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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十年祭》 作者:李银河

第1章 成长岁月

  ——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

  艾晓明

  时间:1997年5月14曰、15日、16日上午9点至11点

  地点:国家教委宿舍宋华女士家中

  访谈人:宋华,王小波的母亲,国家教委离休干部。王小平,王小波的哥哥,1949年生于济南,在北京长大,美国图兰大学哲学博士,现居美国。王小波出事后赶回北京。

  一、家里的孩子

  艾晓明(以下简称艾):我原来看小波的作品,觉得家长挺不容易的,允许孩子写到这个程度。一般的家长看了会说,哟!怎么能这样写啊!

  王小平(以下简称王):哪有家长啊,他都那么大年龄了,谁管他呢。

  艾(问宋华女士):您看了他的书吗?《黄金时代》。

  宋华(以下简称宋):我看了。

  艾:好多人看了其中的性描写觉得不能写到那个程度,写到那个程度太野了。那您也没管他啊?

  宋:我不管,也管不了。

  艾:您觉得可以接受,无所谓是吗?

  宋:我无所谓。他有些散文我看了。我觉得你仔细看看,里面有很深刻的内容。以前我没大看,银河走了以后,他经常回来,顺手带来一些东西,我就看了。过去他还写了些什么,我不是全都了解。

  艾:说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宋:初中。

  王:什么时候?云南兵团回来的时候。

  艾:你最早看到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宋:他俩住一个屋。他跟小平住一个屋。小平每月从煤矿回来。

  王:写作,他是从山东回来的时候开始写的。好像一开始写了一个人如何变驴的。

  宋:还有《绿毛水怪》。

  王:还有《刘三姐》,现在找不到了。

  艾:《刘三姐》找到了。银河说,《绿毛水怪》在一个朋友那儿。你当时看了感觉怎么样?

  王:佛头着粪,翻案文章。

  宋:他能把一本书看成个卷儿,就像个海带卷儿一样。

  王:咱们家的人都不爱惜书,国外的教授们看完了书,那书还是雪白雪白的。

  艾:他说你们家的家训是不学文科,他后来还是转到这上面来了。

  宋:他从小爱看书,爱讲故事。他看一本书以后,能给他们小孩讲故事,从头到尾讲下来。

  艾:看小波的书,觉得你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给他念《青铜骑士》。你看过他给《青铜时代》写的序吗?说小时候,我哥哥给我念《青铜骑士》。

  王:我确实给他念过《青铜骑士》,那都是真事。普希金的《青铜骑士》,那时候我能背相当多的段落,2\/3都能背下来。我当时给他背了一段。

  艾:他说比较起来,还有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有东北二人转的调子。

  王:那也是我跟他讲过的。讲过的话有一些我忘了,不过看到他写的东西,我能回忆起来。我好像跟他讲过,就是不同的译者,高下,云泥一样。诗是很难翻译的。

  艾:那你那时候喜欢文学是受了什么影响?看书是家里的书还是别人的书,借的书?

  王:有家里的书,也有借的书。小波和我一样,只要见了书就没命了。小波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你要踢他一脚。

  艾: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书。

  王:怎么没有好看的书,我父亲的书架,他的书房里,大概得有两干本书,他藏书比较多。

  宋:卖了七麻袋。

  艾:是吗?什么时候卖的?“文革”的时候?

  宋:“文革”,“文化大革命”啊。

  王:“文革”以前,当然都是现代文学的东西。你看现在市面上,介绍的东西,英法的居多,美国现代文学的东西,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知道得多,他们到美国去跟人交流,中国人看过的东西,美国人也没看过,或者是很早很早的。在“文化革命”以前,西方的古典的作品,介绍得很多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看了一些。

  宋:他爸爸,虽然是搞逻辑的,实际上也很喜欢文学。他爸爸的文笔挺好的。一个早晨起来,六七千字的文章就写出来了。

  艾:写论文吧。

  王:小波像我爸爸。我爸爸从小也有相当的文学天才。过去他读私塾,四书五经,旧学功底很好。小波还有一个地方也像他,就是会写东西,不会做活。

  艾:我今天听沈原说,你爸爸给他们上哲学课,学生说这个老师上课特开心。

  宋:他爸爸讲课,学生都很喜欢。

  王:那时候我爸爸已经有病了,他有脑血栓,其实他早年就是以写文章见长的。

  宋:念了9年私塾,上小学就是把英文、数学都补上去。后来就上师范。

  王:后来当八路军,也是当的笔杆子。

  宋:也做过政治工作,但主要是搞教育,他能讲。看问题也透。而且有点超前。所以到哪儿,下级、同事都对他特别好,但是对领导,他就不会了。看见别人有缺点,他也敢讲。

  艾:你父亲挨整是哪一年?1952年是吧?

  王:1952年。那时快“三反”“五反”了。妈妈你把李新写的那个东西给她看看。

  艾:哦,《炎黄春秋》1992年5月总第6期。李新的《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

  王:我爸爸太天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很多青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很快就意识到,不能当理想主义者。可是我爸爸始终认为,应该有共产主义理想,应该很高尚、很纯洁。所以他在地方王作可以,因为那时上下级、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简单。他1950年调到中央教育部工作,后来他就倒霉了。

  宋:你可以看李新写的那段。

  艾:在这里,李新写的:“王方名把他受冤屈的经过和我讲得很详细。1952年‘三反’时,王方名给高教部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引起了许多领导对他的极度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高教部领导如获至宝,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按党章规定,开除党员要经过支部,但‘三反’期间谁还顾到什么党章呢?由党组书记钱俊瑞签名呈报,经‘三反’运动副主任刘景范批示,再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准,这个铁案就铸成了。”

  王:后来1979年以后恢复党籍,因为当时是经安子文批的,所以一直扯皮,扯到了钱俊瑞他们那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挨整,就理解了。后来恢复了党籍。

  艾:李新写了,说:“安子文看了钱俊瑞的报告后,二话不说,就在报告上写下了他的意见,说他从前的批示有错误,应予撤销。”他承认,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你父亲平反你们帮忙了没有?帮他写材料、递材料?

  王:我们帮什么忙?这都是高干层才能处理的事。特别是他的老朋友李新帮的忙。

  艾:李新当时的职务高吗?

  王:他原来是人大校长吴玉章的秘书。

  宋:人大的教务长,后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

  艾:你父亲挨整后就不在教育部了?

  王:他开始在人大附中教书,后来调到人大哲学系。

  艾:后来老人家看到他的文章了,是怎么看到的?

  王:老人家?什么老人家?

