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阳高县中部丘陵区一个十分贫困的小村。这个村子离县城三十公里，虽不到百户人家，但它却是乡政府所在地。
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都不识字。
我是在本村读的小学，那时连拼音字母都没学过。到了读初中的年龄，便开始挣工分了。因为年龄小，只能挣半个人的工分，是一个刚扫了盲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还是在本村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届也是截至目前的最后一届社办高中。高中二年，劳动课占去了一半。但高中毕业时，像“鸡兔36，共腿100条”这样不算复杂的数学题已经能够用二元一次方程求出它的解了。
很幸运，我后来当了兵，再后来，还拿了张电大文凭。更幸运的是，我在本县正科实职岗位上奋战了二十一个春秋。工作是勤奋的，口碑是上乘的，我自己没有遗憾。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期间，受过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奖励；我任乡长期间，原雁北地委给我记过功；我任乡党委书记期间，我所领导的乡，受过山西省委的表彰；我在县农业局工作期间，获得过农业部的丰收奖，还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天底下最大的官是“公社书记”，天底下最好的官还是“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那官儿实在是不得了。“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司机，公社的书记，下蛋的母鸡”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传在我们家乡的顺口溜。我儿时，村民们期盼着，咱们村啥时候也有人能当上“公社书记”？
我就当上了“公社书记”。
我的这本小说集，写了三级书记，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县委书记，篇篇中都有“公社书记”（或副书记）。
我的任职经历是：乡长、乡党委书记干了十年，县农业局局长干了十年。我的工作就是和这些领导我的书记，以及被我领导的书记，还有和我平级的书记打交道。生活中的这些书记们，难免有的人、有的事，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成了我小说中的故事。因而，当《砍书记》和《半半村记事》发表之后，阳高县的读者们在议论小说中的原型，而阳高县曾有一个村子就叫半半村。
但愿小说中，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的书记们，能给读者留下些印象，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笑谈，作者就十分满意了。
我的这些小说，有的是我任县农业局局长期间写的，有的是我离职后写的。我每写出一篇小说，先请圈儿内的同志们阅读，并请他们提意见。
“老杜，又写出什么小说了？”阳高县的中层干部，大同市县区的农业局局长，大同市农业局的不少同志见到我往往这么问。
“杜局长的小说何时出版呀？”山西省农业厅认识和了解我的人也常常这么问。
“坚持写下去。”我的同学、同事、同乡、战友、朋友、领导常常这么鼓励我。我的妻子和儿子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我把这十二篇小说集结在一起，也算给企盼者一个交代。
小说就要出版了，我才感觉到遗憾。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自己文化水平较低，学识浅薄，虽然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但提炼不出精彩的章节，描绘不出动人的篇章，塑造不出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缺点，一定不少，读者全当把它看做是一个没有烧好的山药蛋，有烧焦的、有夹生的、冒着热气、带着煤灰……
在我的文学创作中，我有幸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大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同市文联主席、古稀之年曹杰老师的指点，得到了著名作家王祥夫老师的指点，得到了大同市文联副主席杨旺、大同市《云岗》杂志主编张晓燕的指点。
小说即将送审时，究竟让谁给写个序呢？我想到的一位是曹杰老师，一位是王祥夫老师。可曹杰老师年逾古稀，实在不好张口，而王祥夫老师当时又住了院，更觉不妥。后来我还是都找了，他们都给小说写了序，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序。而王祥夫老师说，一定要把德高望重的曹杰老师的序放在前面。
南郊区农业局局长许孝堂可以算作我的文学知己，这些小说他都读过。《雾》（原名《买卖公平》）这篇小说，我给两位老师写序送审时，还是原来的稿子。许孝堂说，这篇小说不行。《买卖公平》在结尾处我让读者看到了刘正义（小说的主人公）的尸体。许孝堂说，你这篇小说不符合官场潜规则，让刘正义提拔才对。于是我把稿子的结尾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许孝堂专门为这本集子写了篇文章，我把它放在后记之前，我认为很合适。一个农业局长写小说，一个农业局长读小说，这不挺好！他结合和我同样的经历来品味小说，又与一般的读者有所区别。
阳高县农业局的不少同志，为我小说的抄写（最早是手抄稿）、打印、校对出过力，还有为我的小说提供素材，提出修改意见，我还真采纳了不少。尤其是我离职后，这些为我打印、校对小说的同志们随叫随到，和我任职时没有任何区别，好像他们比我任职时还要尽心，还要负责。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书上。他们是：池吉山、李春花、吕宏伟、李世成、杨文、宋福卿、王志明等。大同市农业局种植业科科长侯仕德告诉他科里的王亚平、曾爱平、张建中说，只要杜局长过来打稿子，你们全力提供方便。就《雾》这篇小说，先后修改了六次，打印了六次。
大同市农业局的马兴荣、王向阳、张登继、范宏贵、贺书元、齐守军、常守礼、樊茂枝、季玉福、赵晋蓉、朱平、李悦、李建喜、姚继堂等，灵邱县农业局的刘继强，天镇县农业局的薛江，左云县农业局的张新成，大同县农业局的霍如山等，是我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们都对我的小说给予了肯定，这也是促使我把小说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处女作的责任编辑鲁顺民（现《山西文学》主编），如果没有十年前我处女作的发表，我能否把小说写下去都是个问号。
最后，要感谢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他们在编审稿件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该书的责任编辑孙茜总是热情地和我联系，副社长郭松还亲自审定了封面，社长王灵善在终审稿件时给予了肯切的建议。他们这种热情待人、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的作风让我十分感动。
我在这里表示衷心地感谢！
201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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