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南闯北的，见得多了，也是明白人，精着呢。听着听着，两眼放光了：说么呢！见证么呢！他敢见证自个儿是个孬包？乖乖隆的咚，他倒见证来啦！你看看他能的。孩子，你告诉他，俺才是他的见证！
奶奶其实还含混地嘟哝了些什么。只有她自己的心听到了。她大概是说，你捉了个替死鬼，你还让他儿子抬不起头，你缺了八辈子德，你知不道呀！
奶奶早就感觉到了儿子心里的憋屈。儿子当通讯员到了南京后，给在济南做保姆的她发过一封信，问父亲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人回了信。回信的末尾，是她一连串的追问：政委跟你当连长的姑父是战友，他知道呀。别是有人说么闲话了吧？别是人怀疑你爹是汉奸吧？
挣钱养家糊口不行吗？他给人替班不行吗？火车不开一家子喝西北风去？孩子，有人难为你，你就问问他，都不开车了，哪有铁道游击队呀？当年，你姑父和游击队还说，工人弟兄是水，他们是鱼呢。叫他们自个儿找你姑父问去。
孙安路在战友陆续入党、提干后，发现父亲的死影响着自己的上进。从南京到上海，直到来支援鹰厦铁路，他的表现没得说，领导常表扬他工作踏实技术过硬，同事则夸他能吃苦乐意助人。可写了不少入党申请书，一旦列为发展对象就没下文了。张段长的话，其实暗示了个中缘由。
孙安路本来想在搬家之前，先说说张段长的好，再给母亲透个风，让她有个和张家做邻居的思想准备。见她如此反应，一时没辙了。
搬家很简单。需要搬走的，除了衣被、用具和锅碗瓢盆，只有一件家具。一张带镜子的雕花梳妆台。那是孙安路和秀在上海结婚时买的，听说是一个资本家为小姐定做的嫁妆，解放了，那个资本家也不知怎么了，竟没有去提货。留了几年，家具店老板只好折价处理。奶奶说：俺秀才是小姐呢。所以，孙安路接到调令，把别的家具全扔了，独独带上了梳妆台。
搬梳妆台要人抬，去买床、买桌子也要人帮忙。奶奶早就约了放映员，孙安路却请了自己的同事，叫张卫国。他俩差不多是同时到的。奶奶盯着张卫国直眨巴眼：这孩子像谁呢？俺瞅着怪眼熟。
孙安路告诉她，是张叔张段长的儿子，他也调过来了，也在机务段工作。
奶奶愣了一会儿，就说脸盘子粗看像他爹，细看却不像，比他爹俊，方方正正的，鼻子是鼻子眼是眼。身板更是他爹没法比，个高肩宽，像个山东大汉。言下之意，都是贬他爹。
张卫国红着脸说：大娘，我记事晚，我们两家在山东做邻居的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我都听说了。往后，我们又是邻居啦。而且是楼上楼下。
奶奶沉下脸来，把儿子拉到一边问明白，转身出了门。孙安路赶紧追上去。奶奶说：别拦着。你服他管，俺不难为你，俺去要求换一套不行吗？俺惹不起躲得起。俺就远远躲着他不行吗？
行啦！你别闹啦！机务段就是那几套房，这套还是张叔以一家三代的理由给争取的。再闹，就没有啦！
连孙安路也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起小，他是母亲的老实孩子。如今娶妻生子了，可一年到头的生活，就是出库入库、到站发车，家好像是另一处行车公寓。更确切地说，他是家的旅客，妻子不过是家的列车员，母亲才是家的大车，还兼着大烧、小烧。母亲把了望、驾驶、添煤的活儿都包了。母亲用她的辛劳、坚韧和能干，在家里树立了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以往，儿子总是恭顺听话的，即使不耐烦她的唠叨，也只是沉默而已，哪里敢呵斥她？
奶奶愕然瞪着他，泪水涌了出来。那泪水好像憋了一二十年，一颗颗又是怨恨又是委屈，又是辛酸又是难堪。但她忍住了没有哭出声。她忘了掏出总是掖在袖口里的手绢，就用双手把往下掉的泪珠子抹开去，抹在白净的脸上脖子上耳后根。再没有干燥的地方可抹了，她就拿那一把把的泪润湿了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乌黑油亮。她还不过半百。
孙安路呆呆的。情知自己嗓门大了，也不会说句软和话。亏了秀，支使庄儿枣儿跑过来要奶奶。枣儿见奶奶哭了，伸手去够奶奶的脸，自己却撇撇小嘴，马上也泪汪汪的。
别哭别哭，奶奶迷眼啦。奶奶抱住她，就势甩了一把鼻涕，在鞋后跟上擦了一把。
秀招呼张卫国和放映员抬走梳妆台，拎着几个包裹过来交给孙安路，把他支走了。秀对奶奶说：这回好啦，别让安芯住单身宿舍了，来家住吧。俺四口住里间，你娘俩住外间。安芯咋还不回来呢，人家放映员是冲她来帮忙的。
奶奶不吭声，牵着庄儿枣儿回到工棚，端出张家媳妇送的针线筐，便在门口坐下了。