  艾:毛泽东啊。国内就这么说的。

  王:他呢,一直对苏联人很不忿,觉得苏联人跑到中国来颐指气使的,他当然想从苏联人那儿找点毛病。

  宋:他爸爸开逻辑课,对当时使用的苏联逻辑学教材,提出问题。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大的《教学与研究》上。毛主席发现了,在1957年4月11日接见了他,谈了形式逻辑理论等问题,还留他吃了中饭。

  艾:你看过刘心武的文章吧,说你爸爸“文革”时被批斗了一回,小波看见了,笑了一下,你爸爸老不饶他。

  王:批斗,我不知道。他可能是受批斗过,但是,他,绝对保密,不让我们知道。

  宋:那天,人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所有的教研室主任以上的人集中起来,集中了几十个人,都给他戴上个高帽,排个队,在学校里走一圈。后来,也关过牛棚,关了几个月。

  王:我倒是看见过爸爸一次。在一个教室里面。没有批斗他,他就是和一大伙人一块儿站在那儿。然后,别人都唱一个什么革命歌曲,他的嘴一张一合的,看那样子特别傻。我爸爸,他一定觉得特别无聊,也特别不自在,但没办法。

  艾:那时你是个中学生,一零一中学是不是也搞得挺厉害的?

  宋:小平在家没怎么参加,他在家搞无线电。

  王:我爸爸是什么啊,阶级异己分子,我还想参加“文化革命”,红卫兵?

  宋:他爸爸1935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为这个,被开除学籍,还遭国民党追捕。后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当队长。1939年调到抗大任教员,副教导员、总支书记等。他从延安转战到山东,我是1941年到胶东抗大学习,这么认识他的。那时环境很艰苦,他带病工作,被评为模范党员干部。1942年他得了肺病,大吐血,他非常坚强,死里逃生。他长期带病王作,怎么会是阶级异己分子?

  艾:他那时给高教部提意见,都提了些什么意见?

  宋:51年、52年,教育改革,大的院系调整,对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他被派去当支部书记。一些知识分子,对教育改革提些意见。这个老头,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觉得人家提的意见还是对的,回到教育部来汇报的时候,他就替这些人反映情况。但是那时候有些人,思想还是很狭隘,觉得你这个人,替知识分子说话。他也不服,争,拍桌子打板凳地争。争了半天,不能解决,就给毛主席写信,给周总理写信。这些信,都被转回原单位。人家抓到这个信,当然觉得你这个人反党。他自己觉得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党的教育,这个老头,就是那么个个性。小波出生前两个月,他爸爸挨整,对全家是个沉重打击,他在胎里,受到刺激,这对他的发育肯定有影响。

  王:他这么早去世,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3个男孩,我跟晨光比较像。他跟我们不太像,他就是在胎里受了刺激,造成体质上差异。过去,我们3个人一起出去玩,他特别容易累。一会儿就累了。你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吗?

  艾:看过,里面有个革命家,睡钉子床什么的。

  王:他有意识改变自己,吃很多小牛肉,干体力活,锯木头什么的。有一次有一个人的马车惊了,有一个贵妇人坐在上面,他过去一把揪住了马脖子把马车救出来了。我们当时看到这儿,“文革”时期,这些书也都在地下流传,我也就想我应该改变我的体质,当然由于吃不到那么好的牛肉,就吃了很多馒头。

  艾:听你说来,好像你还有一点理想主义气质,好像小波没有。有吗?

  王:小波怎么没有,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讲一点不太革命的话,小波都很气愤地指责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事。他到云南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傻×青年。其实,我妈妈是想保护他,带到干校去多好啊,他就不用受那个苦了。他跟着我妈妈,生活各方面都会好一些。

  宋:就是,在干校起码吃饭不成问题。

  艾:他后来有一篇文章,说,萧林她们,要去缅共,也邀了他。他说他想了一个晚上,抽了一条烟,还是决定不去。说人家也没有请我去。看了吗?

  王:当时就是那样,很多青年都是傻×青年。

  宋:他们不在一个县,萧林在瑞丽,小波在陇川。

  艾:他们有的人看了《黄金时代》,就想问:王小波,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啊?有的人就愣说,他真是有个女朋友,在那儿当医生。

  宋:那都虚构的,他那时才多大呐,16啊。

  王:他那时想去云南,觉得那儿有少数民族,西双版纳,特别浪漫,有美丽的风光,看过一本书叫《美丽的西双版纳》。另一方面,他觉得,从小在教育部干部大院里长大,觉得经常在一块,特别俗。所以,他决定摆脱这个世俗的圈子,满脑子的幻想,不切实际的幻想。

  艾:你那时已经去煤矿了,你劝过他吗?

  王:好像也劝过。

  宋:谁他也不听,家里人都劝他跟我上千校。

  王:他觉得跟着妈妈,过舒适的生活,好像这个志向太小了,得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

  艾: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吧,看银河文章里写的。

  王:他真正开始写恐怕还是回城以后。小波看书很早,很小就开始看。但“文化革命”还是玩,那时候对小孩来说很开心,对小波那么大的孩子,是个很好玩的世界。我那时候呢,开始还很开心,后来就不开心了。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个小红楼前面,突然一下,广播响起来了,广播新闻,以后取消大学考试升学,由工农兵推荐。我一听,完了,心灰的感觉。你看咱们家这政治条件,哪能推荐得上去,小波他们当时还小,他们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们自己组织了小红卫兵,写大字报。玩。

  宋:一些孩子,一块住,一块吃饭。

  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人大的武斗,他就是没看过,至少他也听其他的孩子说过。

  艾:《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写过,自己家住的房子被改造成了一个铁蒺藜,用的武器,从竹矛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王:确实武器在不断地演进,一开始是用矛,然后,无论清华北大,都是把书来做护具,因为书也不是很重,他们把西藏放牛的投石器都引进了。人大的红卫兵还从外校请了一个投石专家。

  艾:在小说里,就是个小孩,小说的主人公。

  王:我记得一清二楚,那个人拿来给我看,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包一个石头,然后两根绳子,一根绳子长,一根绳子短。一根握在手里,然后把这个东西甩出去,可以甩出去很远。

  艾:两个楼对着打,人都在楼顶上打,还是对着窗户打?

  王:对着人打,窗户都堵成枪眼,像堡垒的枪眼,我就听他们讲,有一次,有一个人不慎把手露在窗户外头,一块大石头扔过去,4个手指头马上碎了。

  艾:人大的学生也很野啊。

  宋:哎,那时候,你在哪儿呢?

  艾:我在武汉,不过也来过北京。见毛主席啊。

  宋:小波,大炼钢铁他也写一写,其实大炼钢铁时候他还小。

  艾:小平你说小时候你跟着小波,他去看蚂蚁,看蚂蚁喝水?

  王:马蜂。有一天中午,教育部的人,大家中午都睡觉,下午上班。天很热,妈妈也让我们都睡觉,我就看见他起来了,一摇一晃的,我就跟着他。他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呢,看见有一个水龙头,地上有一大摊水,他就去滋那个水龙头。地上有马蜂,马蜂在喝水,他滋那个马蜂。

  艾:他发现你跟着他没有?

