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绿化树(1)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2月，是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985年，《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

　　荒原的生活方式，粗犷的人物性格，淳厚的民俗民风，与作者的独特的审美把握相融合，构成其作品独特的艺术氛围。

　　一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势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势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有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势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势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搭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袢纽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线。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忌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邦邦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二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饭了，在伙房的窗口，我碰见了在医院里结识的病友——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他也被释放了，正在等农场给他联系去向。

　　“章永璘，你要走了吗？”

　　尽管他还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胸前照例有一大片汤汁的污点，却用最温文尔雅的姿势祝贺我，还和我像绅士般地握了握手。这种礼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可奇怪的是，这种最普通的礼节又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我问，“怎么还你呢？给你寄到……”

　　“不用！”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你指的是我们？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还是我们……国家？”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你了。即使请动了他，他也要在勺子上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但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第一章很难懂。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读黑格尔呀！”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接着又皱起眉头，“要读黑格尔。一定要读黑格尔。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我光读文学……”我们这番高雅的谈话结束得恰到好处。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

　　“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谢谢！”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口，探头看看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吧？”

　　“是的，是的。”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

　　“你真他妈的不易！”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两个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像鸡爪般的手上，“拿去吧！”

　　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叽叽的窗板。他们不稀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

　　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黏饭！打稠的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稠。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拼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给自己吃。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开完饭他们早休息。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的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所以我非常高兴！

　　三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100CC左右。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

　　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劳改农场即刻兴起了用大盆打饭的风气，瓷碗很快就淘汰了。因为炊事员舀汤的速度相当快，如果用小口饭具，瓢底哩哩啦啦的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这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瓢底的汤汁当然会掉到盆里，归于自己了。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并且稀饭会沾得满脸盆都是，反而得不偿失。那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在困难年代，这种用具是很难买到的。然而“营业部主任”有办法。我怀疑他连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也偷到家里囤积了起来，或是他的余党还没有抓尽。反正，他让每月都来探望他一次的那个与他同样讨厌的老婆，替组里每人都代买了一个。当然，他不会白白地效劳的。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人虽然送来里面了，而在外面却依然如何如何“有办法”。就像蜘蛛结好了网，等待小虫扑到上面去一样等待我向他求告。到时，他就会摆出各式各样的面孔，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取笑我。可是我偏偏不买他的账。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外面寄来的食品付给他这个掮客作佣金。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哩哩啦啦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

　　每次从打饭的窗口回号子，“营业部主任”都要捧着他那个印着小猫洗脸的崭新的儿童面盆，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晃一晃。这使我很容易看清楚他的稀饭打到哪里，正在小猫的腰部。有一次，趁全组的人都出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号子里休病假时，我把我的罐头筒盛上水，水面刚好达到我平时打的稀饭的位置，然后再倒到他的面盆里。试验证明：我每顿饭都比他多100CC！水面淹没了小猫拿着毛巾的爪子。

　　这100CC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

　　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这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