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船长首次领航，却不料一步步逼近战争
让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把视线沿着南中国海西移，绕过中南半岛，跨过孟加拉湾，再绕过印度半岛，进人阿拉伯湾。浩瀚的大海西岸，便是一面巨斧似的阿拉伯半岛。这里是亚洲的西南端，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它本来与非洲大陆连成一片，红海像一柄利剑插人腹地，成为两大洲的天然边界。位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通航之后，使欧洲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了8000至10000公里，成为东西方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红海的战略地位，从原来的内海一跃而为从苏伊士运河过往船只的必经之途。
在红海的左岸，阿拉伯半岛这把“利斧”的尖角部分，恰是“锋”和“刃”，一片V形的国土——也门共和国，前面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隔海相望，身后与沙特阿拉伯、阿曼毗邻。大部为山地和高原，也有少量平原和沙漠，在四个世纪之前，这里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上，人们种植咖啡、椰枣、棉花、高粱、玉米、大麦和小麦，放牧牛羊和骆驼，享受着和平与安宁。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蕴藏着足以让后人欣喜若狂的石油。16世纪时，也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吞。帝国的统治者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掠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延缓了经济的发展。1839年之后，也门南方又逐渐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一个民族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
公元1918年，也门北部脱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宣布独立，1962年9月26日推翻封建王朝，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早在1956年9月24日，该国就已经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南方，1963年10月14日于西部的拉德凡山区也重新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经过四年血战，于1967年11月30日结束了英国129年的殖民统治，宣布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30日又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并于1968年1月31日和我国建交。也门的分裂，本是帝国主义瓜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恶果；而在反帝斗争中先后成立的两个名叫“也门”的共和国，则是二战之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产物，如东西两个德国，南北两个越南和南北两个朝鲜，已有实例在前。于是，也门也进人了长时期的“一国两制”，世称“南也门”和“北也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小寰球经历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剧变，素与苏联和东欧关系密切的南也门难以承受这股强劲的冲击，向苏联告急，要求给予2亿美元的援助，以渡过面前的难关。无奈戈尔巴乔夫已经自身难保，更无暇顾及这位昔日的盟友，哪会把2亿美元白白扔到海里？在此关键时刻，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北也门总统萨利赫不失时机地提出统一建议，以“平分政权”为条件，对南方领导人许以高官、厚禄、洋房、汽车……于是出现了闪电式的统一行动，改国号为“也门共和国”，1990年5月22日宣告成立，原北也门总统、全国人民大会（简称“全人大”）总书记萨利赫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南也门原总统委员会主席、也门社会党（简称“也社党”）总书记彼得出任总统委员会副主席，定都原北方首都萨那。我国驻也门外交机构也随之相应改变，保留驻北也门大使馆，原驻南也门首都亚丁使馆改为总领事馆。