  王:好像没有。

  艾:他受你的影响,后来在好多作品里提到你。

  王:其实,我那时在煤矿,如果可能走上文学道路,我一定走,但是当时,允许写的那些东西,都特别恶心。没法写。

  艾:你最早看到小波的东西是他下乡回来,还有在工厂里写的,是吧?

  宋:他没上工厂以前,还在家呆了一段时间。

  艾:他以前写的东西,我也看过。有一次他说他以前的字写得好,给我看他写的字。我看字还可以,没好意思细看他写的什么。好像是写一个女孩子约会,后来,男孩变成女孩,女孩变成男的。我认识他已经很晚了,是在他很成熟,创作上很成熟的时候认识他的。

  王:当时我看他的东西,我说,你写的东西,等你死了100年才能问世。根本不能发表。当时他写的东西,都放在我们那个小屋里,都特别安全。

  二、“一把把威尼斯金币”

  王:你知道我们当时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吗?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首诗,我给小波介绍。后来我们俩都能背。

  红色的和白色的被抛出去,揉成一团,

  一把把威尼斯金币向绿色的投来,

  而给那飞掠过的窗户的黑色手掌

  分发着一张张亮闪闪的黄色纸牌。

  这是描写城市的。

  艾:这诗挺可以的。

  王:很好啊。早期他是印象派。

  艾:他那时候是未来派诗人。

  王:比方,他说,灯光,给一些向前奔跑的人们戴上脚镯。他是描写城市的,这个城市杂沓的车,灯光从那边穿过来,就是给人们戴上脚镯。像那个分发着燃烧的黄色的纸牌,这就是晚上汽车扫窗户的那种感觉。

  艾:这很有诗意。

  王:还有——

  人群——这只毛色斑斓的灵活的狸猫——

  浮动着,蜷曲着,被一扇扇大门吸引

  我记不得了,他有很多句子都很棒。他说诗:这不是诗,这是凝结成一团的痉挛。很有力度啊。这是对诗最高的评价了。

  艾:我印象中记得的是他的一些政治诗,什么列宁啊,开会啊。楼梯式,标语口号。

  王:他有很多诗,我们那时一边看一边想,琢磨这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化革命”以前的事。我十多岁,上初中,初一初二的时候,小波就更小,小学的时候。

  艾:是自发的喜欢,也没有人推荐,你们自己挑这个看的?

  王:谁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就自己在书架上搬过来看,觉得很有意思,就琢磨这东西,一开始看那个分发着黄色的纸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明白了,他是描写城市的喧嚣,各种杂乱的东西,特别是光影。

  艾:不过十几岁的小孩喜欢这些东西,也还是很奇怪。

  王:是很奇怪。

  艾:对语言的东西有一种感应。

  王:不是,是对形象的东西的一种爱好。这个在我们家可以说是个传统。小波很小的时候,他蹲在那儿傻呆呆地看,他在看什么?他绝不是在发愣,他在看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这个东西别人可能觉得没意思。

  艾:看他写的《万寿寺》,写千年以前的长安,有什么树,有什么花香,都很美。

  王:他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印象派色彩。完全是从光影、印象的交织,从这个想象发展出来。

  艾:有的人一生也不会这样想象,你教也教不出来。

  王:这是天赋。我好像记得,那就更早了,那时小波,还没有加入我的集团,我的grOup,我记得我在几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有,现在小孩都没有,那种感受。现在我的两个孩子,我能知道哪个有,我那个小的有,大的没有,大的是一个平常的孩子,特別活泼;那个小的,有时就在呆呆地,就在想什么事情,我知道她一定在想着一些念头,跟我小时候想的,鬼头鬼脑的,有点相似。比如说吧,那时候6岁时,刮大风吧,就在楼上,看楼下,风刮起那个尘土,把那个纸卷到空中。然后,就觉得,特别有魅力。可以看半天,想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住在人大铁狮子胡同一号,好像是木楼,是段祺瑞的执政府,那是像教堂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我带着小波,最小的晨光不去,还有姐姐,我们几个人去玩。好像也是一种历险,我们有一次还走到水牢里去。下面还有水,走来走去,好像都有提供幻想的余地。就是说,很多东西别人看来丝毫不出奇,可是比如说有些人看来,我们看来,可能就觉得很美。至于美在什么地方,用文字来描述,也很困难。这就是说,也许文字并不是传达美的一种妥善的渠道。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只好用它了。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艾:那还有画画、音乐呢。

  王:也可以。所以你看小波那些东西,他也是传达一种意象,一种意境。我就感到,他和我一样,一定和我感受一样。世界上的因素太美,太复杂了。能区分出一万种、两万种,可以躺在那儿随便想象各种意境。我就知道这是一种艺术家的心灵,如果有这样的心灵的话,你可以当画家,也可以当音乐家,可以成为诗人。就是说,小波成为一个作家,他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心灵,他一定是有的。

  艾: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有?

  王:后来我们就有一些交流。

  艾:你跟他交流有没有觉得他小,或者他对你有没有刺激,反过来。

  王:也有啊,比如说他选择的一些东西。他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更喜欢带有圣徒色彩的东西,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东西,我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被吸引了。还有特别fresh那种新鲜的东西,自然的东西,我觉得我本能贴近这些东西,而小波呢,好像这些方面跟我不太一样。他喜欢什么东西啊,他喜欢就是那种佛头着粪,调笑的东西。像马克,吐温,一见了,乐得了不得。我开始看马克,吐温,有点受他影响。我们跑到那个书市去挑书,我挑的书呢,有点sentimental.

  艾:那是哪年的书市啊?

  王: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呢,我大概12岁,他十来岁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那时旧书摊上也有好多书,我们凑一点钱就去买。然后转来转去,我买的书就是有点sentimental的,有些想象,有些自然的描写,一些风土人情。我在那里面,能看出好多味道来。可是小波呢,喜欢看马克,吐温,他专拣马克,吐温的书看。我看马克,吐温,开始还不太看得进去。觉得离我的那种理想,那种宗教意识,美的理想,好像差得很远。可是后来呢,我也喜欢,可以说我是受他的影响。我现在在小波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里,处处看到马克,吐温的影子。很多影子能看出来,你看关于蛇颈龙的描写,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子。

  艾:你是指马雅可夫斯基那种很特别的想象是吧?

