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后有座古坟，里头埋着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位先人。
老辈人说，我们这个家族原住在河北省长清县。后来，因为一次重大变故，在明朝永乐年间合族南迁，移居在这里的。可想，当年千里徙流，妇孺一路忍饥号寒，是何等凄惨。那位先人为拯救族人，曾付出多少艰辛！
这块坟地有十二亩，前有一道小弯河和村子隔开。几百年过去，坟地早已荒芜，到处长满了黄花蒿、扫帚菜和各种乱草棵子，深及半腰。人走进去，冷不丁会蹿出一条白花蛇，吓你一身冷汗。
令人惊异的是，那位先人的坟茔居然没有泯灭。坟茔是个很大的土丘，孤零零地躺在草丛里，远远看去，只露出一点顶尖。坟后横一道荒岗，前头竖一块很薄的石碑，石碑前有一长方形石桌。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人为它添些新土，化些纸钱。当然，干这事的多是些白胡子老头。年年如此，虽说例行公事一样，却很虔诚。
有几年，我们村里进行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平田整地，不想，却牵动了许多老一辈人的心。因为这么一搞，把原来未入社时各家各户的老地边子全弄混了，而且要铲平所有的坟头。上级还说：将来县里建起火葬场，人死了要一律火化。
这两件事在村里引起一阵骚动。
老奶奶们害怕火化，有的竟捉住小脚大哭起来：“天爷，我造过什么孽哟——”
几个白胡子去找福淳爷，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福淳爷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是族中长辈，说话是举足轻重的。因他排行老三，故村里人全按辈分称他三爷、三叔、三哥之类。比他年龄大而又同辈分的，则干脆直呼老三，从来没谁叫他的官衔。他呢，又委实不像个当官的样子，和庄稼老汉一样的大裤腰，一样的旱烟袋，也打很响的喷嚏，但大家还是很敬重他。
这几个白胡子都是有资格叫“老三”的，平日在村里处于长者地位，生产上有些老经验，也时常提个建议什么的，年轻人戏称为“参政员”。一般情况下，福淳爷对他们也很尊重。
那天，他午饭后小憩，坐在大门外依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抬头间，看几个老哥相跟着走来，便拍拍地上招呼：“来来，这里暖和，坐吧。”白胡子们不客气，一字儿排开，也都沿墙根儿坐下了。但坟头这事毕竟掺着私心，一时竟有些难以启齿。因此，也都敞开衣襟，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起虱子来。其中两个老汉，平日是极干净的，胸前的白胡子每天都要梳—梳，身上并没有虱子。可这会儿，也把衣襟翻来覆去，捉得很认真。那混黄的眼珠，却在暗中转来转去，显得心神不宁。
十月里小阳春，日头还是很有力量的。不大一会儿，白胡子们的额头上，都有些汗津津的了。气氛实在太窘。福淳爷蓦然怀疑起来，他们大老远跑来，终不是和我一起捉虱子来吧？于是，停住手问道：“你们有啥事吗？”
白胡子们早有些心焦了，一边掩掩衣襟，一边不自然地笑着：“也没啥……大不了的事。”
“有事就说吧。”福淳爷和和气气地催促。
福淳爷心里在猜测：“什么事呢？”一边在裤腰带上摸着什么（那里拴一块禾田白玉，轻易不让人看）。
那么，就不能不说了，几个老汉推诿了一阵，还是由一个山羊胡子打头，另几个做补充，把意思说了出来。
福淳爷猛地爬起身，仿佛屁股底下突然喷出一股岩浆。他生气了！他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领着大伙搞集体化，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记着自己的地界！福淳爷感到伤心和恼火，他把紫微微的脸膛沉下来，训斥道：“你们哪，说话不知轻重，这是……变天思想哩！搁到外村，要拉到台上批斗的，说不定还会蹲班房！懂吗？”
白胡子们尴尬地低下头，像被日头晒蔫了似的。他们心里有数，老三不会送他们蹲班房，但从他的训斥中，都懂得了这件事非同小可。而且自己也后悔起来，也真是，集体化都这么多年了，还说这种话，不是作践老三吗？嗨——鬼迷心窍！
