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学校还有好远，黄丽程已经听见悦耳的音乐声和阵阵的锣鼓响，看见了校门口插着的彩旗，和站在门边、含着手指瞧热闹的孩子。她不由加快了脚步，小跑着走到自己的母校──在这里她度过了学生时代，进入了战斗的人生。
门口有热情的服务员，她们拉着黄丽程的手，要她在签名簿上留名。她走到签名桌旁，看到正在签名的旧同学阿刘，她拍了一下阿刘的肩膀。
“哎呀呀，老天爷，你来了!我当是你不来呢，在哪儿工作?你胖了，不，瘦了……”
“一进门就碰见你，太高兴了，从解放以来就没见着面。”
“不，不，那次太和殿开大会，我看见你了……”
和久别重逢的老同学们谈笑着，黄丽程往里面走。学校布置得焕然一新，横幅上大字写着：
“欢迎姐姐们返校!”教室的窗上装饰着纸花、绸带和丝线缠的“粽子”，影壁的背面张贴着壁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返校日”专刊，报头鲜艳得刺人眼睛。扫除也做得非常彻底，地面像用毛巾擦过，即使在这儿赛马也不会扬起一点尘土。初中的孩子们用羡慕和害羞的眼光看着她们的校友，有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推出一个梳小辫的黑黑的孩子，她跑向黄丽程，问：
“大姐，您是……飞行员吗?”
“不是。”黄丽程让她问得莫名其妙。
“您是作家?劳动模范?勘探队员……”
黄丽程明白了，这三个队员想在校友中寻找一个从事某种不平凡的劳动的人，于是黄丽程抱歉地告诉她们，她现在做的是平凡的机关工作，并且答应她，如果在老同学当中发现了飞行员之类的，一定负责给她们介绍。
看到了曾经在这儿生活了五年的地方，看到了在这个旧地方开始着自己的新生活的初中学生，黄丽程兴奋起来，却又被些微的惭愧扰乱了情绪。众多的回忆混合成为一种无法克制的兴奋;而那惭愧呢，许是因为她回到母校的时候不是飞行员，也不是劳动模范吧?
“图书馆那儿举行校史展览，礼堂里现在正进行演讲比赛;然后是联欢，表演同学自己创作的节目。化学实验室里还有同学的科学工艺品展览，操场上正在赛球。您愿意到哪儿都可以。如果疲乏，您可以到教员休息室休息，那里有茶水，可是没有烟卷。”服务员向黄丽程介绍道。
按照服务员的指点，黄丽程先去图书馆看校史展览。一进屋，就听见郑波的声音。
郑波背对着门口，用藤棍指点，像那么回事地解说关于解放前学生自治会的活动：
“……这是自治会成立时候的选票箱，同学们在这个箱子里投了票，选举自己的组织，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斗争。这是由于校方不允许成立自治会，同学们写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上还争取到了一部分老师的签名;这个请愿书是解放后从伪校长的字纸篓里找出来的，左上部分已经残破不全了。这是自治会出的最后一期油印小报，这一期有自治会写的告同学书‘迎接风暴’(当时师范大学刚刚被特务砸了)，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写的信‘为何实验室没有仪器’和一位姓黄的同学写的诗‘我们不能忍耐’……”
黄丽程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那姓黄的同学就是她。所有的参观者都怀着一种庄严的心情，看着这些标志了一代青年的英勇斗争的小小证物。当黄丽程重新看到曾经看过不知多少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从脊背上渗入身躯，在这种力量下面，血液飞快地流动。
“……这是一把刀。”郑波的声音激动起来，这时她己经看见了黄丽程，“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自治会和六十五中自治会联合举行晚会，中途受到混进来的特务和学生中间的反动分子破坏。他们喊：‘为什么不挂蒋总统像?反对共匪间谍操纵自治会!’……这是当时特务用来砍演员的一把刀，我校刘君曼同学，现在在教育部工作，被他们砍伤了腿。”
黄丽程捏紧了拳头。
解说完了，郑波跑向黄丽程，对她说：“我们轮流解说，我的任务完了。”黄丽程注意地瞧着郑波的头发，郑波把头发分开，用黑绸子系住──这是梳辫子的第一步。郑波也看着黄丽程的头发，她烫了发，弯曲而柔美。然后她们相视而笑。
“瞧我们学校多好啊……”
“咱们学校!”黄丽程纠正她。
“对!咱们学校。咱们学校完完全全地变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校友也不来看看!东院盖了新的教室楼，西边把那个药铺买了过来，扩大了操场，同学有一千多人了，你在的时候只有四百……”
郑波在校史展览会上进行解说的热情还没有消失，她用鼓动性很大的话向黄丽程宣传学校的进步。黄丽程点着头，感到她的朋友的话比过去多了，过去是平静地流出，现在却是冲荡着涌出来。黄丽程微笑着说：
“假如我能重新上一次中学，有多么好啊!”
