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本来就最为漫长，而这天夜里对我尤其显得漫长。因为妻陪同老倪去医院后，背着在医院陪床的吴锦和倪红，偷偷打回来一个简短电话报危，说是心肌梗塞而引发的“室性心律失常”。我说无论如何要倪翔活下来，在劳改队他冲过了一道道鬼门关，他是强者，恳请医院能千方百计进行抢救。妻子似无时间听我梦魇般的孟浪，电话断了。
电话听筒中的盲音，已经响了半天，我还呆傻地没有放下话筒。那盲音挺刺耳的，它在我头脑中迅速幻化成矿山的警报声，劳改矿山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倪翔当时正在井下担任矿车调度。
井下调度室离爆炸的煤巷比较远，他得以死里逃生。尽管他活了下来，但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火焰喷射，还是燃着他的工眼，一度窒息了他的呼吸，后背和臀部留下一块块烧伤的疤痕。
从兴凯湖撤到矿山后，焦离开孟，孟离开焦；我和他分在两个队，监舍隔着三排窑洞。当他离开矿山医院，我去他的监号偷偷看望他时，我惊异地发现了这呆子还有一双巧手——他斜靠在墙角，正用井下放炮崩断的一根根彩色雷管线，编织着赤、橙、黄、绿、育、蓝、紫的七色鸟笼呢！
“哟！你还有这手艺？”
“我喜欢兴凯湖的林木，偏偏把我弄到这个山顶上没有一棵树的煤矿来（是矿山，山上都是无树的——笔者注）。闲得难耐，找点事儿干干好消磨时间。”他头也不抬地回答，“其实人手万能，这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无师也可以自通。”
我顺势坐在窑洞的炕沿上，把七色鸟笼仔细地端样了一番，笼内安装了鸟儿站脚的横杆，笼上嵌进去鸟笼的弯钩形提手。整个鸟笼流光溢彩，真可以和精致的工艺品相媲美了。
“这提手是哪儿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他头也不抬地说，“跟扒窃们吃一个大锅里的饭，流氓行话学了不少，只是远没学会‘三只手’：”
我摸了摸那黄铜把手：“我猜到了，你是卸下了蚊帐上的钩子。”
“你很聪明，给你的智商打100分。”
“值得吗？大花蚊子要向你轮番吸血怎么办？”
“既然进了这鬼地方，就得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他说，“从科学的角度上去解析，我也不是坟子吸吮血浆的对象。你知道蚊子吸血有什么重要依据吗？”
“扯淡——”我嘲笑着他的茶傻，“蚊子吸血还有什么条例可依，把针状的嘴巴往皮肉里一扎，只管吸进它的肚子就是了。”
“你智商满分，知识只配得零分。”他直视了我一眼，这是他轻蔑别人时的一贯表情，“我给你上一堂蚊子课，让你开开窍吧。蚊子分雌雄两种，雄性只会像飞机一般在空中嗡嗡乱叫，只有母蚊子才有吸血本领呢！你想想着，像我这种瘦竹杆，哪位女纹子同志会感兴趣？她们要是‘搞对象’，也首先选择你这样肥头大耳。有血可吸的人！”
我笑了——笑得忘记了身边的大墙和岗楼以及荷枪的士兵。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劳改矿山中头号傻瓜的超级黑色幽默。在我朗声地大笑时，他没有任何一丝笑意，待我从无拘无束的境界回到这严酷的监号中来时，他阴郁的脸上，却绽出一点点酸楚的笑纹：“记得曹孟德在《赤壁赋》中，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人生的佳句。‘几何’二字在文学上讲颇有‘来日苦短’之意，我则常把‘几何’ 二字，当成数学中的“解析几何’。你和我都在圆周上爬行——像牛、像猪、像蚯蚓、像蜗牛，想爬到原来的定位点去，可是——”
我说：“你原地一二一地踏步未动，爬圆周的动物是我。”
“此话怎讲？”倪翔放下手中鸟笼，神情十分认真。
“我变得能适应环境，随遇而安了。可你没变。”我说，“就以你编织的这个鸟笼为例，你的思维还常常在鸟类王国里穿梭飞翔，你在我和我们的那些‘同类’ 中间，可谓‘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问，又像是问我，“我难忘那只羽毛如雪的打更鸟儿，我编的这只彩色鸟笼，或许就出自于那个梦——那个难圆的梦：”
记忆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时此刻，不但那只鸟儿被送进古币中的钱眼之中，连倪翔在劳改矿山编织的鸟笼，也当了殉葬品，连同那只鸟儿也一块‘死了’，倪红——那个当年衣衫褴褛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贪婪到不如花脚蚊子，因为按照倪翔的逻辑，花脚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识到这种感叹纯属浪费时间，而抢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除了科学的医疗抢救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抢救的措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补，只有弄回那只有着三个不同姓名的鸟儿——娃娃鸟、打更鸟、苦寒鸟。我想，倪红看见她爸爸已经到了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或许能有犹大对耶稣的忏悔，那还可以弥补倪翔的感情于万一。