  王:不是想象,就是那种新颖。有些东西在你面前,特别难忘。多数人,注意某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呢,可能也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由于人人都注意到,这就不稀奇了。现在有些人,比如小波,他注意到的东西,是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他把这个注意了,他记住了,他过了多少年以后,把它加工了,写出来,别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吧?所以艺术家无非是换了另一种角度看问题,你说一般人写“文革”,怎么写的,从一个大的脉络来写,是吧?可是这个大的脉络呢,恰恰是小波不喜欢的。他不喜欢那种东西,他从心里面憎恶那些东西,那种教条的说教。这都是我过去对他的了解。早期他本能地远离一切政治的东西。他的东西,可以理解成一种纯艺术的作品,纯粹的一种美,或者一种喜剧感。

  所以后来,他可能有变化,特别是写到《黑铁时代》,我觉得那个好像介入到意识形态,太多了。和那种纯粹的艺术境界,距离远了。

  艾:你觉不觉得,在《未来世界》那些作品中,那种施虐狂一受虐狂的组合很多?

  王:我怀疑,他是不是对同性恋,施虐狂一受虐狂这些东西研究得太多了,他的脑子就移情了,移到那边去了。再一个呢,我怀疑他的身体内部有一些病理性的变化,是不是影响他的思维。肯定那时候,他的心脏,会影响他的整个状态。我是怀疑,他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影响他的作品。

  艾:身体状态,肯定影响心境。

  王:影响心境,也影响作品的风格。

  艾:或者,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或者说是危机感。

  王:对未来,不看好。

  艾:你妈妈对你们的兴趣方面有没有影响?

  王:在文学方面,我想我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才能,多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妈妈她们这边,都是很现实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空想,不会幻想什么东西。

  艾:你妈妈这边家族比较可以在中国这种生活环境里生存下来。因为不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坚强的素质,那么,碰到什么事情,自杀啊,疯狂啊,很容易发生,就很难维持一种平和的生活了,看你妈妈,经过那么多事,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好像女性,不是知识分子很细腻的那种,她们的生命力比较坚韧,不那么容易被毁灭。我看小波的文章里有时写到你姥姥,不信亩产万斤粮,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这么一股平衡的力量,也可以帮男性分担不少。

  王:因为她们都过过特别贫苦的生活,其实,越是吃过苦的人,越是生活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的人,她们的生命力越强。你看那个自杀的人,一般家庭环境都还可以,至少是衣食无忧,这样的才自杀。吃不饱饭的人,穿不上衣的人,一般都不会自杀。

  艾:我看《炎黄春秋》里写你父亲的文章,说他后来很伤心,说你都不赞成他的看法,是吗?那么你的看法对他来说很重要了。

  王:我父亲那时候,78年以后,在我看来,他脑子已经坏了,很迟钝了,他脑血栓。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病了。特別是我妈妈,还对他有很多幻想,觉得他好像还能做多少事情,还能写书。他搞的是形式逻辑,我在社科院学的数理逻辑,我觉得别开生面。

  艾: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呀?

  王:一个是现代的东西,一个是古代的东西。数理逻辑,实际上在中国,一开始教的不能算数理逻辑,就是符号逻辑。

  艾:就是你在沈有鼎先生这儿学的,是符号逻辑?

  王:符号逻辑,后来也学过数理逻辑。但是比起传统的逻辑,已经高明太多,简直就是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搞逻辑的人有不少不懂数理逻辑。而且,他们视数理逻辑为畏途。

  艾:小波的作品也有逻辑推理,随笔里也有,看《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如果是这样,就怎么样,如果是那样,又会怎么样。他那样推理,可以推出一个很荒谬的结论。杂文里面也有逻辑推理,很多,是一种论述方式。

  王:还有一些怪论,那都是从符号逻辑那儿来的。因为那时我学那个,我也拿书回来,跟他聊两句。他很感兴趣,也看,李银河也看。所以小波具备一些逻辑的知识,对他写小说很有帮助。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常常思路不清,太缺乏逻辑训练。而西方人,比方说美国人,哪怕是引车贩浆之流,他们的头脑都比较有理性。至于受教育的人,就更有理性,他们想问题的方式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艾:那天在会上,你听了好多发言,觉得怎么样?

  王:第一条,我很佩服,觉得口才都特别好。整个来说,中国大陆出去的学生,全都比台湾人会说话。尤其是北京人,就更能说话。

  艾:他们讲了对小波作品的看法,或者印象,你感觉怎么样。

  王:我听他们讲,一边也琢磨琢磨,好像觉得有些东西,和我距离太大。因为小波,你想,他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喜欢佛头着粪,好像给李先生头上,打一个暴栗。

  艾:他写东西,我想,在这个行当上,他已经走得很远,我觉得一个人要做一个东西,他想做到尽善尽美的时候,他就已经离众人很远了。你很执迷的时候,周围的很多东西,你都忘记了。然后,周围的人要想进入啊,也要很长的时间。他不是马上就能体会到这个东西好,值得你这样千辛万苦,不是的。什么样的人能体会到你的千辛万苦,就是跟你做过同样事情的人。一个作家举例,比方演奏一个古典的交响乐,你把中间的东西都删了,叫大众听,听不出来的。但是行家听得出来,哪个音符少了,哪儿高了半个音,他一下子能听出来,而且,他能从那里面,从那个东西的完美和举世无双之处,得到最高的享受。

  王:不是,你说错了。真正的音乐天才是不需要培养的,他哪怕只有3岁,你有个音符弹得不对,他就觉得了,心里就不舒服。他本来是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艾:那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王:所以说能欣赏音乐的人,从年龄上讲可以是最小的人。而文学作品呢,就要求年龄大一点。

  艾:像小波这种,他做的,在技术上很专业,就是说有很多奧秘在里头,你不是一下子都能琢磨出来的。你看他的书,一般的读者,都可以看,也可以喜欢,但和一个行家来看,是不一样的。行家看了,他就会觉得,啊,这个迷宫砌得精彩,因为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砌成的。行家知道,难在哪儿。一般人来说,他可以进去玩,也觉得很好玩。

  王:可是你要说,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这么听,我就要说,他根本听不懂。因为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他常常忘记了一切技术层面的东西,他完全陶醉在音乐里面。

  艾:你可以说,有一种读者是这样的,他不需要知道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要评价一种东西,你必须知道,这个东西难在哪儿。你才可以知道,这个人克服了多少困难。他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才能。

  王:不是。你就说诗吧,过去的诗人,人们说分两种,一种是天外的才能,像李白,这个流派,他一般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像这种东西,你就很难说,他有什么技巧。因为他做一首诗的时候并不苦,他是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艾:小波的作品肯定不是这样的。

  王:还有一种,像杜甫,他是写出来的,千锤百炼。

  艾:小波的作品是改出来的,你看《万寿寺》,他的想象,那个结构,它就变成很复杂、很精致的一种东西,不是很粗糙的、你会写字就能写出来的。好像做一个实验,你一定要达到某种结果,要做很多遍,去比较它们的效果,找一个最好的发展下去。

  王: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因为把一个东西专业化了,繁琐化了。究竟是个优点还是缺点?比如说吧,我看小波后期的作品,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的结构能力是在对段落的把握上,更大的结构,不是他所擅长的。不过,他现在的结构,他正得其所哉,现在还有些作品,更是支离破碎,那是一种新流派。是不是?