“鬼东西，你藏在这儿!过三十分钟就该你去讲了，我还以为你躲在厕所……”杨蔷云拿着一只大梨，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边练习演讲的李春说。
李春的郑重的准备被蔷云发现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口吃地说：“怎么?”
蔷云把那只拳头大的金黄的梨塞给李春，“刚才我到街上买纸，碰见一个推车卖梨的白胡子老头，他招呼我：‘姑娘，吃个梨吧，不要钱。’我当他是开玩笑，没理他。他又叫，我问他，‘卖梨不要钱，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怎么?不认得我了么?’其实到现在我也没认识他，他说他认得我，而且说一年半以前有次他在冰上滑倒了，是我把他扶起来的，他非说是我!后来我买了一只大梨，想了想，应该给你吃，吃了梨，待会儿你的话就特别清甜!”
李春抬起眼皮看蔷云，见她还喘着气，额头上流出了汗;又看看大梨，发光的表皮上均匀地布着酱色的小点点。李春感激地望着蔷云，笑了，手哆嗦着。李春用手使劲把梨掰开，和蔷云分着吃了。
蔷云一边吃着梨，一边闪出了一个淘气的念头，“我要做一个袁新枝式的人物。”于是她细致地审查了李春的脸面、服装，指出她的耳朵梢上还有点泥，然后用自己的欢快、轻松的神气鼓舞着李春，与她一起到礼堂去。
晚上，校友和同学一起吃饭，学校为校友们预备了更丰富的菜肴。
两个老同学正在倚老卖老地谈话：
“你看了她们的科学工艺品了么?我看了。现在的中学生真是了不得，我们那时候……”
“中学生未免太喜欢鼓掌了，她们欢迎我就像欢迎什么国际友人似的……”
一个穿着军服，梳着长辫，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女同志去找袁先生。
“袁老师!”她深深地给袁先生鞠躬。
“啊!你……你……”袁先生慌乱地伸出手。
“您忘了我了吗?我叫李宝芬，一九四八年毕业的，有一次上您的课我偷着吃东西……”
“啊，啊。”袁先生答应着，其实袁先生碰到过的上课吃东西的学生也不下几十个。
一个去年才上大学的同学跑到高三同学的饭桌去：
“我不是校友，我是同学，我是中学生，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中学生，我愿意在这边吃饭。
中学多好啊，我愿意老当中学生。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哭了呢。我不习惯。大学里一到星期六就跳交谊舞，我是宁死不跳。文娱干事动员我，我就夹着《工程制图原理》去参加舞会，可是玛露霞(这是某个同学的外号。)已经成了‘跳舞之花’了，哼……”
黄丽程吃完了饭，走出门去的时候呕吐了，她恶心地咳着，没有吐出饭来，却吐出了许多肥皂沫似的水。几个同学围上了黄丽程，黄丽程弯着腰，扶着墙摇头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后来，郑波就拉着黄丽程去宿舍休息。
宿舍里没有别人。黄丽程进了屋变得活跃起来，她摸一摸床，敲敲墙壁，又打打窗户，她说：“我在这个屋里住过……”
郑波关心地看着她，“你生什么病了?脸色坏极了，黄得像蜡。”
黄丽程大笑：“别吓唬我。我给你讲，高一的时候我在这个屋子里住。不信?那时你还没上中学。我的床就在这儿，”她指着门边现在空出来的一块地方，“我的旁边住着一位小姐，她的爸爸是立法委员，有一次，半夜里睡着觉，她忽然大哭，把全屋都吓醒了，她发着抖，像得了疟疾，哭着说：‘你看，你看……’原来她在床上看见了一个土鳖!以后半夜里边经常折腾人，又哭又叫，只好把宿舍管理员和校医都找了来。有一次是因为梦见了一只猫，一次是因为天上打了个雷，一次是因为一个姓刘的同学打呼噜吓了她……听说她得了肋膜炎，死了。”
“那时候的中学生……”
“没办法说。”黄丽程摆着头，感慨地说。
“丽程，你在我床上躺一会吧。”
“不用，我跟你来宿舍，是想聊聊，并不想睡觉。”
“那你也坐到床上去好不好?我有许多问题问你。”
“问问题?考试吗?”黄丽程玩笑地说着坐到郑波的床上，用手顺一顺自己的头发，斜倚在床上，自然地荡动双腿。
郑波拉了一张椅子，坐在黄丽程的对面，关心地注视着黄丽程的脸，她的眼角上已经有极细碎的放射纹，她的脸没有血色，好像血液被什么东西吸去了。郑波伸出一只手指，在自己的下巴上摩擦着。
