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冈比亚可能还是一个生疏的国度，未必说得清它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那么让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在非洲大陆的西岸，先找到塞内加尔。它的轮廓酷似一个正侧面的木鱼儿，那微微张着的“嘴”是一条河——冈比亚河，河两岸的狭长地带就是冈比亚，河口部位是它的首都班珠尔。
冈比亚共和国国土面积仅1380平方公里，北、东、南三面为塞内加尔所环绕，西濒大西洋。从1455年起，冈比亚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人侵，1783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2月18日，冈比亚宣告独立，1974年12月14日与我国建交。1995年7月25日，由于冈比亚与台湾“建交”，我国政府宣布与其中止外交关系。
这么一个已经断交的国家，中水远洋渔业船队也从未进人他们的领海和领土，照理说不至于和我们产生什么瓜葛。但是，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平地而起，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甚至惊动了两国的领导人……
渔船遭遇炮艇
事情就出在木鱼儿的那张“嘴”——冈比亚河口上。我们已经在地图上看到，冈比亚国土的北、东、南三面均在塞内加尔的包围之中，仅西面的冈比亚河口朝向大海。那么，冈比亚的领海也像它的陆地那样，被塞内加尔夹在中间，换言之，塞内加尔的领海被隔成了南北两截。在塞内加尔海域往来的船只，冈比亚河口是必经之地。
1997年10月15日，中水塞内加尔船队所属的“中非”6号正在临近冈比亚河口的塞内加尔海域作业。突然，在甲板上的黑人船员惊呼了一声：“看，军舰！”
船员们举目望去，果然，前方出现了一艘军舰模样的船，又有些像塞内加尔的渔政船。在海上捕鱼，经常会遇见渔政船巡逻，似乎也不必大惊小怪。大家议论一番，又继续干活儿，并没有放在心上。
那船渐渐走近了，黑人船员终于看清，那并不是塞内加尔的渔政船，而是冈比亚海军的炮艇。“中非”6号在塞内加尔海域作业，碍着冈比亚什么事？它的炮艇朝我们开过来是什么意思？黑人船员立即报告了船长张松飞。
张船长也已经注意到那艘船，既然被黑人船员证实为冈比亚炮艇，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张船长立即下令起网，快速离开此地。这是我们的渔船的一贯策略，出门在外，不招灾惹祸，碰见横的，能绕开就绕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张船长一边采取对策，一边用单边带对讲机将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代表沈庙成，同时提醒在附近塞内加尔海域作业的“河北”801、804船：我船可能会遇到麻烦，请你们注意安全！
话音未落，“啪啪啪”枪声响了，子弹朝“中非”6号飞来！6号躲闪不及，说时迟，那时快，已被炮艇的船头顶住了船艉，几名手持枪械的冈比亚海军士兵强行登上我们的渔船，冲进驾驶室，枪托猛地砸向张松飞，强迫他停船。
张船长被打得满脸是血，他明白，此时惟一的选择就是听从对方的“命令”，停船，尽管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在的海域属于塞内加尔领海，冈比亚海军无权干涉。可人家毕竟是军舰啊，一旦动起武来，吃亏的当然是我们渔船！
6号船停下了。炮艇留下了两名持枪的士兵在此看守，又朝着“河北”801、804船追去。
刚才还在拖网作业的804船，还没有收起船舷两侧的臂架，船长沙永堂为了避免炮艇碰撞，打满舵原地转圈。炮艇一时无法靠近，竟然开枪朝驾驶室内射击！沙船长无奈，下令停车。士兵们冲上去，一阵乱打猛踢，沙船长当场昏迷！
随后，801船也被扣押。
达喀尔。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代表沈庙成接到海上的紧急报告，立即电告塞内加尔海军和渔政局。当时，塞内加尔海军的炮艇正在南部海域执行任务，来不及赶回，但凑巧的是，塞内加尔的渔政飞机“PATMAR”号正好在附近海域上空巡逻，接到渔政局命令，立即飞往出事地点，恰恰在冈比亚炮艇抓扣我804船时，飞机的航拍自动定位系统拍下了照片，清楚地表明，我船的所在位置属塞内加尔海域，距冈比亚领海边缘还有4.5海里，冈比亚海军抓扣我渔船的行为完全是无理的，非法的！
中午12时，“中非”6号和“河北”801、804在炮艇的逼迫下，驶往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方向。至下午2时，船上的单边带被迫关闭，与代表处的联系完全中断。船抵港后，鉴于两位船长负伤，冈比亚军方不得不送他们去医院做了简单的救治处理，张松飞的左右眼各缝了三针，沙永堂头部被打伤，从此留下了头晕眼花的后遗症。三艘船被扣押在班珠尔港口外的锚地，每船有两名持枪士兵看守，除放走黑人船员外，中国船员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还随时无端遭受毒打，船员的私人生活用品、钱财衣物，被洗劫一空，舱里的鱼货也未能幸免。
沈庙成在达喀尔心急如焚，一边向拉斯办汇报，一边想方设法通过在冈比亚的中国人打听被扣的三艘船的情况。
第二天，代表处派人赶往冈比亚，通过代理，和冈比亚渔业部、海军司令部等部门交涉。渔政局长奥斯丁表现得颇为热心，据他透露，海军抓扣中国渔船的报告很受重视，由渔业部长、渔政局长、渔业部办公厅主任、海军司令和司法部某官员等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将根据这一报告，作出对中国渔船如何处罚的决定。因为他是这个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所以有机会在报告文本中“做手脚”，把其中“确认中国渔船违规”的文字改为“怀疑中国渔船违规”，作为交换条件，中方要给他一笔“小费”。一开价，数目惊人。