  艾:说小波,我觉得,他并不介意要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但是呢,大致来讲,故事还是有一个头尾。比如说,唐传奇吧,反正最后,这对情人结合了,或者后来死了。还有的他改了,比如“寻找无双”,他就把结尾改了。他是在古代小说里游戏,游戏里也有理性。原来的结尾是无双找着了,两个人白头到老;他写到这儿,把结局改了。找不着了,根本就找不着无双。

  王:我老早就觉得,在西方小说的一开始,是单线小说,后来,出现双线,三线、四线。写一段这个,然后跳过去写那个,然后再跳过去写那个,轮番地写。这种东西究竟有没有必要?

  艾:那你看是针对哪个作品而言了,要是抽象地讲,这种原则,那就很难说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得看你用它做出了什么东西。

  王:如果单纯是为了卖弄技巧,那就没意义。单纯为了把情节分细而分细,那就没意义。比如说有的小说,像金庸的小说,他也是写点这个,写点那个,这么多的线索,在某个时刻,会突然交结到一起,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结构。有的人就会搞这个大结构,实际上你把它做成计算机的流程图,这个交结,那个交结,它也是很复杂的。这个方块和那个方块有联系,打一个箭头,或者,这个箭头要打回去,这都是把一个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小说也是这样,要作流程图,人物关系,在哪儿交结,它也是很复杂的。

  艾:看中国现代的小说,它不需要很复杂,为什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得很严。它要求你,明确地用一种小说证明一种意图。这就把小说变成一种很工具性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艺术就是一种工具,而且是越来越简单的工具。比如说变成大铁锹,或者干脆变成枪杆子。像这种工具,连笔都不是了。

  王:“文革”的时候,都是煽情的东西。

  艾:从7。年代末,以前那些东西解体以后,开始有了文学,但那时的文学,也就是稍微说点实话,说人话。但是说人话,不见得就是音乐,就是小说,没有到艺术的程度。因为整个中国人的趣味,它都被破坏了,被败坏了。就像一个人吃馊饭,他绝对没有品位了。所以你那时候稍微端上点东西,是人吃的,他就觉得,这是文学。比如那时有些小说,很容易卖座,以后看来,其实在艺术上很简单。一定要到文学发展,正常地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培养出好的品位。

  我觉得小波的作品是属于一种比较纯艺术的东西,属于能够培养人的文学趣味,一种品位的东西。

  像你说的这种流程图,我是说,以前的东西,它是不需要写得很复杂的。这种要证明某种写作意图,这种倾向,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如果你想把你的东西写得很复杂,那你也还是从一步一步地走起,像下棋一样,好像砌房子,一步一步砌起。所以,像小波,他想把小说做到这个程度,他注定要写个十七八遍。这样他才可以了解,这个小说,它有多少种可能性,然后他再选择一个可能性,把它发展下去。然后到了其他的路口,把某些可能性拼贴上去,然后再走到一个路口,再拼贴新的可能性。

  王:你知道金庸他怎么写小说,他在报上连载,他根本不可能改。他没有修改的余地,他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艾:金庸那个东西跟小波的作品不一样,他是带有很大的消遣性的。

  王:我是说他的结构,他的结构也相当得复杂。他也没有修改,小说在他头脑里就那么复杂。

  艾:金庸那个东西,他也有所本,武侠小说,它也有一套路数,而金庸是玩得很好。比如武侠小说,它都要有武林流派,比武,寻找秘笈,谁写武侠小说都得写这个。还有比如流派的承传,师门之间的格斗,最后一个英雄好汉的成长。武侠小说是要围绕这几个基本的母题来做的,但金庸,他一方面是对这个很熟,另外他有历史知识、地理知识,这样,他比以前所有写武侠小说的人都有想象力。我看金庸是借小波的书。记得小波说:金庸的文学素质是一流的。

  王:金庸的结构能力很强。

  艾:你说他的结构能力很强,可是他的结构有时好像就是随意地发展出来的。

  王:有的很难啊,你发展出来以后,最后怎么能有力地结束。

  艾:反正金庸也是很神的,你看了他的书非得一口气把它看下去。而且绝对看得不累。

  王:金庸在海外评价其高无比,人们都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泰斗,谁也压不倒他,谁的才气也大不过他。

  艾:你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看的金庸,67年?70年?

  王:大概接近于70年代,1970年左右。有人从海外带进来。

  艾:72年,允许华侨来去自由,从香港过去,在那以前,海关是关着的。

  王:那可能,当时是有一个人,他家有海外关系,带进来的。

  艾:是个什么样的版本?书皮封面都有,是吧?

  王:版本?书皮,好像有。不过也很破,不知有几百人看过了,当时,我记得跟他们讲金庸的故事,都很不容易,前因后果的,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发展。这是一个大结构能力,我是说小波,他的长处在小空间能力。

  艾:他的作品可以细读,每一段。每一句。因为他写了很多遍。

  王:他炼过句,自己琢磨过,自己吟咏过,好像,有点音韵。其实,现代汉语有格律的,不过是没有人强调这个东西。绝对是有格律。有的句子,念了出来别扭无比。有的呢,稍微改动一两个字,就成为很顺当的一个句子。有的句子,念起来呢,就漂亮了。小波的有些段落,他有时就像那种情况——你看金庸,金庸写一个侠客,侠客出来,他打了一个劈空掌,一道力压过去;然后,他手伸出来了,人还没有接近对方的时候,已经三道内力,在空中一波一波地砸过去,打到敌人身上。我觉得现代汉语的写法也应该达到那样,一波一波的内力。

  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好像都是相通的。文学,它和音乐相通,和美术相通,和舞蹈相通。

  艾:小波还知道一些很俗的故事,俗语,什么笑话等。比如那篇《引证弗洛伊德》,里面把弗洛伊德比作止痰丸。说有首古诗:昨夜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

  王:这是咏雪的诗,这是其中的一首,我们家有一\/本古代笑话集。还有呢,天地一笼统,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小波记得好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艾:他会用这种特别俗的东西讲特别雅的事。有时候用雅的事讲俗的东西,倒来倒去,倒得很好笑。

  三、饥饿、冒傻气、书外“文革”

  王:困难时期,那时候妈妈浮肿,姥姥也浮肿,脸肿。

  说养小球藻,蛋白质达百分之三十几,其营养价值比大米白面还高。培养,有容器就行。放上水,肥料,然后呢,提供藻种,让它长。那时我爸爸挺信这个。

  宋:他不是信,还不是看孩子饿得没办法。

  王:没有肥料,就是童子尿。所以我们小时候,我跟小波商量好了,绝对不吃王晨光的尿。我们俩一口也没吃。

  艾:不过那东西怎么吃啊?