黄丽程也用沉静的亲切的注视回答她，她们用这种注视代替了长久不在一起的。朋友的互相问安，也各自用眼睛说明着自己的生活。郑波的眼光是天真的，期待的，开始成熟而火热的;黄丽程的眼光是询问的，微笑的，由于思索而带几分狡狯的。
“提什么问题呢?”黄丽程用手拍一拍被褥。
“你今天不来，我也要找你去了，我有几个问题。”
“什么?”
“第一个问题，”郑波迅速地笑了一下，用大拇指玩弄着上衣的第二个扣子，“为什么当我解说自治会的活动的时候是那样激动?比现在做任何事情……”郑波捏着手指，“为什么我遇到了解放前在一起的同志，和他们一见面好像比谁都亲切，更有感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懂的，我明白。”黄丽程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在我走进咱们学校的时候，一个少先队员问我：‘您是飞行员吗?’她们梦想着各种美好的事情，她们很幸福。可我也不羡慕，我们在她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己经尝够了生活的苦味儿，己经经受了一些风霜。严酷的斗争使一个人精神上升得很高，虽然我们只做了一点点事情，但是它给我们许多考验和锻炼。我这样理解你的话：要永远记住我们最初走向革命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不仅是在战斗中，而且要在和平建设中，不仅在冲破宪兵包围的时候，而且在烫着头发的时候，(她撩一撩头发)都有一样的火热的斗志。”说完，她又补充一句，“当然，这不容易。”
“可是我特别激动……”郑波又说。
“那就激动吧。”黄丽程笑了。
“第二个问题，”郑波站起来，转过头去，“如果都做对了，那么还会难受吗?如果互相都为了别人好，那怎么还会伤害别人?”
黄丽程敏锐地瞥了郑波一下，问着：“你是说爱情吗?”
郑波转过头，勇敢地说：“也可以。”
一刹那间，许多感触和揣测从黄丽程的心中掠过，黄丽程转了转眼睛，说了声“小鬼……”
“丽程!”郑波走过来，像小孩似的摸着黄丽程的领子，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但是她只说了一句“……田林……”就没说下去。
这时候，黄丽程的心情就像自己遇到了什么一样，她想起自己的表弟，想起他的瘦长的身体和闪光的眼镜片，她看了看郑波正预备梳起来的辫子，又说了声“小鬼……”她抓住郑波的手，站起来，来回踱着。
郑波脸上各种不安的表情已经消失了，她平静地等待黄丽程的回答。
虽然黄丽程已经结过婚，但她一直觉得郑波是小孩子、小鬼。现在，郑波却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苦恼和自己的玄玄妙妙的问题。是啊，当然要长大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奇怪。不过，黄丽程究竟没有完全估计到。于是，她觉得光阴过得好快，而这种感觉在她自己结婚的时候却没有感到。
“怎么回事?”黄丽程右手扶着窗台，左脚抬起来放在右脚右边，问。
“回答我的问题吧。”郑波不想叙述。
黄丽程想了好久，一字一句地说：“你的问题好抽象，像是柏拉图向苏格拉底提出来的……你说什么?做得对和难受……生活是在缺陷和追求中前进的，做得对也可能并不是皆大欢喜。特别是初恋，”黄丽程轻轻地说到“初恋”，好像回忆起什么久远的事情，“第一次爱情就像第一首诗一样，换来的眼泪往往和欢笑一般多。”黄丽程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没关系，如果有快乐，就接受下来吧，它使你幸福。如果难受的话，就去忍耐和克服吧，它使你坚强。然后，我们就成长了，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小鬼……”
“你还没回答完。”郑波不仅是听着黄丽程的话，而且用心灵吸收着，像海绵吸收水分似的。“没答完?”黄丽程想了想，“噢，你还说到伤害。伤害，我不明白。让我胡说一句吧，好心总会有好的结果，不管这有多么曲折……”
“第三个问题──我的问题很多，有人说我特别理智，你说呢?”
