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阶段考之后，李春特别快活。她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练嗓子：“──道米骚道，啊──啊──啊──啊，”然后洒脱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听讲时她笔记记得特别多，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使用钢笔、红铅笔和蓝铅笔。甚至听到“妙处”的时候拍一下自己的腿──谁能在课堂上这样“洒脱”呢?下午一下课，她就背起满满一书包的书、本子、文具，跑到图书馆，抢一个离门远、离窗户近的座位，把所有书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在自己的桌面上堆成个小山。然后干将起来。即使只用其中的一个小本子，她也爱把更多的东西拿出来。不这样，就不能激发“脑力劳动”的情绪。她在同学面前也活泼了，像从前一样，买了花生米请别人吃，给别人讲故事。围在她身旁吃东西和听故事的同学渐渐多起来。对杨蔷云，她像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势，特别大方，主动招呼蔷云，找蔷云借书看。如果不发生下面的事情，她就会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充满信心地迎接杨蔷云的任何进攻的。
十月革命节期间，学生会组织大家看了许多苏联电影，第二天星期日，李春和别的同学在教室里“分析”起苏联的舞蹈来。一个南洋归来的华侨学生说，苏联舞蹈的特点是脚特别累，南洋舞蹈的动作却主要靠两只手。一个好问的同学问是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和气候地理条件有关。俄罗斯太冷，跳起舞来像冷极了跺脚。南洋又是怎么回事呢?待考。
李春批驳这种说法，她说：“别侮辱人家苏联的舞蹈吧，哪是冷极了跺脚呢?俄罗斯舞，乌克兰舞，同一个特点就是热情。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连转上十八个圈，好像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吴长福摇一摇自己滚圆的手：“错了，错了。譬如──芭蕾舞，乌兰诺娃(吴长福伸一伸胳臂跷一跷腿，想表示出奥杰塔(奥杰塔：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公主。)的舞姿是那样跳吗?”
吴长福的话，也许主要是语气，也许更主要是姿势，引起大家哄笑。吴长福觉出自己是被哄笑的主角、谈话的中心，就兴奋起来了，连忙大发议论，因为她个儿矮，说话时不断伸脖子：“舞蹈是各式各样的，哪样跟哪样都不一样。芭蕾舞和红军舞，‘男舞’和‘女舞’，都有区别……”
周小玲笑喊：“废话!”
吴长福止住她：“听我说，你们猜，我最欣赏的，是什么舞?(她神秘地巡视一周)不知道吧，我瞅着最棒的是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那两只‘小鸟’。不明白?就是那两个胖老太太呀，看，一说你们就笑了。她们那么胖，(她比画着)裙子那么宽，(她比画着)屁股那么大，(她比画着)右手扯着裙子，舞起来，一边唱，一边嚷，一边跳。嘿，这才叫艺术呢。谁看了这舞蹈，就像，就像夏天洗了冷水澡，冬天吃了水萝卜，嗓子哑的时候用通条通了通，简直是消食化气，益寿延年，唉!”
同学们拍着吴长福的肩膀，都快笑化了。李春忍住笑，提议道：“静一静，同学们，我建议请咱们的功勋演员、天才的芭蕾舞大师、迷人的舞蹈家──吴──长──福，为咱们表演一段：‘小鸟’舞，好之不好?”
“好!”
同学们连推带挤，把吴长福弄到座位前。周小玲回宿舍拿床单，李春根据大家的建议给吴长福化妆。先掏出一段红毛线，给吴长福梳起一条冲天杵式的辫子……
吴长福心里明白别人在拿自己寻开心，她挣扎着拒绝，不过也不坚决。因为正闹得欢，她也跃跃欲试地想凑趣。
床单拿来，围在长福腰上当裙子。李春放开她，喊：“一、二、三!”长福往回跑。李春拦她，别人也一齐打起拍子，长福最初还脸红，后来慢慢移动自己的步子，最后跟着拍子乱动起来。教室里哈哈笑成一片，同学们你扶着我我扶着你，笑得站不住。
李春大声吆喝：“没事的快来呀，快看肥猪舞，不要票，不要钱哪!”
教室的玻璃窗旁已经围上了人，互相打听着：“那个耍活宝的是谁?”
就在李春吆喝的时候，袁先生走进了教室，他以为本班出了什么怪事。吕晨从这儿过，也跑过来了。
李春喊的“肥猪舞”三个字，使同学们(包括吴长福)一愣，使袁先生和吕晨一惊。这时大家看见先生，热闹场面突然冻结。
袁先生和吕晨的眼光越过同学看见了吴长福的尊容，一刹那间，吕晨以为她可能是神经出了轨;袁先生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了?”
吴长福低下头，满脸通红。她忘了摘小辫，正好把冲天杵正对着袁先生。
“怎么回事?”袁先生问同学。别人己经不知不觉地退去了(学生见了先生，都有这种本领)。只剩下可怜的吴长福、慌张的李春、迷惑的袁先生和吕晨站在讲台前。
吕晨一直盯着李春，她己经找到主要负责人了，她问：“你干什么?”
“玩玩。”李春傲气地说。“你刚才在喊什么?”“让大家来看。”刚才，李春在喊出口以后，已经觉出不对碴儿。吕晨一问，她马上计划着怎么办。抵赖呢?解释呢……“你还喊什么?”吕晨又问。“不知道。”“你在喊‘肥猪舞’，大家都听见了!”袁先生摇头说：“太不像话了!”吕晨问李春：“你谈谈，什么叫‘肥猪舞’?”
李春向袁先生服从地说：“下回，不这样闹了。”又走到吴长福身边给长福“卸妆”。长福把她推开，自己揪下红毛线，解开“裙子”，摔到地下。周小玲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床单，也不敢去捡。别的同学已经拿起了书。窗外的观众，也退去了。
袁先生向着大家说：“这样玩也不像话呀，拿着一个人耍，(吕晨在旁补充道：“简直是侮辱人家人格!”)哪里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你们是高三的同学了，全校最高班，初中小同学围着窗户看你们，这算什么表率呀?”
李春说：“下回不了。”
吕晨又对吴长福说：“你也太，缺乏自尊心了!”
经过袁先生和吕晨一说，吴长福完全明白自己的丢人。听吕晨说了这一句话，她“哇”地像小孩似的哭出了声，然后捂着脸跑出教室，奔回宿舍。
吴长福进了宿舍，隔老远就向自己的床铺一扑，趴在床上，左腿还耷拉在床下，一边呜呜地哭，一边回忆着数落自己：
“吴长福，你是个大傻瓜，大笨蛋。你丢人现眼，成了笑料啦。李春说你是肥猪，团总支书记说你没有自尊心，你成了什么了……
“人家瞧不起你，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耍着你玩，你还不提防着点吗?
“吴长福啊，她们就这样看你!你虽然功课不太好，也不是团员，分支开会也没叫你参加。
可是你也在学好，今年一开学，你就找郑波帮着订过学习计划，团小组订了《中国青年》，你也常借着看。上次大扫除，你也吭哧吭哧干了老半天，比李春杨蔷云都卖力气，痰桶还是你倒的呢。
“下决心吧，下次再也不跟人开玩笑了，说话要严严肃肃地，省得人家瞧不起，可是……”
快吃午饭了，吴长福渐渐平静，打了一盆水擦脸。这时，周小玲找她道歉来，起初她红着脸不言语，后来道得她怪不好意思，只好和周小玲说笑一番。等到了饭厅抢着盛汤(菜是每人一份，不用抢。汤是早来的有，晚来的没有，必须要抢)的时候，这一阵阴雨就完全过去了。教室后墙的班报上出现了一篇新文章，以“这是同学对同学的态度吗?”为题，严厉批评了那个“吴长福事件”，特别指责了李春。这篇文章署的是本班一同学。李春看了气呼呼地去找班主席周小玲：“周小玲，那篇文章是谁写的?”