  宋:还不是煮煮就那么吃。

  艾:就跟喝汤一样啊?

  宋:那不是说有营养吗?

  王:实在没办法了,那时候,好多高招呢。米饭,双蒸,三蒸。

  宋:你没看见小波在《光明日报》发表的,1997年1月3日,《写给新的一年》?

  艾:我还没看。

  宋:他就是讽刺,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候搞那个超声波。

  王:说超声波发热器可以热水。它的构造其实特別简单,就是把一些铁管,头上拍扁了,然后锯一个豁子,掐上一个刮胡子刀片。他们就说,高压蒸汽喷出来,通过超声波,就能把水加热。那时超声波是一个名词,不懂科学研究不要紧,反正是一个难懂的名词,有一定的魔力,就像今天说什么结构主义一样。把这个捅到水里,蒸汽一开,果不其然,水就热了,可是洗澡的人,稍一不留神,踩在这个刮胡子刀片上,就把脚刮破了。那时的人就一直相信是超声波把水加热了。

  艾:实际上呢?

  王: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这个超声波的头都坏掉了。就把它拆了,后来都忘掉了。没有插头,水蒸气一开,水也热了。最后才明白,根本就不是超声波把水弄热的,是水蒸气!这事我最清楚,这实际是个大笑话。后来就把所有的超声波插头都拆掉了。

  艾:那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何必倒腾来倒腾去,又是管子,又是刀片。

  王:那时候人就那么愚蠢,那时候有多少人,多少单位,上面布置下来,发文件,下面看,照着做。干了多少蠢事,最后总算悟出一个道理,不用把水烧热了灌到浴池里,只要放上凉水,把高压蒸汽往里一冲,就行了。

  艾:小波的杂文比小说发得多,小说好多都没发出来。杂文也有些没发出来,但发出的居多,不少读者是从杂文认识小波的。

  王:其实就是说了些大实话,指出了一些非常荒谬的事情。这里说的超声波就是明显荒谬的事情,而奇怪,却没有人写过这些东西。

  宋:奇怪,过年都写祝词,他写个这个,你看,他这跟人家都不一样。记者打电话约稿,他说,没东西写。人家说,哎呀,随便写点。还有写打工的事情。

  王:你看他都讽刺什么事情,第一是土法炼钢,第二是这个超声波,这是中国几大荒谬的事情,全社会都在进行着。极端荒谬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还是在做。

  宋:大炼钢,他才多大啊,五六岁。

  王:知道啊。他没看见过,但是我是看见过的。看见过小土群。人大附中那个地方。堆了一大堆废铁。

  第一个大炼钢,第二个超声波,第三个打鸡血,第四个就是每天早上喝几杯凉开水。后来还出现什么,红茶菌。

  艾:我还记得,我们家也抱回来一个大公鸡。那时候,我每天在学校疯疯癫癫,也不知父母在干什么。反正古古怪怪的事情不少。

  王:什么东西都一窝蜂轰起来,然后,在一个月以后,就过去了。街上都卖红茶菌汽水。后来就再没有一个人养红茶菌了。

  宋:甩手疗法,都甩手。

  王:小波不是说了吗?直到有人编出来一套,说甩手疗法有恶毒的寓意,就是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大帽子一扣,吓得谁也不敢再甩手了。

  艾:您还把这些报纸都剪下来了。

  宋:他有时候回来,在楼下拿了报纸,顺便带回来,我就看了。

  王:小波还写了,工农兵学哲学,全民学哲学,说哲学是聪明学。结果都聪明了?

  宋:没脑子了。全国一个脑袋。

  王:自从解放以来,大冒傻气的事,一连冒了好几十年。要是把冒傻气的事都记下来,可能有好几千项之多。小波这儿列了有七八项。

  宋:他能记得,实际上58年,他才多大。当时的大标语:为了一零七零,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我们都在那儿,白天黑夜地炼。

  王:那时墙上画了一个大画,宣传画。一个农民在地里劳动,无比之高,旁边有两句歪诗:抓起云彩擦把汗,凑近太阳吸旱烟。

  宋:还有除四害,小波都参加过。早上起来,到房顶上,嗷嗷嗷嗷,轰麻雀。

  王:所以说,冒了多少傻气。

  艾:可是,那时中国人,也不全是文盲啊。这个傻事一让做就都去做啊。

  宋:毛主席一号召,谁敢不做?

  王:后来没有毛主席号召啊,那甩手,毛主席号召你甩了吗?喝凉水,毛主席号召了吗?就爱瞎起哄。没有人号召,也这么干。

  艾:会上不是有人发言说吗,说看小波的杂文,觉得他一直有一种对科学的热爱,一直呼吁按科学办事,也说他自己热爱科学。一般文学作品的作者不写这个。

  王:这应该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传统吧,喜欢数学、喜欢电、喜欢物理学,我就特别喜欢。爸爸喜欢吗?

  宋:爸爸是搞文科的,就你喜欢,你忘了吗,没有钱,捡破铜烂铁卖点钱。

  王:买点东西,装矿石收音机。

  艾:小波写了好多这个,怎么做。

  王:那都是我。那时候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

  艾:他写怎么到旧货店去买东西,什么旧照相机,讨价还价。回来做成个什么东西。还有养兔子,也写了,《寻找无双》里面,王仙客养了很多兔子,在屋顶上繁殖。

  宋:三年困难时期,姥姥在浴室里给弄了个架子,养了好多兔子。

  艾:养兔子吃是吗?

  宋:那不是经济困难吗,没肉吃。孩子一个个都饿得很瘦。

  王:我还记得宰兔子的事,那时候小波也在。我们想宰它,又不忍心下手,我们把它放在脸盆里,它又跑出来。结果找个大砖头把它压进去。特别残酷。后来还杀鸡,咱们养的鸡,也不敢杀。后来把鸡放在板上,砍了鸡头。砍了鸡头以后,那鸡还跑。

  宋:我不知道。

  艾:那时他爸爸忙王作。

  宋:他早上起来写文章,吃了早饭进城,为几个孩子奔波。买点什么,增加点营养。有什么可买的,买点橘子水。实际哪有几个橘子,就有点糖,有点黄颜色。也不容易。我不在家,他也够辛苦。

  艾:那时你姥姥最累了,操持一家。

  宋:她还有病,肩周炎,疼得一点不能动。

  艾:小波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在一起,有点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

  王:是这样,有一种侃大山的气氛。

  艾:是你们3个男孩扎堆,还是和两个姐姐凑在一块?

