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街上走过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无线电播送着教育部长的祝词，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北京，全国，世界上许多地方，新学年开始了。
“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已经是高中的学生”，“我已经上三年级，再一年，就毕业了”。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孩子们，她们高兴：仿佛不是由于长大而升了级，倒是由于升级而突然长大了，同时聪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学生，谁能这样稳如泰山地意识到自己的上升，意识到自己正在逐年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闪耀的未来呢?
开学这一天，郑波的心情却不是这样，布告牌上的一纸布告使她不安了。
为鼓励广大同学努力学习，校务委员会特决定：
一、颁发学习优良奖章。
二、获得上述奖章之条件如下：
甲……
乙……
三、本星期六下午二时于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颁发第一批学习优良奖章，希届时出席。
下边是校长、副校长的签名章。
她把获得奖章的条件看了几遍，条件不能说太高，但是她没有达到。上学期开学以后，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上过课──“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她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做统计工作──头几次考试成绩很糟，后来追了追，但是平均起来有两门功课仍然达不到甲等。看布告的多了，同学们用对任何“新闻”都一样的顽皮声调议论起来：
“看这有什么用，反正没咱的份。”
“你说咱们班谁能得奖章?准有××……”
“奖章什么样子?漂亮不?”
“这回那些功课差劲的‘先进同学’可惨了。”
最后一句话是如此刺耳，郑波不由回过头去。这话是李春说的。郑波看见了李春的矮矮的身躯，她穿着浅褐色的外衣，手插在口袋里，微偏着大脑袋，显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李春一看是郑波，挤了一下眼睛，高声问道：
“嘿，刚来吗?暑假过得好?”
郑波走到她身边，回答了她，又随便聊了几句。李春说：“啊，我得到图书馆还书去。”跑掉了。
她的话刺痛了郑波。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是，解放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做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
又有同班的同学招呼她，她掸了一下衣襟上的土，摆脱开心思，向她们迎去。
发奖章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校长讲完了意义，发奖仪式就开始。掌声和乐声中，校长笑着和每一个得奖章者握手，把奖章放在她们的另一只手里。得奖章的同学从左边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章，立刻别在胸前，转过身，让大家看见，然后从台的右方走下。奖章是圆的，银白色，蓝纹，刻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和一支笔。书的一角和笔的上端都伸在圆形的外面。同学们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奖章，看清了一个，再看另一个。
全校得奖章的有四十多人，她们大多数涨红着脸，低着头，受奖的时候比受罚还不好意思。姑娘们都是如此。只有李春态度从容，她没和校长握手，却先鞠了个躬，然后用一只手接过奖章，往胸上一放就别住了，双手照旧插在口袋里，头微偏着，跑下台，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开心的火花。
高三班得奖的还有袁新枝。她不掩盖自己的快乐，但也不过分。她从台上一跳一跳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真诚地为别人鼓掌。
发完奖章，是自由讲话。受奖的同学上台表示：“我其实不配得奖章，不过我感谢学校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们说一句话用一个连结词，一边说一边忸怩，大家一边听一边哄笑，笑得喜气洋洋。没得奖的同学也上台讲话，表示有努力赶上去的决心，但没好意思说争取得奖章。最后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发言，她做着手势，激昂地讲道：
“亲爱的青年团员同志们，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会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大家都有许多收获……党号召我们学好功课，攻克科学堡垒，我们要保证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礼堂的四个门打开了，同学们互相叫着，拉着，拥了出去。
郭校长──同时是党支部书记，把学生中的党员找到校长室。
校长室是两大间北房，中间用帐子隔开。里间是校长自己办公和休息用的，外间摆着沙发、藤椅，是接待师生、开小会用的。学生党员一共有七个人，她们都挤在一个大沙发上──其中三个人，只是靠着沙发的扶手罢了。
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
“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
“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解放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
“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先进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解放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
“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
“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五○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的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九五○年十二月，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这大出李春意料之外，当兵竟然当到学生头上来了!不是兵已经很够，而且有的在复员吗?自己上高一，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呢?……不，决不报名。
报名本来自愿，也确有相当多的同学没报名。但是李春不报名是太扎眼了，嚷嚷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干真事就缩回去了，简直会引起公愤。李春翻来覆去，浑身发烧，偏赶上杨蔷云找她：
“李春，明天开始报名了，咱俩一块去吧!”
