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年级理想主义；二年级浪漫主义；三年级现实主义；四年级批判现实主义——是大学生们自己概括总结的“校园四部曲”。

　　“表弟”和“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表弟”已经三年级下学期了。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快走到尽头了。他的种种的关于个人分配去向的努力，似乎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梦想。他激烈地，越来越明显地处处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尖锐思想了。不过他毕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寻找他在社会坐标上的那个“点”。校方倒是挺鼓励他们自己去寻找的。给开介绍信。老师给超前写鉴定。对于自谋出路之能力差的，去向无着落前途渺茫的学生，所下评语积极而且用心良苦。这种鼓励带有暗示性——抓紧时间啊，全凭你们自己啦！如同孤儿院的阿姨鼓励孩子们去寻找他们没见过面的生身父母。而在他们的周围，高年级的学生为了找到那个“点”，许多人疲于奔波，许多人碰得青头肿脸，许多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继续满社会推销自己，许多人终于认了，干脆放弃了寻找和选择的机会，听天由命地表示甘愿将自己交给上帝也就是交给国家，经由第一渠道统购统销。以有始有终的态度，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段乐章上，唱出他们告别大学校园的悲痛低调合声。准备着“无可奈何花落去”，“壮士一去不复还”。这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不忍过分踊跃地超前地加入和他们的师兄师姐们的竞争。也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更有些迫不及待，更认为这种超前的竞争简直是当仁不让的事。于是有些四年级同学谴责他们不人道。而有些四年级的同学却变得一反常态地宽厚，说些“中国真小”之类的话，聊以自嘲自慰。幸运的，对分配去向早有把握，对前途踌躇满志的人总是有的。他们为了不成嫉妒的目标严守着各自的秘密。绝不敢以自信去刺激他人的心理。有时甚至还要相陪着“为赋新词偏说愁”，装出几分瞻望前程无比沮丧的失落的样子……“表妹”大概的就属于幸运者一类。比“表弟”低一届，整天仍在“浪漫主义”的红烟紫气的环绕之中炮制着体验着她的种种小感觉。她的父亲是某沿海城市的前市长。那座城市有一处新开辟的避暑胜地。任职期间亲自接待过的北京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相当不少。在北京，她有资格称呼为“伯父”、“伯母”、“叔叔”和“阿姨”的人如数家珍。其实她有时候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么？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

　　“表弟”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象他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唯一产生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唯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她的想象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弟”的。

　　他说没有。

　　“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

　　“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十四户。”“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他说是的。

　　“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他说是的。

　　“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去！”“妈，你聊点儿别的吧！”我试图把话岔开。

　　“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小说，还没当什么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么？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孤死归首丘，故乡岂敢忘’的话呢！”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他聊的话题。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

　　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

　　“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人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人心从来，只能长久装住小事。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的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母亲一愣。

　　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

　　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村里的人习惯了被离开他们的人所遗忘。正如他们习惯于遗忘了那些人一样。他们都说，穷山僻壤的，忘了也就忘了吧。该忘。不忘，咱们也感觉不到的。莫如被忘了。也省得咱们记着了。他说，他爷爷那一辈人活着的时候，还常常谈起那些当年离开的人。谈到全村人为谁谁凑路上吃的糠饼子。谈到将谁谁一直护送到大山以外，怕在山里独自走，被谋财害命。为了一身补丁少的衣服，当年山里杀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路过一个村子，可能被诚心诚意留住一宿，而第二天又在半路截住你，把你给杀了。为了太需要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留你住一宿是诚心诚意的。为了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而半路再截住你把你杀了，也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的冷酷无情地只为你那身补丁少些的衣服。他说他爷爷临死的时候，还叮嘱他父亲牢记谁谁的小名叫什么。若有朝一日竟回村里来看，就说他爷爷咽气儿前还念叨过那个人。他说，现在他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们，全都死掉了。而他父亲那一辈的人，更不互相并不谈论当年离开的那些人。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也铭记不忘。父辈人认为，当年的那些事不过是历史。当年离开村子那些人，也不过是历史。没死也是历史。而且不过是村子的历史。是仅仅与上辈子人有点儿记忆关系的历史。倘非说与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子孙有种什么关系，也不过就是种牵强附会的并没什么意义的关系。

