“沙川小队长到了潍县了,快到了,你再等等……”

  “伟(潍)县在东京的什么地方……”他还会问。

  “在东京东边,二十来里吧,反正快了……”

  秋仁就笑呵呵地走开了,碰到第二人,他又是那句“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

  精神一失常,他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常常是饿一顿,饥一顿,原先的破军装也变得褴褛不整,一位好心的中国大娘给了他件破花棉袄,他就当成了宝贝,三冬四夏全穿在身上。

  此后,沂蒙县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手里二易其手,其间,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可怜的日本老兵。直到我爷爷发现了他。

  那是我爷爷下山来巡察炭栈的时候,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秋仁正男。那天,秋仁穿着花棉袄迈着正步走在教堂前的东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还唱《君之代》。后边则是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并往他身上扔石子。我爷爷倍感好奇,问炭栈的伙计:“怎么这疯汉会唱日本歌?”

  伙计说:“他就是个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怎么回事?”

  伙计将秋仁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当晚,我爷爷难过得没吃晚饭。

  第二天,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炭栈的掌柜的说:“这样吧,从今天起,咱们炭栈负责照顾这个日本老兵,任怎么说,他也是个人啊。我一个月给炭栈拨30块钱,到时你们少进账就行。平日里安排他看看炭场子。噢,对了,先找个郎中给他看看,反正不能再让他在沂蒙的大街上乱跑,再让我看见了我扣你们的工钱……”

  炭栈掌柜唯命是从,当即表示:“大掌柜的菩萨心肠,一切按您吩咐的办!”

  就这样,这位日本老兵就被安排到了穆陵关炭栈当了一名看场子的。店里的伙计都不敢怠慢他,供吃供喝,一星期还带他洗一次澡,一月剃一次头。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秋仁正男于1953年7月病逝。临死前,他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报告……告沙川队长,我完成任务……务了,可以回家了吗?”

  我爷爷满含眼泪说:“秋仁君,你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秋仁死后,我爷爷让人把他的棺木抬回了老鹰崮,埋在了崮下村村北头的一片土岭上。这时我爷爷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崮下村的村民了。尽管他还有个空衔:省参议会参议员,此证发于1946年年底。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切本该早早进行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1975年8月,战后整整30年的时候,一对40多岁的日本中年夫妇和三个小孩来到沂蒙县,在县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崮下村认领了秋仁正男的骨骸。男的正是他的儿子秋仁春上,女的则是他的儿媳,三个小孩是他的孙子。

  临回国前,秋仁春上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率全家在我爷爷面前长跪不起,以感谢他对其父亲晚年的收留和照应。我爷爷老泪纵横,几乎不能自己:“将心比心,将心比心……”

  当时,秋仁春上还赠了我爷爷一笔巨款(合7万元人民币),但被他全部上交了当时的县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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