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五
驴车穿过了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段，眼前豁然开朗。他仰起脸，看看越升越高的圆月，银河隐退了，星星疏落了，夜空像水洗过似的洁净无瑕。驴儿踏着慢步，蚊子钻入草丛。黄河也像入睡了，只听见他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飘忽的夜风刮来一只飘忽的小甲虫，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又被飘忽的夜风带走，世界一下子寂静得惊人。他忽然感到一阵令人震颤的孤独和冷清。
老一辈人常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话不假。现在虽然有两男一女，真不如有个韩玉梅哩。老伴跟了他三十多年，最后也死了，就是不死，还是同陌生人一般。奇怪，有的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还不能互相了解，只有习惯，没有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面却又像认识了半辈子一样，如胶似漆，怎么也甩不开。他寻思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不懂他二儿子朝他喊的“爱情”，他只觉得对韩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揪心扯肺的思念。即使这个女人也许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她的肉体就像糖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中，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使他的舌尖都能感到一丝一丝的甜蜜，觉得自己一生还是充实而有意思的。
啊，韩玉梅啊，韩玉梅！你在哪里？……
夏天，豌豆在“黑田”里成熟了，他带领比较强壮的庄户人夜以继日地割、打、收、分。像长城一样的防洪坝挡住了大片大片的豌豆花，挡住了累累的豌豆荚，挡住了好几百偷偷摸摸收割的庄户人。连明察秋毫的贺立德下他们队视察，也没发觉防洪坝东边隐藏着征购数字以外的粮食。
“牛马年，好种田。”六○年虽然是鼠年，可那一年的豌豆长得特别好：荚子饱满，颗粒滚圆。黑夜，庄户人跟老鼠一样把一包包豌豆从“黑田”里扛回家。搭上从公家食堂公开打回来的米汤，每家分的豌豆都能吃到明年春荒。集体挺过来了，庄子上又听到了戏谑的笑声，光屁股娃娃又跑到大路上撒欢蹬蹦子了。每天收工以后，家家都用罐头盒、铁锹头、瓦盆子——锅早已收去炼了钢了——煮着、炒着、熬着。虽然嚼的不过是豌豆，但在六○年，你还想吃啥？别处的庄户人，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大麦粒儿还拣来吃哩。
这天傍晚，他照例挑着桶来井上打水，桶刚放下，一只胳膊就让人拽住了，他一回头，看到韩玉梅一张半嗔半喜的脸。一句话也没说，他低着脑袋跟她进了家。
韩玉梅用脊背咣嘡一声把门顶上，抱着肘子，蹶着嘴唇，像似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大眼睛又流波荡漾。
“天贵，你不是说了嘛……现实生活好了……”
他知道她要求的是什么。她过去喊他“大叔”，后来称他“书记”，现在叫他“天贵”，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但是，他的脑袋却垂得更低了。
“你说，我现在表现的咋样吧？”韩玉梅鼓起腮帮子质问他。
“好哇。”他不得不说公道话。
真的，自那天晚上以后，韩玉梅果真走下青楼，从开“黑田”到收豌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娃还每天出工，干不了重活也找轻活干。罗渠大队的罗麻子有一天晚上摸着黑又来找她，被她用铁锹拍了出去，脊背上还挨了一下，在井旁边的水坑里摔了个马趴。她家附近的人都听见罗麻子悻悻的骂声。第二天传了出去，庄子上的人更爱惜她了。本来，庄子上的人也没看不起她，现在，尤其是男人，都说“婊子从良饿死狗”，韩玉梅跟《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谁娶了她谁算修了八辈子福了。
“那……你为啥……”韩玉梅听了满意的回答，俊俏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慢慢靠拢来，丰满的胸脯贴着他肌肉坚实的胸脯，又扬起脸，嘴伸到他的前襟，把他自己钉的一粒扣子的线头咬断，柔声地问：
“你说，你为啥不来……”
显然，韩玉梅今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还洗了个澡，身上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气味。肥皂！那可是庄户人不常用的玩意儿，六○年，它的名贵不下于巴黎香水！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编成麦穗儿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裸露出白皙细嫩的脖子。她参加大田劳动以后，皮肤更加滋润光滑了，蒙着一层少女般羞涩的红晕。可是，他仍是不断地叹气，还苦恼地闭起眼睛。