“噢，唔……”
李春病了，请了两个星期假，回来时，欢送参军同学的会都开过了。
李春的行为引起全班同学的诧异、气愤，以至轻视。有人干脆地说：“哼，装起病来了!”有人去她家看望，她不见。来到学校以后，她整天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说话带鼻音，和过去那洒脱的、得意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最初还是被羞耻心折磨，及至觉到别人的冷淡(有的是冷淡，有的是想去与她接近，也觉得十分不自然)，就转成了一种怒意：哼，你们瞧不起我了，哼!第二学期，她以身体不好，功课落下了为理由，要求不做学生会工作，学生会只好同意。这又使李春生气──果然，不要我了，连挽留都不挽留。
李春鼓起劲，埋头读书，她想，咱们赛吧，现在叽叽喳喳你们棒，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
李春和全班日渐疏远，最厉害的是杨蔷云。杨蔷云把李春的行为记在日记上：“……我算认识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骗取了我的友谊!”杨蔷云经常正面攻击李春，譬如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班上订爱国公约的时候。
爱国公约有一条：每天读报半小时。李春不同意，她说：“这一条倒漂亮，做不到不如不订，说实话，我做不到。”
杨蔷云说：“我做得到。同学们呢?”
大家都说做得到。
杨蔷云说：“我建议，通过这一条，后面注上：‘李春除外’。”
“你什么意思?”
“实事求是嘛。”
“你打击别人!”
“不能因为你降低了对全班的要求。”
爱国公约通过了，有三条注着“李春除外”。
往后，杨蔷云的态度也受了些批评，团小组会谈过几次，有些同学也努力去接近李春。情况稍好了点，李春在班上“奉公守法”，有会就参加，分配了什么社会工作就干，不过免不了讽刺人，说风凉话。她暗地里劲愈憋愈足，非赛过别人，挽回自己失掉的一切不可。
现在，这样的一天好像到来了。李春得了奖章，而郑波、杨蔷云没得着。你说妙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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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风景老子的帮助青春万岁一辈子的活法王蒙作品集荒诞小说选庄子的享受半生多事活动变人形“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已经是高中的学生”，“我已经上三年级，再一年，就毕业了”。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孩子们，她们高兴：仿佛不是由于长大而升了级，倒是由于升级而突然长大了，同时聪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学生，谁能这样稳如泰山地意识到自己的上升，意识到自己正在逐年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闪耀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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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上述奖章之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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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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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是校长、副校长的签名章。
她把获得奖章的条件看了几遍，条件不能说太高，但是她没有达到。上学期开学以后，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上过课──“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她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做统计工作──头几次考试成绩很糟，后来追了追，但是平均起来有两门功课仍然达不到甲等。看布告的多了，同学们用对任何“新闻”都一样的顽皮声调议论起来：
“看这有什么用，反正没咱的份。”
“你说咱们班谁能得奖章?准有××……”
“奖章什么样子?漂亮不?”
“这回那些功课差劲的‘先进同学’可惨了。”
最后一句话是如此刺耳，郑波不由回过头去。这话是李春说的。郑波看见了李春的矮矮的身躯，她穿着浅褐色的外衣，手插在口袋里，微偏着大脑袋，显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李春一看是郑波，挤了一下眼睛，高声问道：
“嘿，刚来吗?暑假过得好?”