“你问这个干吗?”“那是小题大做，趁机打击人!”“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
“到底是谁写的?是不是杨蔷云?”“你管不着。”“管不着?”李春气了，然后命令地说：“我要求把这稿子撤下来。”“你没这个权力。”周小玲说完就转回身干别的去了。李春一看，好啊，周小玲这小丫头这样“不接受群众意见”，自己跑到班报旁，把那稿子扯下来，撕成了碎片。隔了一天，团分支召集了团员大会，讨论李春的行为，非团员除了呼玛丽也都参加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由周小玲把始末说了一遍。说到李春撕壁报的蛮横态度，周小玲气得哆嗦。她说：“那天大家和吴长福闹，我也是主谋人之一，但是我们大家，当时确实想得不多，反正咱们班同学爱起哄，当然哄得太过分了。李春可不完全是这样，她，她真是──我不会说──有点拿人家不当人!她那个撕壁报的样儿更是霸道，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她那么凶的!”
主持会议的郑波让李春发言，李春歪着头看看别人，叹一口气：
“我错了，应该改。对不起，吴长福，下次我不和你开玩笑了。对不起，周小玲，下次我不再给班报提意见了。这个，嗯，倒霉的事应该一个人负责，这对别人有好处，我愿意负责……”群众哗然：“什么叫不开玩笑呀!”“谁不许你给班报提意见啦?”“你负什么责任哪，你?”
李春举手，向郑波提：“主席，这么多人一起发言，我接受不过来。”袁新枝说了，她说：“那天我没在，听了这事儿，我都有点不信。对于自己的同学，亲密的伙伴，难道能那样……”
杨蔷云不喜欢袁新枝发言这股轻巧的劲儿，不等新枝说完就抢上来：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孤立地看，这是李春近来一连串言论和行为里的一小件。李春同学是这样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李春说：“等哪一天我的学习优良奖章没有了，杨蔷云戴起它来，她对我的态度可能就好转了……”
“你……”蔷云站起来。
“请坐。”李春说。
“你卑鄙!”
李春站起来，扭头就走。
“李春!”郑波叫她。李春停住脚，仍然面向外。郑波说：“回来吧，下面有更重要的事要讨论。”“什么更重要的?”她仍然不看郑波。郑波皱了一下眉头，声音有一点发抖，所以她说得特别慢：“譬如，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什么?”李春回过身来。
教室里静无一声。李春呆立着。这话连杨蔷云都没想到，她注意着郑波，比对李春还注意了。郑波仍然坐着，仰头看着李春，那神色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忧愁，她的两只手捏着一块橡皮，弯转过来，掰折了。
她说：“李春，你不能这样下去!然后她不看李春，对大家说，“咱们看着李春的行为，又听了她的话，都觉得那么生疏，因为那离一个团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太远了。什么倒霉事要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对别人有好处，这是什么规律呀?是哪个国家，什么社会的规律?我们是一伙什么人呢?什么杨蔷云和奖章，不要拿你那个心灵的框框去套别人吧。李春以为她功课好就是做到了一切，不错，你功课好，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希望你帮助我们。可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崇高的思想，没有对集体的新的态度的同学，哪怕每门功课考二百分，你的分数又有什么用呢? 你以为你功课好别人就不敢碰你了?你错了。我们不能允许你坚持错误，我们不能看着你离开一个团员的道路……”
李春仍然站在那里，她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声来。
夜里，李春仔细地回想了一切，她想弄清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错，她绝不怕改正。没有错，她也绝不妥协。
李春从小生活在伯父家。她父亲原来是河南的一个小地主，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带着才过两生日的小李春，投奔到在天津银行里工作的李春的伯父。李春的伯父李季湘，四十多岁了，没有孩子，他对李春她们娘两个还不讨厌，可李春的伯母就很不欢迎这两个吃闲饭的。于是她努力使用她的“弟妹”，使李春的母亲成为全家的仆人。同时经常拉脸子，甩闲话，嫌李春的母亲吃窝头吃得太多。李春的母亲性格很懦弱，丈夫的死己经夺去了她的一半魂，嫂嫂的折磨又去掉她的另一半，过了两年，她得气喘病死了。
她临死的时候，给四岁的李春只留下一句话：“别像我这么窝囊。”母亲死了以后，小李春同时受着伯父的怜爱与伯母的虐待的双重待遇。李春慢慢懂得，要活下去就只有讨好伯父和尽量躲开伯母。伯父在家的时候，她乖乖地呆在一旁。伯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非常听话。伯父不在的时候，她跑出去很远，找都找不着。伯父给她买了玩具、糖果，她不告诉伯母。伯母打了她，她总想法让伯父知道。李春的这一套办法果然有效，伯父愈来愈喜欢她，而且为庇护她与伯母吵过几次架。小李春就这样靠自己的聪明，在无父无母的困难情况下站住了脚。
所以，李春从小就富有自动性和自信心。她在学校很用功，她模糊地觉得，别人不好好念书也可以在家庭的照管下生活得很好，而她，只能靠自己。她瞧不起那些每天上学有人送，下学有人接的孩子。那些人没出息，而她李春，什么都不怕，一切靠自己闯。过去，在学生当中似乎很容易得到荣誉，一个学生功课好，穿得整齐，有口才，不出一星期就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推崇，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全校出名。李春的小学阶段就是这样顺利，小学毕业的时候，她找老师给她题“纪念册”，大多都给她写了些“出类拔萃，前途无限”之类的话。
上了中学，李春渐渐懂得了，无论自己多么“出类拔萃”，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前途”却不是“无限”的。她恨国民党，恨旧社会，因为那时即使一个青年有天才，肯努力，也不见得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解放了她特别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从解放头一天起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就入了团，她相信像她这样聪明、积极，过去又是“受压迫者”，现在前途真的“无限”了。
若不是赶上了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时候……想到这里，李春愈想愈觉得自己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容易。换任何一个人，譬如苏宁，处在她那个家，早就会被伯母折磨死的。譬如吴长福是她的话，至多上两年学，不求上进，到十七八岁嫁个人完事。而她李春，在冷酷的命运面前，自小东冲西闯，一日不敢稍懈，受过别人没受过的苦，用过别人没用过的心机，居然，自己成了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五年上学免费，三次得奖。……唉，有谁了解她呢?
她后悔参加军干校的时候没报名，像她功课这样好，将来可以培养做科学家，怎么会批准她去参军呢?杨蔷云、郑波，报了名不也没去参军么?这一步路算是走错了。
这学期好容易抬起了点头，为什么最近又碰上那么个倒霉事!李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好像听见郑波的声音：“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郑波在团分支会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又想起从前通过爱国公约时的“李春除外”来，自尊心伤得发疼。对吴长福，她是有点瞧不起，但难道郑波、杨蔷云就一定瞧得起吴长福吗?李春比吴长福强，就像郑波、杨蔷云比吴长福强一样是客观事实，装得谦虚也好，表现得不够尊重她也好，其实还不是一样。那为什么她们和自己这样过不去?