“理智?”黄丽程重复着，把椅子拉到放过她的床铺的地方，坐在那里，把头仰放在椅背上，眯着眼睛，看房顶，看窗外的新楼。她抬起头，忽然问：“你们的房顶怎么高了?”
“什么?”郑波不明白。
“我问，这间屋子是不是重修过?房顶好像比过去高了。”
“修过，刷过墙，糊过棚，换过玻璃，屋顶可还是那么高。”
黄丽程眯起眼又看了半天，她说：“也许我错了，我觉得屋顶好像变高了。我在这儿住的时候，它非常的矮，好像压在你的身上;也许因为那时候光线太暗，玻璃都不透明。这是一间很有意思的宿舍，冬天刮风的时候，门后头总像有人在哭，而等人睡醒了，脸上就会蒙着一层土。”
“是么?怎么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在我们宿舍发生过?”郑波惊异地说。
“是么?”黄丽程也有一点惊异，“我记错了?没有，算了，我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宿舍的记忆都已经陈旧了，没用处了，还是谈理智吧。这样抽象地答问实在让我憋得慌。我只想给你提一个意见：只有合乎理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和巩固的。”郑波睁大了眼睛。她用两只手在身后扶着床，支持着倾斜的身体，好像听见了一支美好的歌。不一会，她摇头了，坐起来，掸掸衣襟上的土，说：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你的，而且非常具体。”
“关于我?”黄丽程用手掌指着自己，不明白了。
“告诉我，黄丽程，你为什么结婚呢?”
这个问题可把黄丽程问住了，她简直没有想到要向旁人解释自己结婚的理由，区政府负责婚姻登记的同志也没有这样审查过她。她说：“这算什么问题……”
郑波天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我觉得，你是一个职业革命者……”“难道结了婚我就变成职业新娘子吗?”黄丽程忍不住嘲笑说：“中学生同志，你究竟是个孩子!”然后她诚恳地走近郑波，“看看我吧，我还是那样。谢谢你，我知道你担心我结婚以后生活庸俗起来，这样的女同志并不是没有，但我不会!”她肯定地说，又半真半假地补充了一句：“说不定，早一点听到你提的问题，我就不去结那个婚了。”黄丽程狡猾地微笑。
当黄丽程离开她的母校的时候，己经是万家灯火。老师和同学们挤在门口与校友握别，校友们走了老远还回头招手。她们隔了好多年后重新在母校度过了这短短的一天，心头不由有一种温煦的感觉。最初大家走在一起，出了胡同，分开了，有的向南，有的向北……向南的到了道口，再分开，最后，每个人走每个人的路。
五月的夜，到处都有洋槐花的香味儿。平凡的、小小的花儿放出了比牡丹、玫瑰更清雅的酒一般的香气。散完了香气的花儿，落在人行道旁，在南风的吹拂下滚到墙角，或是等候第二天清道工人的收拾。空气显得纯洁、芬芳，而且明亮，走在这样的空气里，就像鱼儿游在水中。女孩子们已经穿上了短袖衬衫和短裙，她们的健康的皮肤在灯光下闪耀。黄丽程一路上想着郑波，想着旧日的友谊和爱情。她想起了自己的顾明，有一次与顾明一同去划船，好像也是个五月的晚上，水鸟擦着湖面低飞，顾明故意把船划得很慢，想悄悄地说点什么，黄丽程不容他说话，只是催他，“快!快!”于是顾明发怒似的拼命划，溅了自己一身水，又把水溅到黄丽程身上。划完了船，顾明像牛一样地喘着气，伸出手，已经布满了水泡。顾明问：“你怕我吗?”黄丽程摇头。顾明说：“可是，我有一点怕你……”
一个戴着旧草帽的老头儿走过来，他提着一个装满鲜红的草莓的篮子。黄丽程买了一些草莓吃，她喜欢吃酸东西。顾明出差到南方去了，已经走了两个礼拜，黄丽程突然初次十分想念起他来，而且是婚后并不常有的少女般的燃烧的爱恋。黄丽程想起今天的呕吐，在她的年轻的身体里，一个神奇的生命开始诞生了，这是她的和顾明的。
“青春呀……”黄丽程在一株洋槐树下停了一会儿，听着自己的心跳。
但是，她并没有诗人似的想很久，在回家的后半段路上，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她一直考虑第二天如何与一个令人挠头的干部个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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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门就碰见你，太高兴了，从解放以来就没见着面。”