然而，也门的这场“统一”却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南方的执政党也社党和北方的执政党全人大原封不动，各自保持原社会制度，还保留原来的军队，各派五个旅到对方管辖地区交叉驻军，甚至连货币都未能统一：南方仍使用第纳尔，北方仍_使用里亚尔。约定在三年的过渡期内维持现状，待三年期满，实行全国大选。事实上，南北双方领导人对“统一”毫无共识，缺乏信任的基础，长期以来的两种制度难以真正融合，权力分配的不均引起新的矛盾，土地面积、资源和人口的不平衡（南方土地28.7万平方公里，地下石油储量丰富，人口只有200万，北方面积只有19.5万平方公里，地下无石油，人口却高达1000万），造成利益的冲突，“统一”之后仍然是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种货币，面和心不和。
1993年5月22日，也门统一已满三周年，如期举行全国大选，权力之争达到白热化。北方想吃掉南方，南方想吃掉北方，鹿死谁手，尚在未知之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南方虽然对大选信心不足，但仍寄希望于人民的支持，因为也社党的党员的三分之二在北方。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北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改革集团党”，成为第三股政治势力。大选结果，南方也社党得票大大落后于北方全人大，略高于改革集团党，险些沦为第三位。于是，部长席位、议员席位和政府部门都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南方领导人当然对此不满，彼得说：我们带来的是整个国家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可是南方领导人现在有职无权，南方人民成了“二等公民”！8月，彼得称病出国治疗，归国后不回首都萨那而回到南方首府亚丁，南北对峙已现端倪。11月以后，连续发生几起南北军事重大摩擦，局势急剧恶化，“也门的统一还能维持多久？”已是国民普遍关心的话题。各政党、部落首领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出面调解，均以无效告终，双方军事摩擦不断，大战一触即发，分裂已成定局。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性的大动荡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绝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绝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在一片惶惶不安或幸灾乐祸的纷扰之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的中国水产总公司，自1985年派出第一支船队远闯大西洋，以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为基地，数年之间已经站稳脚跟，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远洋渔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93年4月28日，中国水产总公司驻亚丁渔业代表处正式成立，派刘佳任代表，并陆续调配六名工作人员：船舶调度刘连军，物资供应鲍睿，会计孙维民，生产管理陆峰，翻译叶少华，船舶维修冷传本。
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在奔赴大西洋途经亚丁时，就已领略了它的独特风光。亚丁扼红海咽喉，是阿拉伯半岛的门户，亚、非、欧三洲海道要冲，自1939年就被英国辟为自由港。这里港阔水深，能容七万吨级轮船出入，艨艟如云，帆樯如林，是闻名世界的大港，那滔滔奔流的海水，简直就是白花花的银币！也许，过往客商们对亚丁的价值各有自己的估计和取向，然而对于中国水产总公司这群“找鱼摸虾”的人来说，他们首先注意的是：鱼！亚丁湾是大自然造就的一座天然鱼库，墨鱼、带鱼、金枪鱼、真鲷、石斑……取之不尽，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已经不足道其盛，在这里即使不用渔具徒手捉鱼，也如探囊取物！
也门代表处旗开得胜，到1994年春，一年之间已纳人轨道，正常运转，取得单船日产值4000美元的高效益。
1994年4月16日，中水产总公司烟台远洋渔业公司的冷藏运输船“海丰”301由我国舟山起航，开赴亚丁。此行的任务是：奉中水副经理、拉斯办主任吕洪涛之命，到印度渔场、亚丁渔场和阿曼渔场“扒载”（将生产船的鱼货卸到冷藏运输船），并且将总公司存放在亚丁冷库的600吨鱼货运回祖国。
“海丰”301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出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斯里兰卡，进入阿拉伯湾，在印度渔场完成扒载200吨鱼货的任务之后，向亚丁开去……