出租车是难叫的，因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赴妻子所在的医院。在急诊室我匆匆地凝视了两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吴锦叫到医院甬道上来。她听了我的陈述，开始时连连点头，说倪红为此事已哭得泪人儿一般，估计不成问题；待我真要和倪红去摊牌时，吴锦又神色恍惚起来。她说：“这样一来，会不会砸了小红饭碗，外国老板把她炒了鱿鱼？”
“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提醒婆婆妈妈的吴锦，“你把小红叫出来，我跟她说。”
两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红，从急诊室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没有抬头，似在揣摸着我的来意。
“你能不能把那只鸟儿再买回来，这对你爸爸十分重要。”我开门见山，语锋十分凌厉。
“德国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双手托着脸腮低声地说，“我今后还能在那儿工作吗？”
“跳槽到别的单位不行吗？”我提示她说，“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能运用三种语言，伯伯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长叹一口气，“该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说吧！你爸爸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我……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岁的老姑娘了。”倪红对我袒露她的心声说，“他是个伟岸的男子汉，慕尼黑大学金融学博士，我怕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中间还存在着交易关系？你不是说那只鸟儿卖了一千五百马克吗？”我对倪红提出了质疑。
倪红的回答十分得体：“您去过西欧，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恋爱有时和金钱联系得很紧，有时又各自独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走到结合的地步，他付给我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我带他去鸟市，本身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求。”
“那么，我就不难为你了。”我叫倪红告诉我这位先生的电话和地址。
倪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只脚已经踏进丰都城的门坎了。快——”
倪红虽不十分情愿，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准时给这位德国老板拨通了电话，他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声音有点像经常在中国电视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点一刻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等候您。”
为了尊重德国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天涯饭店，在楼下商品部消磨了几分钟时间，然后乘电梯准时去按响他的办公室门铃。迎接我的是个金发碧眼留须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Ｄ先生。
没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礼仪是一杯咖啡，并询问我是否要加糖块。我说，“我喜欢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经一夜未睡了。”