“不，不，那次太和殿开大会，我看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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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作家?劳动模范?勘探队员……”
黄丽程明白了，这三个队员想在校友中寻找一个从事某种不平凡的劳动的人，于是黄丽程抱歉地告诉她们，她现在做的是平凡的机关工作，并且答应她，如果在老同学当中发现了飞行员之类的，一定负责给她们介绍。
看到了曾经在这儿生活了五年的地方，看到了在这个旧地方开始着自己的新生活的初中学生，黄丽程兴奋起来，却又被些微的惭愧扰乱了情绪。众多的回忆混合成为一种无法克制的兴奋;而那惭愧呢，许是因为她回到母校的时候不是飞行员，也不是劳动模范吧?
“图书馆那儿举行校史展览，礼堂里现在正进行演讲比赛;然后是联欢，表演同学自己创作的节目。化学实验室里还有同学的科学工艺品展览，操场上正在赛球。您愿意到哪儿都可以。如果疲乏，您可以到教员休息室休息，那里有茶水，可是没有烟卷。”服务员向黄丽程介绍道。
按照服务员的指点，黄丽程先去图书馆看校史展览。一进屋，就听见郑波的声音。
郑波背对着门口，用藤棍指点，像那么回事地解说关于解放前学生自治会的活动：
“……这是自治会成立时候的选票箱，同学们在这个箱子里投了票，选举自己的组织，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斗争。这是由于校方不允许成立自治会，同学们写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上还争取到了一部分老师的签名;这个请愿书是解放后从伪校长的字纸篓里找出来的，左上部分已经残破不全了。这是自治会出的最后一期油印小报，这一期有自治会写的告同学书‘迎接风暴’(当时师范大学刚刚被特务砸了)，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写的信‘为何实验室没有仪器’和一位姓黄的同学写的诗‘我们不能忍耐’……”
黄丽程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那姓黄的同学就是她。所有的参观者都怀着一种庄严的心情，看着这些标志了一代青年的英勇斗争的小小证物。当黄丽程重新看到曾经看过不知多少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从脊背上渗入身躯，在这种力量下面，血液飞快地流动。
“……这是一把刀。”郑波的声音激动起来，这时她己经看见了黄丽程，“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自治会和六十五中自治会联合举行晚会，中途受到混进来的特务和学生中间的反动分子破坏。他们喊：‘为什么不挂蒋总统像?反对共匪间谍操纵自治会!’……这是当时特务用来砍演员的一把刀，我校刘君曼同学，现在在教育部工作，被他们砍伤了腿。”
黄丽程捏紧了拳头。
解说完了，郑波跑向黄丽程，对她说：“我们轮流解说，我的任务完了。”黄丽程注意地瞧着郑波的头发，郑波把头发分开，用黑绸子系住──这是梳辫子的第一步。郑波也看着黄丽程的头发，她烫了发，弯曲而柔美。然后她们相视而笑。
“瞧我们学校多好啊……”
“咱们学校!”黄丽程纠正她。
“对!咱们学校。咱们学校完完全全地变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校友也不来看看!东院盖了新的教室楼，西边把那个药铺买了过来，扩大了操场，同学有一千多人了，你在的时候只有四百……”
郑波在校史展览会上进行解说的热情还没有消失，她用鼓动性很大的话向黄丽程宣传学校的进步。黄丽程点着头，感到她的朋友的话比过去多了，过去是平静地流出，现在却是冲荡着涌出来。黄丽程微笑着说：
“假如我能重新上一次中学，有多么好啊!”