这是一艘2696总吨位的大型冷藏运输船，长107米，宽16.2米，6200马力，时速15海里，虽不比万吨巨轮，却也曾几经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往来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麦哲伦海峡，勇闯百慕大三角、好望角、比斯开湾、阿拉斯加，功绩卓著，声名显赫。
新任船长孙京助从望远镜里注视着茫茫大海，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这位体格硕壮、神色坚毅的年轻人，年方二十九岁，1988年毕业于大连水产学院，“闯海”的历史不过五年多，历任驾驶助理、大副，1994年3月13日刚刚拿到船长证书，16日上任，18日出发到北太平洋鄂霍次克海扒载兄弟船捕获鱼货2500吨，紧接着便奉命从舟山远赴亚丁。年轻的船长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一路上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而他何曾料到，他的船正在一步步逼近战争的火海！
5月5日凌晨5时，“海丰”301顺利抵达亚丁。透过驾驶室的玻璃窗，孙京助望着晨雾蒙昽、灯火闪烁的亚丁港口，一路上紧绷着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到了！
孙京助当然知道，亚丁是一个强制引水的港口，过往船只必须先停泊港外锚地，由港方派引水员带领进港。此时，“海丰”301距亚丁港尚有七八海里，孙京助主动用甚高频电话与港务监督联系，要求进港。对方回答：“可以到港外锚地站锚。”孙京助初次到此，手里又没有亚丁港图，当然不熟悉港口水域情况，向港务监督问清地点，便命令部下把船开到距进口浮标0.9海里的站锚。同时在这里站锚的还有五艘船，其中一艘丹麦“劳易森公司”的红色货轮，船长和孙京助曾在海上相识；往港内看去，远远地可以看到“中水”9306和“中水”9308，那是总公司的两艘渔轮，早已约定在此等待“海丰”301扒载。
“海丰”301站锚完毕，已是清晨6时，天蒙蒙亮了。孙京助向港务监督汇报站锚位置，请求引水进港，却听不到对方的回答。找港务代理，也联系不上，几次呼叫，毫无反应。他心里奇怪：是不是船离得太远了？不，不对，刚才离得更远，港内都能听到呼叫，现在靠近了，怎么反而听不到了呢？转念一想，这里有那么多船等着进港，也许人家太忙，不妨稍安毋躁，等一等再说。中水驻亚丁代表处约定每天早晨7时45分到8时为第一次联络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到那时还与港方联系不上，就请刘佳帮忙。
连日的劳累和疲倦向他袭来，他揉了揉红了的眼睛，吩咐大家就地休息待命，然后走回船舱。此时，亚丁上空有几片红光闪烁。孙京助初来乍到，难辨究竟，还以为是城市的霓虹灯呢……
快到约定联络时间了，他重返驾驶室，不经意地看见前方水面上有一条明显的航迹，随口问：“是不是咱们的船脱钩了？”
“不是，”值班的三副回答说，“刚刚一条船跑过去了！”
“嗯？”孙京助顺着那条粼粼的航迹往远处看去，正是丹麦“劳易森公司”的那艘红色货船飞快地向港外开去！
孙京助喃喃道：“这船……怎么刚起航就开全速？它跑什么？”
这时，他才发现，刚才在附近站锚的船差不多都跑光了，只剩下“海丰”301和内锚地的“中水”9306、9308这三艘中国船！他一个激灵，倦意全无：这是怎么回事？船都到哪儿去了？
约定和中水代表处联络的时间到了，船上打开单边带，传来了刘佳的声音：“也门已经发生战争！我们和北京、拉斯帕尔马斯失去联系！‘海丰’301，你们立即回避，不要进港！”
“发生战争？！”仿佛晴天响起一个霹雳，猛击在这位年轻的船长头上。20世纪60年代才出生的孙京助只在教科书和回忆录里读过“战争”这个字眼儿，它意味着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城市夷为平地、田野化为焦土！现在是他平生第一次作为船长带领着同志们万里远航，手中掌握着一艘装备先进的大型冷藏运输船和二十六条生命，还有总公司下达的扒载任务尚未来得及完成，不料竟然遇上了战争！
“我马上撤出去，跑远一点儿再和你们联系！”孙京助答道。
亚丁湾像死一般的寂静，听得见潮水有节奏地拍击着船舷！时间在啮咬着他的思维，多耽搁一秒钟，就多一分危险。孙京助已经没有时间再深思熟虑了，他果断地命令：“起锚！全速开出港口！”
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终于全面爆发了。
1994年4月27日，也门北方先发制人，采取行动，把南方驻北方萨那以北的阿姆兰市的精锐部队第三旅围歼，5月4日又把南方驻北方达尔的一个装甲旅吃掉；南方领导人火了，4日下午在南方阿比扬省双方开火。4日晚9时50分，南方军队以远距离重炮、火箭炮猛轰驻扎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北方中央治安军，一举歼灭。5月5日晨，双方展开空战，轰炸对方的重要设施，亚丁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发电机厂、总统府首当其冲——这就是“海丰”301船长孙京助看到的红光！
