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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浪天涯》 作者:霍达

第67章 情留西非

  在万米高空,一架波音747客机穿过云层,向西飞去……

  舷窗边,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动情地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喃喃地对坐在旁边的夫人和儿子说:“快到巴黎了,离拉斯帕尔马斯不远了!”

  这就是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教授季星辉。他此番远赴西非,已经是第三次了。

  早在1985年3月10日,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从马尾港出发之时,甲板上就有季星辉的身影。他应中水之邀,受上海水大派遣,随同船队前往大西洋,探索一条科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经过六十二天的海上航程,季星辉来到几内亚比绍。身为大学教授,他在船上却只是一名普通船员,以五十多岁的年纪,和那些小伙子一样从事艰辛的海上捕捞。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劳动的同时还时时观察着陌生的海域,详细记录着气象、海况、底质、潮汐和各国远洋渔船的捕捞情况,苦苦地寻找夺取高产的门径。他为船队的出师不利而忧心忡忡,也为每一次点滴收获和小小的新发现而欣喜若狂。在总公司和代表处领导的支持下,他对船队的渔具、渔法进行了大胆的技术改造,使几内亚比绍代表处实现了扭亏为盈。一年多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和夜以继日的苦思冥想,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患上了糖尿病尚不自知,只是感到饭量猛增、渴饮无度、小便频繁、疲乏不堪。在体力已经不能胜任海上作业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休息,在岸上为船队做网,并且奉命前往阿根廷考察渔业状况、经销鱼货。直到1987年3月31日,才因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回国治疗。

  然而,在回国治病、教学的日子里,他的心仍然时时牵挂着西非。中水西非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消息传来,使他兴奋不已。那里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和汗水,两年的辛苦并没有付诸东流。一股重返战场的冲动不可遏止,他向中水领导写了报告,要求再赴西非,实现当初预定的目标……

  1989年8月19日,他第二次来到了西非,担任船队副总工程师。在尼日利亚,他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使这个点的产值增长了88%,一举扭转亏损局面。在塞拉利昂,他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协助代表处接管了原先代管的“闽非公司”,进行了人员编制的整顿和渔具、渔法的技术改造,实现扭亏为盈;在拉斯帕尔马斯,他主持了首次技术人员工作会议,对西非七个国家的渔业资源、渔场、渔具、渔法、渔业法规、生产经验和水产品的加工准则进行总结,撰写、出版系列技术资料;在塞内加尔,他协助总公司接管从日本大洋公司购买的塞内加尔贝斯卡公司……

  不觉又是两年。

  1991年7月,夫人在上海病重的消息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匆匆回国。而当他回到家里才得知,他的老父亲已经在3月份去世,家人不忍打扰他的工作,没敢告诉他!巨大的悲痛和强烈的愧疚咬噬着他的心。啊,父亲!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的父亲,竟然临终没有得见爱子一面,儿子不孝啊!而他的夫人也正是因为在这件大事上向他隐瞒了实情,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她患了抑郁症!

  季星辉此次归来,已经感到,自己在大西洋拼搏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难道他能够忍心把身患抑郁症,整天精神恍惚、情绪烦躁的妻子抛下,重上战场吗?不得已而求其次吧,留在国内也照样为西非工作,整理、出版技术资料,为他们做一名“后勤”人员,以尽绵薄之力。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夫人的病情有所减轻,季星辉的心情也随之逐渐好转。大西洋又在召唤他,中水和上海水大的领导数顾茅庐,请他再度出山,并且给予超出常规的许诺:携带夫人和孩子同往,以免除后顾之忧。季星辉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早已以身许国,如今党来“请”他,岂有推辞之理?走吧,全家一起走!

  1992年8月9日,季星辉携眷踏上了第三次征程……

  “季老师回来了!”