李春没有仔细想一想关于撕壁报，团分支会上的发言和态度这些事，因为她当时己经觉出自己的错来，后来更觉出来了，既然是自己错了，也就不需要多想了。
李春得出结论，自己并没有大过失。郑波的话要么是吓唬人，要么是没通过大脑。但郑波说话不通过大脑的事不多，那一定是吓唬，是威胁。李春愈想愈气，自己从在天津做团的总支委员，一落千丈落到被分支书记指斥为不像团员的样子。这样下去，李春就算白活了。李春烦躁得睡不着觉，她把被子全蹬开，又觉着褥子没铺平，就起来扯一扯褥子。褥子愈扯愈起褶子，她气呼呼地坐在床上。忽然，她想起一个主意，她连忙披上她那件褐色的外衣，趿拉着两只鞋，摸黑跑到自己的教室里，拿出纸和笔，再跑到南院楼道的灯底下坐定，拿硬纸夹子垫着纸，给校长和袁先生写信。昏黄的灯光照出了她的一团黑影，深秋的夜半凉风吹冷了她赤着的脚，她一边写着愤怒的言语，一边慨叹着自己的身世，回味着自己的“斗争历史”。
报复的愿望，汹涌到她的心里。
袁闻道是喜欢李春这个学生的，因为她功课好，特别是数学好。而且，用袁先生自己的话，他有个“私心”。二十几年前，袁闻道开始做教师的时候，一个他最佩服的老教员告诉他：“干教员这一行，一辈子教出来的学生能有万数来个，如果这万数来个都平平常常，你这个教员也就没人理睬。如果你的学生堆里能有那么十个、五个、哪怕是一个，干出了点玩艺儿，那才是咱们的功劳。”说到这儿，这位老教员拍拍袁闻道的肩膀：“要留心呀，发现了有出息的要多多栽培，将来人家也就不至于忘了咱啦!”袁先生根据这个原则，总在自己的学生里找寻“有出息者”。解放以前，他也认定了十几个，可惜毕业以后这十几个有的音信全无，有的生病夭亡，有的结婚后做了家庭妇女(袁先生惋惜自己教的是女校)。这使袁先生很伤心。解放以后，这两年，他选定了李春，盼望李春真正成为自己的“高足”，这种心思，连他的女儿也不知道。
袁先生看到了李春的信，他首先不高兴的是团分支开会事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他想：到底这个班是归班主任管还是归团分支管呢?其次李春的那些危言耸听的词句(她写道：“团分支开会斗争了我，郑波要处分我……”)也引起了他的同情。他觉得郑波她们未免太不能容人了。不过，他又觉得这是团内的事，自己不好插手管，于是犹犹豫豫。回到家向袁新枝发牢骚：“女儿呀，告诉我实话，你们班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班主任没什么大用处呀?”
袁新枝闹清了是怎么回事以后，直向她父亲解释：“那天开会没跟您商量是我们分支错了，一时的疏忽，绝不是瞧不起班主任。”袁先生更有气，嘿，袁新枝自动代表起“我们分支”，向她爸爸办上“外交”了!
郭校长看到李春的信，就去问袁先生，袁先生把自己收到的信也给了校长。他说：“我这个班主任官僚主义，别的情况再也不知道了。”郭校长知道他的意思，对他说：“你去批评团分支好了，为什么她们开会不和班主任商量呢?”袁先生笑了笑，郭校长把两封信都交给袁先生，她说：“你找团分支研究研究吧，我考虑是不是有些人和李春之间互相有些成见?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当然应该有批评，不过要像李春信里描写的那样剑拔弩张还了得!还是要想法在团结中求进步。”
袁先生原来想把信交给校长，请校长去管，而且是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但结果校长的意思却是由他自己来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那么多的事，要是校长全一个人包了，哪管得过来?
但是他怎么管呢?过去可从来没给团分支提过意见。想着想着，郭校长己经走了。
那边袁新枝己经早把她父亲对团分支的意见告诉郑波，杨蔷云也在旁边听着。郑波说：“对了，咱们最近跟班主任实在配合得太少。”杨蔷云说：“可是袁先生从来也没找过咱们呀!”
袁新枝说：“我爸爸本来不乐意当班主任。”郑波说：“所以咱们更应该多找他呀。”
后来她们商量了一下，郑波和杨蔷云就主动到数学教研组办公室去找袁先生。
数学教研室是一间小屋，只有四个数学教员在那里工作。在郑波她们去的时候，正好别的先生都没在，袁先生坐在窗户旁看新到的《数学通报》。
郑波敲门，袁先生不回答。隔着玻璃窗只见他翻开《数学通报》的一页左看右看，再紧张地拿近玻璃窗看，又听见他自言自语：“是他?不是他?” 郑波、杨蔷云很纳闷，等了一会，再敲门，袁先生惊了一下，回过头，看见她们。
袁先生叫她们进来坐下，把那杂志合上，刚合上又翻开，在那页折了一角做记号。郑波不等问就说起了那次团分支会，并且检讨自己事先忘了和班主任商量。
袁先生点点头，把李春的信拿给她们。杨蔷云一看信就火了，说：“她歪曲……”郑波拉了一下她的衣角。
郑波把那次分支会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袁先生问：“你们认为李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杨蔷云把头一昂，说：“她自私……”。“自私?”袁先生好像没有料到。
“您不知道，”杨蔷云做着手势，“她并不是那种自私，而是那种，她生活上并不小气，可是她总是为个人打算……”
郑波说：“她太骄傲。”袁先生问：“你们……讨厌她吗?”
杨蔷云说：“不，她不惹人讨厌，她是叫人生气……。”
郑波说：“也叫人着急。”袁先生说：“都哪些地方叫人生气呢?”
于是杨蔷云历数李春的毛病：自高自大，脱离集体，不做社会工作，不肯为群众服务，好说怪话……袁先生琢磨了一下，他说：“我说一句，听了不要不高兴。对李春这个同学，依我看来，和从你们看来，印象并不全同。李春同学，求学认真，热爱科学，学起来举一反三，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她有许多缺陷，需要你们多帮助……”
郑波她们没言语，考虑着袁先生的话。袁先生又拿起那本《数学通报》，突然苦笑了一下，向郑波她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郑波注视着袁先生，杨蔷云不解地眨一眨眼。
袁先生说：“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朝阳大学上学，同时在一个男校里代课，教初三平面几何。我们班有一个孩子──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很聪明，他长得又瘦又小，穿得破破烂烂，眼睛有点毛病，眼皮老是一跳一跳的。他除了数学什么也不喜欢。他爱数学爱入了迷──比我还迷──听说，因为他一天价总抱着数学书，挨过爸爸的揍。第一堂课下课以后，他就来找我，拿着他的一个证明题让我批判。你们猜他证的是什么?他证明点不能移动!道理是任意一点移动的时候，都要经过离它最近的一点，而离它最近的一点是找不出来的。我一看，这不是胡闹吗!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学几何的，简直是难为我这个年轻的代课先生。后来上课更麻烦了，我讲着讲着他常常搭下碴，没等说完他就明白了，或者起来纠正我。惹得同学噓他，损他，骂他。有时候他上着课出神，他那有毛病的一跳一跳的眼皮也不动了，我一看，只当是他一口痰堵住了呢。又有时候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堆难题问我，我心里想，不会走就想跑，好高骛远，真啰嗦。听见别的先生也在议论，他上别的课的时候也看数学书。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他借了一本高中的《大代数》正在看，我见了很生气，就劝他把《大代数》收起来。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又翻起《大代数》来。我当时年轻火气旺，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那时打学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下了课我又训了他三个钟头……”袁先生的脸阴暗起来，然后说：以后他干脆不上我的课了，我去找校长坚持提意见，就把他开除了……不久我也不在那个学校了……”
袁先生沉重地叹气，他把眼镜取下来用衣襟擦一擦，他的手微微发抖。
杨蔷云睁大了眼睛问：“后来呢?”