临危受命，兵贵神速。战前的一句笑谈，却不幸言中
就在“海丰”301抵达亚丁前夕，5月4日晚6时，中水代表处的刘连军和冷传本先行来到港口。当时，生产船“中水”9306、9308停泊在亚丁港内锚地，“远渔”18正在向亚丁港驶来。这三艘渔船，都是为了等待第二天“海丰”301到达，补给油和水之后，立即靠帮扒载。“远渔”18在到达外锚地之前，通过对讲机呼叫刘连军，说船上的也门观察员和一位官员要求派船把他们接上岸——因为没有引水，外国的船不能进港。刘连军回答：“现在风浪太大，我们没有办法接他们，希望他们等到天亮再进港！”船上的人说：“不行啊，他们坚决要求上岸！”也许，也门人已经感觉出战争即将到来，可这些，我们的人哪里知道？为了与合作伙伴的友谊和信义，刘连军向也门朋友借了一条小船，冒着未经港务监督允许的风险，摸黑进港，顶着风浪，浑身水淋淋地开到外锚地，把两位也门人接了回来，上岸时已经10时30分。这时，码头上气氛骤变，布满荷枪实弹的大兵，机场方向枪声大作。港务监督通过高频电话向在港的外轮喊话：“现在也门发生战争，为了你们的安全，不需要引水，你们都可以走了！”
这是中水的人所得到的关于战争爆发的最早消息，刘连军立即向代表处报告，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小伙子当机立断，自作主张，用对讲机通知抛锚在内锚地的“中水”9306、9308：“也门打仗了，你们就地待命，加强警戒，密切注视战争的发展。如果内锚地发生危险，可以随时撤离到外锚地！”然后，驱车穿过重重关卡，赶回霍尔曼斯塞尔区十月大街10号代表处驻地……
5月4日晚，位于霍尔曼斯塞尔区的中国驻亚丁总领事馆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总领事馆对门就是南也门总理的住宅，副总理家也在附近，此地距亚丁国际基地仅一公里，是北方军队轰炸的重要目标，毁灭性的灾难随时可能从天而降！总领事馆是代表我国政府驻亚丁的外交机构，不仅承担着与国内联络的政治使命，而且负责保护我国在南也门的数百名援外和劳务人员，面对突然爆发的战争，千钧重担压在总领事秦鸿国的肩上……
现年五十七岁的秦鸿国，195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1年进人北京大学学习阿拉伯语，1963年毕业，已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1981年，秦鸿国在我国驻埃及大使馆担任二秘、大使翻译。那年10月6日，适逢埃及建军节，萨达特总统举行军事检阅，我国使节应邀出席。盛典进行之中，从行进的军车上走下两名持枪的士兵，向检阅台走去。萨达特以为这是要向他献花，笑脸相迎。岂料来人突然向他开枪射击，萨达特身中五弹，当场毙命！立时，阅兵现场成了战场，枪声大作，主席台上打死了十八人！观礼台和广场上人挤人，人踩人，秦鸿国亲眼看到与他只有一人之隔的比利时大使左脸被打了一个血洞，中国的一名武官被流弹击中，当场牺牲！
1988年，秦鸿国衔命赴科威特，任大使馆政务参赞。1990年8月2日，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爆发，大使奉命回国，由秦鸿国任临时代办，置身于血与火激战的中心。飞机擦着楼顶掠过，“飞毛腿”被“爱国者号”拦截，在头顶爆炸！驻科威科的外交人员、援外人员、劳务人员共五千一百多人，在十万火急的关头该如何应变，如何撤退？秦鸿国重任在肩，频繁地向国内请示汇报，迅速组织撤离！当时，还有一百三十多名台湾同胞也滞留科威特，住在机场附近。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头头儿先飞之夭夭，剩下的这些人在绝望之际，不顾可能来自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向我驻科威特大使馆呼救，请求给他们几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以保障人身安全，并且恳切希望住进大使馆，和大陆同胞一起撤离！面对这些血肉相连的同胞，听着他们真诚的呼救，秦鸿国热泪盈眶，立即请示国内，一小时之后，外交部复电同意！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载着五千二百多名炎黄子孙，沿着大沙漠撤出火海……
1993年1月，秦鸿国改任驻亚丁总领事。上任刚刚一年半，又一次赶上了战争！这位斯文儒雅的外交官，命运却屡屡和他过不去，他走到哪里，战争的恶魔就纠缠到哪里，逼着他“文戏武唱”！
对于也门的局势，秦鸿国一直在密切关注，早已向国内汇报：也门因“统一”发生政治、军事、财政全面危机，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在南也门，驻有我总领事馆十一人、经参处十人，加上国内派出的十三个公司和援外人员、劳务人员，一共五百三十六人。秦鸿国已经多次召开党委会，并且召集十三个公司和专家组的代表打了招呼，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5月4日那个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夜晚，秦鸿国处变不惊，在向国内汇报的同时，命令总领事馆的人员各自回去采取应变措施，把房间里的锅、碗、瓢、盆、水壶，浴缸都储满水，以防不测。