  大西洋上,中国渔船的船员们奔走相告,好似前方将士见到了卧龙先生。莫大的欣慰涌上季星辉的心头。一个人,一个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当他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过去的一切辛苦烦恼便都烟消云散,进入生命的最佳状态。他感到自己变得年轻了,在他的面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公司给他在拉斯帕尔马斯安了“家”。稍事休整,他便随中水驻拉斯帕尔马斯总代表吕洪涛出发,去加蓬、喀麦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然后又在1992年年底随副总代表梁秉法南下几内亚,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几内亚是吕洪涛钟情已久的地方,早在1988年就曾派人建点,因出师不利而作罢。此次决定再次进人,由梁秉法亲自挂帅、季星辉鼎力辅佐,再派出八艘渔船,阵容、实力都相当可观,总公司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季星辉和法语翻译白光先去打前站。租下了房子,“家”徒四壁,连床和铺盖都没有,两人晚上睡纸箱。没有电,他们拉着冰箱到处跑着找电。注册登记、船舶检查、物资报关、购买捕鱼许可证……烦琐的手续一一办理。一应文件,由官方检查确认,样样都得收费,为了等拉斯帕尔马斯送来的钱,白光天天蹲在码头上,两眼望穿……

  这些苦头,在国内都难以想象,而这些几经转战西非的人却已反复吃过了多少遍,只当家常便饭,全不放在心上,最关心的是早日投产!

  季星辉负责指挥海上生产,抓经济效益。而对他来说,几内亚是个生地方,对这里的海况、底质都不甚了解,而且八艘渔船来自不同的地方公司,初次合作,人员不熟,渔具、渔法不一,技术水平不等,若要一帆风顺、旗开得胜,自然是不可能的,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探索。季星辉和梁秉法研究决定:八艘渔船分别采用单拖和双支架拖网两种方式,探捕几内亚的经济鱼、墨鱼和对虾资源。经过试验、比较之后,再选择最佳作业方式。

  忙了一个多月,直至1993年2月初,渔船才陆续出海。这期间,跨越了两个重要节日——元旦和春节。这两个节日季星辉都是在船上熬过来的,而他的夫人和孩子们还在拉斯帕尔马斯等着他回“家”。谁能想到,他虽然已经把家搬到了大西洋,心里时时挂念着患抑郁症的妻子,却仍然不能回家过年!

  几内亚开局并不顺利。由于对海底情况不明了,加之海况、气象不正常,墨鱼未见旺发,2月份单船平均产值仅3万美元。季星辉作为技术负责人,心急如焚。

  3月份,他在吴湘峰和梁秉法面前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在4月份使八艘渔船的总产值达到45万美元。如达不到此数,扣发本人全年奖金,任凭发落!

  “军中无戏言”,季星辉斩钉截铁,把时间、指标都定得死死的,不给自己留一点儿退路。在项忆军、蒋传参两位工程师的海上协助下,他着重抓住渔场探捕和网具调整这两个关键环节,工作重点是抓新到西非的四艘单拖船,几乎天天晚上都通过单边带作技术讲座,分析渔场,讨论调整网具,鼓励船员的生产积极性……

  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收获,船队的产量逐渐提高,单船平均月产值从2月份的3万美元上升到3月份的4万多美元,4月份又增至5万美元有余,总产值达到55万美元,比“军令状”中预定的指标还超额了10万美元!他相信,如果今年的墨鱼旺发,产量与产值将会更为可观!

  5月份,季星辉凯旋拉斯帕尔马斯。

  6月份,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从大西洋转赴印度洋,前往也门的亚丁开发新点,并且负责协调也门、阿曼和印度三个基地的开发工作。

  在大西洋耕耘多年的季星辉又来到一片陌生的海域。印度洋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一个也没有考察过,虽然捕鱼的原理和方法大同小异,但每一洋面的海洋环境和资源状况却又有很大差异,工作难度远远超过已经驾轻就熟的西非。亚丁代表处代表刘佳和船员们也都是初次来此,两眼一抹黑。这里既远离拉斯帕尔马斯,又远离中国,渔需物资、生活物资的供应都极不方便,常年高温40℃以上,生活和工作都面临重重困难。

  船队开赴亚丁之前,根据捕捞墨鱼和带鱼的需要,配备了两种渔具,以便适时调换。投产之初,墨鱼汛还未到来,季星辉决定用二片式大网,主要目标是捕捞大宗经济鱼类。但起网后发现捕获的是大量胡子鲶。这种鱼在当地没有市场,运往国际市场价格又极为低廉,连加工和运输的成本都不可能收回,只好全部丢弃。辛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又倒进大海,船员们多么沮丧!但季星辉却很兴奋,因为他看到:既然网里大量进鱼,说明网口已经全部张开,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没有捕到高价值的墨鱼,问题不在网具,而在渔场位置。胡子鲶喜欢淡水,其他经济鱼类应该在其外侧深水域。于是调度渔船向深水处排开,经过一天一夜反复探捕试验,结果捕到了大量红鲷、真鲷等高价值鱼,一网就是两吨多!

