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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州月》 作者:王跃文

第二章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怕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大家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可是再硬的钉子,陶凡也得捧着脑袋去碰碰。

 

  但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有条宽大的石级路,依山而上,正对着办公楼大门。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

 

  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

 

  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轻轻搭了下,就滑过去了,淡淡地说:“哦,新书记?”

 

  陶凡说:“我刚接这个摊子,需要您老多支持。”

 

  “你说假话,我能支持什么?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陈永栋说。

 

  陶凡笑笑,避过锋芒,说:“陈老书记,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行吗?”

 

  陈永栋说:“我是不欢迎别人进屋坐的。听说你也有这个毛病?”

 

  “我只在办公室谈工作。”陶凡说。

 

  “你和我还是不一样。”陈永栋说罢,低头走了。

 

  陶凡不明白陈永栋这话是什么意思。关隐达怕陶凡尴尬,就说:“陈老真的好怪啊。”

 

  陶凡严肃道:“小关你别乱说。”

 

  陶凡进了办公室,回头叫道:“小关你进来坐坐吧。”

 

  陶凡从来没有叫关隐达进办公室坐过的,不知今天有什么大事?关隐达望着陶凡,胸口忍不住怦怦跳。陶凡半天不说话,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正是刚才他碰着陈老的石阶梯。那石阶梯让休息平台分作两段,各段九级,共十八级。陶凡无意间数过的。刚才陈老刚好站在休息平台下面第一级,陶凡只好站在下面不动了。他若往上再走一步,陈老只怕就擦过他的肩膀下去了。他站在下面,既显得谦恭,又堵住了陈老。可是陈老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真让人不好受。

 

  “小关,你猜猜,陈老为什么留着辫子?”陶凡突然问道。

 

  这时吴明贤敲门进来了,笑眯眯的。陶凡说:“老吴你等等吧。”吴明贤仍是笑眯眯的,退出去了。

 

  关隐达见此情状,明白这个问题很重要,认真想了想,说:“我只能瞎猜。我想,陈老要么就是对新的形势不适应,留辫子是他的抗议方式。就像西方有些年轻人,要反抗主流社会,就故意穿奇装异服。要么就是陈老学年轻人,想换个活法,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么这个不好说……要么就是有人说的,他有神经病。”

 

  “你以为哪种情况可能性最大?”陶凡又问。

 

  关隐达说:“我想十有八九是第一种情况。老同志大多有牢骚。他过去是地委书记,而且是西州地委第一任书记。同样资历的,谁不成了省部以上干部?他离休多年才补了个副省级待遇,又只是个虚名。加上他可能看不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就越来越古怪了。说不定,他脑子多少也有些问题,不然留那么长辫子干什么?”

 

  陶凡听罢,没任何态度,只道:“你去吧。叫吴明贤来。”

 

  关隐达去了吴明贤那里,说:“吴秘书长,陶书记请你。”

 

  吴明贤还是刚才那副笑眯眯的模样,嘴里莫名其妙地吐出两个字:“小关!”吴明贤把小关二字叫得意味深长,甚至同男女之间暗送秋波差不多。关隐达笑笑,回了自己办公室。他越来越看不起吴明贤。这人当初老是找他的茬,现在见陶凡很满意他,就对他格外热乎。心想你吴明贤堂堂地委委员,犯不着在我面前赔小心啊!

 

  每天下班,关隐达送陶凡到家,都得问问晚上有没有事。陶凡若是晚上工作,关隐达就不能休息。今天陶凡说晚上没事,关隐达暗自舒了口气,他实在想放松放松了。

 

  送回陶凡,刘平说:“关科长,我送送你。”

 

  关隐达忙说:“不要送,我走走,几步路。”

 

  关隐达就在中途下车了。他不能让人家说闲话,一个秘书,就得小车接送。上班随小车一起走,只是为了接陶凡,下班就不能让小车送到楼下了。可是刘平每次忍不住都要说送送他,显得恭敬。

 

  陶凡晚上不是没事,他要独自会会陈老,只是不想让关隐达跟着。不带秘书去,一则不在老书记面前摆架子,二则遇上难堪也没人在场。

 

  吃过晚饭,陶凡交待夫人林静一,说散散步,就出门了。他沿着蜿蜒小径,缓缓下山。两年多过去,山上的桃树都长好了。正是晚春,满山落红。暮色苍茫中,落花多了几分凄艳。说不清什么原因,陶凡就喜欢桃树。每天上下班,他要在桃林中过往好几次。树影婆娑,屋舍隐约。他禁不住会深深地呼吸,感觉着有股清气浑身流动。

 

  下了山,陶凡径直去了陈老住的那栋楼。想了想,估计南边一楼那套就是陈老的家。却不见屋里有灯。陶凡试着敲了门,没人答应。又敲了几次,门终于开了。

 

  果然是陈老,问:“你找谁?”