郑波走到她身边，回答了她，又随便聊了几句。李春说：“啊，我得到图书馆还书去。”跑掉了。
她的话刺痛了郑波。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是，解放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做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
又有同班的同学招呼她，她掸了一下衣襟上的土，摆脱开心思，向她们迎去。
发奖章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校长讲完了意义，发奖仪式就开始。掌声和乐声中，校长笑着和每一个得奖章者握手，把奖章放在她们的另一只手里。得奖章的同学从左边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章，立刻别在胸前，转过身，让大家看见，然后从台的右方走下。奖章是圆的，银白色，蓝纹，刻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和一支笔。书的一角和笔的上端都伸在圆形的外面。同学们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奖章，看清了一个，再看另一个。
全校得奖章的有四十多人，她们大多数涨红着脸，低着头，受奖的时候比受罚还不好意思。姑娘们都是如此。只有李春态度从容，她没和校长握手，却先鞠了个躬，然后用一只手接过奖章，往胸上一放就别住了，双手照旧插在口袋里，头微偏着，跑下台，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开心的火花。
高三班得奖的还有袁新枝。她不掩盖自己的快乐，但也不过分。她从台上一跳一跳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真诚地为别人鼓掌。
发完奖章，是自由讲话。受奖的同学上台表示：“我其实不配得奖章，不过我感谢学校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们说一句话用一个连结词，一边说一边忸怩，大家一边听一边哄笑，笑得喜气洋洋。没得奖的同学也上台讲话，表示有努力赶上去的决心，但没好意思说争取得奖章。最后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发言，她做着手势，激昂地讲道：
“亲爱的青年团员同志们，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会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大家都有许多收获……党号召我们学好功课，攻克科学堡垒，我们要保证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礼堂的四个门打开了，同学们互相叫着，拉着，拥了出去。
郭校长──同时是党支部书记，把学生中的党员找到校长室。
校长室是两大间北房，中间用帐子隔开。里间是校长自己办公和休息用的，外间摆着沙发、藤椅，是接待师生、开小会用的。学生党员一共有七个人，她们都挤在一个大沙发上──其中三个人，只是靠着沙发的扶手罢了。
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
“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
“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解放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
“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先进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解放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
“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
“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五○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的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九五○年十二月，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这大出李春意料之外，当兵竟然当到学生头上来了!不是兵已经很够，而且有的在复员吗?自己上高一，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呢?……不，决不报名。
报名本来自愿，也确有相当多的同学没报名。但是李春不报名是太扎眼了，嚷嚷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干真事就缩回去了，简直会引起公愤。李春翻来覆去，浑身发烧，偏赶上杨蔷云找她：
“李春，明天开始报名了，咱俩一块去吧!”
“噢，唔……”
李春病了，请了两个星期假，回来时，欢送参军同学的会都开过了。
李春的行为引起全班同学的诧异、气愤，以至轻视。有人干脆地说：“哼，装起病来了!”有人去她家看望，她不见。来到学校以后，她整天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说话带鼻音，和过去那洒脱的、得意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最初还是被羞耻心折磨，及至觉到别人的冷淡(有的是冷淡，有的是想去与她接近，也觉得十分不自然)，就转成了一种怒意：哼，你们瞧不起我了，哼!第二学期，她以身体不好，功课落下了为理由，要求不做学生会工作，学生会只好同意。这又使李春生气──果然，不要我了，连挽留都不挽留。
李春鼓起劲，埋头读书，她想，咱们赛吧，现在叽叽喳喳你们棒，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
李春和全班日渐疏远，最厉害的是杨蔷云。杨蔷云把李春的行为记在日记上：“……我算认识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骗取了我的友谊!”杨蔷云经常正面攻击李春，譬如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班上订爱国公约的时候。
爱国公约有一条：每天读报半小时。李春不同意，她说：“这一条倒漂亮，做不到不如不订，说实话，我做不到。”
杨蔷云说：“我做得到。同学们呢?”
大家都说做得到。
杨蔷云说：“我建议，通过这一条，后面注上：‘李春除外’。”
“你什么意思?”
“实事求是嘛。”
“你打击别人!”
“不能因为你降低了对全班的要求。”
爱国公约通过了，有三条注着“李春除外”。
往后，杨蔷云的态度也受了些批评，团小组会谈过几次，有些同学也努力去接近李春。情况稍好了点，李春在班上“奉公守法”，有会就参加，分配了什么社会工作就干，不过免不了讽刺人，说风凉话。她暗地里劲愈憋愈足，非赛过别人，挽回自己失掉的一切不可。
现在，这样的一天好像到来了。李春得了奖章，而郑波、杨蔷云没得着。你说妙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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