  突然到来的丰收使岸上的加工措手不及,亚丁代表处和拉斯办都极为兴奋!但是,季星辉仍然没有忘记他耿耿于怀的主攻目标:墨鱼,一定要找到墨鱼渔场!

  在西非,墨鱼一般旺发在水深40米以内的浅水区,而在亚丁的浅水区却找不到它的踪影,“临渊羡鱼”的季星辉该如何是好?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洋环境存在巨大差异,西非的海底比较平坦,大陆架宽阔,沿岸河流众多,饵料丰富,因而墨鱼旺发在浅水区;而亚丁附近海域大陆架狭窄,水深变化大,沿岸河流极少,没有给墨鱼提供一个理想的浅水孳生基地,它们可能在进行产卵时才从深水突然进人浅水。要及时捕获出没不定的墨鱼,就必须抓住时机,抢在它们产卵之前,向深水迎捕!

  根据这个方案,他指挥渔船大胆地由浅人深,逐步摸索,从40米、50米、60米……一直探捕到95米深,终于找到了墨鱼群体!

  但是,这时的产量却并不高。他分析,这是因为大网打深水负荷太大,对捕捞墨鱼不利。于是采取措施,减轻负荷,把过重的大网换成轻便的小网,通过网上的驱赶链把墨鱼刮上来!

  季星辉换好网具,没有等到墨鱼旺发,便因工作需要返回拉斯帕尔马斯。

  刘佳急了:“季老师,墨鱼还没打上来,你怎么能走啊?!”

  季星辉成竹在胸,说:“你放心,一周之后,我保证你把墨鱼打上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潮水,墨鱼汛不在汹涌大潮,而是不快不慢的‘半潮’,到那时墨鱼一定旺发,机不可失!”

  未来之事,竟了如指掌,好似诸葛孔明预设“锦囊妙计”。交代完毕,飘然而去。

  他走后的一个星期,果然墨鱼旺发!船队抓住战机,迅速出击,单船日产3吨,大获丰收,船员们兴奋地欢呼:“发财了!”

  1993年11月,季星辉再次随吕洪涛外出考察。

  出发之前,神情抑郁、满面愁容的夫人说:“我送送你吧!”

  “送……送什么?”他深情地望着病中的患难老妻,一股难以言说的辛酸袭上心头。

  “我要送嘛!”夫人依依不舍,就像担心他一去不回似的,两眼直盯着他,似乎要把他的面容牢牢地印在心里。

  季星辉不忍走了,把这么一个病人交给孩子,他怎么能够放心啊!但是,公务在身,机票都订好了,他又怎么能临时变卦?

  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他故作轻松地说:“我又不是出远门,只是去就近几个非洲国家,很快就会回来,你安心在家养病吧,不要送了!”

  话虽如此说,心里其实忐忑不安。避开了夫人,他向儿子下令:“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万一妈妈出了事,惟你是问!”

  忍心抛开牵肠挂肚的家事,他掉头而去,匆匆上路。

  季星辉既是吕洪涛的技术参谋,又兼英语翻译,一路走来,不断地会见客户和合作伙伴,谈判、签约,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从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出发到马德里,经法国巴黎,到也门的亚丁,稍事停留又赴阿联酋的迪拜,谈判之后再去尼日利亚,办理签证却遇到了麻烦。吕洪涛只好先行一步,让季星辉随后赶来。第二天接到传真,签证办妥,却又逢尼日利亚内乱,次日登机,又不能直达尼日利亚,不得不绕道肯尼亚的内罗毕、扎伊尔的金沙萨、多哥的洛美、象牙海岸的阿比让。这样一来本来只需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却飞了十二个小时才到达尼日利亚首都格拉斯,但当天晚上又不慎丢了护照!公务在身,季星辉并不怕辛苦,但途中遇到这一连串节外生枝的波折,步步不顺,使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此行处处受阻?出门已经将近一月,他心中不能不为病中的夫人担忧,心乱如麻。但既已出门在外,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也无可奈何,只盼着工作结束后早些回去,好好抚慰她一番。病人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何况她又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就在他到达尼日利亚之后的第三天早晨,我国使馆的参赞匆匆到宾馆来找吕洪涛,也不知所为何事。吕洪涛和参赞见过面后,便通知季星辉:“老季,赶快准备行李,咱们马上回去!”