“后来?”袁先生沙哑地说，他咳了咳，到痰盂边吐了痰，走回来，把《数学通报》拿给郑波和杨蔷云，颤抖地说：“这篇论文是他写的，就是他。”
袁先生拿出一支烟。一般说，老师当着学生是不抽烟的，但是他忍不住点着烟，猛吸了几口。郑波和杨蔷云凑过去看那杂志，怀着敬意，看着那论文的古怪艰深的题目，不由得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袁先生把烟弄灭，收起来。他说：“还说咱们的事吧，我教了三十年书，功课愈好的学生，往往毛病愈大。当教员要是不谨慎，那就欠人一辈子债。”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对李春也得在意呀……”
“谢谢先生提醒了我们，我们过去想得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郑波说，然后她惶惑地看着袁先生，“可是，您说功课愈好的学生毛病愈大，非……非这样不可么?也许解放前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发展得挺完满呢?”
杨蔷云听袁先生的话的时候，怀着一种听故事的心情。她的敏锐的想象，己经把那个瘦小的、眼皮跳动的数学迷显现出来，她内心充满着同情。她茫然地听着郑波和袁先生的谈话。
袁先生点点头：“是呀，我谈的是过去的事，现在也许不同。我教了许多年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学生，我记得许多人，许多事，犯过许多错误……回过头，还是谈李春，李春是个有个性的，肯努力的学生。一方面她要强，自信，爱科学，好动脑筋，这种个性是好的，可爱的。另一方面，她骄傲，任性，有时候只想到发展自己，却全不关心旁人。依我的见解，如果对她的性格擅自引导，那她是个有作为的青年。至于思想作风、群众关系种种，一方面应该严格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像团分支书记一样。对于新的教育理论我还了解很少，这样说不知对不对。”袁先生十分客气地结束了他的话。
她们一同出神地想了一会，郑波点头说：“过去，我们和李春太对立了，这种对立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团分支的工作一直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方面，谁在这方面不积极我们就整谁。对于李春，我们了解得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杨蔷云，你说是吗?”
杨蔷云转一转眼珠说：“嗯，该想想。从前我认为对就赞成，认为不对就争吵，别的也没想，以后该想想了。”
袁先生的话是有效力的，她们走出来的时候，己经开始议论怎么和李春团结得更好。
李春夜半在楼道写信的时候受了凉，又加上睡得不好，第二天一起来就觉得头沉得很，眼睛也睁不开。于是她用冷水洗脸，想把自己刺激得“清醒”一些。这样勉强上了一堂课，头部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起来。接着两肩发酸，好像扛过几百斤的东西。她实在支持不住，请了假，然后回到宿舍里躺下。
她们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相当老的南房。屋里有些潮味和胰子味的混合气味，一共住着十二个同学。李春的铺位在最靠里的一角，那个角很暗。李春躺在床上，盖上被，呆呆地瞅着挂在绳上的十二条毛巾和一条新洗的裙子。李春没注意过哪个人用哪条毛巾。那条雪白的“祝君早安”大概是小张的。那条破旧的，带许多小孔的红格子的，大概是吴长福的。还有那条漂亮的、浅蓝花的新毛巾是谁的呢?她记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门吱扭扭地响了一下。又传来了电铃声和同学们下课后的闹嚷嚷的叫喊。她恍惚听见一个人叫李春。她寂寞地吸了一口气，结果满鼻腔都是胰子味和潮味。于是她重新一条条地看那些毛巾。忽然，她发现，自己的毛巾没和大家的毛巾放在一起，却远远地卷在这一边。一种病人所特有的孤独、软弱的感觉，就在这时袭来。
“难道我真像这条毛巾一样的失群吗?”李春问自己。
第二次电铃声传来，喧闹声平息，又上课了。这一堂课该是语文，由烫着长头发的四川人刘先生教，刘先生的口音真有趣……学校生活，那个被电铃支配的有规律的集体生活是多么好啊，可是她李春病了。不病又怎么样呢?有人批评她，有人疏远她，有人和她作对。她没有好朋友，不，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常和她接近的同学，她并不喜欢。她李春在天津上初中的时候是活跃的，是出头露面的。哪儿人最多，哪儿就有她的声音。那时她做团总支委员，忙忙碌碌，净和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还常常有外校的男学生、学联的干部、青年报的记者和她接洽事情。现在呢，这些事情她都“让”给别人了。她念自己的书，她不希罕这个。不，不要骗自己了吧，她希罕这个，她像饥渴一样地需要朋友，需要集体的温暖，需要为大家办事的光荣。可是怎么办呢?去找郑波要求一件社会工作么?社会工作是她自己决定“辞”去的，何必再去低头反悔呢?那么，到底做点什么事情才能显出自己真正的天才，才能压住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的嘴，才能打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而与更多的尊敬自己的伙伴连上线呢?
后来她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中午，有几个同学来看她，给她送来了病号饭，还拿来了一张当天的《青年日报》。她吃了几口挂面，把碗筷放在一边，用肘支着脸，斜着身子看报。《青年日报》副刊上登着一篇写学生生活的散文。她看了，不很喜欢;现在写学生的东西只会写些软绵绵的小事，什么下了大雨把伞借给人，生了病送去一个苹果……去吧，她李春病得再厉害也不需要苹果。如果李春写学生们的话，她就不写这个。她要讽刺，讽刺说空话的团支书，讽刺学不好功课的笨蛋。对了，她为什么不写呢?她不是能写得比《青年日报》上这篇文章更好吗?她写得好，一定写得好。她过去就投过稿，作文也常得九十多分。如果她的文章登出来，初一的小孩就会跑到高三班，拿着报问她的同学：“这个李春就是你们那个李春吗?”如果，那小同学碰上的正好是杨蔷云，那才妙呢。也许，海南岛的一个队员会写来信，以为她李春是个老教师，信上管她叫“李春姨姨”……于是李春心跳得更快了，她把《青年日报》上那篇文章看了七遍，每遍都发现了缺点，如果她写一篇文章，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于是信心更加增大，她的病弱的身体，几乎都容不下那强烈的写作的冲动了。
下午五点钟，郑波来到宿舍。那时李春己觉得好些，坐在床上看书。郑波问了她的病，同时把今天上课的情形告诉了她。郑波说，上俄文的时候，先生提问，周小玲回答的时候音念错了。先生纠正她，她老是学不准，站在位子那儿愈念愈念不好，惹得同学笑。后来先生让她坐下，她顺嘴溜了一句口头语：“妈妈的”，被先生听见以为她是骂先生，大为生气。幸亏袁新枝代为作证这确是周小玲无意中常说的口头语，才算圆了场。李春听了笑得憋住了气。
说完这个，郑波问：“开过那次会，你对我有些意见，是吗?”
李春紧张起来，看来，写信的事她知道了。
“对了，有意见。”李春阴沉地说。
“告诉我，好吗?”
