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绍的战争打得更激烈了，拉斯办来电通知，留守的八个人也撤。送人的船已经回来了，在商务码头靠岸。我把代表处的两辆尼桑吉普和一辆丰田皇冠存在我们一个项目所在地，另一辆破旧的尼桑皮卡存在海关，从商务码头上了船。除我们八个人之外，还有巴西工作组的，韩国教会的，包括他们的家属，妇女儿童，一共五十九人，挤得满满的。为了防止流弹误伤，大家都趴在船上，谁也没站起来。船走了一天一夜，等到和“海丰”830碰了面，把人员都转移上去，我们八个人仍然坐渔船返回几内亚比绍，所谓的“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撤退到大后方，而只是暂时撤离陆地，在海上漂流，观察着岸上的局势，随时准备返回——毕竟那里是我们的“家”呀。
在船上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我们的仓库上空的天线，但是我们现在却有“家”不能回。孙锡江说：“咱们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你进塞内加尔吧！”我说：“好。”上了一条渔船，直奔塞内加尔。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一件蓝背心，黑人的花裤子，脚下是一双拖鞋，就那么走了。到了达喀尔，赶紧向代表处借点儿钱，上商店买衣裳、裤子、鞋、牙刷，向拉斯办汇报了情况，在达喀尔暂住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比绍战事的进展情况。
记得到了6月12日，我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突然闪过一个画面，中国驻比绍使馆的主楼上一个大弹洞，这个镜头别人不一定注意，但我看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马上和比绍联系，得知我们的物资库被烧了，现在还在冒烟。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尚难以判断鹿死谁手。我一时还回不去，在达喀尔忧心如焚。后来孙锡江也从海上过来了。我们合计，还是要设法回比绍，具体了解一下战争的态势，看看我们的物资损失的情况。老孙说：“你是前线总指挥，人由你挑！”我也就不客气了，点了几个人的名，专挑胆儿大的，有在船上操舵的大管轮老唐，会计王守永，还有手工项目1、2号船上所有的船员，都得跟我走，于7月中旬回到了比绍。当地项目经理到码头来接我，一见面就眼泪汪汪地说：“都烧了，一切都烧了！”我说：“这都在我意料之中，战争嘛，没办法的事儿！”嘴里这么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乘车回去，一路上，到处都是沙包，比绍城几乎成了战争的废墟。
我们来到了物资库。尽管事先已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但当我看到那副景象，仍然不寒而栗。大院被烧得一塌糊涂，那片苍翠的腰果树林全部成了灰烬，院子里白茫茫一层碳化物，毒气弥漫。在这被焚毁的家园，我每走一步，都感到钻心的痛。一边走，一边拍照，我要把这凄惨的景象留下来，作为索赔的证据，一共拍了一百多张照片。
我们在废墟中苦苦寻找劫后残存的有用之物，也只有那些烧不坏的钢丝绳、轴承之类铁家伙了。向拉斯办汇报之后，吴湘峰派了两艘“海丰”船来，在当地雇了一辆吊车，先装一船轴承，刚装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又打起仗来，吊车司机把吊车扔在那儿，跑了。
吴湘峰要我们也立即撤走。这一回，连几内亚比绍政府一些高官包括渔业部、教育部、卫生部部长的家属，当地几个公司的经理’还有我们项目经理的家属，都要搭船走，码头上哭声一片。头一船“海丰”830，第二船“海丰”824，把他们平安转移到了达喀尔。
9月12日，趁着战争的间隙，孙锡江和我以及于举文、王守永又乘“海丰”830回到比绍，还带着工作船“舟渔”629，项目船“比绍”2号，两天后又开来“比绍”1号，重新雇了吊车，继续抢运物资。上次撤退前埋在地下的铁箱子，这次我和老孙去挖了出来，幸好完好无损。仓库里的残余物资装了两大船，仗又打起来了，我们还得撤！
这里要插一句，洪宏大使在几内亚开会结束之后，已经于8月底回到比绍，在饭店租了房子，挂上国旗，正式开馆了。使馆的四十箱东西，都是我们的渔船接送的。
现在局势又紧张了，我对大使说：“洪大使，您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洪宏说：“不，我不能走，你把小苏带走吧！”
我说：“大使，您保重啊！”
就带着苏健，匆匆走了。
我们撤出之后，仗打得更激烈了，所有的重武器都用上了，我们项目的当地人跑了，所有的联系中断，连续四天得不到关于大使的一点儿消息。我在达喀尔，吴湘峰在拉斯办，都为此焦躁不安。吴湘峰对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注意看国际新闻，没有大使遇难的消息，说明洪大使还在。外交部要求我们，一定要设法找到大使，你把外交部的传真当面交给大使，他就撤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
