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部机关宿舍，宿舍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儿。一进的院子，不深，东南西北屋，四四方方，中间有用碎石铺成的一条十字路，直通每家门口。
北屋住着商伯伯一家。商伯伯是原国民党的留用人员，毕业于北洋大学，是留下来没去台湾的为数不多懂技术的干部之一。为了表示对旧政府留用人员一视同仁，新政府给了他一个行政十三级。若是共产党干部，这个级别够当副局长了，可涉及到权力问题，内外有别，职务只给了个正处，就让他管着别人操练不了的那摊纯技术活儿。祖籍绍兴的商伯母，瘦小精干，一口绍兴普通话，柔软动听。商伯母烧得一手好菜，还生了六个孩子。
商家大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平时住校，星期日回来，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哥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很带劲儿。二哥远在东北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平日很少见。大姐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外语念得我都跟着昏天黑地。接下来的二姐，学习有点欠火候，她小学毕业后，只考上了附近一个特一般的男女混合中学。二姐时不时因为学习上的事挨骂。有一次，她挨了骂还嘴，气得商伯伯抄了通火棍，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商伯伯发火。二姐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主心骨，但凡我们和其他院子的孩子有什么纠纷，被人欺负了，都由二姐带队去讨伐。所谓三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不像前几位有尊称，我们直呼其名星星。星星很随和，主意不大，配合极佳。商家老小，钢钢，亦是一副好脾气，乖乖的，讨人喜欢。
虽说商伯伯给压着不能当局长，活儿可没少干，其重要性也非常人可顶替。六十年代，家用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商家桌上，已赫然摆一部在那里了。
东屋的贾叔叔常去用电话，他和爱人钱阿姨都是部长秘书，一对笔杆子，不是等闲人物。尤其是贾叔叔，逢部里开会，就是他发挥重要性的时候。我对这重要性到来的直接领略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钱阿姨属于那种不是很漂亮但风度极佳的女人，出身资本家的钱阿姨会打扮，还会生活。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贾叔叔不喝咖啡，他们便集体打扮一番，上公园去了。贾叔叔并非大家出身，他爸从山东老家来过一趟，很土的一个老农民。可贾叔叔穿起笔挺的中山装，戴上金丝眼镜来，整个一地下党的模样。这两口生了三个孩子，下边俩男的是双胞胎，老大是女儿，跟我同名，也叫燕燕。院里一有人喊，我俩一起应着往外跑。后来大家只好直呼全名，冠以王燕燕，贾燕燕，以辨明正身。
住在南屋的我妈很少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带我们去跳舞。妈是部机关的团委副书记，机关团委逢周末就在部五楼礼堂开晚会，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
西屋新搬来一家人，户主姓邵。矮墩墩的邵叔叔，是刚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营长。他家墙上挂着他跟程阿姨的照片，邵叔叔身着笔挺的军装，斜肩挂一授带，肩膀上扛的肩章是三星一杠，很神气。那时邵叔叔刚授衔，一脸的喜兴。到部里来工作的邵叔叔，少了许多在部队的威风。他的正营平衡到正科，部里衙门大，处以下都不算官，他只能在机关保卫处当科级干事。程阿姨刚从农村出来，身后跟着仨孩子，俩女孩子一律斜襟大褂，最小的男孩剃一秃瓢，背过去则有一撮毛留在脑后，农村叫老娘拽。有趣的是他们的名字起得很洋气，后来跟我最要好的大女儿就叫丽娜。程阿姨没工作，像商伯母一样当家庭妇女。她不会做商伯母那样好吃的饭，不会打扮得像钱阿姨那样漂亮，更没有我妈那么多活动。她不大识字，又说一口山西话，侉得让人忍不住笑。
四家人的小院儿里，其乐融融。一九六四年，我入小学，再过一年，贾燕燕和西屋的老二也上小学，加上比我们大一点的星星和丽娜，院儿里的小学生们够半个班了。虽然东南西三家大人都是双职工，连程阿姨也去一家街道工厂工作了，但有商伯母在，大家都放心。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串钥匙，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再一起玩儿。哪家大人晚上要加班，给商伯母打个电话，她就会帮着把头天的剩饭热热，要我们先吃。东屋的双胞胎和我弟弟都上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平时除了西屋的“老娘拽”，我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我好事，爱当头儿，成天领着这一帮孩子在院里乱蹿。只要不吵架，不玩火，商伯母一般不大干涉我们。我们每天过家家，藏猫猫，跳皮筋，乐此不疲。到了周末更热闹，我属下多了仨兵不说，大人们也比平时闲在而宽容，因此可以跟大姐或我爸学两句外国话，对着乱吼，还可以把钱阿姨的高跟鞋和邵叔叔的大沿帽借出来过过瘾。吃过晚饭的人们满满坐了一院子，我们便演节目，小孩们唱歌跳舞朗诵完诗，更有商家大哥的故事和妈妈拿手的二胡独奏《良宵》。朗朗月光下，静静的一小院儿人，一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太平图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不能如期复课，孩子全成了散羊。部里为了让干部们安心“闹革命”，特从属下三个幼儿园紧急抽调一批老师临时组建一个少年活动站，以收容我们这帮调皮鬼。活动站离部里仅隔一个胡同，开始还有人用车把饭送来，后来说是食堂的炊事员要参加革命没时间送饭，改成我们自己去机关食堂吃。我们举双手赞成，没这规定前，我们也经常偷偷跑到部里去看热闹，现在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帮助大人‘闹革命’”了。
过去秩序井然的机关已变成了大战场。无论推开哪个办公室的门，都可看见人们在忙着写大字报，印传单。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是撒传单，站在部楼顶平台上，手臂一挥，传单就纷纷扬扬地飘下去。行人们多会驻足而待，撒少了，还会看到人在抢。我们每天到机关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挨着办公室地看有没有传单撒。没有传单，我们就收集废传单纸，进而收集废纸。总之，纸上印的是什么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东西往下撒和看人们撒着欢地追着抢传单。一次我们实在没的可撒而手又痒痒，就跑到厕所里提着纸篓，把一筐筐擦屁股纸从窗口翻将下去。
这天，我带着几个小孩，像往常一样走西串东地在部里转悠。转到西楼会议室，里面很多人在忙碌。已写好的横幅摊在地下，我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揭开隐藏极深的中统特务商××的反动嘴脸”，这商××就是我们院的商伯伯嘛，怎么一下会成了中统特务？我大惑不解。想看大字报吧，肚里那点儿字又不大够用。倒是漫画还易懂一些，角落里的叔叔刚完成了一幅。画的是一个人，轮廓很与商伯伯有些相仿。无疑这就是他了。画上的商伯伯正抱着一节烟筒，很多东西从那里掉出来，他好像在哭，因为有一串小圈从他的眼睛直连到地下。
“小×，我看咱们的展览还缺点儿实物，光是大字报，漫画什么的，不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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