李春脸红了，她不愿意拉开一种“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架子和别人聊天。她觉得这样一谈似乎就中了郑波的计。“我对你有意见，是什么，你找校长去好了。”她心里说，嘴里却不言语。
看她这样，郑波简短地说：“那天我说到像不像团员的样子，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这样轻率地刺激别人，你原谅吧。可是，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些病好了以后再说。”
郑波走了，李春感到一阵空虚。她气冲冲地写了一封很“精彩”的信，现在郑波来“承认错误”了，好像，她的这封信收到了效果，胜利了。但她又得到了什么呢?她紧张了半天，像发了一阵疟疾病，而郑波却很自然。
她宁可希望郑波不“承认错误”，生起气来才好呢。可是郑波却挺平和。她还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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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活法老子的帮助王蒙作品集荒诞小说选这边风景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半生多事庄子的享受十月革命节期间，学生会组织大家看了许多苏联电影，第二天星期日，李春和别的同学在教室里“分析”起苏联的舞蹈来。一个南洋归来的华侨学生说，苏联舞蹈的特点是脚特别累，南洋舞蹈的动作却主要靠两只手。一个好问的同学问是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和气候地理条件有关。俄罗斯太冷，跳起舞来像冷极了跺脚。南洋又是怎么回事呢?待考。
李春批驳这种说法，她说：“别侮辱人家苏联的舞蹈吧，哪是冷极了跺脚呢?俄罗斯舞，乌克兰舞，同一个特点就是热情。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连转上十八个圈，好像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吴长福摇一摇自己滚圆的手：“错了，错了。譬如──芭蕾舞，乌兰诺娃(吴长福伸一伸胳臂跷一跷腿，想表示出奥杰塔(奥杰塔：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公主。)的舞姿是那样跳吗?”
吴长福的话，也许主要是语气，也许更主要是姿势，引起大家哄笑。吴长福觉出自己是被哄笑的主角、谈话的中心，就兴奋起来了，连忙大发议论，因为她个儿矮，说话时不断伸脖子：“舞蹈是各式各样的，哪样跟哪样都不一样。芭蕾舞和红军舞，‘男舞’和‘女舞’，都有区别……”
周小玲笑喊：“废话!”
吴长福止住她：“听我说，你们猜，我最欣赏的，是什么舞?(她神秘地巡视一周)不知道吧，我瞅着最棒的是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那两只‘小鸟’。不明白?就是那两个胖老太太呀，看，一说你们就笑了。她们那么胖，(她比画着)裙子那么宽，(她比画着)屁股那么大，(她比画着)右手扯着裙子，舞起来，一边唱，一边嚷，一边跳。嘿，这才叫艺术呢。谁看了这舞蹈，就像，就像夏天洗了冷水澡，冬天吃了水萝卜，嗓子哑的时候用通条通了通，简直是消食化气，益寿延年，唉!”
同学们拍着吴长福的肩膀，都快笑化了。李春忍住笑，提议道：“静一静，同学们，我建议请咱们的功勋演员、天才的芭蕾舞大师、迷人的舞蹈家──吴──长──福，为咱们表演一段：‘小鸟’舞，好之不好?”
“好!”
同学们连推带挤，把吴长福弄到座位前。周小玲回宿舍拿床单，李春根据大家的建议给吴长福化妆。先掏出一段红毛线，给吴长福梳起一条冲天杵式的辫子……
吴长福心里明白别人在拿自己寻开心，她挣扎着拒绝，不过也不坚决。因为正闹得欢，她也跃跃欲试地想凑趣。
床单拿来，围在长福腰上当裙子。李春放开她，喊：“一、二、三!”长福往回跑。李春拦她，别人也一齐打起拍子，长福最初还脸红，后来慢慢移动自己的步子，最后跟着拍子乱动起来。教室里哈哈笑成一片，同学们你扶着我我扶着你，笑得站不住。
李春大声吆喝：“没事的快来呀，快看肥猪舞，不要票，不要钱哪!”
教室的玻璃窗旁已经围上了人，互相打听着：“那个耍活宝的是谁?”
就在李春吆喝的时候，袁先生走进了教室，他以为本班出了什么怪事。吕晨从这儿过，也跑过来了。
李春喊的“肥猪舞”三个字，使同学们(包括吴长福)一愣，使袁先生和吕晨一惊。这时大家看见先生，热闹场面突然冻结。
袁先生和吕晨的眼光越过同学看见了吴长福的尊容，一刹那间，吕晨以为她可能是神经出了轨;袁先生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了?”
吴长福低下头，满脸通红。她忘了摘小辫，正好把冲天杵正对着袁先生。
“怎么回事?”袁先生问同学。别人己经不知不觉地退去了(学生见了先生，都有这种本领)。只剩下可怜的吴长福、慌张的李春、迷惑的袁先生和吕晨站在讲台前。
吕晨一直盯着李春，她己经找到主要负责人了，她问：“你干什么?”
“玩玩。”李春傲气地说。“你刚才在喊什么?”“让大家来看。”刚才，李春在喊出口以后，已经觉出不对碴儿。吕晨一问，她马上计划着怎么办。抵赖呢?解释呢……“你还喊什么?”吕晨又问。“不知道。”“你在喊‘肥猪舞’，大家都听见了!”袁先生摇头说：“太不像话了!”吕晨问李春：“你谈谈，什么叫‘肥猪舞’?”
李春向袁先生服从地说：“下回，不这样闹了。”又走到吴长福身边给长福“卸妆”。长福把她推开，自己揪下红毛线，解开“裙子”，摔到地下。周小玲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床单，也不敢去捡。别的同学已经拿起了书。窗外的观众，也退去了。
袁先生向着大家说：“这样玩也不像话呀，拿着一个人耍，(吕晨在旁补充道：“简直是侮辱人家人格!”)哪里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你们是高三的同学了，全校最高班，初中小同学围着窗户看你们，这算什么表率呀?”
李春说：“下回不了。”
吕晨又对吴长福说：“你也太，缺乏自尊心了!”
经过袁先生和吕晨一说，吴长福完全明白自己的丢人。听吕晨说了这一句话，她“哇”地像小孩似的哭出了声，然后捂着脸跑出教室，奔回宿舍。
吴长福进了宿舍，隔老远就向自己的床铺一扑，趴在床上，左腿还耷拉在床下，一边呜呜地哭，一边回忆着数落自己：
“吴长福，你是个大傻瓜，大笨蛋。你丢人现眼，成了笑料啦。李春说你是肥猪，团总支书记说你没有自尊心，你成了什么了……
“人家瞧不起你，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耍着你玩，你还不提防着点吗?
“吴长福啊，她们就这样看你!你虽然功课不太好，也不是团员，分支开会也没叫你参加。
可是你也在学好，今年一开学，你就找郑波帮着订过学习计划，团小组订了《中国青年》，你也常借着看。上次大扫除，你也吭哧吭哧干了老半天，比李春杨蔷云都卖力气，痰桶还是你倒的呢。
“下决心吧，下次再也不跟人开玩笑了，说话要严严肃肃地，省得人家瞧不起，可是……”
快吃午饭了，吴长福渐渐平静，打了一盆水擦脸。这时，周小玲找她道歉来，起初她红着脸不言语，后来道得她怪不好意思，只好和周小玲说笑一番。等到了饭厅抢着盛汤(菜是每人一份，不用抢。汤是早来的有，晚来的没有，必须要抢)的时候，这一阵阴雨就完全过去了。教室后墙的班报上出现了一篇新文章，以“这是同学对同学的态度吗?”为题，严厉批评了那个“吴长福事件”，特别指责了李春。这篇文章署的是本班一同学。李春看了气呼呼地去找班主席周小玲：“周小玲，那篇文章是谁写的?”
