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小人书（连环画儿）也算在内，我读书的历史从学龄前就开始了。到了小学一二年级时，特别使我着迷的是几本“水浒”的故事。我最喜欢胖大和尚鲁智深，常和大一岁的堂哥争吵鲁智深和孙悟空哪个厉害。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他代表孙悟空，我代表鲁智深，掰手腕儿，结果总是鲁智深输。在武松打虎的故事里，我的同情心在老虎一边。
可恨当时这套小人书还没编全，看到热闹处却没了下文。母亲指着她书架上两本厚厚的书安慰我说，这故事全在那书里面写着呢，等长大了才能看。我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把这两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刚翻了几页就想哭，因为这几页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看不懂。
一年又一年，在脑袋里面装满了王二小、董存瑞和黄继光的故事之后，总算连猜带蒙地把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读了一遍。其他古典名著，如《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也都同样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红楼梦》则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年，后来几经反刍也还是消化不良。那时大约上初中了，我喜欢的已经不是鲁智深，而是鲁迅。鲁迅的作品，是语文课必学的，我往往在开学之前就先睹为快，还多读了一些课本里没有的。我并不真懂鲁迅，但他引我领略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情趣，带我去了他离别二十余年的故乡，还在朦胧的月色水气里观看了社戏，更让我认识了阿Ｑ和孔乙己这些古怪的家伙，使我对人生苦乐和人间百态有了一点领悟。后来“文革”的时候，鲁迅的著作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火库，尤其那句“痛打落水狗”的名言让人觉得冷酷，对先生的亲切之感便荡然无存了，只剩下敬畏。
家里书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随便抽出一本，任意翻开一页，如果不能被其中的字句吸引，就再取另一本。记得在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的一个暑假，那天天气特别炎热，窗外的蝉“叽叽叽叽”叫得烦人。在百无聊赖地乱翻了好几本书之后，随手又打开一本，跳入眼帘的第一句是：“蝉子叫得声嘶力竭了。”目光被吸引住，就继续看下去。这是《沫若文集》里的《题画记》，谈诗论画，借古鉴今，写得笔酣墨饱，文采飞扬。那个假期我就与一套《沫若文集》为伴了。
轰动一时的几部以中国现代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也都看过。其中较爱《青春之歌》，大概因为与其他书相比，它少了几分残酷，多了几分温情吧。外国小说中的最爱是《牛虻》，它对我的吸引力，不在于牛虻的英勇不屈，在这方面，《红岩》里的革命者更胜一筹。吸引我的，是牛虻对既是生身父亲又是政治敌人的蒙泰里尼的极端矛盾的感情。有一个情节记忆犹新，就是当蒙泰里尼挡住牛虻枪口的时候，牛虻的身体摇晃起来，拿枪的手也垂了下去，这一刹那，人性压倒了政治。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笔下的革命者，很少表现出这种超阶级的人性。
高中的时候，我又喜欢上古文。有时碰到一道数学难题苦思不得其解，便暂且放下，读段古文：“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嗟乎……”如此这般，“之乎者也”摇头晃脑一番，说不定就把解题思路给晃出来了。
当时正是“文革”“山雨欲来”的前夕，学校里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宁左勿右。我身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心情有点压抑。《史记》里的《李斯列传》有一段文字，讲李斯年轻时，看见茅厕里的老鼠吃着肮脏的东西，还遭受人和狗的恐吓；又看见粮仓里的老鼠，吃得好，住得好，从不受惊扰，李斯不禁感慨地说：“一个人活得值不值，就像这老鼠，全看能不能为自己找一个好地方了。”我对这段故事印象很深，但从中得到启发，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文革”期间，家里的书被洗劫一空，图书馆也都被封。然而，“秦法虽严亦甚疏”，许多图书馆的和被查抄的书籍，由于管理不严而流失到民间，人们私下传阅。但那些书，没头没尾或看后就忘的居多，到现在还留点印象的，只有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博马舍的剧作《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书中的人物，我比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舅舅，觉得他独来独往、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有点像我国的庄子，可惜小说进展不到一半，罗曼？罗兰就让他死了。我还特别欣赏博马舍剧作中短小精悍、俏皮鲜活的台词。例如这句：“你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人想起那些自恃血统高贵盛气凌人的人物来，忍俊不禁。这样的妙语，我以为是可以和毛主席语录一起天天读的。
恢复高考后，我进了大学读理工科，文学方面的书就很少看了，但也没全戒掉。《班主任》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有时在图书馆里看专业书看累了，到阅览室翻翻文学刊物，读到几篇后来称为“伤痕文学”的东西。走马观花，大部分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有一篇，当时匆匆过目，后来却难以忘怀，可惜不记得题目和作者了，写的是一个在“文革”时被关入“牛棚”的女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变成一条硕大的爬虫。通篇是心理描写，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又充满卡夫卡《变形记》般的怪诞。
