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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作者:张贤亮

第4章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稿(1)

  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张贤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做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定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做“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刊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沾了一下钢笔墨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么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济,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得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北京天津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镇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势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的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他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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