“你问这个干吗?”“那是小题大做，趁机打击人!”“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
“到底是谁写的?是不是杨蔷云?”“你管不着。”“管不着?”李春气了，然后命令地说：“我要求把这稿子撤下来。”“你没这个权力。”周小玲说完就转回身干别的去了。李春一看，好啊，周小玲这小丫头这样“不接受群众意见”，自己跑到班报旁，把那稿子扯下来，撕成了碎片。隔了一天，团分支召集了团员大会，讨论李春的行为，非团员除了呼玛丽也都参加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由周小玲把始末说了一遍。说到李春撕壁报的蛮横态度，周小玲气得哆嗦。她说：“那天大家和吴长福闹，我也是主谋人之一，但是我们大家，当时确实想得不多，反正咱们班同学爱起哄，当然哄得太过分了。李春可不完全是这样，她，她真是──我不会说──有点拿人家不当人!她那个撕壁报的样儿更是霸道，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她那么凶的!”
主持会议的郑波让李春发言，李春歪着头看看别人，叹一口气：
“我错了，应该改。对不起，吴长福，下次我不和你开玩笑了。对不起，周小玲，下次我不再给班报提意见了。这个，嗯，倒霉的事应该一个人负责，这对别人有好处，我愿意负责……”群众哗然：“什么叫不开玩笑呀!”“谁不许你给班报提意见啦?”“你负什么责任哪，你?”
李春举手，向郑波提：“主席，这么多人一起发言，我接受不过来。”袁新枝说了，她说：“那天我没在，听了这事儿，我都有点不信。对于自己的同学，亲密的伙伴，难道能那样……”
杨蔷云不喜欢袁新枝发言这股轻巧的劲儿，不等新枝说完就抢上来：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孤立地看，这是李春近来一连串言论和行为里的一小件。李春同学是这样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李春说：“等哪一天我的学习优良奖章没有了，杨蔷云戴起它来，她对我的态度可能就好转了……”
“你……”蔷云站起来。
“请坐。”李春说。
“你卑鄙!”
李春站起来，扭头就走。
“李春!”郑波叫她。李春停住脚，仍然面向外。郑波说：“回来吧，下面有更重要的事要讨论。”“什么更重要的?”她仍然不看郑波。郑波皱了一下眉头，声音有一点发抖，所以她说得特别慢：“譬如，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什么?”李春回过身来。
教室里静无一声。李春呆立着。这话连杨蔷云都没想到，她注意着郑波，比对李春还注意了。郑波仍然坐着，仰头看着李春，那神色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忧愁，她的两只手捏着一块橡皮，弯转过来，掰折了。
她说：“李春，你不能这样下去!然后她不看李春，对大家说，“咱们看着李春的行为，又听了她的话，都觉得那么生疏，因为那离一个团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太远了。什么倒霉事要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对别人有好处，这是什么规律呀?是哪个国家，什么社会的规律?我们是一伙什么人呢?什么杨蔷云和奖章，不要拿你那个心灵的框框去套别人吧。李春以为她功课好就是做到了一切，不错，你功课好，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希望你帮助我们。可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崇高的思想，没有对集体的新的态度的同学，哪怕每门功课考二百分，你的分数又有什么用呢? 你以为你功课好别人就不敢碰你了?你错了。我们不能允许你坚持错误，我们不能看着你离开一个团员的道路……”
李春仍然站在那里，她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声来。
夜里，李春仔细地回想了一切，她想弄清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错，她绝不怕改正。没有错，她也绝不妥协。
李春从小生活在伯父家。她父亲原来是河南的一个小地主，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带着才过两生日的小李春，投奔到在天津银行里工作的李春的伯父。李春的伯父李季湘，四十多岁了，没有孩子，他对李春她们娘两个还不讨厌，可李春的伯母就很不欢迎这两个吃闲饭的。于是她努力使用她的“弟妹”，使李春的母亲成为全家的仆人。同时经常拉脸子，甩闲话，嫌李春的母亲吃窝头吃得太多。李春的母亲性格很懦弱，丈夫的死己经夺去了她的一半魂，嫂嫂的折磨又去掉她的另一半，过了两年，她得气喘病死了。
她临死的时候，给四岁的李春只留下一句话：“别像我这么窝囊。”母亲死了以后，小李春同时受着伯父的怜爱与伯母的虐待的双重待遇。李春慢慢懂得，要活下去就只有讨好伯父和尽量躲开伯母。伯父在家的时候，她乖乖地呆在一旁。伯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非常听话。伯父不在的时候，她跑出去很远，找都找不着。伯父给她买了玩具、糖果，她不告诉伯母。伯母打了她，她总想法让伯父知道。李春的这一套办法果然有效，伯父愈来愈喜欢她，而且为庇护她与伯母吵过几次架。小李春就这样靠自己的聪明，在无父无母的困难情况下站住了脚。
所以，李春从小就富有自动性和自信心。她在学校很用功，她模糊地觉得，别人不好好念书也可以在家庭的照管下生活得很好，而她，只能靠自己。她瞧不起那些每天上学有人送，下学有人接的孩子。那些人没出息，而她李春，什么都不怕，一切靠自己闯。过去，在学生当中似乎很容易得到荣誉，一个学生功课好，穿得整齐，有口才，不出一星期就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推崇，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全校出名。李春的小学阶段就是这样顺利，小学毕业的时候，她找老师给她题“纪念册”，大多都给她写了些“出类拔萃，前途无限”之类的话。
上了中学，李春渐渐懂得了，无论自己多么“出类拔萃”，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前途”却不是“无限”的。她恨国民党，恨旧社会，因为那时即使一个青年有天才，肯努力，也不见得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解放了她特别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从解放头一天起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就入了团，她相信像她这样聪明、积极，过去又是“受压迫者”，现在前途真的“无限”了。
若不是赶上了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时候……想到这里，李春愈想愈觉得自己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容易。换任何一个人，譬如苏宁，处在她那个家，早就会被伯母折磨死的。譬如吴长福是她的话，至多上两年学，不求上进，到十七八岁嫁个人完事。而她李春，在冷酷的命运面前，自小东冲西闯，一日不敢稍懈，受过别人没受过的苦，用过别人没用过的心机，居然，自己成了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五年上学免费，三次得奖。……唉，有谁了解她呢?
她后悔参加军干校的时候没报名，像她功课这样好，将来可以培养做科学家，怎么会批准她去参军呢?杨蔷云、郑波，报了名不也没去参军么?这一步路算是走错了。
这学期好容易抬起了点头，为什么最近又碰上那么个倒霉事!李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好像听见郑波的声音：“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郑波在团分支会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又想起从前通过爱国公约时的“李春除外”来，自尊心伤得发疼。对吴长福，她是有点瞧不起，但难道郑波、杨蔷云就一定瞧得起吴长福吗?李春比吴长福强，就像郑波、杨蔷云比吴长福强一样是客观事实，装得谦虚也好，表现得不够尊重她也好，其实还不是一样。那为什么她们和自己这样过不去?