“就为那只鸟儿？”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说刚才倪小姐已经给他打来过电话。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请假，二么告诉他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要来跟他谈鸟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为这只鸟儿来找他，她说在电话中无法说得清楚，我会代她说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热咖啡，当真有了些力气。按照欧洲人的礼仪，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响儿来。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喝咖啡的劲儿像在劳改队“嘿喽嘿喽”地喝菜汤一般。然后，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礼而非礼，实在是出于心情之焦躁干渴。
他很欣赏我的真诚，马上拿来咖啡壶又给我续上了一杯，并拿来一块三明治为我解饥。我是在边吃边喝中，对Ｄ先生讲述了倪翔的往事的。Ｄ先生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听得十分认真，待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把倪翔的命运和这只鸟儿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得一待二楚之后，Ｄ先生显得十分惊奇：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只好道白：“我们是一起走过这段风雪交加的泥泞道路的。”
“您不是在编小说吧？”他诙谐地耸耸肩膀，“倪小姐告诉我，说您是位作家。”
“对您说的不是小说，但是我要把倪君写成小说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良莠混杂，具有倪君这种精神的，为数不是太多！”
Ｄ先生异常激动，听我叙述倪翔在“太阳岗”的归途上跌落雪谷以及在矿山编织鸟笼的往事时，几次从沙发上站起，走向从屋顶垂落到地面的茶色玻璃窗前，遥望光怪陆离的街市以及街市上潮涌般的人流，当他最后一次回过身来，慢慢踱步回到沙发旁时，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的历史课。我向倪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感谢您的理解。”我看看手表，借以暗示时间对倪君之宝贵。
“跟我去提鸟儿吧！鸟笼挂在我公寓的阳台上。”Ｄ先生穿起一件黑色风衣，整了整喉结下的领带，便和我一起走出天涯饭店。
不一会儿，我俩就坐进“奔驰”车里。他亲自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
“叶先生，我能不能向您问一个问题？”他沉郁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可以。”
“倪红小姐作为他的女儿，理应比您更理解她的这位可敬的父亲，是吗？”
“我想是的。”
“但是……但是……为什么她不顾她父亲的感情饥渴，而把这只鸟随随便便卖给——不，送给一个外国朋友呢？”
我一时被Ｄ先生问哑了。
“当然，在我们西方世界，金钱无疑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是有良知的德国人，还是把感情视若金筑王冠上的宝石。您认为这种比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吗？”
我敏感地意识到Ｄ先生的话锋，是对着倪红行为而来的。我立刻为倪红解释道：
“倪小姐对她父亲的过去，知道的没有我多。我和她父亲‘同窗’二十年……”
“您在为她辩护。”Ｄ先生淡淡一笑，“这么一位可敬的父亲，作为女儿的倪小姐，不但应当引为光荣，而且该百般爱护他的一切。倪小姐此举，显得太轻率了。一个能亵渎父亲感情的女孩子，也能戏弄别人。”
我当真是无言以对了。因为Ｄ先生对感情世界的悟觉，与我有着绝对的近似和相同。可是出于保护倪红的本能，我还是为倪红进行了申辩：“能不能用心理学上的‘情移说’来解释她的行为呢？比如：有一种东西占据了她心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使她在失控的状态下，发生了重心的倾斜，而做出这桩荒唐事来，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Ｄ先生眯眼对我一笑：“您有资格当律师了，但我要对您说，我原来的妻子，就是把我一只叫‘威廉’的爱犬不经我的同意，馈赠给她的一位亲友，而导至我和她分手的。何况我还不是从事狗学研究，而倪小姐的父亲正是以研究鸟类为生的。这非常残酷！非常残酷！”
我还想说什么，Ｄ先生的“奔驰”车戛然而止。他指了指十字路口的红灯，储蓄地对我说：“您看它朝我亮红灯了。红灯是危险讯号，我必须把车子停下来，否则就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责任！”
我沉默了，因为我听出来Ｄ先生的话是一语双关，我再作任何努力，都属多余和无趣。因而，当十字路口亮起通行的绿灯时，我放弃了辩护律师的角色，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惯于理性思考的人。
