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浪费钱，二是浪费资源。”王平安厚着脸皮说。
“他敢！他再去上访，我打断他的腿！”高支书忿忿地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起个大早准备登山，高支书分别给我和王平安打电话，说上午县民政局陈先才局长到梅花村对敬老院进行选址，他正在从北京到县的火车上，估计回不来，让我和王平安负责接待好。我和王平安接到电话后，自然不敢说在一起，也不敢说到天台登山来了，便放弃登山计划，答应立即赶回村里。
章朗和田梅也只得放弃登山计划，只好骑上摩托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自从成书记要为我介绍男朋友和我与王平安一起去对天河漂流后，我和王平安谈恋爱的事在镇里就慢慢地传开了。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反应不一，有赞成的，恭喜的，也有不理解的，甚至有的说我如果将来嫁给了王平安，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管外面怎么评价，我认准了的事，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对他们私下议论或不屑的眼光，总是微微一笑。
再说我们回来后，章朗和田梅直接去了镇里，我和王平安就回到村里。不一会儿，成书记、李镇长就带着县民政局陈局长来到了迎春新村。我和王平安也赶到了现场，此时，张主任正陪着他们在现场指指点点。由于敬老院是镇里的建设项目，我们虽然陪在现场，对选址的事，镇政府和县民政局说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我们是插不上话的。
“成书记，没有其它地方吗？我看你这个新村规划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过去没有把敬老院规划进去，现在再规划建敬老院，就有点画蛇添足，与整个新村不协调。”看了整个规划和正在施工建设的现场后，陈局长说。
“我认为把敬老院规划进去作为一个整体建，可以丰富新村建设的内容。如果陈局长要挪地方，我们只好选其它地方。”成书记说。
“不是不可以，而是一般敬老院选址，都是比较僻静的地方，便于老人养老和管理，要远离群众居住区，你们迎春新村没有这样合适的地方。”陈局长说。
“你看梅花现在的村部行不？如果行，省得政府征地。”成书记说。
“那村干部再在哪里办公？”陈局长问。
“我们新村正在建‘两委’办公楼，到时村部可以搬到新村里面来，老村部就空起来了。”成书记说。
“老村部位置还可以，在一个山坡上，距离村民组比较远，位于村中心，交通也比较方便。”李镇长补充说。
“走，我们去看看现场。”陈局长说。
随后成书记一行又来到村部查看了村部所处的位置和周围环境。
“行，就把敬老院建在这里，这是一个天然的养老地方，周围有山有水，很适合老人居住。”陈局长当即拍板说。
“陈局长，你那四十万块钱建个敬老院不够，虽说敬老院用地直接找村里，但毕竟是镇里的敬老院，地皮多少把点村里，再说建成能拥有五十位老人集中供养的敬老院，至少需要一百万元，你民政局能否还要增加一点？”成书记说。
“以后再说吧，这几年民政局的办公经费也很紧张，所以项目没敢挪用一分，这次‘霞光’项目资金，我全部给你们，你们要知足。”陈局长说。
“这个情，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建一座高标准的敬老院，不给你们民政局丢脸，缺口部分资金，我们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成功人士化缘了，我们柴山镇有许多到大连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有的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了，每年还给镇里捐一些钱兴办公益事业。”成书记说。
“这就对了，要创新工作思路，多方筹措资金，才能用小钱办大事。这事定下来后，你们镇村抓紧拿出一套施工方案，争取立马开工建设，年底完成主体建设。”陈局长说。
“他这村支书到北京去了，待他回来了，我们就商量这件事。”成书记胸有成竹地说，然后又转身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张主任，还有王平安和董妮，刚才陈局长说的，你们都听到了，要加快工程进度，如果支书回来了，你们抓紧商量敬老院施工的事，不能延误工期。”
“是，是，成书记请放心，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做好。”张主任连连点头说。
我和王平安也“好，好”地答应着。
成书记和陈局长走后，由于高支书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办法商量问题，张主任就安排等高支书回来再说，便独自回去了。我和王平安回到创业园办公室，打开空调，迎着空调的凉风就吹起来。