5月5日上午，总领事馆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外交部来电指示，作出七项决议：
一、保持镇静，沉着应付；
二、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指挥；
三、处理好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
四、安全第一，不得采取冒险行动；
五、在突发事件面前，每个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六、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储备足够的食品、饮水、汽油、柴油；
七、保卫国家机密，清理文件，保持和国内联络的通畅。
当日下午3时45分，也门北方轰炸亚丁机场，原想封锁跑道，但炮弹不长眼睛，命中候机楼，大楼轰然而倒，在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中化为商粉。仅一公里之遥的中国总领事馆犹如遭受七级地震！
在隆隆炮声中，党委的七项决议传达到驻亚丁各公司，传达到每一个人。
天已经黑定了，总领事馆包括经参处共二十一人齐集二楼会议室。为了防止空袭，秦鸿国命令全楼熄灯，连院子里的路灯也一律关闭。又是一阵激烈的炮火，会议室的门“哐啷”被震开了。
“同志们，现在我们开个‘黑会’吧！”黑暗中，秦鸿国操着他那轻柔的语调开始讲话。“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说‘狼来了’，‘狼来了’，现在，战争这条‘狼’终于来了。遵照外交部的指示，我们准备长期坚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撤离岗位。昨天晚上，我们每家每户都做了储备饮水的工作，从现在开始，还是积极准备，凡有条件，有可能，要利用战争间隙上街买食品、饮料、电池。要准备足够的汽油，所有的车辆都加满油，随时可以开起来就走。还要准备足够的柴油，防备一旦断电，我们自己发电……”
总领事胸有成竹、举重若轻，感染了每一个人，没有人惊慌失措。
5月6日，战争继续升级，终日炮火连天。总领事馆的人员在硝烟中争分夺秒地上街购物，这些平时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今却成了与战争周旋、与死神较量的头等大事。
5月6日下午，我外交部急电驻亚丁总领事馆：由于也门内战的迅速发展，请安排援外、劳务人员和总领事馆的同志尽快撤离。
可是如今的也门已是遍地烽烟，机场关闭，断了空中撤退的通道；陆路方面两方军队犬牙交错，猛烈开火，也已经无法通行。仅在南也门的中国人就有五百三十六名，这支庞大的队伍，要撤，谈何容易？简直是插翅难飞！原准备长期坚持的秦鸿国面对新的形势，又该如何是好？
正在此时，一辆“丰田”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总领事馆，跳下来两条汉子：中水代表处的刘佳、刘连军。见到秦鸿国，刘佳一个立正，如临战的军人，向他报告：“秦总！我们奉中水总公司指示：刚刚赶到的冷藏运输船‘海丰’301连同正在亚丁湾海域作业的渔船一共七艘，全部由总领事馆调遣，协助我驻外人员的撤离！”
“太好了！”秦鸿国紧紧握着刘佳的手，“中水的指示和外交部的命令同时到达，真是太及时了，你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战争嘛，兵贵神速！”刘佳抹了一把汗，扬起两道浓眉，双目炯炯地微笑着说。那神情，没有沮丧，没有惊惶，甚至流露出些许兴奋。
“兵贵神速！”秦鸿国默念着刘佳的这句话，凝望这位充满军人气质的共产党员，不期而至的战争显出了他的战士本色。
现年四十岁的刘佳，195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军人世家，回族。他身高一米七四，十分健壮。十六岁当兵，有过二十一年军龄，曾任北海舰队某潜水艇副艇长。1984年，我一艘潜水艇在青岛海域遭遇意外事故，被加拿大商船撞沉，在艇上执勤的多名战士遇难。北海舰队防敌船大队立即组织打捞、抢救，本来无此任务的刘佳却主动请缨，挺身而出，三次潜人海底，抢救自己的战友，荣立二等功。如果不是后来的一场大病，他也许会在军舰上拼搏一辈子，当一辈子军人，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心爱的潜艇。这个把爱和生命交给大海的人，在成为一名“老百姓”时，仍然选择了大海。1991年转业到中水总公司，投身于刚刚开创不久的远洋渔业。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退役军人在远离祖国的时候偏偏遇上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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