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
十二
每年春天开河时节，上游一块块冰凌汹涌而下，在河道里摩擦着、撞击着、倾轧着、摞叠着，仿佛用劲用得咬牙切齿似的，发出可怕的咔嚓咔嚓的响声。有的地段，冰层下的河水下降了，冰块渐渐融化坼裂，轰地一下坍塌下来，激起一排排泡沫横飞的浑浊的波浪。冰凉的浪花拍击着冻得坚硬的灰黄色的沙滩，河水溢出了原来的水线。天气再骤然转暖，灰黄色的沙滩就被涌上来的河水浸润了，岸上镶上了一条笔直的棕褐色的花边。随后，河水开始奔腾。河道上一堆堆去年沉积下来的柴草断枝，先是懒洋洋地离开它们卧了一冬的浅底，然后越淌越快，终于拼命地在水上赛起跑来。但是，前面只要有一点点阻挡，或是有一处较高的沙洲，它们又会气喘吁吁地停下，聚集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在河道中间结成一道顽固的拦障。
于是，河水在它们面前分岔——有的从它们两肋钻过去，有的好似屈从了，回旋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掉头转向来的方向。
在岸上，他经常被标示河水流动变化的波纹所吸引。尽管确切无误地知道水往下流，奔腾不息地冲向大海，到他曾见过的水天相连的地方，但是在这一道道拦障面前，水流却变幻无穷：有的忸怩作态，有的伺机而动，有的稍纵即逝，有的不屈不挠，有的声东击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它面前的障碍。最后，一道道柴草断树结成的联盟终于溃散而逃。河道又畅通无阻了。
河水要流向大海是多么不容易啊！
人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并且，人生并不像河流。河流在冲决了一道道拦障之后会又恢复常态，一泻千里——水仍然是水。而人在克服了一个个复杂的困难和险恶的际遇之后，自身已起了变化。人，不再是原来的人了……
第一次悠长的报晓声以后，又有几声迟疑不决的鸡鸣，那是刚学会啼叫的小公鸡的嗓音，啼到一半就像瞌睡还没醒似的，戛然而止了。但不久，雄鸡们又突然振奋起来，在附近几个庄子上此呼彼应，一时间组成了一部欢快的多重唱，在清凉的晨风中荡漾开去。
晓色逐渐开朗，空气中早已渗入了清晨特有的湿润。木头的车栏蒙上了一层潮气，摸着像玉石般的光滑。毛驴儿嗅到了沁人肺腑的青草的幽香，高兴地摆摆长脑袋，把大耳朵甩得乒乓乱响。
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架在潺潺作响的水渠上。渠坡上一丛丛碧绿的木贼和鲜嫩的野薄荷，在熹微的晨光中像一团团茸茸的毛团。已经进入罗渠公社的地界，前面就是魏家桥大队了。
家啊，家啊……他怀着伤感的心情想着，家里还剩下什么呢？家里还有谁在等他回去呢？有的人因为拥有太多而需要费心地清点，有的人却因为什么也没有而要费心地去寻思……
老贺走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坐上北京吉普一溜烟顺着渠堤跑了，在他眼里原来是那么充实、富有生机的一切，如今似乎一下子萎缩了、干瘪了。成绩、荣誉、粮食产量、机修厂……都是建立在河滩的流沙上的，他个人一垮，这些东西全都会垮掉！他先是羞愧，感到自己妄自尊大非常可笑。以后是沮丧，感到成绩和荣誉都是虚妄。以后又是气愤，“啥他妈‘反击右倾’，又要整尤小舟这样的人！”最终剩下一片惆怅。这时，由于烦闷和无事可做，更由于那日益逼近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运动，那在他脑海里沉没了多年的影子又显现出来，“看来，就她是真的！”第二天，他跑到罗渠公社，找韩玉梅留在她姐姐那儿的女儿去了。
韩玉梅的姐姐并不难找，就住在离他们大队不远的罗渠旁边。这使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想起她来。她解放前就给罗渠的这家人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她爹的把兄弟，她没有受多少苦，现在脸上还保留着漂亮动人的痕迹，“要是韩玉梅活到现在，也是这个模样吧。”这个想法打消了他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隔膜，他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她。
“哦，说来归齐你是要把她领回去。”韩玉梅的姐姐弄懂了他的意思，但马上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你们年轻的时候光图快活，养下闺女往我这儿一撂……”
这句话一下子扫除了他对她的好感。他和韩玉梅的关系，有谁能够理解呢？并且，现在她的脸由于心里紧张的盘算而变得难看起来，变得完全不像韩玉梅了。他不动声色地坐在炕上看着她，对她的猜测不置可否，一针见血地问：
“你别废话，你要多少钱吧？”
“哟，你魏书记真是个痛快人！”韩玉梅的姐姐纳着鞋底，偷瞧着他的神色。“你算算，这七八年，又要吃，又要穿，不说劳神费力……不瞒你魏书记，这两年，庄户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哩……”
最后，他花了二百块钱把秀莲带了回来。
秀莲刚到他家的时候，个头跟十二三岁的娃娃一样，黄皮寡瘦的，就像她妈被棉纺厂的人押回来、大着肚子时那样憔悴。后来，仿佛神仙吹了气一般，很快就长胖了，长得水灵了，眉眼和她妈一模一样。她在地里干活顶个大小伙子，家里的针线锅灶也是一把好手，但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她八岁那年到她姨妈家，给姨妈带娃娃、洗尿布、做饭、打草喂羊，稍大一点就参加队上劳动，顶个半劳力挣工分。开始，他把她送到大队民办小学去，秀莲说死也不干，说自己都十五六了，还跟流鼻涕的娃娃坐在一条板凳上，脸上无光。于是他又叫民办老师来家单独教她——他居然也懂得聘请家庭教师，可秀莲又说眼睛一看字脑袋瓜子就疼，闹得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
“你领这丫头回来，算是咋回事呢？”尽管秀莲很勤快，他老婆还是不喜欢她，常常在他面前唠叨。
“咋回事？我要把她许给三三！”有一次他干脆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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