　　他说时表情淡淡的。语气也淡淡的。低着头。仿佛是和母亲同样年纪的老人，讲述某件旧家具的来历似的。而别人要将它卖了或拆了或继续摆在哪儿，却是任随别人的便的。我想起母亲对我教诲过的，一个村子是最能记住人的话，觉得如果也对“表弟”说，不知他会作何表示？他沉默片刻，话题一转，接着说：“但是有一只羊，有一只老母山羊，我却经常缅怀着。当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孩子都得上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发高烧。从早到晚昏睡不醒。村里穷得连一头驴，一辆破大车都没有。赶到公社卫生站去搬大夫的人回来说，好几个村都流行这种儿童病，顾不上我们村，要来也得四五天之后。当娘的都急得哭了。那只羊却救了我们几条小命。羊是老村长家养的。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但是每天还能挤出些奶。老村长就每天挤了，灌在瓶子里，一天两遍，挨家挨户给我们几个病了的孩子送奶。瓶子上用线绳扎了几道儿，谁家的孩子也不偏向，喝到线就不给喝了。一个孩子一次也就只能喝几口吧。一天两遍，一遍几口羊奶，竟维持着我们的小命儿活了下去。后来几天，那羊的奶头儿，都被老村长撸肿了。再后来，一滴奶也挤不出了。老村长就下狠心，把羊杀了。熬了羊肉汤，同样灌在瓶子里供给我们喝。奇迹似的，我们几个孩子的病，没用公社的大夫来治，一天天好转了。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只羊。也是全村唯一能算得上财富的一只羊。老村长的女儿，因为每天吃糖咽菜，没奶水。他的外孙女，刚一岁多，也是靠了那只羊的奶养活的。羊杀了，那小女孩儿整天饿得哇哇哭。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能离开家了，我们就相约，到埋羊骨头的地方，一溜儿跪在地上，全给羊磕头。全哭。好像一奶同胞的几个小兄弟姐妹，哭我们死去的妈。可怜那只老母羊，奶被我们挤光了，肉熬成汤被我们喝光了。连骨头，都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得再也不见一个油星儿，熬白了熬酥了，才舍得埋掉。没人教我们去给那只羊磕头，去哭它。完全是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一致的想法。我们还在埋羊骨头的地方，用山石为那只羊垒了个坟包儿，周围栽上了几棵小树。到北京后，我最见不得的情形，就是人们围着卖羊肉串儿的，吃羊肉串儿。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形，夜里就做一次梦。梦见当年救了我们命的那只老母山羊，咩咩地朝我叫……”某类事情，或者某类人生经历，听老人们的回忆是一种接受，而听一个青年娓娓道来地诉说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接受，因为它使你感觉某种现实虽与你并不相干，但它的确矗立在某一个地方，仿佛也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使你简直就没法儿无动于衷。

　　我震惊于一颗敏感的青年的心灵，需要怎样的一种保持平衡的能力和技巧，才会将这样的童年往事完整地包容住，并且磨合成一种绵长的情愫呢？我尤其震惊于他的娓娓道来。那一种淡淡的语气，反倒使我自己的心灵感觉受到了强烈的冲撞。

　　“这孩子，这孩子，真没想到……那个小女孩儿呢？结果就饿死了么？……”母亲唏嘘了。

　　他笑了笑，说：“我们几个孩子，怎么会让她饿死呢？我最大，我带着他们，四处捉青蛙。我们那儿是山区，没有河，也就没地方去钓鱼。只能四处捉青蛙。熬蛙汤。蛙汤当奶，她才没饿死。后来我们就叫她蛙妹，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这时“表妹”来了。她见母亲那样儿，诧异地低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没什么。不过是他讲了一些动人的事儿。不过是母亲天生爱落泪罢了。

　　“你还会讲动人的事儿？哪天给我也讲讲！我要听。我得证明我自己还能不能被感动……”“表妹”又调侃他。

　　而他冷冷地回答了她一句英语。她的脸倏地红了。我虽然不懂英语，也知道他说的肯定是一句伤人的话。立刻打圆场，问母亲：“妈，你不是说索瑶来了，今天还包饺子么？”“对，对。索瑶啊，今天你拌馅儿，大娘和面。你不是说吃饺子的关键在吃馅么？咱们今天就把关键的事儿交给你做了！”母亲说着，站起来，以十二分的亲近，安抚“表妹”的尴尬。拉着“表妹”一只手，一块儿到厨房去了。

　　我低声问“表弟”：“你用英语骂她了是不是？”他说：“我总不能当着你们的面，用国语骂她吧？”“你骂她什么？”“我当然不会骂她太难听的话。”我固执地问：“你究竟骂她什么了？”他嗫嚅地说：“相当于“滚你妈”的意思吧……”我说：“听着。你必须向她认个错！我可不愿看见你们吃饺子的时候，也互相横眉竖目，谁也不理谁的样子。要不你们今后都别来了……”他沉默片刻，顺从地站起来走到厨房去了。

　　母亲随后叫我，说也得分派给我一件事做。随后暗示我跟她走到门口。

　　“你去打酱油和醋！”母亲故意大声这么说，塞给我拾元钱，却一个瓶子也没给我。

　　我说：“给我瓶子呀！”我早已不清楚家里哪个瓶子是装酱油的，哪个瓶子是装醋的了。

　　母亲又悄悄说：“让你去买肉馅儿！”我奇怪，问：“你不是昨天已经……”母亲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原想换下口味儿，昨天买的是羊肉馅儿……”“表弟”虽然向“表妹”认了错，那一顿饺子吃的仍不怎么愉快。吃完不久，“表弟”就告辞。