Ｄ先生见我久久缄默无语，由于缓解车内的沉闷空气之目的，对我讲起了那只鸟儿：
“它的啼叫声挺悲凉的。”
“嗯。”
“我回忆起来了，在德国和瑞士的边界阿尔卑斯山上有这种鸟。性喜寒冬冷雪，人们管它叫命运鸟。”Ｄ先生说，“如果您今天不来，我也会把这只美丽天使送人的，因为我忍受不了它的夜啼。”
我想这第四个鸟名，倒挺符合倪翔的生存实际的。命运！命运！难道冥冥天穹之下，真有不可知的命运在主宰人生于命运鸟在追随着倪翔的踪迹而鸣？深层次地想一下，倪翔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一只鸟儿吗！二十几岁就想追随鸟类世界飞翔的，硬是被捆绑起翅膀来，投入并非鸟笼的囚笼，Ｄ先生听见的断肠夜啼，等同于倪翔咏叹调式的自自……
“快要到了。”Ｄ先生说。
“越快越好。”我从痴迷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必须叫他能看见这只他的属相鸟。”
Ｄ先生不懂“属相”二字，我无心为他解释中国的十二生肖。Ｄ先生见我不想说话，便向我说了两件事情：一、那一千五百马克算是我馈赠给倪翔先生的营养费用；二、虽然倪红小姐的轻率，使他十分费解，但她聪明、能干，是公司里不可取代的角色。待倪翔病势稍好之后，公司希望她立即返回她的岗位。
我没有为倪翔推辞，这是出于我对Ｄ先生诚挚的确信。使我尤为振奋的是Ｄ先生对倪翔的吉祥预卜，因为他的这番话中没有一句对死亡的预感。
但是当车子开到Ｄ先生的公寓时，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倪红像根木桩一般站在公寓门口，当车子缓缓停下，她立刻对Ｄ先生说：快——我爸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他在弥留中不断呼喊着“苦寒鸟——娃娃鸟——打更鸟——”
Ｄ先生是陪同我和倪红一块到医院的。他说他之所以到这个十分不愿意来的地方，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崇敬。
迟了！
太迟了！
死神已经把和我同窗甘年的倪翔抱到了太平间。当我们在医护人员的怪异的目光中，提着装苦寒鸟的彩色鸟笼，走进4号停尸房时，吴锦正伏在一张遮尸的白布单上嚎啕大哭……
我们没有惊动吴锦。倪红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鸟笼挂在太平间的窗棂上；在我和Ｄ先生站在倪翔床前，向倪君精灵垂首默哀时，倪红呜咽地喊叫了一声：
“它已随爸爸而去——这鸟儿死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走向混沌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牵骆驼的人风眼泪阴阳界空巢落红黑伞电话听筒中的盲音，已经响了半天，我还呆傻地没有放下话筒。那盲音挺刺耳的，它在我头脑中迅速幻化成矿山的警报声，劳改矿山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倪翔当时正在井下担任矿车调度。
井下调度室离爆炸的煤巷比较远，他得以死里逃生。尽管他活了下来，但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火焰喷射，还是燃着他的工眼，一度窒息了他的呼吸，后背和臀部留下一块块烧伤的疤痕。
从兴凯湖撤到矿山后，焦离开孟，孟离开焦；我和他分在两个队，监舍隔着三排窑洞。当他离开矿山医院，我去他的监号偷偷看望他时，我惊异地发现了这呆子还有一双巧手——他斜靠在墙角，正用井下放炮崩断的一根根彩色雷管线，编织着赤、橙、黄、绿、育、蓝、紫的七色鸟笼呢！
“哟！你还有这手艺？”
“我喜欢兴凯湖的林木，偏偏把我弄到这个山顶上没有一棵树的煤矿来（是矿山，山上都是无树的——笔者注）。闲得难耐，找点事儿干干好消磨时间。”他头也不抬地回答，“其实人手万能，这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无师也可以自通。”
我顺势坐在窑洞的炕沿上，把七色鸟笼仔细地端样了一番，笼内安装了鸟儿站脚的横杆，笼上嵌进去鸟笼的弯钩形提手。整个鸟笼流光溢彩，真可以和精致的工艺品相媲美了。
“这提手是哪儿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他头也不抬地说，“跟扒窃们吃一个大锅里的饭，流氓行话学了不少，只是远没学会‘三只手’：”
我摸了摸那黄铜把手：“我猜到了，你是卸下了蚊帐上的钩子。”
“你很聪明，给你的智商打100分。”
“值得吗？大花蚊子要向你轮番吸血怎么办？”
“既然进了这鬼地方，就得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他说，“从科学的角度上去解析，我也不是坟子吸吮血浆的对象。你知道蚊子吸血有什么重要依据吗？”
“扯淡——”我嘲笑着他的茶傻，“蚊子吸血还有什么条例可依，把针状的嘴巴往皮肉里一扎，只管吸进它的肚子就是了。”
