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是去年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我尚未接触过的编辑电话告知，社里决定出版《白鹿原》手稿影印本，询问手稿是否还保存在我手里。我一时竟反应不及，搞不清手稿影印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其实也不怪我孤陋寡闻，我至今尚未见过哪部小说手稿影印的版本。经她用心解说，我才得知是要把《白》书的手稿一页一页影印出来，装订成书，而且着重说明，是用国画家和书法家画画写字的宣纸印刷。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事。在《白》书面世近二十年的时月里，先后出版过十多种版本，无非是各个不同的设计包装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内里却都是铅字印刷和后来无铅印刷的相同的文字。唯一有点出我意料也有点新鲜感的，是作家出版社谋划了几年于前不久刚刚面世的线装竖排版本，我看到样书时，尽管有一种古香古色的稀奇感，却也觉得可能只是一种摆饰物，恐怕很难发挥一般书籍的阅读功能，不仅是那种柔软的宣纸耐不住反复翻揭，而且对于习惯横排文字阅读的今天的读者，竖排的文字读起来颇为别扭；我试读了两页，便发生很不适应的别扭感，有亲身体验在，便自然怀疑阅读的实用性功能。
在听明白了手稿影印本的大体设想之后，我的顾虑随即发生，便直言相告，稿纸上写的手稿，每张大约三百字，五十万字的手稿一千五六百页，影印出来会有很厚一摞，而且也用宣纸影印，造价将是很高的，除非那些搞古董收藏的人可能会感兴趣，普通读者肯定会“望本却步”的。再说这种手稿的影印本，更难发生阅读的实用性功能，很难设想谁有耐心阅读手稿里的那些称不得良好的钢笔字体。我为这种版本的销路发生疑问，让出版社赔钱出书，我于心不忍。编辑却不为我的担心而改变主意，似乎对图书市场作过调查，颇为乐观，只要我同意出版手稿影印本，其他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便松口气开玩笑说，《白》书为贵社赚了些钱，即就手稿影印本亏了本钱，也可以相抵……
近日，正在操作手稿影印本的编辑打电话来，让我写点有关手稿的旧事，或长或短都不设限，我随口便应诺下来。
二
这个手稿是《白》书唯一的正式稿。
此稿的写作是比较踏实的。踏实感在于心里基本有数，就是已经写成了草拟稿。我之所以不说草稿而称为草拟稿，似乎称不得已往中短篇小说写作时曾经写过的草稿。草拟稿的写作用意很简单，就是为了给这部长篇小说搭建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因为构思里的人物比较多，时间跨度长，事件也比较多，要让业已跃跃于胸的各色人物展示各自的生命轨迹，结构框架便成为最直接的命题；还有人物的个性化的生活细节，这是我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至为关键的要素，一些涉及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情节和细节已经在胸，而每个人物一现一隐的个性化行为细节，不可能完全了然于胸，需得写作过程中生发和把握，所以先写了草拟稿。为着缓解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紧张和局促，我索性不用稿纸，而是选用了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为了求得一种舒缓的写作心态，避开通常写作所用的桌子和椅子，而是坐在乡村木匠为我刚刚打制完成的沙发上，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开始了草拟稿的写作。许是两年的酝酿比较充分，草拟稿进行得很顺利，大约不足八个月便完成了，粗略算来有四十余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可惜仅仅只是草拟稿。有了这个写在两本大十六开笔记本上的草拟稿，我的心里彻底放松了，写正式稿的踏实感便形成了。
在动笔写作正式稿之前，便确定必须一遍成稿，不能再写第二遍。原因很简单，这部小说比较长，字数预计约五十万上下，如果再写第二遍正式稿，不单费时太久，更在于这种反复写作很可能把我对人物的新鲜感磨平了，对于我的写作习惯往往是致命的。已往写中短篇小说有过此类现象，再三反复写一篇东西，对人物和情节的新鲜感就发生减弱以至消失，很难冒出生动恰切的文字。尽管这种写作习惯有违“文不厌改”的古训，我却仍然积习难改。这样，便为自己立下一条硬杠子，集中心力和精力，一遍过手，一次成稿。在我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就是冷静叙述，首先取决于面对小说人物的事件和命运，叙述要冷静；面对各个人物的叙述角度的把握要准确，同样需要冷静；只有冷静的叙述，才能保持笔下书写文字的基本工整和清晰。
以这样的心态写作，总体而言比较顺畅，也难免发生一些反复，一种情况是某一章的某一个情节或细节，写得过头而缺失含蓄，或者是写得粗疏而不够充分，一经发觉便重新斟酌之后撕毁重写。还有一种意料不及的现象也发生过几次，即写到某个人物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和灾变的情节或细节时，我的心态也随着人物起伏，情绪发生失控，笔下的文字也潦草起来。待写过之后冷静下来，便重新抄写一遍。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鹿三杀死小娥的写作过程记忆犹新。在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梭镖刃子时，猛然回头喊了一声“大呀”，我的眼睛顿时发黑了。待失控的情绪重归冷静，只好把呈现着太过潦草的两页手稿重新抄写。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写完全稿，且不说这部小说的命运如何，单就字迹而言，基本保持着清晰工整的字样，不必再过一遍手抄写了。
三