　　他问“表妹”走不走？

　　“表妹”悻悻地说：“你管我呐！”母亲说：“你要有事，你就先走。索瑶比你来的次数少，我们娘俩儿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聊呢！”他似乎领悟了什么，便走了。

　　母亲遂将我撵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劝“表妹”千万不要生“表弟”的气。她说她没生气。她说她受他的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说如果换了另外的谁，早和他绝交了。她说她就是不忍下这个决心罢了。她说她内心里有些委屈，是没法儿对人说的，都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她越说她没生气，只不过是有些难过，母亲越劝她。而一位七十多岁的，难免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对一位正难过着的女大学生，有时候显然是力不自胜的事。母亲越劝她，她似乎越难过，最后竟呜呜哭了。分明的，母亲认为，她和“表弟”之间的别扭，与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满面内疚地把我推入了房间，并将房门关上了。好像她已感到无能为力的事，由我接替是理所当然的。

　　我坐在“表妹”对面，默默期待她自己哭够。

　　终于她不哭了。当她掏出手绢擦泪痕的时候，我问：“哭够了？”她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又说：“你看，你也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就帮助我完成了任务。”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惹谁用那种话骂过我。英语也不行！就算我是自讨没趣儿，我妈又怎么他了？我当时不过没话找话儿，纯粹想跟他开几句玩笑，引逗他快乐点儿罢了！他经常那么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都快把我影响老了……”我说：“他不是已经向你认错了嘛！他这人性格是有点儿怪，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我正打算起身去向母亲交差，不料她问：“梁老师，你就不想更了解他么？”我看了她一眼，见她请求地望着我。

　　在我家里，从她第一天出现在我家起，就半真半假地，戏谑地称我“表哥”。我已习惯了。而且内心里也将错就错地认可了。忽然她叫我“梁老师”，同时问那样的话，使我感到，“表弟”也许早就令她苦恼了。也许早就是她的某种负担了吧？否则她何以会那么望着我呢？我暗暗替“表弟”预测到某种危机，缓缓地又坐下。

　　她却犹豫起来，不开口了。

　　我说：“你讲吧。我当然想更了解他一些。尽管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的。但也是通过你，才多多少少地了解他的。是不是？”她点了点头表示承认，又思考再三地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千万要装作一无所知。更不能对他讲。他猜到了会恨我的，真的。那我又何苦的呢？”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她说，他家的生活至今仍很穷苦。他家乡的生活至今也仍很穷苦。她说，在全校，有一些来自穷苦地方的学生。可是绝不会再有另一个学生，来自比他的家乡更穷苦的地方了。她说那一种穷苦的现实，是许多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因而也根本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他从不对别人讲。她说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对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周围其实也是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的温暖格外厚爱着他们的。她说同学之间情感的冷漠，互不关心，往往也是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不寒而栗的。何况那些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大都性格都有些与众不同，自尊心也都异常脆弱而且敏感。他们又大都以独往独来的方式软性自卫。即便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同学，发自内心想要在钱物方面对他们偶尔予以周济，也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甚至被误解为贵族式的施舍行径。而一旦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注定会引起他们内心里的逆反。

　　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女同学之间，逆反也就是逆反而已，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男同学之间，有时就不仅仅是逆反不逆反的问题了。何况普遍的大学生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即使并不穷苦，也是谈不上多么富裕的。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尤其男生，哪一个家庭每年不寄给他们八九百元？只靠助学金，他们简直在大学里就会变得像些叫花子。六七百是最少的。就是每年一千多元，他们平时还是会觉得钱很紧。

　　他们买书的时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一些十几元二十几元一本的工具书，再想买，往往也只能叹息一声作罢。谁都很难慷慨到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周济别人的地步啊！她说她认识“表弟”，就是因为有一次发现他偷书。而那时她已知道，他是学校文学社负责诗歌的编委，在喜欢诗歌的同学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她已经是他默默的崇拜者，当然，她所崇拜的仅仅是他的诗。不是他这个人。“其实那也谈不上是崇拜。只不过是认为他写的诗有种真情罢了。他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情诗，总题是《不为爱活着》。什么——爱我的少女？我不爱她？她无奈，我也无奈。在无奈的无奈中，我不为爱而活着，却也乐于为爱而死去……当初我喜欢他的诗，喜欢得要命。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一心准备爱上一个人，或被一个人所爱。体验像韦唯唱的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高考前，我都快变成一台紧张的学习机了。考上了大学，人似乎也松弛不下来。尽管事实上完全松弛了，但还是觉得松弛得不够。好比一个害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的人，不来一针强心剂，仿佛就不能从虚脱状态恢复。我并不是一个天资很聪明的女孩子。我竟会考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从小学三年起开始知道刻苦，其后整整九年啊！考上了重点中学接着考重点高中。九年间整个人上足了弦，一刻也不敢松弛，你就仔细想想吧，绝不比有工作的人轻闲自在！我讲这些你能理解么？……”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么？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他生气了吧？”“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从他偷书。”“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么？”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