  王:后来就是全家坐在一起,在那儿神聊。

  宋:去颐和园,一大帮,又下棋,又聊。他爸爸,挺民主作风的。

  王:我记得我们一大帮子,还有小芹、正其,我们到那个小河沟里,用手绢捉鱼。小波有没有讲在颐和园,看一个人写的诗,我们也记住了。

  我跟小波,在那儿翻意见本,后来就看见,那首诗,我们一直拿它说着玩,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上面写着:天昏地暗四英豪,在此饮茶兴致高,壶干杯少热水缺,服务员同志灵撑握。灵活掌握他写撑握。我们拿这个说了好几年。

  艾:小波特别能找到生活里面的笑料。

  王:还有一次,我跟小波,还有爸爸,我们去看一个演出,一个电影,我们那时候最喜欢背诗,然后,就比赛,谁背得好。我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们那时候背的是袁水拍的诗,是讽刺右派的,我现在只记得几句,什么:说是助党整风……后面还有很大一串,有些话突然听了一句,好像很反动的。后来爸爸敲我们凳子。

  艾:这诗也背啊,押韵就背啊。

  王:不是,就觉得有意思。

  艾:那是什么上看来的,《袁水拍诗选》啊?

  王:从报纸上看来的。

  宋:你爸爸,能背很多首唐诗。

  王:我也背得很多。他能背四书五经,我可不能背。你要说背诗,我背得不比他少,因为这个我感兴趣。四书五经我不感兴趣。他从小念私塾9年,能背好多书。

  艾:小波的记性很好,他能记住好多书。他特别能记得一些很野的,很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能记住好多跟屎有关系的笑话、歇后语,什么吃棉花,拉线屎。

  王:那是从小,我们的共同癖好。我做过两首诗,关于屎。小波都知道。

  宋:他们尽恶作剧。小波说些话,我说你的嘴,太不干净了。

  艾:不过他也没有带脏字。

  宋:兄弟姊妹多了,一小群,他们常一起恶作剧。

  王:其实,细想起来,这种精神是从什么里面变出来的,我就突然想起这个来了。小波这种精神,在会上也有人说,他是从古典文学,从那里面探索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得最清楚,我们那时看的什么东西。他那时思想的形成,和前人不一样,都是从外国的东西里面来的。他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像中国古典诗词、古文什么的,至少是在他比较大的时候,到了20岁吧。我说你写东西,要看一点古典的,可是他好像没有看过什么古典的。

  艾:他看过古典的,比如说像唐传奇,你说他把唐传奇写到那个程度,应该是他看了很多,很喜欢,然后把它挑出来,挑了几个好故事来改写。

  王:我跟一个朋友聊,说,没有童子功。后来小波到了美国,也念了好多,四书五经也念了。

  艾:老师说他的古文不好,让他念,他跟许倬云念书。

  王:不过他现在写这种文字,不依靠古文也可以。

  艾:他写得很俗,很白。完全是俗白。

  王:我今天跟萧林聊,我说,你们当时,偏要去云南,到底为什么?她讲了为什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她告诉我,也是从外国文学里面来的。那么疯,那么浪漫。她说,那时候,有一个女孩,比她们大一点,我还有点印象,老跟她们在一块,她跟她们讲了很多故事,也给她们一些书看。她属于比较单纯的,可是小波,跟我们,是属于比较杂的。已经是当时的非主流派了。她是看《牛虻》这一类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主题比较单纯的吧。

  艾:献身于理想、信仰,而且为某种信仰很自苦的。

  王:她们可以去干校,但是没有去。“文化革命”把一些人的丑恶面目都暴露出来了。什么互相攻击,互相捏造,各种丑事层出不穷。

  艾:你说什么屁股展览,某一派有两个人,某年某月定于几点钟,脱了裤子给别人看打肿了的屁股。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真有其事。

  王:她们看了《牛虻》这些书,觉得不能和庸俗的东西妥协。

  艾:那你说小波跟她们也有一样的地方?

  王:也有。不过没那么疯。小波到了云南,现实使他失望。她们看《牛虻》,当时看《牛虻》的革命青年可不少。

  艾:主流青年。我也看。

  王:我们那时看马雅可夫斯基、马克,吐温的书。奥维德的《变形记》,都是家里的书,受家里的书的影响。

  艾:那时候《牛虻》是国家、共青团推荐给青年看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宋:这两本书在咱们家,看得不多。

  王:爸爸会存那些书吗?他没那个书。

  艾:你爸爸管不管你们,比如说引导你们看什么书?

  王:他不管,从来不引导我们。不过,有一次我看黑格尔的书,他说:你看这个干吗?你看得懂吗?

  宋:小波不看这个。

  王:小波不爱看,抽象的东西他不爱看。

  宋:爸爸也忙,又是教研室,又要写东西。那时写了好多东西,不是用他的名,用教研室的名义。

  艾:你看昨天会上说,《黄金时代》是小波在美国留学写完的,这个环境和中国不一样。你认为呢?

  王:现在北京污染得很厉害,人在这个环境中,不能够正常地呼吸,这是个大问题。污染,引起人情绪浮躁。你想,如果你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没有污染,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屋里装着空调。你那时候坐下来写作,是不是会文思泉涌?

  艾:喧嚣是不好,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说,我们就无法写作了!

  王:如果说美国的环境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如果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坐在书斋里;不过我看过小波和李银河他们住过的那个宿舍,绝对不是那样的。他们住一个很小的房子,远远不如他们在中国环境好。

  艾:我是说,他写《黄金时代》,是在国外,比如说他看书,他就可以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书,不一定看国内那一套。比如国内有一套规范,到海外,他就不在那个规范里了。

  王:这是真的。他在海外,起码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书,可以看很多。他们在匹兹堡大学,有很多书可以看,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书。

  艾:小波还有篇文章你看过没有,《理想国和哲人王》,说的是你们的一个同学。

  王:那也是我听说的。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情况下,人,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而且,赋予自己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个人,把自己设想为一个青年毛泽东,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幻想。他现在,正在积累,正在走一个大思想家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不免模仿青年毛泽东。我这是听一个朋友讲的,那时候毛主席有一个夹着雨伞,从湘潭出来的形象,这个人有时候就夹着雨伞,模仿那个样子。觉得形式上的模仿,可以导致实质上的模仿。他有这个想法。

  艾:这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王: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指挥室里,墙上一个大地图,他拿那个红蓝铅笔在这儿、那儿敲敲。人家问他,在考虑什么呢?他说: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艾:那个时代,现在想起来很滑稽。年轻人充满了献身的热情。