在我终于决定可以把《白》稿投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却心生隐忧，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丢失了或者毁坏了这一厚摞手稿，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设想的灾难。恰好有一位在当地区政府机关工作的作者朋友到我家里，得知我已完稿，便想到应该留一份复印稿，以防万一发生不测。他说区政府刚刚购置了一台复印机，他可以帮我复印一份手稿。这种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我听说过尚未见过，省作家协会还没有添置这种据说相当昂贵的设备，我尚想象不出它的神秘的形状。我听到他的话很高兴也颇感动，在于他能替我想到。我便道出正为此事束手无策的隐忧。
其时，我正在作手稿的最后梳理，没有大改，只是细部疏忽的弥补，做起来很轻松。他把我已经梳理过的手稿就带走了。过了几天，他把原稿和复印稿送过来，看到用硬质纸复印的一页页稿件，我在心里踏实的同时，甚为惊叹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确凿无疑地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复印机复印出来的文字，自然也是我的第一份复印的手稿。他又带走了我梳理完毕的一部分手稿。
在他未送回手稿和复印稿这段时日，我继续梳理后半部手稿，又一位作者朋友来到我的乡下老屋，他也在另一个区的机关工作。这回是我开口了，询问区机关有没有复印机，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便提出让他帮忙复印后半部手稿的事。他很痛快应承下来，而且说他和管理复印机的人是铁哥们，言下之意是干这种“私活儿”没有问题。我的担心正在这里，那位作者朋友第二次拿走手稿之后，我就想到复印完全部手稿，他还得再往返两次，一千五六百页的手稿，复印数量太大了，肯定会让人烦，且不说是否违犯规定的事，须知那个时候的复印机是很稀罕的物件，况且有俗话说的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我曾对他说过咱可以交复印费用的话。他说区机关的办公用具不可能收费。这回我便直言应该交付复印费的话，只要能顺利留下一份复印稿就好了。这位作者朋友连连摆手，言下之意这么点小事不在话下……当这位作者朋友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和复印稿送来的时候，我的担心完全解除了，自然免不了真诚的感谢。
在我把《白》的一摞手稿交给来到西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比我更年轻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时，便集中纠结着这部小说未来的命运，无论如何，却压根不再担心手稿发生遗失或毁坏的意外事故了。
四
大约是在小说《白》书出版半年后，该书责编老何把手稿交还给我，我看到手稿纸页上写着划着不同笔体的修改字样，包括删节的符号。我辨不清那些字或符号是哪位责编的手迹，却感动他们的用心和辛苦。然而，这个手稿本身，在我心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白》书已出版，且连续印刷多次，肯定不会绝版了，那么这个手稿的用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自然就不会太在意它了。这种心理是长期的习惯形成的不自觉状态，此前写过的所有小说散文手稿，直接投寄给杂志社或报纸，发表出来便收存印刷文本，无论杂志或报纸，只寄样本或样报，没有寄回手稿的事，除非夹着一绺“本刊（或本报）不宜刊用”字条的退稿，才能再看到手稿，然而比不退稿而只寄样刊或样报的心情差得远了。《白》书出版了，退还或不退还手稿，在我确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
记不得哪一年的哪一天，有位陌生人找到我，提出收购《白》书手稿的意图，说他喜欢收藏，很坦诚地让我开价。这是一个意料不及的事。我略有迟顿之后，便婉言谢绝。在那一刻，我似乎才意识到保存这一摞手稿是有必要的，不单是可以卖个较好的价钱，而是应当由我自己来收藏，尽管我向来没有一丝收藏古董的兴趣。
之后，还遇到过两三位提出收藏意向的客人，其中一位印象颇深，在于他很爽快，很真诚，口气也就很大，让我不要难为情，不要不好意思说钱，并让我放开口要价。我表示了无意出售的主意后，客人还不改辙，而且报出一个让我吓了一跳的数字。稍作缓和之后，我便开玩笑说，《白》书印量不少，我也进入“万元户”行列了，吃饭穿衣已经无须再操心；而今社会商业竞争很厉害，说不定到什么年月，竞争挫伤了儿女们的生存，日子过不下去的当儿，让他或她去叫卖老父的这一摞手稿……这一摞手稿便保存下来。
《白》书手稿用皮实的厚纸包裹着，再用绳子捆扎，放在书柜里近二十年了，我自己几乎没有打开再看过一次。其间打开过三四次，多是几家电视台为我拍片，执意要拍摄手稿的镜头画面，我不能拒绝。直到去年秋末或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提出要出《白》书手稿版本的时候，我才觉得保存的这一摞手稿，又派上了用场，尽管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用场。同时也想到，如若当初把手稿卖给某位收藏家，现在要从收藏家手里借来影印，可能要费口舌，乃至涉及借用的要价，那将是追悔莫及的事。
从写完《白》书手稿的1993年3月，到我写这篇有关手稿的短文的今天，近二十年了。再看已经变色发黄的手稿纸页上的字迹，且莫说岁月沧桑的套话。唯可欣然的是，现在用黑色碳素笔写下的汉字，比当年用钢笔和碳素墨汁所写的《白》书手稿的字体略有进步，也更相信字要多写才出功夫的古训，且不说文字的内蕴的优或劣。
2012年3月18日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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