“鬼东西，你藏在这儿!过三十分钟就该你去讲了，我还以为你躲在厕所……”杨蔷云拿着一只大梨，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边练习演讲的李春说。
李春的郑重的准备被蔷云发现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口吃地说：“怎么?”
蔷云把那只拳头大的金黄的梨塞给李春，“刚才我到街上买纸，碰见一个推车卖梨的白胡子老头，他招呼我：‘姑娘，吃个梨吧，不要钱。’我当他是开玩笑，没理他。他又叫，我问他，‘卖梨不要钱，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怎么?不认得我了么?’其实到现在我也没认识他，他说他认得我，而且说一年半以前有次他在冰上滑倒了，是我把他扶起来的，他非说是我!后来我买了一只大梨，想了想，应该给你吃，吃了梨，待会儿你的话就特别清甜!”
李春抬起眼皮看蔷云，见她还喘着气，额头上流出了汗;又看看大梨，发光的表皮上均匀地布着酱色的小点点。李春感激地望着蔷云，笑了，手哆嗦着。李春用手使劲把梨掰开，和蔷云分着吃了。
蔷云一边吃着梨，一边闪出了一个淘气的念头，“我要做一个袁新枝式的人物。”于是她细致地审查了李春的脸面、服装，指出她的耳朵梢上还有点泥，然后用自己的欢快、轻松的神气鼓舞着李春，与她一起到礼堂去。
晚上，校友和同学一起吃饭，学校为校友们预备了更丰富的菜肴。
两个老同学正在倚老卖老地谈话：
“你看了她们的科学工艺品了么?我看了。现在的中学生真是了不得，我们那时候……”
“中学生未免太喜欢鼓掌了，她们欢迎我就像欢迎什么国际友人似的……”
一个穿着军服，梳着长辫，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女同志去找袁先生。
“袁老师!”她深深地给袁先生鞠躬。
“啊!你……你……”袁先生慌乱地伸出手。
“您忘了我了吗?我叫李宝芬，一九四八年毕业的，有一次上您的课我偷着吃东西……”
“啊，啊。”袁先生答应着，其实袁先生碰到过的上课吃东西的学生也不下几十个。
一个去年才上大学的同学跑到高三同学的饭桌去：
“我不是校友，我是同学，我是中学生，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中学生，我愿意在这边吃饭。
中学多好啊，我愿意老当中学生。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哭了呢。我不习惯。大学里一到星期六就跳交谊舞，我是宁死不跳。文娱干事动员我，我就夹着《工程制图原理》去参加舞会，可是玛露霞(这是某个同学的外号。)已经成了‘跳舞之花’了，哼……”
黄丽程吃完了饭，走出门去的时候呕吐了，她恶心地咳着，没有吐出饭来，却吐出了许多肥皂沫似的水。几个同学围上了黄丽程，黄丽程弯着腰，扶着墙摇头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后来，郑波就拉着黄丽程去宿舍休息。
宿舍里没有别人。黄丽程进了屋变得活跃起来，她摸一摸床，敲敲墙壁，又打打窗户，她说：“我在这个屋里住过……”
郑波关心地看着她，“你生什么病了?脸色坏极了，黄得像蜡。”
黄丽程大笑：“别吓唬我。我给你讲，高一的时候我在这个屋子里住。不信?那时你还没上中学。我的床就在这儿，”她指着门边现在空出来的一块地方，“我的旁边住着一位小姐，她的爸爸是立法委员，有一次，半夜里睡着觉，她忽然大哭，把全屋都吓醒了，她发着抖，像得了疟疾，哭着说：‘你看，你看……’原来她在床上看见了一个土鳖!以后半夜里边经常折腾人，又哭又叫，只好把宿舍管理员和校医都找了来。有一次是因为梦见了一只猫，一次是因为天上打了个雷，一次是因为一个姓刘的同学打呼噜吓了她……听说她得了肋膜炎，死了。”
“那时候的中学生……”
“没办法说。”黄丽程摆着头，感慨地说。
“丽程，你在我床上躺一会吧。”
“不用，我跟你来宿舍，是想聊聊，并不想睡觉。”
“那你也坐到床上去好不好?我有许多问题问你。”
“问问题?考试吗?”黄丽程玩笑地说着坐到郑波的床上，用手顺一顺自己的头发，斜倚在床上，自然地荡动双腿。
郑波拉了一张椅子，坐在黄丽程的对面，关心地注视着黄丽程的脸，她的眼角上已经有极细碎的放射纹，她的脸没有血色，好像血液被什么东西吸去了。郑波伸出一只手指，在自己的下巴上摩擦着。
黄丽程也用沉静的亲切的注视回答她，她们用这种注视代替了长久不在一起的。朋友的互相问安，也各自用眼睛说明着自己的生活。郑波的眼光是天真的，期待的，开始成熟而火热的;黄丽程的眼光是询问的，微笑的，由于思索而带几分狡狯的。
“提什么问题呢?”黄丽程用手拍一拍被褥。
“你今天不来，我也要找你去了，我有几个问题。”
“什么?”