“昨天真过瘾，是我长这么大最快乐、幸福的一天！”王平安从身后用两手抱住我的腰说。
“还过瘾，你们脸皮真厚，我叫我和田梅一间，你和章朗一间，你们都不愿意！你说丑不丑？”想起昨晚开房间的事，我就耿耿于怀。
“章朗和田梅都不怕，我们怕什么？你没听见昨天在漂流时章朗当着我们的面说男女做爱的事，说明他俩都习惯了。今天早上，章朗和田梅都疲惫的样子，说明昨晚他俩又疯狂了一夜。”王平安说。
“你不在意，我在意！你们脸皮子厚，我还要脸呢！”我说。
“别生气了，宝贝，我知道你要面子，可是他俩要住一个房间，我俩不能开两个房间吧！”王平安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为什么不能？”我赌气地说。
“那也太浪费了！一是浪费钱，二是浪费资源。昨天夜晚，你不也总是叫床吗，还在说别人！”王平安厚着脸皮说。
“讨厌！你们男人都是这副德性，时时处处都想占我们女孩子的便宜！”我说。
“谁叫异性吸引呢？”王平安说。
“我不跟你贫嘴了，以后这种傻事我再也不干了。”我说。
“好了，别生气了，我去煮饭，下午，高支书要是回来了，我们的活都开始多了，到时想玩也玩不了了。”王平安说。
看着他去厨房的背影，我的心情稍微舒服一些。
午休之后，张主任便召集我和王平安到村部填写新农保表格，准备第二天召开新农保动员会时用。正填写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摩托鸣笛声，我们抬头向窗外望去，只见高支书带着上访人员张家辉从县城回来了。
我们起身迎了出去。
“高支书，你怎么不在北京多玩几天呀，咋回来这么早？”我直截了当地问。
“对呀，你应该在北京多玩几天。”张主任、王平安也说。
“我到北京不是去旅游，关键是我后面这个人。”高支书从头上取下头盔，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指了指身后的张家辉说。
“对不起呀，给村里和高支书添麻烦了。”张家辉听高支书这样说，不好意思地顿时红起脸来。
“张家辉，你还好意思说，你在北京去这么多年，高支书去了，你不留他玩几天，这尽给村里添麻烦。”张主任说。
“世诚兄弟呀，这你就冤枉我了，我在北京虽然卖了几年苦力，手上没有积蓄，支书去了，我还是热情的，我留他都留不住。”张家辉一边往村部办公室走一边叫屈地说。
“张家辉确实诚心诚意地挽留我，我没有同意，这时候北京城管得紧，到哪儿都不方便，还没有回来自由，村里事又多，我就回来了。”高支书进屋后，一边喝着茶一边说。
“到底怎么回事？”张主任问，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还不住地写着。
“你让张家辉自己说吧，这种事以后还是要少发生。”高支书说着脸就阴沉下来。
“世诚兄弟，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全怨我，怨就怨现在的老板都太黑，晏丰年他不坑我，我也不会去上访。”张家辉没有看支书的脸就开始说。
“晏丰年是谁？”张主任问。
“他是我县北水关乡的一名老板，一直在北京从事建筑业。你们也知道，前几年，我在家混不下去了，就去了北京，在北京，东一棒槌西一榔头也没搞住事。去年，经人介绍我去了晏丰年的建筑工地。当时我向他要工钱75元一天，他只出60元，我没有同意。最后他连哄带骗地说我在工地先搞，说工程完工了，效益好，不会亏待我。我想我们是老乡，虽然不在一个乡，也是一个县的，他不会骗我的，所以，我就在他工地干了三个多月整整一百天。可是，工程完工后，找他算帐仍是按每天60元结算，其余15元，他说没有这回事，你说100天，整整1500元他不给我，他不是说没这回事，就是躲着不见我，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国家信访局讨个说法。”他讲这些话时，很激动，脸红得像猪肝，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出。
“你和晏丰年签合同了吗？”张主任说。
“没有。”张家辉说。
“没签合同，你找他要钱，有证据吗？”张主任问。
“没有证据，我们有约定。”张家辉说。
“有约定中个屁用，这个社会是法制社会，办事都讲法律，讲证据。你们出去打工，应该签个劳务合同，这样才有说服力。”张主任说。
“晏丰年太黑，所以，我去信访局讨个说法。”张家辉理直气壮地说。
“你讨到说法了吗？说法没讨到，人还差点弄进号子里去了。”高支书冷冷地说。
“怪就怪现在是关键时期，北京对信访管理得太严，我上了信托的当。”张家辉不好意思地说。
“什么是信托？”王平安不解地问。
“在北京城里，尤其是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国家信访局的大门口，有一些专门为上访人员服务、办事的人，只要给他们一部分钱，他们什么事都帮你办，包括到哪些部门找哪些人。他们鼓励你上访，说现在地方政府就怕我们上访，只要一上访，尤其到北京上访，政府的头头怕上级追究责任，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张家辉侃侃而谈。