福淳爷发完火，气消了一些。他自然明白，他们没有谁想变天，说这些话，不过是老一辈庄稼人习惯的心理在作怪。他们在旧社会都曾是一代创业者，有的直到土改才分了十几亩地。他们是太珍爱自己的土地了。再说，这么多年，如果能把集体生产搞得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老惦记着自己的地啊！福淳爷又有些惭愧起来。
他缓缓地摇摇头，又慢慢解释说：“平田整地不能不搞。老是沟沟垃垃怎么搞社会主义大农业？怎么发展机械化？怎么……至于坟头呢，”他沉吟了一番，“可以原地深埋。一个坟头占一片好地，浪费太大，火化不火化，那是以后的事——再说。”
老实讲，福淳爷自己也怕火化，只是一时尚无变通的法子。
白胡子们总算没有白来，搭讪了几句，也都起身走了。
平田整地终于搞起来了。福淳爷亲自跟着干，标准极严。田里的活路，他向来是挑剔的。福淳爷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庄稼把式，年轻时砍高粱，一天能砍五亩半。麦收扬场，无风一样干。他站在中间，左右开弓，同时向两边抛撒，麦子扬到半天空，“刷刷”地落下来，要四个人打落才跟得上。那时，他臂力很大，双手抠住石滚的凹口，平端在胸前，能原地绕三圈。村里人都说福淳爷有霸王神力。这也是他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家的坟也都深埋了，但上面还是留下一个漫岗，村后的那座祖坟，则动也没动，好像大家都把它忽略了，福淳爷居然也没有提醒。
不久，他又和几个大队干部商定，把祖坟周围十二亩荒地辟为公墓，上面栽上树，村里再死了人，一律埋在这里。福淳爷认为，既然死人不占用良田，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火化了。以后上级问下来，也有话说。春天槐枝泛青的时候，栽上树苗，风一吹就发了芽。当年夏天，就是一片郁郁葱葱了。
如今，已过去八九年了，十二亩槐树林已经很有气势，从几里地以外看，绿森森一片。初夏槐花盛开的时节，低空一片乳白的花海，仿佛一团很浓的白云眼看落下来，又被槐树枝挂住了。人走进去，又阴凉，又清香，槐花团团簇簇，一枝一串的，洁净而朴素，天然一种肃穆的气氛。有这等去处，真让人死而欣慰了。
从那时以来，槐树林下已经添了七十多座坟头，每逢清明节，来这里祭奠的人便多起来，古坟地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荒凉怕人了。
令人感慨的是，福淳爷也已作古，长眠在这座槐树林下了。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匆忙、太凄惨了。他才只有六十二岁，本不该死得这么早的。
我曾经作为福淳爷的副手，在村里做过几年大队干部，后来因为好写点东西，被调到县通讯组去了。但我的父母仍在村里，我也就时常回家，而每次回到村里，又一定去看望福淳爷。我们成了忘年交，爷儿俩经常守着一壶酒，一盘青豆，一谈就是半夜。我深知他的欢乐和烦恼，甚至对他的死也有预感。我太了解他了。
福淳爷属于解放后农村的第一批基层干部。而他当干部，说起来几乎不可信。
我们村是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同姓村，村里中农居多，最大的地主不到二百亩地，因此，土改就不像外村那么轰轰烈烈。
福淳爷家属于下中农，显见得分不到多少土改果实。但他生性爱管些闲事，当地称为“场里人”。就是说，婚丧嫁娶、危难纠纷，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解放前夕，为帮几家穷户租地借粮的事，曾多次和几家小地主闹翻脸。他希望老少爷们都能吃上饭，可是空有抱负，无法实现。
土改开始后，他对共产党打富济贫的主张拍手叫好，跑里跑外，做了许多工作。土改结束，自己什么也没要。工作队长看他大公无私，又很有组织能力，就问他：“你热爱不热爱共产党？”
“热爱！”福淳爷没有丝毫的犹豫。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入党呢？”
“——入就入！”
