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稿(2)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代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代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代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代的：“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么“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三

　　好了，实实在在的帽子算清了。虚的呢？

　　第一顶还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出身”。

　　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出身”和“成分”的详细区别。前面说了，我也不想到网上去查，我要写的是我真实的认识状态。一个吃了20多年“出身”“成分”之苦的人糊里糊涂活到今天，也弄不明白“出身”“成分”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可见当年活在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环境里。我还算是个有点知识的人，千千万万受“出身”“成分”之累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更不明不白了。

　　且就我的“知识”从头说起。

　　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演员）、“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那就填“教师”。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填写的是“资本家”，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从此，“资本家”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在农村，老解放区是1948年，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1951年“土改”开始，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地主中还有一种“恶霸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

　　绝不是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虚的“帽子”还是可以继承的。“成分”，已经融化到血液中，随血缘关系往下传，往四周扩散。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富农，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文革”时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血统论的宣言，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

　　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也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语）完成以后，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要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就必须保存“阶级”；要把“阶级斗争”大旗扛到底，“阶级”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由谁来继承呢？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又发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已是后话，不提。

　　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一直遍及穷乡僻壤、边远山区、荒原牧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油、布匹、棉花直至火柴、香烟、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便不能生存，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白毛女”的勇气。

　　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再没有其他差别。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这点还是公平的。

　　但是，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了，有许多甚至被“关、管、杀”了。就说年轻一代，首先是上学，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你根本没有当“班干部”的份；考取了大学，“成分高”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嘛。毕了业就业，“成分高”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口号就是“成分高”的毕业生的前景。

　　这个“成分高”也需要诠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成分坏”。但不知怎么，在新社会，旧社会的金字塔虽然颠倒过来了，大家仍然以在旧社会所处于的层次来区分人的阶层。这不见于任何文件，只是老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人们的口语不像“正式文件”，还不好意思把“坏”字加于某个群体头上。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重要的部分，如果“成分高”，你在哪个单位都别想混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用的是今天的词。那时，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有“成分好”的人的圈子——“革命的主力”组成“主流”。党团员是核心圈，是“主流”，其次是团结在党团员周围的积极分子——“革命的依靠力量”，然后是普通群众。你别以为你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分好几层，“成分好”但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落后群众”也比你强，你会比“落后群众”更落后，总是再教育、被监督的对象。

　　生活是一天一天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试想，你并不比别人差，某些方面还可说比别人强，但你每天、每小时都受着与别人不同的待遇：别人开会你不能参加，别人听传达某个会议、某份文件的精神你必须回避，别人可以借出差的机会去旅游，你却永远固定在那把并不牢靠的椅子上；别人晋升你无望，别人不愿干的活叫你干，你干出成绩是别人的，可是机关单位或公社大队出了事故首先怪罪到你头上……请问，你会是什么感受，且不说你没有资格入党入团，不能“争取进步”了。

　　不论在城市或农村，最让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沮丧的是谈婚论嫁。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男性“分子”凭着自我奋斗挣得些积蓄，身材长相也不错，到结婚年龄却找不到对象。女方什么都满意，一听“成分高”就打退堂鼓；“成分高”，让所有适婚青年男女的对方都望而却步。新社会有新形式的“门当户对”，“成分好”与“成分高”的人家通婚就算“门不当户不对”，对“成分好”的人家来说是一门不光彩的亲事，降低了社会身份。你可以说，那就让“成分高”的跟“成分高”的婚配好了。而在当时情况下，哪个“成分高”的不想找个“成分好”的来把家庭成分中和一下，以稍稍改善下一代的政治条件？和现在一样，贫穷貌美的女方比较容易找到富有的男方，“成分高”而美丽的女子当时确实比较容易找到“成分好”的男人。可是，那是男方的恩赐，女方到男方家多半成了受气包，或是“成分好”的男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生理缺陷（不然也不会放下身段娶你），像俗话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让女方抱恨终生。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当年的“成分”，让天下多少有情人未成眷属。

　　以上说的还是正常状态。

　　在非正常状态，最严重的是1959年—1961年全国大饥荒时期，城乡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都不能开具证明去外面“自谋生路”。城市还稍好一些，因为不论怎样还发放点口粮票证，“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也和普通市民一样“低标准，瓜菜代”，与民同罪。而在农村，“自谋生路”就是外出乞讨要饭和到边疆打工。乞讨是要乞讨证明的，当然不会公开写上“乞讨证”三字，但注明了乞讨者是某省某公社某生产队的人，等于通行证，俗称“路条”。没有路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把你抓起来。农村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没有路条就等于死路一条，果然死者无数。