“你智商满分，知识只配得零分。”他直视了我一眼，这是他轻蔑别人时的一贯表情，“我给你上一堂蚊子课，让你开开窍吧。蚊子分雌雄两种，雄性只会像飞机一般在空中嗡嗡乱叫，只有母蚊子才有吸血本领呢！你想想着，像我这种瘦竹杆，哪位女纹子同志会感兴趣？她们要是‘搞对象’，也首先选择你这样肥头大耳。有血可吸的人！”
我笑了——笑得忘记了身边的大墙和岗楼以及荷枪的士兵。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劳改矿山中头号傻瓜的超级黑色幽默。在我朗声地大笑时，他没有任何一丝笑意，待我从无拘无束的境界回到这严酷的监号中来时，他阴郁的脸上，却绽出一点点酸楚的笑纹：“记得曹孟德在《赤壁赋》中，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人生的佳句。‘几何’二字在文学上讲颇有‘来日苦短’之意，我则常把‘几何’ 二字，当成数学中的“解析几何’。你和我都在圆周上爬行——像牛、像猪、像蚯蚓、像蜗牛，想爬到原来的定位点去，可是——”
我说：“你原地一二一地踏步未动，爬圆周的动物是我。”
“此话怎讲？”倪翔放下手中鸟笼，神情十分认真。
“我变得能适应环境，随遇而安了。可你没变。”我说，“就以你编织的这个鸟笼为例，你的思维还常常在鸟类王国里穿梭飞翔，你在我和我们的那些‘同类’ 中间，可谓‘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问，又像是问我，“我难忘那只羽毛如雪的打更鸟儿，我编的这只彩色鸟笼，或许就出自于那个梦——那个难圆的梦：”
记忆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时此刻，不但那只鸟儿被送进古币中的钱眼之中，连倪翔在劳改矿山编织的鸟笼，也当了殉葬品，连同那只鸟儿也一块‘死了’，倪红——那个当年衣衫褴褛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贪婪到不如花脚蚊子，因为按照倪翔的逻辑，花脚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识到这种感叹纯属浪费时间，而抢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除了科学的医疗抢救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抢救的措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补，只有弄回那只有着三个不同姓名的鸟儿——娃娃鸟、打更鸟、苦寒鸟。我想，倪红看见她爸爸已经到了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或许能有犹大对耶稣的忏悔，那还可以弥补倪翔的感情于万一。
出租车是难叫的，因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赴妻子所在的医院。在急诊室我匆匆地凝视了两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吴锦叫到医院甬道上来。她听了我的陈述，开始时连连点头，说倪红为此事已哭得泪人儿一般，估计不成问题；待我真要和倪红去摊牌时，吴锦又神色恍惚起来。她说：“这样一来，会不会砸了小红饭碗，外国老板把她炒了鱿鱼？”
“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提醒婆婆妈妈的吴锦，“你把小红叫出来，我跟她说。”
两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红，从急诊室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没有抬头，似在揣摸着我的来意。
“你能不能把那只鸟儿再买回来，这对你爸爸十分重要。”我开门见山，语锋十分凌厉。
“德国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双手托着脸腮低声地说，“我今后还能在那儿工作吗？”
“跳槽到别的单位不行吗？”我提示她说，“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能运用三种语言，伯伯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长叹一口气，“该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说吧！你爸爸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我……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岁的老姑娘了。”倪红对我袒露她的心声说，“他是个伟岸的男子汉，慕尼黑大学金融学博士，我怕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中间还存在着交易关系？你不是说那只鸟儿卖了一千五百马克吗？”我对倪红提出了质疑。