李春没有仔细想一想关于撕壁报，团分支会上的发言和态度这些事，因为她当时己经觉出自己的错来，后来更觉出来了，既然是自己错了，也就不需要多想了。
李春得出结论，自己并没有大过失。郑波的话要么是吓唬人，要么是没通过大脑。但郑波说话不通过大脑的事不多，那一定是吓唬，是威胁。李春愈想愈气，自己从在天津做团的总支委员，一落千丈落到被分支书记指斥为不像团员的样子。这样下去，李春就算白活了。李春烦躁得睡不着觉，她把被子全蹬开，又觉着褥子没铺平，就起来扯一扯褥子。褥子愈扯愈起褶子，她气呼呼地坐在床上。忽然，她想起一个主意，她连忙披上她那件褐色的外衣，趿拉着两只鞋，摸黑跑到自己的教室里，拿出纸和笔，再跑到南院楼道的灯底下坐定，拿硬纸夹子垫着纸，给校长和袁先生写信。昏黄的灯光照出了她的一团黑影，深秋的夜半凉风吹冷了她赤着的脚，她一边写着愤怒的言语，一边慨叹着自己的身世，回味着自己的“斗争历史”。
报复的愿望，汹涌到她的心里。
袁闻道是喜欢李春这个学生的，因为她功课好，特别是数学好。而且，用袁先生自己的话，他有个“私心”。二十几年前，袁闻道开始做教师的时候，一个他最佩服的老教员告诉他：“干教员这一行，一辈子教出来的学生能有万数来个，如果这万数来个都平平常常，你这个教员也就没人理睬。如果你的学生堆里能有那么十个、五个、哪怕是一个，干出了点玩艺儿，那才是咱们的功劳。”说到这儿，这位老教员拍拍袁闻道的肩膀：“要留心呀，发现了有出息的要多多栽培，将来人家也就不至于忘了咱啦!”袁先生根据这个原则，总在自己的学生里找寻“有出息者”。解放以前，他也认定了十几个，可惜毕业以后这十几个有的音信全无，有的生病夭亡，有的结婚后做了家庭妇女(袁先生惋惜自己教的是女校)。这使袁先生很伤心。解放以后，这两年，他选定了李春，盼望李春真正成为自己的“高足”，这种心思，连他的女儿也不知道。
袁先生看到了李春的信，他首先不高兴的是团分支开会事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他想：到底这个班是归班主任管还是归团分支管呢?其次李春的那些危言耸听的词句(她写道：“团分支开会斗争了我，郑波要处分我……”)也引起了他的同情。他觉得郑波她们未免太不能容人了。不过，他又觉得这是团内的事，自己不好插手管，于是犹犹豫豫。回到家向袁新枝发牢骚：“女儿呀，告诉我实话，你们班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班主任没什么大用处呀?”
袁新枝闹清了是怎么回事以后，直向她父亲解释：“那天开会没跟您商量是我们分支错了，一时的疏忽，绝不是瞧不起班主任。”袁先生更有气，嘿，袁新枝自动代表起“我们分支”，向她爸爸办上“外交”了!
郭校长看到李春的信，就去问袁先生，袁先生把自己收到的信也给了校长。他说：“我这个班主任官僚主义，别的情况再也不知道了。”郭校长知道他的意思，对他说：“你去批评团分支好了，为什么她们开会不和班主任商量呢?”袁先生笑了笑，郭校长把两封信都交给袁先生，她说：“你找团分支研究研究吧，我考虑是不是有些人和李春之间互相有些成见?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当然应该有批评，不过要像李春信里描写的那样剑拔弩张还了得!还是要想法在团结中求进步。”
袁先生原来想把信交给校长，请校长去管，而且是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但结果校长的意思却是由他自己来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那么多的事，要是校长全一个人包了，哪管得过来?
但是他怎么管呢?过去可从来没给团分支提过意见。想着想着，郭校长己经走了。
那边袁新枝己经早把她父亲对团分支的意见告诉郑波，杨蔷云也在旁边听着。郑波说：“对了，咱们最近跟班主任实在配合得太少。”杨蔷云说：“可是袁先生从来也没找过咱们呀!”
袁新枝说：“我爸爸本来不乐意当班主任。”郑波说：“所以咱们更应该多找他呀。”
后来她们商量了一下，郑波和杨蔷云就主动到数学教研组办公室去找袁先生。
数学教研室是一间小屋，只有四个数学教员在那里工作。在郑波她们去的时候，正好别的先生都没在，袁先生坐在窗户旁看新到的《数学通报》。
郑波敲门，袁先生不回答。隔着玻璃窗只见他翻开《数学通报》的一页左看右看，再紧张地拿近玻璃窗看，又听见他自言自语：“是他?不是他?” 郑波、杨蔷云很纳闷，等了一会，再敲门，袁先生惊了一下，回过头，看见她们。
袁先生叫她们进来坐下，把那杂志合上，刚合上又翻开，在那页折了一角做记号。郑波不等问就说起了那次团分支会，并且检讨自己事先忘了和班主任商量。
袁先生点点头，把李春的信拿给她们。杨蔷云一看信就火了，说：“她歪曲……”郑波拉了一下她的衣角。
郑波把那次分支会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袁先生问：“你们认为李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杨蔷云把头一昂，说：“她自私……”。“自私?”袁先生好像没有料到。
“您不知道，”杨蔷云做着手势，“她并不是那种自私，而是那种，她生活上并不小气，可是她总是为个人打算……”
郑波说：“她太骄傲。”袁先生问：“你们……讨厌她吗?”
杨蔷云说：“不，她不惹人讨厌，她是叫人生气……。”
郑波说：“也叫人着急。”袁先生说：“都哪些地方叫人生气呢?”
于是杨蔷云历数李春的毛病：自高自大，脱离集体，不做社会工作，不肯为群众服务，好说怪话……袁先生琢磨了一下，他说：“我说一句，听了不要不高兴。对李春这个同学，依我看来，和从你们看来，印象并不全同。李春同学，求学认真，热爱科学，学起来举一反三，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她有许多缺陷，需要你们多帮助……”
郑波她们没言语，考虑着袁先生的话。袁先生又拿起那本《数学通报》，突然苦笑了一下，向郑波她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郑波注视着袁先生，杨蔷云不解地眨一眨眼。
袁先生说：“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朝阳大学上学，同时在一个男校里代课，教初三平面几何。我们班有一个孩子──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很聪明，他长得又瘦又小，穿得破破烂烂，眼睛有点毛病，眼皮老是一跳一跳的。他除了数学什么也不喜欢。他爱数学爱入了迷──比我还迷──听说，因为他一天价总抱着数学书，挨过爸爸的揍。第一堂课下课以后，他就来找我，拿着他的一个证明题让我批判。你们猜他证的是什么?他证明点不能移动!道理是任意一点移动的时候，都要经过离它最近的一点，而离它最近的一点是找不出来的。我一看，这不是胡闹吗!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学几何的，简直是难为我这个年轻的代课先生。后来上课更麻烦了，我讲着讲着他常常搭下碴，没等说完他就明白了，或者起来纠正我。惹得同学噓他，损他，骂他。有时候他上着课出神，他那有毛病的一跳一跳的眼皮也不动了，我一看，只当是他一口痰堵住了呢。又有时候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堆难题问我，我心里想，不会走就想跑，好高骛远，真啰嗦。听见别的先生也在议论，他上别的课的时候也看数学书。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他借了一本高中的《大代数》正在看，我见了很生气，就劝他把《大代数》收起来。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又翻起《大代数》来。我当时年轻火气旺，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那时打学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下了课我又训了他三个钟头……”袁先生的脸阴暗起来，然后说：以后他干脆不上我的课了，我去找校长坚持提意见，就把他开除了……不久我也不在那个学校了……”
袁先生沉重地叹气，他把眼镜取下来用衣襟擦一擦，他的手微微发抖。
杨蔷云睁大了眼睛问：“后来呢?”
