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代跋：宁夏有个镇北堡(2)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枯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称。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渣，一把碎渣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ù”，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他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扑扑”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二百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砂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下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四

　　为什么说我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命运呢？因为在宁夏范围内像镇北堡这样明、清时代修筑的边防戍塞不止一处，“文革”前，仅银川市附近至少就有四座，有的比镇北堡保存得还完整。如果那天我不是去镇北堡赶集而是去另一个同样的古堡赶集，那么今天繁荣的就不是镇北堡而是其他什么“堡”或“营”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即明孝宗皇帝到神宗皇帝这一时期（1488－1619年），明朝中央政府一方面在西北地区大修长城，即包括嘉峪关在内的现在所称的“明长城”，同时还沿着黄河与贺兰山之间狭长的平原地带修建了许多“关隘”，以防蒙古部族入侵。那时，宁夏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是中卫县以东的胜金关。《银川小志》说，“胜金关在中卫东六十里。山河相逼，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夫扼之，万夫莫过，诚卫之吭也。弘治六年参将韩玉筑，谓其过于金陵关，故名。”取名胜金关的意思是其坚固程度胜过了南京石头城的金陵关。韩玉将军从胜金关开始修筑“关隘”，向北逶迤到贺兰山东麓这处天然屏障，分为“南路”、“西路”、“北路”。“南路”的“隘口”有10处，西路的“隘口”有4处，北路的“隘口”有17处。位于贺兰山下的镇北堡就属“北路”中的一座。如果今天这17座军事要塞都完好无损，我们站在贺兰山上就可看到它们都能遥相呼应，彼此支援。韩玉将军的布置还是非常符合军事科学的。

　　可能就因为有这么严密的军事布防，对外敌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宁夏这条战线始终与蒙古部族相安无事，所有的“关隘”包括镇北堡在内都没有经历过一次战争。原先修筑得非常坚固的长城、兵营、要塞、城堡还有放狼烟的斥堠，就在风雨时光中渐渐消融。辛亥革命后，更变成农牧民的居住点。1949年再一次革命以后，在“广积肥多产粮”的号召下，农业社员纷纷把城墙土挖下来当肥料撒到地里，耸立的城堡又一点点溶化进黄土地（宁夏人有把久经日晒的土当肥料的习惯）。1958年“大跃进”时，公社社员（农业社员变成公社社员了）竟在残存的城堡的墙体上挖出一个个垂直的大洞当作“土高炉”，燃起煤火来“大炼钢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旧时代的遗物更成了眼中钉，对它们的破坏不遗余力，一座座城堡连同很长一段古长城都被“革命”掉了，坚固程度超过南京金陵关的中卫胜金关也不见了踪影。

　　现在，只有在当时的“革命”波及不到的偏远地区还残留了几座古堡，但也都体无完肤。镇北堡之所以幸存就在于它坐落在一片荒凉之中。我上世纪60年代发现它时虽已残破不堪，像我在《绿化树》里描写的那样，20年后的80年代我将它介绍给电影界时，也并没有更加残破，可见它还躲过了“文革”的浩劫。而在西北地区包括宁夏的所有如镇北堡一样的要塞古堡中，现存的镇北堡有其不同于其他古堡的特点。古代军事要塞或牧主地主军阀修筑的城堡，全都是独立的一座，唯独镇北堡是两座，一座比较完整，一座是废墟。原来，明代的镇北堡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后的一天，到清朝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739年1月3日，宁夏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银川小志》里记载：“是夜更初，太守方宴客，地忽震，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地摇荡掀簸，衙署即倾倒。太守顾尔昌，苏州人，全家死焉。宁夏地苦寒，冬夜家设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昼。地多裂，涌出黑水，高丈余。是夜，动不止，城堞、官廨、屋宇无不尽倒。震后继以水火，民死伤十之八九，积尸遍野。暴风作，数十里皆成冰海。宁夏前称‘小江南’，所谓‘塞上江南’也。民饶富，石坊极多，民屋栉比无隙地，百货俱集，贸易最盛。自震后，武臣府第，如赵府、马府，俱不存，地多闲旷，非复向时饶洽之象。”现在读起来还凛然发悚，连我的江苏老乡顾尔昌太守都“全家死焉”。市民死伤百分之八九十，在世界地震史上也算最高的死亡率。从此号称“塞上江南”的宁夏元气大伤，直到今天还是经济比较滞后的地区。读了地方志我才知道银川市原来“石坊极多”，可是今天跑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座了。

　　“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镇北堡正在银川市的西北方，首当其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8米厚的城墙连同城门楼及城内所有的建筑物几乎全部坍塌，作为要塞的防御功能也随同消失。然而，我们从明朝韩玉将军“北路”的布防卫上可以看出，镇北堡所在地正是军事要冲，所以“北路”的戍塞竟有17座之多。到清代，此地仍有不可替代的军事价值，于是在乾隆五年，就在原镇北堡的旁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又修筑起一座同样的城堡，统称为镇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