“第一个问题，”郑波迅速地笑了一下，用大拇指玩弄着上衣的第二个扣子，“为什么当我解说自治会的活动的时候是那样激动?比现在做任何事情……”郑波捏着手指，“为什么我遇到了解放前在一起的同志，和他们一见面好像比谁都亲切，更有感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懂的，我明白。”黄丽程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在我走进咱们学校的时候，一个少先队员问我：‘您是飞行员吗?’她们梦想着各种美好的事情，她们很幸福。可我也不羡慕，我们在她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己经尝够了生活的苦味儿，己经经受了一些风霜。严酷的斗争使一个人精神上升得很高，虽然我们只做了一点点事情，但是它给我们许多考验和锻炼。我这样理解你的话：要永远记住我们最初走向革命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不仅是在战斗中，而且要在和平建设中，不仅在冲破宪兵包围的时候，而且在烫着头发的时候，(她撩一撩头发)都有一样的火热的斗志。”说完，她又补充一句，“当然，这不容易。”
“可是我特别激动……”郑波又说。
“那就激动吧。”黄丽程笑了。
“第二个问题，”郑波站起来，转过头去，“如果都做对了，那么还会难受吗?如果互相都为了别人好，那怎么还会伤害别人?”
黄丽程敏锐地瞥了郑波一下，问着：“你是说爱情吗?”
郑波转过头，勇敢地说：“也可以。”
一刹那间，许多感触和揣测从黄丽程的心中掠过，黄丽程转了转眼睛，说了声“小鬼……”
“丽程!”郑波走过来，像小孩似的摸着黄丽程的领子，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但是她只说了一句“……田林……”就没说下去。
这时候，黄丽程的心情就像自己遇到了什么一样，她想起自己的表弟，想起他的瘦长的身体和闪光的眼镜片，她看了看郑波正预备梳起来的辫子，又说了声“小鬼……”她抓住郑波的手，站起来，来回踱着。
郑波脸上各种不安的表情已经消失了，她平静地等待黄丽程的回答。
虽然黄丽程已经结过婚，但她一直觉得郑波是小孩子、小鬼。现在，郑波却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苦恼和自己的玄玄妙妙的问题。是啊，当然要长大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奇怪。不过，黄丽程究竟没有完全估计到。于是，她觉得光阴过得好快，而这种感觉在她自己结婚的时候却没有感到。
“怎么回事?”黄丽程右手扶着窗台，左脚抬起来放在右脚右边，问。
“回答我的问题吧。”郑波不想叙述。
黄丽程想了好久，一字一句地说：“你的问题好抽象，像是柏拉图向苏格拉底提出来的……你说什么?做得对和难受……生活是在缺陷和追求中前进的，做得对也可能并不是皆大欢喜。特别是初恋，”黄丽程轻轻地说到“初恋”，好像回忆起什么久远的事情，“第一次爱情就像第一首诗一样，换来的眼泪往往和欢笑一般多。”黄丽程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没关系，如果有快乐，就接受下来吧，它使你幸福。如果难受的话，就去忍耐和克服吧，它使你坚强。然后，我们就成长了，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小鬼……”
“你还没回答完。”郑波不仅是听着黄丽程的话，而且用心灵吸收着，像海绵吸收水分似的。“没答完?”黄丽程想了想，“噢，你还说到伤害。伤害，我不明白。让我胡说一句吧，好心总会有好的结果，不管这有多么曲折……”
“第三个问题──我的问题很多，有人说我特别理智，你说呢?”