　　另一个非常状态是政治运动，遇到“运动”，歧视就更为明显。“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无不在“革命群众”严密监视之下。周围的冷眼、白眼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人像整天在冰窟窿里呆着，大热天也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前面说了，“运动”首先就要拿这类人开刀，如果你的老爹老妈不幸还活着，你亲眼看见老爹老妈被拉到台上批斗，被人推来搡去，被人侮辱凌虐，你还要跟着喊口号“打倒”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喊就有当场把你也拉上台的危险。你又会是什么感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已不足以形容。

　　“政治运动”每隔两三年必来一次，如此频繁的折磨请问你如何承受。

　　于是，这就出台了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运动一来，当地党团组织或是单位负责人就会找你谈话，要你和家庭“划清界限”，要“反戈一击”，揭发你爹你妈的“反动言行”，要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以证明你的世界观确实改造好了。这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是极大的诱惑，请问，哪个“分子”的后代不想摆脱上面描述的困境？这样，中国大地上就批量生产出无数“逆子”，弄得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荡然无存。虽然看起来这类不孝多半发生在“分子”家庭，但其社会影响却极为深远。人可以视父母为狗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而然会无形中深入普及到一般“革命群众”身上。

　　在“革命群众”这一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攫取了全中国人的亲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革命群众”只对毛主席一个人亲，其他人都不能算作“亲人”；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为了“理想”，为了“进步”，为了“革命”，实际上是畏惧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身份识别系统”中降格，在“革命群众”中也同样普遍地大量出现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背叛、同事间相互“打小报告”种种“史无前例”的恶劣现象。

　　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师生情、同胞情等等人类长期以来一直珍惜的内心情感，不论在“分子”一方或“革命群众”一方，都被分化瓦解，人与人之间再没有真诚可言。

　　你以为表现积极，把父母的隐私通通挖出来示众，彻底与父母划清界限真会改变自己的“成分”，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对不起，运动过后你仍然是你。在“身份识别系统”中你是不可更改的，家庭成分是由血缘决定的。尽管你的思想已经换掉了，改造好了，遗憾的是谁也不能彻底换血。即使你费尽心思，舍得一身剐侥幸入了党团，在党团中还是有成分好的党团员与成分不好的党团员的差别，这点，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暴露无遗。“文革”中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先从历史上被捕过和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下手，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问题与家庭问题。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这时被戴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总而言之，“孝”和“贤”在过去绝对是贬义词。

　　于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基本准则轰然倒塌。

　　“身份识别制度”是30多年前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没有“身份识别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架空了。对谁专政？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一个个老去死去，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最后无产阶级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茫然四顾，仗剑空叹。要一直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不断制造“专政”对象。而且，“身份识别制度”运行一段时期后，还发现它有另一种妙用，那就是能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物质供应极为匮乏时仍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不仅可以安抚多数人的人心，而且让他们“越穷越革命”。

　　在社会的不满意度达到最高值的时候，“身份识别制度”既能使一部分不满意的人三缄其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又能使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至少还高人一等而减缓他们的不满意度。

　　所以，物质供应越紧张政治运动越频繁。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是“革命群众”的集体狂欢。人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中需要这样的狂欢来调节，让“革命群众”觉得生活还很“幸福”。

　　“身份识别制度”先天性地把全国老百姓分为三六九等，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后来甘地把他们称为“上帝的孩子”），另方面，当然就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贵族”。这里的“贵族”就是“身份识别系统”中的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等（“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曾一度衰落，那是后话）。他们被册封为“根正苗红”的“革命群众”。

　　“根正苗红”的“贵族”及其子弟在接受教育、分配工作、培训机会、加入党团、提级晋升、婚姻选择、生活待遇、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等等方面享有特权；乃至犯了错误也只当“人民内部矛盾”，不像“成分高”的人一有小错马上“上纲上线”，按“敌我矛盾”处理。你别以为能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没什么了不起，放在现在，可能你还情愿独自去泡吧上网，不愿去参加集体活动哩。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候，有的人能参加集体活动，有的人不能参加集体活动，就会使能参加的人产生极大的优越感。何况，被斗的“贱民”在台上，你在台下可以尽情放纵，恣意辱骂，像现在你在迪厅里一样，你越疯狂越被人赞赏，如果来点K粉更好。

　　好！K粉不久就来了！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套理论终于在“文革”中使全民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