于是，福淳爷入党了，并当上了村支书。那时，他才三十岁多一点，中等身量，显得魁梧结实，紫微微的四方脸膛，腮边卷着几根软须，一眼看去，豁达晓畅而又有心数，正值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时候。他认准了共产党是为庄稼人谋福利的，决计拼一腔热血，创一番事业，让子孙后代永远过上好日子。
说实在话，如果按照党章要求，福淳爷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党员。然而，他确确实实当了二十几年党支部书记。
福淳爷不懂共产主义理论，甚至连几句像样的官话也不会说。有一年批林批孔搞得热火，他去县里参加了半个月的学习，回到村里神色黯然，只在队长会上传达了一句：“孔先生被打倒了。”那副神态，像刚刚参加完一个追悼会。以前，他听人说过，孔夫子是个讲学的。因此，他老把孔夫子叫成孔先生。福淳爷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
但运动来了，他又无法逃脱。特别工作队一进村，作为大队支书，他要在社员会上作报告。而作报告是要讲许多大道理的，福淳爷肚里没词儿，就有些做难了。因此在他的报告里，便时常夹杂一些“嗯嗨呵呢”、“因也此所”之类的废话。而且肚子一挺一挺的，很使劲。有一次正讲得带劲，突然停住了。先前大家倒并不怎么认真听，因为总是不得要领，这时反注意起来。工作队和一千多个社员盯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我还在农村，正坐在他左边主持会议。福淳爷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扯扯我，小声说：“你接着讲。”说完匆匆走了。第二天，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尴尬地笑笑说：“奶奶的，裤腰带断了！”
福淳爷没文化，处理事情常常有违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一不顺心就发火、骂人，而且有时用烟袋锅敲着脑袋骂。自然，那骂法是有讲究的，子侄辈的骂娘，孙子辈的骂奶奶，从来不会错（此地风俗，这是仅限于本族内一种亲切的骂法，不同于一般的骂人）。有时候，他还打人。
那年，我刚提拔成大队干部，正好碰上两个小伙子在当街打架，好凶！我急忙跑上去，一边拼命拉架，一边让他们各自说理。他们谁也不听。一群小青年在一旁呐喊助威，并不拉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真有些束手无策了。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小声说：“来了，来了！”我回头看，只见福淳爷大踏步赶来了，两眼冒着凶光。
我正要上前说说情况，福淳爷却摆了摆手，表示不必。只见他弯腰脱下一只鞋拎在手里，赤着脚悄悄偎上去，猛地扬起来：“劈啪！劈啪！……”每人照腚三鞋底，一边嘴里给自己使劲：“吭！吭！吭……”
两人骤然遭到袭击，抬起头，一看是福淳爷，慌忙松开手，撒腿跑了。还不时回头看，生怕他追上来。等跑出一段路回身看时，福淳爷正坐在地上穿鞋，一边冲他们点头晃脑：“甭跑哇？”他们不跑了，可也不敢靠近了。
这样的官未免是非不分。事后，福淳爷却说：“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理不理？一句错话就闹起来，越分辨越麻烦。干脆，揍跑他们，等双方消了气，屁事没有。谁有工夫和他们磨牙！”
当然，福淳爷解决矛盾，并不一律用鞋底，有时候还很有耐性，这要看什么对象。
八队五保户七奶奶，喂了三只老母鸡，常放出去啄大田的麦子。有一年冬天，队长雷子带着社员在西河洼挖沟，中途回村拿东西，刚到村头，发现三只母鸡在麦田里一字儿排开，正啄得欢。雷子一看就火了，弯腰拾起几块碎砖头，拔步就追，几只母鸡惊得“咯咯”乱飞，一只大黑狗也跟着跳来跳去，围追堵截。雷子撩开长腿，追到七奶奶门口时，把三只鸡全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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