 

  “陈老书记,我是陶凡呀,来看看您老。”陶凡说。

 

  陈老不说话,转身往里面走。陶凡见他没有把门带上,就跟了进去。灯光很昏暗,窗帘遮着,难怪外面看不见光亮。屋里有股霉味,很刺鼻。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就只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木椅。桌子是老式办公桌,上面隐约可见“西州地委办置”的字样,只怕很有些年月了;木椅也是过去会议室常用的那种,上面却刷有“西州专员公署置”,竟是五十年代的物件了。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惟一值钱的就是桌上的小收音机,也已是漆色斑驳。

 

  “陈老,您身体还很健旺啊。”陶凡自己坐下了,注意不让自己挑二郎腿。

 

  “一个人来的?”陈老答非所问。

 

  陶凡说:“我一个人来看看您老,想听听您的意见。有别人在场,反而不方便。”

 

  “又不讲反动话,有什么不方便的?”陈老说。

 

  “那也是啊。我这是非工作时间,自己出来走走……”

 

  没等陶凡说完,陈老接过话头:“到你们手上,公私就分明了啊。难怪你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谈工作。八小时之外,是你自己的时间。”

 

  陶凡说:“陈老啊,我跟您说啊,现在风气不如以前了,到你家里来的,都是有事相求的,总要送这送那。好像空着手就进不了门。所以啊,我就立了个死规矩,绝不在家里接待客人。”

 

  陈老眼睛睁开一下,马上又半闭着了,问:“真是这么回事?”

 

  陶凡笑道:“我为此事得罪过不少人的。有人说进我的门,比进皇宫还难。由他们说去吧。”

 

  陈老说:“这么说,我俩的毛病一样了。我还以为不一样哩。我那会儿,上门送礼倒没什么。可是到了家里,他们就会套近乎,老领导呀,老战友呀。我听着这些话就烦。我就死也不让他们进我的屋。快三十年了,没几个外人进过我的家门。有人说我家是阎王殿,我也由他们去说。”

 

  陶凡无意间挑上了二郎腿,又放了下来。听陈老说了这几句话,他想原来老人家并非不近人情。“陈老,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有事就要找我啊。您不要找其他人,直接找我就是了。”陶凡说。

 

  “我没困难,群众有困难,许多群众还很苦,你是书记,要多替群众办实事啊。”陈老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

 

  陶凡说:“陈老告诫得是啊。现在有些同志,群众观念淡薄了,有违党的宗旨。”

 

  陈老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这个……方针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要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反对过我们的意见。李鼎铭先生,一个民主人士,他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精兵简政……”

 

  陶凡不打断老人的话,不停地点头。陈老说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却像有些人唱歌,从这首歌跑到那首歌里。见陈老停顿了一下,陶凡就说:“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陈老,我想看看你的房子,可以吗?”

 

  “没什么可看的。”陈老说着就站了起来,领着陶凡往里走,又说,“我只用客厅,一间房,还有厨房和厕所。那两间用不着,锁了好多年了。”

 

  进房一看,里面就只有一张床,连凳子都没有一张。那床也是公家的,上面刷了“西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置”。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像营房里的军人床。

 

  陶凡胸口不由得发麻:“陈老,您生活太清苦了。”

 

  陈老像是没听见,什么也不说,就出来了。陶凡跟了出来,说:“陈老,您身体没什么事吗?我让老干局定期组织老同志检查身体,您老参加了吗?”

 

  陈老说:“我身体没问题。”

 

  “您安排个时间,我陪您去医院看看。”

 

  陈老望望陶凡,又是那句话:“我身体没问题。”

 

  陈老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可接近,却总是冷冷的。两人说了很多话,其实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陶凡总是顺着陈老说,或是听他多说些。想同陈老完全沟通,肯定不可能。如果把陈老想象成很有见识的老领导,会语重心长地提出些好意见,或是把他想象成隐世高人,一语道出治世良策,那就是电影俗套和通俗小说了。陈老真诚、善良、质朴,可他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这就是所谓代沟吧。代沟不是隔阂,而是进步。当然进步是有代价的。很多陈老看不惯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代价。陶凡只能对陈老表示深深的敬意,仅此而已。

 

  从陈老家出来,陶凡在桃岭上徘徊。人们约定俗成,早把这片山叫做桃岭了。陶凡被某种沉重的情绪纠缠着,胸口堵得慌。他想历史真会作弄人,同陈老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谁又能保证自己如今做的工作,几十年之后会不会又是个玩笑呢?他丝毫不怀疑陈老某种情怀的真实,但老人只能属于另一个时代了。

 

  夜风起了,桃花缤纷而下。又一个春季在老去。陶凡感觉手中的事千头万绪,时光又如此匆匆。着急是没用的,事情再多,也得一件件去做。

 

  此后个把月,陶凡白天再怎么辛苦,晚上也得抽时间去走访老干部。他再也不是一个人去了,总是带着关隐达。说是专门把关隐达带来,今后老领导有事,可以找他陶凡,也可以让关隐达带个话。其他老同志就不像陈老了,他们哪怕再怎么拿架子,心里多少还是感激的。陶凡还没走上几户,消息早传出去了。后来陶凡再上别家去,他们就早做了准备,递上报告来。或是替子女调工作,或是要求换个大些的房子,或是状告某个在位的干部。陶凡差不多都是当场表态,所有要求都答应解决。只有告状的,他就谨慎些。他话说得严厉,批示却决不武断,只是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落实。

 

  老人家高兴起来,就跟小孩子差不多了。他们逢人就说陶书记是个好书记,西州有希望了。有几位老干部甚至联名写了感谢信,贴在了地委办楼前。望着那张大红纸,陶凡心里说不出的难堪。他不想如此张扬,会出麻烦的。

 

  果然过不了几天,就有人说,陶凡笼络人心的手腕真厉害,只怕非良善之辈。原来老干部中间也是有派系的。多年政治斗争,整来整去,弄得他们之间积怨太深了。他们的拥护或反对,看上去很有原则,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仍是那句经典教导在作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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