我说：“吴总，你放心，只要大使还活着，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与此同时，我也在努力和比绍方面联系。到了第四天，终于和项目经理通上了电话。
我急切地问：“你有洪大使的消息吗？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洪大使很安全。”
我心想，这个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安全”，只要大使还活着，我们就万幸了。于是赶紧对他说：“你马上去使馆，把大使拉上船！”
他按照我的指示，马上去了使馆。被困在使馆的洪大使，这十几天只靠方便面支撑着，把遗嘱都写好了，一式两份，一份锁进保险柜，一份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作好了以身殉职的准备。项目经理来了之后，向他传达了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洪大使这才同意撤退，随他去了码头，登上了我们的工作船“舟渔”629.我们马上向拉斯办发电报，洪大使已经被救出来了！
比绍的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仗，在决定生死的最后一仗，叛军胜利了，总统逃走了。叛军首领安苏马内马内公开声称不当总统，但要举行大选。局势相对稳定之后，我们回到了比绍，重建代表处，把洪大使也安全地送回了使馆。
比绍的大选还有一点儿花絮。社会革命党主席昆班亚拉通过财政部长找到我们，请求给他一些资助，也就是“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意思。我们虽然不介人他们的内政，但这儿是人家的地盘，敲竹杠敲到你头上，却也无法拒绝。我们给了他两万美元，六天之后，昆班亚拉当选总统。
原有的班子被打破了，组织新政府，从总理到各部部长，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我们这些局外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到了2001年9月，几内亚比绍国庆节期间，军委会主席在内政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策划下，突击提拔了好几名将军，安苏马内马内不同意，当众撕掉了他们的军衔，导致了矛盾激化，内政部长和总参谋长发动兵变，打死了安苏马内马内，政局稳定下来。但是，1998年至1999年的那场战争，已经使这个国家元气大伤，本来就极不发达的经济彻底崩溃了。
战争结束后，我们拿着当时在被焚毁的办公室和仓库拍摄的照片，找他们的财政部长，找他们的总理，要求战争赔偿。他们说，原则上由政府赔偿，但需要我们提供损失物品清单。好在我们有先见之明，战争一开始，就把仓库库存清单、财务账目都埋在那个大铁箱子里，现在都完好无损，可谓铁证如山，一共四百页，再加上照片，给他们的劳动部、海关、渔业部、总统府和总理府各送一份。总理下令，请财政部核实。财政部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到海关把中水三年来报关的底单一一核实，由海关出具证明，报给海关，海关再呈送总理府，总理府批给财政部，最后由财政部给我们正式文件，赔偿战争损失1500万美元。
这笔钱从哪里来？几内亚比绍政府是拿不出来的，只能从将来的捕鱼许可证费用中扣除。这一项仍然不够，那就等欧盟给了他们战争补贴，再给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这1500万美元只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这还不算，他们在欠着我们账的情况下，还挖空心思从我们身上捞钱，仅2001年这一年当中，就制造各种借口抓扣我们的渔船二十一艘次，累计“罚款”335万美元。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欠我们的钱不还，我们反倒欠他的了！
2002年2月，我找到他们的总理，和他商量解决“罚款”的问题。总理点了头，我再去找财政部长；当时部长在塞内加尔开会，他打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把一份电脑软盘交给我；我坐飞机到塞内加尔，部长在饭店里签署了免除335万美元“罚款”的文件；我又回到比绍，请他的助理盖了章，总算把“尚方宝剑”拿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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