“张家辉，你还有脸说，你知道你这次去为1500元上访，花去我们村多少钱吗？我和金书记的来去开支就是两千多，县委群工部驻京办事处的冯书记说给国家信访局消号费四千元，还请市委群工部驻京办事处的人吃饭花去了近千元，再加上你从北京回来的车费及开支，你的一个上访花去了我们村近万元的开支，你说我们亏不亏，我们村一年的转移支付才三万元，你就把我们弄去了三分之一。”高支书痛心地说。
“高支书，讲句良心话，我可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要不是你亲自到北京去了，我才不会回来呢，我一直找到国家信访局让他们协调晏丰年把钱给我。”张家辉说。
“你混蛋，你还在找，你再找，把我们村里这点转移支付都找进去了！”高支书生气地说。
“高支书，你别生气，我既然答应你，在中央举办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不去北京，我一定做到。不过，这个关键时期过去了，我肯定去找，不能便宜了晏丰年这小子，他跑到野外国，我也要把他欠我的钱一分不少地要回来。”张家辉说。
“你家辉，我劝你别再去国家信访局，你一去就给我们添乱，现在信访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你是哪里人，就由你所在的地方政府把你弄回来，尤其像你这样越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人，管理得更严。其实，你和晏丰年之间的劳务纠纷发生在北京，晏丰年又不是我镇我村的人，管我们什么事？而你是梅花人，刚才你也听支书说了，你这次上访只是为了1500元，却害得我们村里搭上了近万元，值不值？不值。”听张家辉这个口气，国庆节后他还要去北京上访，我连忙插话说。
“董书记，你听我说，这一千五百元对你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一个民工来说用处就大了，在北京，这就是我三个月的伙食费，他不给，我找谁要这伙食费？”张家辉说。
“算了，你再别去信访了，你这一千五百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了。”想想高支书和金书记这次去北京来回开支和高支书在北京接张家辉的遭遇，我权衡了一下，便自作主张地说。
“那怎么行？又不是你们村欠我的钱，我不能要。”张家辉说。
“你不能要，就不能再去北京上访！董书记说的这个意见，已经把你当作人了，你别不装人！”高支书说。
“那真是这样，就便宜了晏丰年这小子。在这里，多谢董书记和高支书你们了，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不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了，不过，晏丰年这小子在北京我再遇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张家辉愤愤地说。
“高支书，你手上还有没有钱，如果没有，我先把这一千五百元垫上付给张家辉。”我说。
“没有钱了，前天在你手上拿的一万块钱，这次到北京都花光了。”高支书为难地说。
于是，我从手提包中数出一千五百块钱付给了张家辉，张家辉收了钱，向我打了一张收条，连连说“谢谢”就回去了。
张家辉走后，王平安责怪我不该表态把钱给了他，张主任虽然没有吭声，但也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看到这个尴尬局面，高支书却开口说话了，“我认为董主任这样做比较对，你们不知道到北京接信访人员那个味多难受，走到哪里，市、县驻京办事处的人就训到哪里，说我们一不是二不是，好像我们镇、村做错什么事似的。其实，张家辉与晏丰年的经济纠纷，与我们镇、我们村有什么关系，最终结果是一个‘属地管理’原则，把板子打在我们头上，我们有什么办法？张家辉上访，这还算好的，有的上访人员去了北京，当地政府派去接访的人还要陪吃、陪住、陪玩，不解决问题，任凭你怎么做工作，他都不会听话的。我们如果不把这钱给张家辉，他如果再去北京打工，顺便再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我们花的钱就不是这些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张家辉这次占了便宜，下次说不定又去北京上访。”王平安说。
“他敢！他再去上访，我打断他的腿。”高支书忿忿地说，“他以为我这个支书是吃软饭的！”
张主任、王平安都没有接高支书的话。
之后，我们几位又对上午陈局长来梅花村对敬老院选址的事和第二天要召开新农保筹资动员会的事进行了商量。商量的结果是：镇政府和县民政局把敬老院建在梅花村，村“两委”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支持，但要占用村部房子，镇政府至少要给予不少于十万元的补助，具体谈判由高支书负责；新农保筹资动员会按原计划进行，具体由我和王平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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