  王:是呀,几十年来,你说哪有几个人不滑稽。大家全都滑稽。冒着傻气,一连冒了几十年。你也冒我也冒,人人都冒。明白人,没几个。

  艾:还挨整。

  王:真正明白人,他慢慢的,信心,都被冲击而动摇了。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么一种思潮,你现在看来,觉得很可笑,那时候,它填满了你周围的一切空间。一开始你觉得这样一种思潮,非常愚蠢,我比他们高明得多,我很超脱。但是慢慢慢慢的,这种思潮,老是存在,它持续地存在下去以后,慢慢你的信心就动摇了。我不比它高明啊。

  艾:因为你作为少数,而且那时候的思想资源也很有限。

  王:我是这样想。在“文化革命”一开始,我说这些东西很愚蠢。不过我也想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年龄尚小,学识上不足,社会地位低,我怎么能说,我想的东西比这么多的人想的都高明?在我周围有那么多高明的人,干部,知识分子,毛泽东更不用说。中央大员,身上都套着光环。我怎么能说,我想的比他们都高明?其实你掉过头来一想,当初就是比他们高明,他们就是愚蠢的。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可是当时谁有这个自信心?当时人们,他们那个愚蠢的程度,只有今天才能意识到。所以推而广之呢,你可以知道,中国人,有几十年,时时刻刻干着蠢事。我希望以后不要干蠢事了。

  艾:小波书里写到贺先生跳楼……

  王:那是我们院里的一个高级干部。我爸爸挨整的时候,他还出来说过话。他这个人好像还是很有点风骨的。他的女儿和我太太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在法国。他就是实在受不了啦,就跳楼了。

  艾:“文革”时跳楼的人很多。我当时看小波的书,就觉得他写的那个细节,一般人都很少注意。他写,到了晚上,这家人的儿子,在这儿守夜,守那些脑浆子,用粉笔把地上的脑浆子圈起来,点上蜡烛。

  王:那是他编的。不过我也看到过脑浆子出来的事,印象特别深,我可能给小波讲过。那个是根本与跳楼无关的,也许是小波跟我讲的吧,我忘了。就是说,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冰棍,一边骑车一边吃。突然旁边一个公共汽车,他的脑袋,撞到车轮底下。这时候司机非常害怕,其实这个孩子,他在车轮后面,他其实没事。但是这个司机呢,他怕孩子已经压死了,所以他就往后面倒了一下车。结果旁边很多人看见,这下把孩子脑袋压扁了,脑浆出来了。

  艾:本来没死!

  王:当时,有个小孩子走过去看,丝毫没有恐惧感。一般人看了很恶心,有恐惧感,他没有。他蹲下去,看得特别有兴趣,拿着树棍,去挑,挑那些脑浆。

  艾:那旁边就没有别的人吗?

  王:后来,别的人就说:你这孩子在干什么!这么恶心。可是当时就有这样的小孩。

  艾:那是“文革”的时候?

  王:“文革”的时候。

  艾:《黄金时代》书里面还有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

  王:那是他编的。

  艾:还有大列手炮、下棋、打棋谱什么的,看起来很有趣。

  王:不过我们和象棋是有点缘的,我们那时候确实弄了好多棋谱,在家里下,虽然从来也没下好过,可能小波下得还好一点。

  艾:就是照着棋谱下。

  王:照着棋谱下。而且还有些小棋友。总之和一般下棋不一样。一般下棋就那么瞎下。所以那些棋手的名字,都记得很熟。当时有六大名手,何顺安、杨官龄。

  艾:故事里讲怎么把何顺安整一顿,笑死人。

  还有修收音机,越修越不响。你妈妈说,你们家烧了七麻袋书?

  王:是啊,我爸爸把书给卖了。当废纸卖了。不会烧的,谁舍得啊,我妈也不舍得啊。

  艾:那时都兴卖书是吧,是上面要求卖的?

  王:不是上面,人家到你家一查四旧,你受得了吗?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你都摆在书柜里?藏起来也不行啊。所以当时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卖掉。不仅卖这个,还有很多东西都在销毁的过程中,比如说,当时,人大,林园楼旁边有个小树林路,种了些小青柏树。里面有一口井,外面是小树林。半夜老有人往那里跑。后来有个孩子晚上爬进去,那井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银币啊,袁大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拿它怎么办啊。

  刚才说了书可以卖,文稿不能卖,只能烧,我爸就烧了些文稿。我半夜起来,看见他在烧。

  艾:他一个人烧?

  王:他一个人。一个人在那儿烧。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艾:你后来到煤矿了,那时多数人下乡了。

  王:当时煤矿的政审还不是特别严,所以我还可以去,起码闹个吃得饱啊,当时煤矿的工资高。但是去了,老工人也跟我们说,就别想走。要走,只有两条道,一条,是铐着走,给抓到监狱里去。一条,是抬着走,砸死了,抬出去。别的,门儿也没有。后来,考大学,才走。一零一中学,没有考不上的。

  艾:你跟小波这点也不一样。一零一中学的,可能多少有点精英意识。小波是普通中学的,特别是被老师看做调皮捣蛋的,可能一直是调皮捣蛋,作对的。你看过小波那篇《沉默的大多数》吗?

  王:我可能不记得名字了,也许看过。

  艾:就那种,我从来就不是好人。从来就是被教育、受教育。但他的意思是沉默的大多数里面,想的事情也是很有道理的。作为思想经历,他这个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好多写作的,都经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再看见现实,这么一个蜕变过程,很痛苦的。小波好像没有,也有一点,比方做傻事,但不是傻得特别疯。可以做到,抽了一晚上烟,还是决定不去打仗。他在杂文中写:人家也没有请我去。

  王:他绝不是,绝不是想,人家没有请他去。

  艾:后来那样写。

  王:后来那样写。《黄金时代》,别人都说,啊,真实地描写了那个时代,其实那个很多都是浪漫主义的。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吧,写出来,耐看就好了。

  艾:我也觉得是。他换了一种情调来讲那个时代的故事,他这样讲,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性有多么高扬,而是说,那个时代的人性有多么压抑。他那样写,把当时占上风的东西消解掉了。他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胜利。其实是今天的想象对往日的胜利。

  王:其实当时的很多痛苦,他还没有真正写进去。如果他把他们当时真的住的什么房子、吃的什么东西都写进去,那个环境,都写进去,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可怕。

  艾:有的他也写了,比如怎么去砸蚂蚁窝。他跟我说,他们在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特别大。还有他们打农药,疯狂地追蚂蟥,摁着那个农药喷头,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到了秋天,看见地里弯弯曲曲的一溜,什么也不长,就是药打得太多了。他说的,有的我记不清了。做了好多劳而无功的事情。

  主要是他那个写法,不是为苦难作证的意思。有点那种歪打正着的味道。

  王:有时候,你看挺聪明的人写东西,有些场景,别人没想过的,有些问题,别人没想透的,他想透了,把话说出来,马上你就觉得,对一个事情,能理解得深一点。

  艾:谈了这么多,谢谢你,谢谢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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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十年祭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两性关系李银河性学心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