  “回去?”季星辉很觉意外,“董事会还没有开,怎么就回去?订机票都来不及!”

  “机票已经订好了!”吕洪涛说,也不解释到底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季星辉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返回,途经达喀尔时,吕洪涛才对他说:“老季!你爱人……”

  季星辉急切地问:“她怎么了?”

  吕洪涛深深地叹息:“她……不幸去世了!”

  盘桓于心中的不祥预感竟然应验,季星辉的头脑“轰”的一声,被这噩耗击垮了!

  他匆匆赶回拉斯帕尔马斯,那个临时的家已经看不到夫人的身影。这位不幸的女性,抱着病躯,不远万里追随着丈夫,而她的丈夫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她、安慰她、爱抚她,她在寂寞和病痛中等待丈夫的归来,却没有等到!

  ……那天凌晨5时,她在连续三天的腹痛之后,扶着卧室的墙呼唤儿子,让他快去叫人。等儿子叫了吴湘峰、李克恭一起跑来,她已经倒在卫生间里,又吐又泻,不省人事!他们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连找了两家医院都不肯出诊,等第三家医院的救护车来到,已经是早晨8点钟。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却没有能挽救她的生命,一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心跳和呼吸,临死也没有见到她所挚爱的丈夫!据医生诊断,她的死因其实是并不难治疗的阑尾炎。这位抑郁症病人,长期服用抑制神经的药物氯丙蓁,对腹痛的感觉迟钝,以致拖延了三天,失去了治疗机会……

  望着她那永远闭上眼睛的冰冷的遗体,季星辉痛彻肺腑!如果有他在身边,她的病情绝不会延误,她也绝不会早早地离他而去!现在,任凭他怎么痛苦,怎么呼唤,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儿子见到父亲回来,吓得瑟瑟发抖!因为父亲出门时有言在先:“妈妈出了事,惟你是问!”其实,那只是爸爸吓唬吓唬他,事已至此,拿他“是问”又有何意义?做父亲的看到这个没娘的孩子,心已经碎了!季星辉一把搂过儿子,抱头痛哭:“我对不起你妈妈,也对不起你!”

  家破人亡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季星辉突然苍老了许多,噩梦缠绕着他,悔恨折磨着他,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他该走了,回去安顿夫人的亡灵,回去向他的岳父负荆请罪:“您把她托付给我,而我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994年3月11日,季星辉带着夫人的骨灰,和儿子一起回国。

  他不忍心把夫人的骨灰作为“行李”托运,那不是行李,而是一个人啊!拉斯办出面请国际警察开具了证明,沿途机场一律予以免检。在漫长的空中旅途中,季星辉和儿子轮流抱着骨灰盒,从拉斯帕尔马斯一直抱到上海。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停稳了。他走下飞机,茫然地望着大上海,不禁泪如雨下。就在一年半之前,夫人和他一起从这里走向西非,而今归来,他却只带回了她的一杯骨灰!他双手颤抖着,紧紧地抱住骨灰盒,轻轻地呼唤着夫人的名字:“我们到家了,到家了,你看一眼啊,我们回到上海了,我们到家了……”

  家里的亲人前来迎接他们,按照家乡的风俗,撑着阳伞,为亡灵遮住阳光。

  没有在上海停留,季星辉把夫人的骨灰直接护送到老家启东,按照家乡的规矩,把她安葬在祖坟上。

  上海的那个家,是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季星辉一走进门就看见他的夫人,无论他把眼睛朝向哪里,哪里就清晰地浮现出她的笑容,默默地注视着他。一位图书馆馆员,一位普普通通的女性,一生都是平平凡凡地度过的,她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以女性的无私,把爱奉献给了丈夫,一直到死。不,在季星辉心里,她没有死,她的生命,她的爱,都已经融进了丈夫的生命和事业……

  1994年11月,就在季星辉的夫人去世周年忌日的前夕,我在上海与这位老教授作了两次长谈。谈到西非的创业,他充满了深情,自1985年首次远航,到1994年归来,他几乎和中水一起走过了开创中国远洋渔业迄今为止的全过程。这九年之间,他的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西非。九年的岁月,连同他的爱妻的生命,都融进了浩瀚的大西洋……

  “我的情,我的心,都留在了西非!”他含着眼泪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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