这一“私了”的方案，中国人很难接受。不是心疼钱，是因为我们的渔船根本没有违规，何必做这种偷偷摸摸篡改报告的“手脚”？而且还要给他“小费”，太令人憋气了。可是，过了一夜，情况又有了变化，奥斯丁说，海军的那份报告已经交上去了，你们即使给我钱，我也帮不上忙了。
10月30日，冈比亚官方做出对中国三艘渔船的“处罚”决定：
罚款178201.1万达拉西，约合178万美元。
沈庙成请示拉斯办，吕洪涛说，“开价”太高，不能接受。再想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企业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是跟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更难。沈庙成只好求助于塞内加尔渔业部。虽然塞内加尔也已经于1996年中止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水在此设立代表处已有十多年，与方方面面相处得比较融洽。即便在断交的情况下，民间来往也还没有伤了情面。
11月13日，塞内加尔渔业部派渔政局局长携有关资料前往冈比亚，向冈比亚渔业部官员澄清中国渔船在塞内加尔海域合法作业却被冈比亚海军炮艇无理抓扣的事实。
11月25日，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函告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又致函冈比亚外交部长，要求冈方无条件尽早放船、放人。
但是，这一切都被置之不理。眼看就到年底了，全人类都在准备辞旧迎新，惟独这三艘中国渔船的船员，失去了自由，被扣留在异国他乡，备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煎熬。在船上看守的警察对船员随意打骂，船上的物资、柴油被任意掠夺，船员稍加劝阻，便大打出手，已被打伤多人。船长、轮机长被拘押在警察局，抽掉了腰带，搜光了口袋，关在拘留所的小黑屋里，连吃饭、抽烟、上厕所都须经看守许可。拘留所里没有床铺，没有食堂，全靠自己人送饭，警察一不高兴，竟然接连几天不许船上的人上岸买菜、买粮，就连饭也吃不上了。
艰难之中度过年头岁尾，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在监狱里迎来了1998年。1月8日，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应我方要求再次致函冈比亚外长。冈方回答说，仍然坚持原来的“处罚”决定，并将以违规作业的罪名对三名船长、三名轮机长起诉、判刑，三艘船只也将被拍卖。
外长级的交涉宣告失败，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亲自出马，为此事致信冈比亚总统贾梅，并派渔业部长持信前往冈比亚交涉，贾梅不便驳他的面子，回话说可以友好解决。此后，迪乌夫又利用参加一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机会，向贾梅重提此事，并申明，被扣的三艘渔船是在塞内加尔注册的，应视同塞内加尔渔船，而且是在塞内加尔海域作业，并未侵犯冈方权益，希望能早日结束这一不愉快的事件。贾梅无可辩驳’只好答应尽快解决。
但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所谓“友好解决”、“尽快解决”都不过是拖延的代称而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98年6月2日，塞内加尔项目的“中水”9518、9519两船由塞内加尔南部渔场返航。我们已经知道，冈比亚河口的那一片海域属冈比亚领海，也是在塞内加尔海域南部航行的船只的必经之地，何况又是在我三艘渔船被冈方无理抓扣之后，这一地带就尤其敏感了。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中水对自己的船只有明确指示，经过冈比亚河口时，必须在西经17°20以西航行，这已经超过12海里，属于公海了。9518、9519两船遵照公司的指示，返航前已经整理好网具，并且用篷布盖好，用海上的行话说，叫做“无公害通行”。
岂料行驶到西经17°23°69°、北纬13°26°50°处，却被冈比亚海军炮艇拦截，故伎重演，强行登船，不讲任何原因，指令两船改向开往冈比亚。世界上哪有如此霸道的道理？中国船长、大副和塞内加尔籍的渔捞长不服，向他们询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犯了谁家的法？冈比亚海军不予理睬，只用枪杆子说话，逼迫他们就范，两船也被驱赶到班珠尔港锚地。9518船的大副担心舱里的鱼货遭抢，要去锁鱼舱，被当兵的发现，上前就是一顿暴打。
至此，中水被无理扣押的渔船已达五艘，船员共三十三人。
1998年8月，冈比亚海军又向法院刑事法庭以“进入冈比亚水域从事非法捕鱼”为由，起诉9518、9519两船船长和轮机长等四名职务船员，8月25日，法庭在既没有事先通知当事人，也没有通知中水在冈比亚的代理的情况下，突然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宣布，四名“犯罪嫌疑人”必须于当天下午4时以前，每人缴纳20万美元的“保释金”，否则将被关进监狱。这种突然袭击，令四名当事人措手不及，他们上哪儿弄这80万美元去？退一步说，即使他们兜里有钱，也不能这么个花法儿，得先讨个说法儿。
8月26日上午10时，四人被投进监狱。监狱的情况令人目不忍睹。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牢房，关押着十二名当地罪犯，从强奸犯到杀人狂，从小偷小摸到江洋大盗，无所不包。中国船员关进来，竟与他们为伍，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饭是一种叫不上名的稀粥，怪味刺鼻，无法下咽；床是几块木板拼在一起，床少人多，只能轮换着睡觉。牢房里蚊子、臭虫，以及不知其名的一些当地小虫子，应有尽有，中国船员刚关进来，胳膊、腿都被咬肿了。