“后来?”袁先生沙哑地说，他咳了咳，到痰盂边吐了痰，走回来，把《数学通报》拿给郑波和杨蔷云，颤抖地说：“这篇论文是他写的，就是他。”
袁先生拿出一支烟。一般说，老师当着学生是不抽烟的，但是他忍不住点着烟，猛吸了几口。郑波和杨蔷云凑过去看那杂志，怀着敬意，看着那论文的古怪艰深的题目，不由得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袁先生把烟弄灭，收起来。他说：“还说咱们的事吧，我教了三十年书，功课愈好的学生，往往毛病愈大。当教员要是不谨慎，那就欠人一辈子债。”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对李春也得在意呀……”
“谢谢先生提醒了我们，我们过去想得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郑波说，然后她惶惑地看着袁先生，“可是，您说功课愈好的学生毛病愈大，非……非这样不可么?也许解放前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发展得挺完满呢?”
杨蔷云听袁先生的话的时候，怀着一种听故事的心情。她的敏锐的想象，己经把那个瘦小的、眼皮跳动的数学迷显现出来，她内心充满着同情。她茫然地听着郑波和袁先生的谈话。
袁先生点点头：“是呀，我谈的是过去的事，现在也许不同。我教了许多年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学生，我记得许多人，许多事，犯过许多错误……回过头，还是谈李春，李春是个有个性的，肯努力的学生。一方面她要强，自信，爱科学，好动脑筋，这种个性是好的，可爱的。另一方面，她骄傲，任性，有时候只想到发展自己，却全不关心旁人。依我的见解，如果对她的性格擅自引导，那她是个有作为的青年。至于思想作风、群众关系种种，一方面应该严格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像团分支书记一样。对于新的教育理论我还了解很少，这样说不知对不对。”袁先生十分客气地结束了他的话。
她们一同出神地想了一会，郑波点头说：“过去，我们和李春太对立了，这种对立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团分支的工作一直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方面，谁在这方面不积极我们就整谁。对于李春，我们了解得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杨蔷云，你说是吗?”
杨蔷云转一转眼珠说：“嗯，该想想。从前我认为对就赞成，认为不对就争吵，别的也没想，以后该想想了。”
袁先生的话是有效力的，她们走出来的时候，己经开始议论怎么和李春团结得更好。
李春夜半在楼道写信的时候受了凉，又加上睡得不好，第二天一起来就觉得头沉得很，眼睛也睁不开。于是她用冷水洗脸，想把自己刺激得“清醒”一些。这样勉强上了一堂课，头部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起来。接着两肩发酸，好像扛过几百斤的东西。她实在支持不住，请了假，然后回到宿舍里躺下。
她们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相当老的南房。屋里有些潮味和胰子味的混合气味，一共住着十二个同学。李春的铺位在最靠里的一角，那个角很暗。李春躺在床上，盖上被，呆呆地瞅着挂在绳上的十二条毛巾和一条新洗的裙子。李春没注意过哪个人用哪条毛巾。那条雪白的“祝君早安”大概是小张的。那条破旧的，带许多小孔的红格子的，大概是吴长福的。还有那条漂亮的、浅蓝花的新毛巾是谁的呢?她记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门吱扭扭地响了一下。又传来了电铃声和同学们下课后的闹嚷嚷的叫喊。她恍惚听见一个人叫李春。她寂寞地吸了一口气，结果满鼻腔都是胰子味和潮味。于是她重新一条条地看那些毛巾。忽然，她发现，自己的毛巾没和大家的毛巾放在一起，却远远地卷在这一边。一种病人所特有的孤独、软弱的感觉，就在这时袭来。
“难道我真像这条毛巾一样的失群吗?”李春问自己。
第二次电铃声传来，喧闹声平息，又上课了。这一堂课该是语文，由烫着长头发的四川人刘先生教，刘先生的口音真有趣……学校生活，那个被电铃支配的有规律的集体生活是多么好啊，可是她李春病了。不病又怎么样呢?有人批评她，有人疏远她，有人和她作对。她没有好朋友，不，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常和她接近的同学，她并不喜欢。她李春在天津上初中的时候是活跃的，是出头露面的。哪儿人最多，哪儿就有她的声音。那时她做团总支委员，忙忙碌碌，净和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还常常有外校的男学生、学联的干部、青年报的记者和她接洽事情。现在呢，这些事情她都“让”给别人了。她念自己的书，她不希罕这个。不，不要骗自己了吧，她希罕这个，她像饥渴一样地需要朋友，需要集体的温暖，需要为大家办事的光荣。可是怎么办呢?去找郑波要求一件社会工作么?社会工作是她自己决定“辞”去的，何必再去低头反悔呢?那么，到底做点什么事情才能显出自己真正的天才，才能压住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的嘴，才能打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而与更多的尊敬自己的伙伴连上线呢?
后来她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中午，有几个同学来看她，给她送来了病号饭，还拿来了一张当天的《青年日报》。她吃了几口挂面，把碗筷放在一边，用肘支着脸，斜着身子看报。《青年日报》副刊上登着一篇写学生生活的散文。她看了，不很喜欢;现在写学生的东西只会写些软绵绵的小事，什么下了大雨把伞借给人，生了病送去一个苹果……去吧，她李春病得再厉害也不需要苹果。如果李春写学生们的话，她就不写这个。她要讽刺，讽刺说空话的团支书，讽刺学不好功课的笨蛋。对了，她为什么不写呢?她不是能写得比《青年日报》上这篇文章更好吗?她写得好，一定写得好。她过去就投过稿，作文也常得九十多分。如果她的文章登出来，初一的小孩就会跑到高三班，拿着报问她的同学：“这个李春就是你们那个李春吗?”如果，那小同学碰上的正好是杨蔷云，那才妙呢。也许，海南岛的一个队员会写来信，以为她李春是个老教师，信上管她叫“李春姨姨”……于是李春心跳得更快了，她把《青年日报》上那篇文章看了七遍，每遍都发现了缺点，如果她写一篇文章，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于是信心更加增大，她的病弱的身体，几乎都容不下那强烈的写作的冲动了。
下午五点钟，郑波来到宿舍。那时李春己觉得好些，坐在床上看书。郑波问了她的病，同时把今天上课的情形告诉了她。郑波说，上俄文的时候，先生提问，周小玲回答的时候音念错了。先生纠正她，她老是学不准，站在位子那儿愈念愈念不好，惹得同学笑。后来先生让她坐下，她顺嘴溜了一句口头语：“妈妈的”，被先生听见以为她是骂先生，大为生气。幸亏袁新枝代为作证这确是周小玲无意中常说的口头语，才算圆了场。李春听了笑得憋住了气。
说完这个，郑波问：“开过那次会，你对我有些意见，是吗?”
李春紧张起来，看来，写信的事她知道了。
“对了，有意见。”李春阴沉地说。
“告诉我，好吗?”
李春脸红了，她不愿意拉开一种“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架子和别人聊天。她觉得这样一谈似乎就中了郑波的计。“我对你有意见，是什么，你找校长去好了。”她心里说，嘴里却不言语。
看她这样，郑波简短地说：“那天我说到像不像团员的样子，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这样轻率地刺激别人，你原谅吧。可是，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些病好了以后再说。”
郑波走了，李春感到一阵空虚。她气冲冲地写了一封很“精彩”的信，现在郑波来“承认错误”了，好像，她的这封信收到了效果，胜利了。但她又得到了什么呢?她紧张了半天，像发了一阵疟疾病，而郑波却很自然。
她宁可希望郑波不“承认错误”，生起气来才好呢。可是郑波却挺平和。她还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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