他何尝不想韩玉梅呢？有时和老婆过得不舒心，怄了气，也曾跑到井边来想敲韩玉梅的门，可是，总被那个黑影挡住了。
那个黑影是谁呢？
就是独眼郝三！
正在他率领社员播种豌豆的时候，县上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公审大会。头一批判决的人里头当然有大名鼎鼎的独眼郝三。他去会上一听，郝三不是像他估计的只判四年，而是无期徒刑。不是五只羊一年。二十只羊花了郝三终生的代价。
法院的干部念着一长串判决。郝三尽管铐着铐子，被民警强压着头，但仍然倔犟地时时抬起脑袋，眨巴着那只独眼向会场扫视。他知道那只独眼在寻找他。他心里又悔又恨，内疚得气都喘不上来，好似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在会场上跳出来大喊“冤枉”么？他能跑到法院干部前头去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么？那样，肯定两个人一起抓起来。他把两排坚实的牙齿咬得嘎巴嘎巴响，头上冷汗直淌，全身打着哆嗦。坐在他后面的罗麻子还以为他得了急病，好心地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用胳膊时狠劲朝后一捣：“去你妈的！”差点把罗麻子打出鼻血来，搞得罗麻子对他直翻白眼。
散了会，他挤到会场后面临时看押犯人的办公室门前。
“干啥的？”佩着五一式手枪的民警朝他吼叫。
“我是魏家桥大队的书记！”他拍着胸脯，“我找我们队上的郝三！”
旁边县公安局的干部认识他，对民警说：“可以让他们书记去看看，交代交代政策，对犯人改造也有好处。”
他一下子扑到郝三面前。
郝三慢慢抬起头，独眼里一眶眼泪，好像黄河边上一洼浑浊的水洼。
“三哥！”他颤颤抖抖地叫了一声。
独眼郝三的眼泪流出来了，滴答在胸前的铐子上。沉默了一会儿，郝三看了看两边的犯人和民警，放大了声音说：“好，我的书记咧！你回吧，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
说完，又低下头，随他再问什么也不言喘了。
那天，他恰巧没有带钱，找了好几个熟悉的社队干部才凑了十二块钱，买了两斤“伊拉克蜜枣”——这是那时食品商店里能买到的唯一高级食品，托公安局的干部交给了独眼郝三。
这样，在他要来敲韩玉梅家门的时候，郝三总像在韩玉梅家门口，瞪着那只独眼，一腔怨气地朝他喊叫：“我得蹲一辈子劳改，你倒搂着翠媳妇在炕上快活，是人吗？”他在井台周围转悠两圈，到头来，还是怏快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家。而最后，他连起这个念头的心思都打消了。
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脱落了，“黑田”里的豆棵结出一嘟噜一嘟噜嫩绿的豆荚，河滩上荡漾着鲜豌豆诱人的清香。就在这时候，劳改队的公安人员骑着带斗的摩托车来找他了。
“这是你们队上郝三的东西。”两个公安人员进了门，把一堆用烂包袱皮包着的破衣旧衫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咧开口的雨靴从包袱皮里钻出来，像要吃东西的大嘴一样。
“这……干啥？”他的脸色霎时苍白了。
“郝三死啦。从档案上看，他没有啥亲属。这东西只好交给你们队上处理。”
“咋……死……的？”他的脑子里“轰”地一下，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得口吃过。
“嘿，这家伙，看来是个傻子。在山上放炮采石头的时候，导火索点燃了，人家直摇小旗喊他躲开，好，他倒向炮眼跑过去，结果，一炮崩死了，你说这人傻不傻？”
他也不知道公安人员怎么走的，发动摩托车的隆隆声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像化石一样僵在王海家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
要说独眼郝三傻呢，也的确有点傻气。自小是那样凄惨的遭遇，又是个残废，性情怎能和一般人那样正常呢？高兴起来会笑得仰面朝天，手舞足蹈；伤心起来会哭得嚎天喊地，叫爹唤娘；放马的时候跟马说话，放牛的时候跟牛聊天，放羊的时候跟羊谈心，但他们是一块儿滚大的，他深知独眼郝三不仅干活麻利，有眼色，决不至于连打的炮眼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个聪明明理而重感情的人，只要人稍微对他好点，给他几句好话，他能把一腔子血都倒出来。在独眼郝三嘴里，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别人的坏话，对别人的不幸，却常挂在嘴边。宰羊那天早晨，郝三还在替“黄毛鬼”操心哩，说那一出几千里不见人烟的地方不如咱们这儿好。这个地区的人有句话：“放了三年羊，给个县长都不当”——社里的羊倌是有些特权的，除了经常能吃上羊肉、羊杂碎，每年还要给些羊毛、羊皮、爬山鞋。口粮标准也比一般社员高，另外还有畜牧补贴。但是，郝三却统统给了拉家带口的困难户，最终，只有这一烂包袱皮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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