他们的苦难同时也折磨着代表处。沈庙成四处奔走，通过冈比亚代理，总算于8月28日中午12时把他们“保释”到警察局拘留所，关押条件有所“改善”，四名中国人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晚上可以睡在椅子和桌子上，在警察的押解下，也可以到旅馆去吃饭。
8月31日，法院又一次开庭，重申要每人缴纳20万美元的“保释金”，否则将再次被关进监狱。对于这种连个正当名目都没有的狮子大开口，沈庙成当然不能接受。但他能做的，也只有请律师应诉或代理担保，而面对一个不讲法制的国家，这样“依法斗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处于恶劣环境下的长期羁押，使船员们的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精神状态几近崩溃。船员的家属从国内打越洋电话到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声声呼唤，字字泪血：“救救我们的亲人！”
十万火急，大西洋牵动中南海
大西洋上的惊涛骇浪牵动着北京，中水远洋渔业公司和中水集团从未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为解救船员竭尽全力。
1998年5月，经农业部和外交部联系，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两次约见冈比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恩，就此事进行交涉。由此获悉，冈比亚抓扣我渔船和船员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早有预谋的，企图以中国船员为人质，要挟中国政府满足其要求，除经济讹诈之外，主要目标是索要一套地质填图——那是在贾梅政变之前，两国有外交关系时中国专家援助冈比亚时测绘的。贾梅借政变上台之后，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与中国的一个台湾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为此不惜与中国内地断交，恩将仇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现在又变本加厉，以扣船抓人的恶劣手段索要地质填图，它所针对的并不是和冈比亚素无来往的中水公司，而是这个公司背后的中国政府。
与此相呼应，某些国家驻冈比亚使馆在别有用心地积极活动，表示愿为被扣的中国船员提供“保护”，当然，这要他们以牺牲政治贞操为代价。台湾当局派驻冈比亚的“使馆”也格外活跃，对我被扣船员进行策反活动，企图将中、冈两国之间的国际纠纷演变成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政治斗争。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8月31日，就在冈比亚法院刑事法庭第二次开庭之后，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代表沈庙成紧急报告拉斯办并中水远洋渔业公司关于被扣船员的近况：事情已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如无适当措施，极有可能会发生流血冲突和政治事件。无论被扣船员和冈方拼命、在狱中病死还是被台湾“使馆”胁迫而变节，都会损伤我们国家的尊严。他以极其恳切的言辞请求公司领导，尽快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干预，解救我们的船员，十万火急！
9月初，中水新任总经理刘身利到拉斯帕尔马斯考察，姜作义、张建英、邓荣成随行。农业部已决定吕洪涛因年龄“过线”而退休，由刘身利兼任远洋渔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卸去重任的吕洪涛眼泪汪汪地对刘身利说：“刘总，我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可是，在冈比亚的那五条船，还有三十多口子人，我放心不下，老是在那儿扣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啊？这件事儿，我在任期间没办完，拜托你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吕洪涛一向豪爽豁达，何曾这么哭哭啼啼地求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刘身利上任之初便受到前任的这番重托，心里也沉甸甸的。但他也深知，这一国际间的争端，既涉及外交部，又涉及经贸部，要协调解决，绝非一个企业的能力所及，唯有依靠国家，依靠中央！
正当此时，一个重要契机从天而降，犹如浓密的云层突然裂开一道缝隙，显出了光亮。
9月6日，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王凤清率团出访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此行系应中水远洋渔业公司请求，前往拉斯帕尔马斯实地检验渔船的卫生情况，以解决我国远洋渔船在欧盟成员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注册问题，并向各国高层官员做疏通工作。