倪红的回答十分得体：“您去过西欧，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恋爱有时和金钱联系得很紧，有时又各自独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走到结合的地步，他付给我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我带他去鸟市，本身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求。”
“那么，我就不难为你了。”我叫倪红告诉我这位先生的电话和地址。
倪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只脚已经踏进丰都城的门坎了。快——”
倪红虽不十分情愿，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准时给这位德国老板拨通了电话，他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声音有点像经常在中国电视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点一刻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等候您。”
为了尊重德国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天涯饭店，在楼下商品部消磨了几分钟时间，然后乘电梯准时去按响他的办公室门铃。迎接我的是个金发碧眼留须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Ｄ先生。
没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礼仪是一杯咖啡，并询问我是否要加糖块。我说，“我喜欢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经一夜未睡了。”
“就为那只鸟儿？”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说刚才倪小姐已经给他打来过电话。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请假，二么告诉他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要来跟他谈鸟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为这只鸟儿来找他，她说在电话中无法说得清楚，我会代她说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热咖啡，当真有了些力气。按照欧洲人的礼仪，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响儿来。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喝咖啡的劲儿像在劳改队“嘿喽嘿喽”地喝菜汤一般。然后，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礼而非礼，实在是出于心情之焦躁干渴。
他很欣赏我的真诚，马上拿来咖啡壶又给我续上了一杯，并拿来一块三明治为我解饥。我是在边吃边喝中，对Ｄ先生讲述了倪翔的往事的。Ｄ先生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听得十分认真，待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把倪翔的命运和这只鸟儿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得一待二楚之后，Ｄ先生显得十分惊奇：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只好道白：“我们是一起走过这段风雪交加的泥泞道路的。”
“您不是在编小说吧？”他诙谐地耸耸肩膀，“倪小姐告诉我，说您是位作家。”
“对您说的不是小说，但是我要把倪君写成小说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良莠混杂，具有倪君这种精神的，为数不是太多！”
Ｄ先生异常激动，听我叙述倪翔在“太阳岗”的归途上跌落雪谷以及在矿山编织鸟笼的往事时，几次从沙发上站起，走向从屋顶垂落到地面的茶色玻璃窗前，遥望光怪陆离的街市以及街市上潮涌般的人流，当他最后一次回过身来，慢慢踱步回到沙发旁时，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的历史课。我向倪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感谢您的理解。”我看看手表，借以暗示时间对倪君之宝贵。
“跟我去提鸟儿吧！鸟笼挂在我公寓的阳台上。”Ｄ先生穿起一件黑色风衣，整了整喉结下的领带，便和我一起走出天涯饭店。
不一会儿，我俩就坐进“奔驰”车里。他亲自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