秀说：这鞋大了。俺刚才让放映员试了试，大两指呢。他人倒是讨人喜欢，年年五好战士呢。可就是小个子，安芯能看上他吗？刚才俺还笑话他，说俺妹子的大辫子都比你高一头。他说么，他说他还在长个子。笑死俺了。
奶奶却没笑。虽收住了泪，眼里还是潮潮的。秀又使一计，她鼓动庄儿枣儿缠着奶奶讲故事。两个孩子便往奶奶怀里扑。奶奶说：俺的故事都讲完了，找你妈去，乖。枣儿哭着赖在地上，把鞋袜都蹭掉了，光着脚丫子，奶奶也不管不顾，仍木然地纳着鞋底。锥一个眼，麻绳穿过针眼，再摁着针脚，用力拉紧麻绳。如此循环往复。她做的布鞋真叫千层底。先是在旧布上打一层糨子，再往上面均匀地贴碎布，铺一层，再刮糨子再铺布，层层叠叠地糊成壳子。若干张壳子摞在一起，照着鞋底切出样来，就要靠麻绳来缝缀了。她纳的鞋底之所以平整厚实又耐穿，除了壳子糊得均匀外，更大的工夫在针锥上。鞋底上的针脚密密匝匝，千针万线的，一排排一行行却是工工整整，有条不紊。工夫在眼里，也在手上。一锥子下去，在上下左右间找到那个点，靠的是眼力神。一根大针引着麻绳穿过针眼，靠的就是手上的力气了，不光得使劲，关键是使得巧。
秀就这么表扬着奶奶的鞋底。奶奶依然毫无反应。秀无奈了，只好跟着丈夫一道搬东西。秀说：这回她真恼了。你也是，敢对她吼，她受得了吗？冲你爹那件事，搁在谁身上心里不腻歪？
安芯是在傍晚新家收拾停当后才回来的。她说自己去学跳舞了，过几天，电话所要和车站开舞会，电话所是娘子军，车站的调车员全是光棍汉。电话所的姑娘却不愿意，因为调车员跟溜放车打交道，就像铁道游击队，扒着行驶的火车跳上蹦下的，太危险。电话所的领班说，想跟我们开舞会的单位在排队呢，自己别急就行了。安芯便向领班提出了要求，下一个单位该选机务段。电话所的姑娘都鼓掌。她们其实是为新来乍到的张卫国喝彩。
安芯估摸着哥哥嫂子该搬完了，直接去的新家。进了那个门洞，一甩大辫子，便抽着了张卫国。四目相视，脸都红了。
孙安路问：你们认识？
俩人还没答话，有几人抬着挺大的菜橱进来，凶凶喝喝地喊让路。让开了路，他们却放下菜橱，围住了安芯。有个叫杭州的说：孙安芯，到时候我给你做舞伴。我比他们跳得好。说着，杭州竟扯着她的辫子用另一只手一码码地丈量起来。
孙安路扑过去，照着他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反应之快之猛，声音之脆之响，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片刻之后，双方都梗直了脖子，斗鸡似的。
还是放映员机灵。他说：怪不得她哥发火，他当你耍流氓呢。不过，她的辫子是叫人好奇。
杭州虽恼羞成怒，却知道理亏了，只好为自己找台阶：孙安路你是南下的，你拿老子当国民党啊，下手这么狠！把我耳朵打聋了。我验伤去。验了伤，再去机务段告你。你等着。
奶奶立马就听说了。她扔了针线筐，却攥着把剪刀，火急火燎地赶到新家。见着安芯，她喝道：死妮子！你过来，把那惹祸的辫子铰了去！不铰还得惹事，那是根上吊绳呢！吓得安芯钻到床底下去了。那是刚买回来的架子床。
奶奶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气呼呼地守着。一下午生着闷气的她因此复活了，是她的唠叨复活了。她自说自话着：起小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这是为么呢？大啦，能啦，干仗啦。伤着人，能有好吗？人家也有胳臂有腿的，人是让着你，要是不让还不得往死里揍呀。再说结下仇，屁大的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往后这日子就不太平啦！
奶奶没完没了地唠叨。慢慢地，她的注意力离开了床下，开始用挑剔的眼光一个劲地打量新房。每每瞄向天花板，她的眼神很奇怪，大概还是怨吧。趁她盯着天花板的时候，安芯在庄儿的指挥下，爬出床底溜走了。
当天晚上，奶奶一夜没合眼，她睡在自己对新房的抱怨之中。秀依稀听到了她的抱怨。她说，这房子朝向一边，不通风。这房子还有一股药水味药膏味，难闻死了。看到这房子，就想到扒掉裤子打针的光腚，想到等着上药的流脓的伤口和疖子，想到血淋淋的纱布、粘乎乎的膏药，腻歪死了。
秀搓着孙安路的脖子，竟把一粒粒泥垢团成了一个中药丸子。她捏着泥丸子往他嘴里塞，轻轻说：那个杭州是个倒霉蛋，你那一大嘴巴呼的是楼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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