“理智?”黄丽程重复着，把椅子拉到放过她的床铺的地方，坐在那里，把头仰放在椅背上，眯着眼睛，看房顶，看窗外的新楼。她抬起头，忽然问：“你们的房顶怎么高了?”
“什么?”郑波不明白。
“我问，这间屋子是不是重修过?房顶好像比过去高了。”
“修过，刷过墙，糊过棚，换过玻璃，屋顶可还是那么高。”
黄丽程眯起眼又看了半天，她说：“也许我错了，我觉得屋顶好像变高了。我在这儿住的时候，它非常的矮，好像压在你的身上;也许因为那时候光线太暗，玻璃都不透明。这是一间很有意思的宿舍，冬天刮风的时候，门后头总像有人在哭，而等人睡醒了，脸上就会蒙着一层土。”
“是么?怎么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在我们宿舍发生过?”郑波惊异地说。
“是么?”黄丽程也有一点惊异，“我记错了?没有，算了，我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宿舍的记忆都已经陈旧了，没用处了，还是谈理智吧。这样抽象地答问实在让我憋得慌。我只想给你提一个意见：只有合乎理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和巩固的。”郑波睁大了眼睛。她用两只手在身后扶着床，支持着倾斜的身体，好像听见了一支美好的歌。不一会，她摇头了，坐起来，掸掸衣襟上的土，说：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你的，而且非常具体。”
“关于我?”黄丽程用手掌指着自己，不明白了。
“告诉我，黄丽程，你为什么结婚呢?”
这个问题可把黄丽程问住了，她简直没有想到要向旁人解释自己结婚的理由，区政府负责婚姻登记的同志也没有这样审查过她。她说：“这算什么问题……”
郑波天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我觉得，你是一个职业革命者……”“难道结了婚我就变成职业新娘子吗?”黄丽程忍不住嘲笑说：“中学生同志，你究竟是个孩子!”然后她诚恳地走近郑波，“看看我吧，我还是那样。谢谢你，我知道你担心我结婚以后生活庸俗起来，这样的女同志并不是没有，但我不会!”她肯定地说，又半真半假地补充了一句：“说不定，早一点听到你提的问题，我就不去结那个婚了。”黄丽程狡猾地微笑。
当黄丽程离开她的母校的时候，己经是万家灯火。老师和同学们挤在门口与校友握别，校友们走了老远还回头招手。她们隔了好多年后重新在母校度过了这短短的一天，心头不由有一种温煦的感觉。最初大家走在一起，出了胡同，分开了，有的向南，有的向北……向南的到了道口，再分开，最后，每个人走每个人的路。
五月的夜，到处都有洋槐花的香味儿。平凡的、小小的花儿放出了比牡丹、玫瑰更清雅的酒一般的香气。散完了香气的花儿，落在人行道旁，在南风的吹拂下滚到墙角，或是等候第二天清道工人的收拾。空气显得纯洁、芬芳，而且明亮，走在这样的空气里，就像鱼儿游在水中。女孩子们已经穿上了短袖衬衫和短裙，她们的健康的皮肤在灯光下闪耀。黄丽程一路上想着郑波，想着旧日的友谊和爱情。她想起了自己的顾明，有一次与顾明一同去划船，好像也是个五月的晚上，水鸟擦着湖面低飞，顾明故意把船划得很慢，想悄悄地说点什么，黄丽程不容他说话，只是催他，“快!快!”于是顾明发怒似的拼命划，溅了自己一身水，又把水溅到黄丽程身上。划完了船，顾明像牛一样地喘着气，伸出手，已经布满了水泡。顾明问：“你怕我吗?”黄丽程摇头。顾明说：“可是，我有一点怕你……”
一个戴着旧草帽的老头儿走过来，他提着一个装满鲜红的草莓的篮子。黄丽程买了一些草莓吃，她喜欢吃酸东西。顾明出差到南方去了，已经走了两个礼拜，黄丽程突然初次十分想念起他来，而且是婚后并不常有的少女般的燃烧的爱恋。黄丽程想起今天的呕吐，在她的年轻的身体里，一个神奇的生命开始诞生了，这是她的和顾明的。
“青春呀……”黄丽程在一株洋槐树下停了一会儿，听着自己的心跳。
但是，她并没有诗人似的想很久，在回家的后半段路上，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她一直考虑第二天如何与一个令人挠头的干部个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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