“叶先生，我能不能向您问一个问题？”他沉郁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可以。”
“倪红小姐作为他的女儿，理应比您更理解她的这位可敬的父亲，是吗？”
“我想是的。”
“但是……但是……为什么她不顾她父亲的感情饥渴，而把这只鸟随随便便卖给——不，送给一个外国朋友呢？”
我一时被Ｄ先生问哑了。
“当然，在我们西方世界，金钱无疑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是有良知的德国人，还是把感情视若金筑王冠上的宝石。您认为这种比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吗？”
我敏感地意识到Ｄ先生的话锋，是对着倪红行为而来的。我立刻为倪红解释道：
“倪小姐对她父亲的过去，知道的没有我多。我和她父亲‘同窗’二十年……”
“您在为她辩护。”Ｄ先生淡淡一笑，“这么一位可敬的父亲，作为女儿的倪小姐，不但应当引为光荣，而且该百般爱护他的一切。倪小姐此举，显得太轻率了。一个能亵渎父亲感情的女孩子，也能戏弄别人。”
我当真是无言以对了。因为Ｄ先生对感情世界的悟觉，与我有着绝对的近似和相同。可是出于保护倪红的本能，我还是为倪红进行了申辩：“能不能用心理学上的‘情移说’来解释她的行为呢？比如：有一种东西占据了她心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使她在失控的状态下，发生了重心的倾斜，而做出这桩荒唐事来，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Ｄ先生眯眼对我一笑：“您有资格当律师了，但我要对您说，我原来的妻子，就是把我一只叫‘威廉’的爱犬不经我的同意，馈赠给她的一位亲友，而导至我和她分手的。何况我还不是从事狗学研究，而倪小姐的父亲正是以研究鸟类为生的。这非常残酷！非常残酷！”
我还想说什么，Ｄ先生的“奔驰”车戛然而止。他指了指十字路口的红灯，储蓄地对我说：“您看它朝我亮红灯了。红灯是危险讯号，我必须把车子停下来，否则就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责任！”
我沉默了，因为我听出来Ｄ先生的话是一语双关，我再作任何努力，都属多余和无趣。因而，当十字路口亮起通行的绿灯时，我放弃了辩护律师的角色，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惯于理性思考的人。
Ｄ先生见我久久缄默无语，由于缓解车内的沉闷空气之目的，对我讲起了那只鸟儿：
“它的啼叫声挺悲凉的。”
“嗯。”
“我回忆起来了，在德国和瑞士的边界阿尔卑斯山上有这种鸟。性喜寒冬冷雪，人们管它叫命运鸟。”Ｄ先生说，“如果您今天不来，我也会把这只美丽天使送人的，因为我忍受不了它的夜啼。”
我想这第四个鸟名，倒挺符合倪翔的生存实际的。命运！命运！难道冥冥天穹之下，真有不可知的命运在主宰人生于命运鸟在追随着倪翔的踪迹而鸣？深层次地想一下，倪翔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一只鸟儿吗！二十几岁就想追随鸟类世界飞翔的，硬是被捆绑起翅膀来，投入并非鸟笼的囚笼，Ｄ先生听见的断肠夜啼，等同于倪翔咏叹调式的自自……
“快要到了。”Ｄ先生说。
“越快越好。”我从痴迷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必须叫他能看见这只他的属相鸟。”
Ｄ先生不懂“属相”二字，我无心为他解释中国的十二生肖。Ｄ先生见我不想说话，便向我说了两件事情：一、那一千五百马克算是我馈赠给倪翔先生的营养费用；二、虽然倪红小姐的轻率，使他十分费解，但她聪明、能干，是公司里不可取代的角色。待倪翔病势稍好之后，公司希望她立即返回她的岗位。
我没有为倪翔推辞，这是出于我对Ｄ先生诚挚的确信。使我尤为振奋的是Ｄ先生对倪翔的吉祥预卜，因为他的这番话中没有一句对死亡的预感。
但是当车子开到Ｄ先生的公寓时，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倪红像根木桩一般站在公寓门口，当车子缓缓停下，她立刻对Ｄ先生说：快——我爸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他在弥留中不断呼喊着“苦寒鸟——娃娃鸟——打更鸟——”
Ｄ先生是陪同我和倪红一块到医院的。他说他之所以到这个十分不愿意来的地方，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崇敬。
迟了！
太迟了！
死神已经把和我同窗甘年的倪翔抱到了太平间。当我们在医护人员的怪异的目光中，提着装苦寒鸟的彩色鸟笼，走进4号停尸房时，吴锦正伏在一张遮尸的白布单上嚎啕大哭……
我们没有惊动吴锦。倪红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鸟笼挂在太平间的窗棂上；在我和Ｄ先生站在倪翔床前，向倪君精灵垂首默哀时，倪红呜咽地喊叫了一声：
“它已随爸爸而去——这鸟儿死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