出国时，怕行李超重，我只携带一本《英汉双解词典》和上、下两册《古文观止》。当时心情颇有些悲壮，心想到了国外，自然应该一门心思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了，带上两册古书，聊慰去国怀乡之情吧。到悉尼的第二天，就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悉尼大学图书馆最顶层的角落里，有一个中文书库。从此，一到午饭时间，我就带上面包和饮料，直奔中文书库而去，在短短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内，一边吞饭一边吞书。如此好几年，读了一些以前在国内见不到的书，其中有“右翼文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作品。
忆读书，不能漏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事还得感谢女儿。到了国外，她硬是对学习中文不感兴趣。我和太太听人家说用金庸小说当教材准灵，便去弄来几套金庸小说。结果我自己先被迷住了，爱不释手。但我对太太说，我是在“备课”，太太信以为真，见我为了孩子如此废寝忘食，也满心欢喜。
有些人一提起武侠小说之类的通俗作品就摇头，其实，通俗作品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让我辈俗人以及没出息的子女有书可看；其二，让有些人有机会摇两下头以显示自己的品位和档次与众不同。
读过的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初读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只有《三寄小读者》而见不到前两“寄”），我还是名符其实的“小读者”。到如今成为老读者了，仍然非常喜欢它。
有许多书大家都说好，例如王安忆和余华的小说，我未曾看过，是一憾事。
清人彭玉麟题江苏镇江捂隐寺昭明读书台的对联云：
萧梁逝水，往迹犹新，问谁大雅扶轮，再继元储不朽业；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趁我余光秉烛，补读平生未见书。
将来告老退休了，这下联里“补读平生未见书”七个字便是我期盼的生活。留声机
留声机
留声机也是洋玩意儿，可是咱们中国人并不管它叫“格拉姆风”。或许是当年引进这玩意儿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像语言大师林语堂把“幽默”译得那么传神，也无法像大诗人徐志摩把“雪茄”译得那么雅致，倒不如实实在在地起个中国名字，于是就叫做“留声机”。不管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名字。
我不但喜欢留声机这个名字，而且从小就喜欢留声机这个洋玩意儿。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声机，声音却可以长驻人间。
我的第一架留声机是父亲用他一个礼拜加夜班翻译文章挣来的稿费买给我的。
那时候是五十年代，我还没上小学，当时没有电动马达作动力的留声机，我的留声机是靠手柄摇紧发条作为动力。唱头也不是靠电，而是靠唱针在音槽中的抖动，带动金属膜片震动空气发音。一句话，与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在原理上大同小异，只是不像他那个时代的留声机，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着头，神气活现的。我的留声机的喇叭是缩在机箱里面，显得含蓄得多，共鸣效果也还不错，低音尤其丰富。
有了留声机，还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枪，还得装子弹一样。可是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找一张有意思的唱片还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拥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听得我莫名其妙。
然后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几张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张是马连良唱的，片子一开头并不是马先生的唱，而是一个令我这么大的小孩乍一听还真有些害怕的哑嗓儿，只听他大声喝道：“高亭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唱《空城计》头段！”接着是锣鼓点儿大作，然后才是马先生的一唱三叹。慢慢儿地，我也听出点味儿来了。荀慧生的《红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砚秋的《荒山泪》都入了我的收藏，他们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黄原板逐渐可以让我摇头晃脑了。有一阵子，我还真和几个小学同学商量着去投考戏曲学校。
隔壁住的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张教授，他家的钢琴上时时能流出好听的音乐。人家是搞音乐的，在家弹两下外国曲子也不能算是过分，再搭上那时候的政府管得还不算太严，所以我也就能时不时地听上两回“蹭儿”。好东西真不怕老听，久而久之，我就对这些洋曲子也上了瘾。尤其是在北京的冬夜，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儿里，听着隔壁隐隐约约传过来的急章慢板，伴着西北风中小贩叫卖五香花生米时嘹亮的吆喝声，那个劲头儿，你在现在绝对体会不出来。怨不得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做梦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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