中水远洋渔业公司副总经理钱静杰陪同王副局长出访，晚上9点钟，代表团飞抵马德里，下榻美丽亚饭店，与先期到达的刘身利、姜作义、张建英、邓成荣会合。11点，钱静杰、张建英陪王凤清去吃晚饭。其实，张建英已经吃过晚饭，陪吃的目的是为了说话。席间，他们所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冈比亚扣船事件，虽然此事和王副局长的本职工作以及此次出访都毫无关系，但王凤清不仅是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副局长，还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夫人，所以钱静杰和张建英在饭桌上所说的话，看来好似随意闲谈，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他们把冈比亚扣船事件的来龙去脉说给王凤清听，谈着这么沉重的话题，钱静杰和张建英心急如焚，哪里还有心思吃饭？饭简直是从脊梁骨咽下去的！
饭桌上，王凤清未做任何表态。
吃过饭，已经快12点了，刘身利召集姜作义、钱静杰、张建英、邓荣成开会，既然王副局长没反应，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再向高层汇报？钱静杰曾经找过外交部，因为我们和冈比亚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和人家打交道。商量来商量去，也别无良策。钱静杰说：“这么等着不是办法，咱俩还是去一趟吧！”
半夜三更，钱静杰和张建英敲开王凤清房间的门，继续“聊天儿”，谈的当然还是冈比亚事件，特别谈到最近由沈庙成转来的被扣船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如果仍然不能解决，他们将采取极端措施：一、被迫接受台湾驻冈比亚“使馆”的保护；二、和冈比亚警方拼命；三、通过《欧洲日报》向外界披露事件真相。这三项，无论哪一项成为现实，都会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使我们泱泱大国蒙受耻辱。特别是台湾“使馆”的插手，更有可能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
这番话，使王凤清感到震撼。这是一位极富感情又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船员们的不幸遭遇和台湾“使馆”插手的严峻局势使她十分不安。
“这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船员的生命安危，如果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的。”她说，“我反映一下吧！”
钱静杰和张建英隐约看到了希望。
次日一早，还没吃早饭，钱静杰便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
“你过来吧。你们交代我的事儿，我给办了，这个事儿可不得了啊！你们赶快写个报告，直接送中办！”
钱静杰兴奋不已，她最希望的就是把“鸡毛信”直接送中办！
刘身利感慨道：“通了天了！天大的事，只有请天人相助啊！”
于是，在马德里美丽亚饭店的客房里，中水远洋渔业公司的领导班子现场办公，研究这封“鸡毛信”怎么写。刘身利给农业部陈耀邦部长打电话汇报了此事，让张建英赶快把报告弄出来。
张建英匆匆写出了一个初稿，在飞往摩洛哥的路上再做修改、定稿，到阿加迪尔一下飞机就交给宁巩的夫人白莹莹，请她赶快传真给在京坐镇的办公室副主任王柏治，立即报送农业部，由陈部长转中央办公厅。
回国之后，事情很快有了进展。
10月16日，陈耀邦带刘身利进中南海，去“曾办”。
陈耀邦说：“到了‘海’里，由你主讲。”
刘身利说：“我是个渔头儿，在中央领导面前，我主讲不合适吧？”
陈耀邦说：“怎么不合适？今天要解决的就是渔船的事！”
说话间来到“曾办”。前来与会的除了农业部长陈耀邦，还有外交部、经贸部的几位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曾庆红握着刘身利的手说：“身利同志，你们辛苦了，远洋渔业不容易！冈比亚扣船事件是个很大的事情，一定要帮你们处理好！”
刘身利心里有了底，也就不再紧张了，把带来的书面材料分赠给各位，然后把冈比亚扣船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被扣船员的悲惨处境，讲给曾主任和各位领导及负责同志听，说到动情处，刘总经理声音呜咽，热泪横流，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外交部、经贸部的同志也就此事做了发言。
曾庆红最后说：“情况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解决好，各部门要齐心协力，积极配合。看来那份地质填图是关键，他们把图纸看成‘国宝’了。当时，两国断交，我们的专家撤回，把图纸回来了。现在他们要拿回去，我们着眼于国际大局，从长远利益出发，为维护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美好感情，也可以考虑把图纸给他们，作为解救被扣船员的交换条件。搞外交的同志都熟悉这个说法：‘谈判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为了达到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妥协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一番话，把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清了，关键找准了，方向明确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协调组，并决定组成以农业部为主，外交、经贸两部参加的副部级政府代表团，赴冈比亚谈判。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唐家璇也分别对此事做了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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