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杞人便利门口坐了很久。我用柜台上的电话拨咖啡女孩的手机，她关机了，坐了很久之后我再拨，还是关机，我想这一天我是没可能找到她了。
“杞杞，你的店为什么会叫‘杞人便利’？”我回头问杞杞，他正在一张张地翻看我的唱片，好像还挺好奇的。
“你以前问过的。”
“你没告诉过我。”
“因为杞人忧天啊。”他指指自己的脑壳。
“不会再有敲头杀手了，不用害怕。”我说，“嗨，这些唱片都很不错的，在卖掉之前，你完全可以听一遍，把喜欢的留下。妈的，我应该把我的Discman和耳机都送给你。”
杞杞说：“我听不了耳机。”
“为什么？”
“我这个耳朵被敲坏了，听不清。”杞杞面无表情地说。
我有点怀疑他的脑神经也被敲坏了，很长时间里，我就没看见过他的脸上有过其他表情。等他把唱片看完，收起，我说：“我要走了，咱们再见吧。”杞杞仿佛是刚明白过来，抬头看我。我挥挥手，和他告别。
杞杞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了。”
“什么？”我又回转身子。
“你半夜里从我的店门口走过，你在吹口哨，走过了好几次，后来有个女的跟着你走，后来有个人跟在你们后面。你们走过了几次，他跟在后面就走过了几次。”
我瞪着他。
他仍旧是面无表情地补充了一句：“那天晚上很可怕。”
“等等，谁在跟着我们？”
“我看不到那个人的脸，是个男的，穿一件帽衫。”
“你怎么看见的？我记得当时你店都打烊了。”我说，“你他妈的被人打劫过了半夜里还睡在店里？”
杞杞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还好，已经不害怕了。问你，那个人跟着我干吗呢？”
“他想杀你，他手里拿着锤子呢。”杞杞说，“杀人狂又出现了。”
我走进柜台，从架子上拿下一听汽水，打开给他喝。再想了想，我给自己也开了一听。
那晚上杞杞睡在店里，我绕着学校打转，他说他有点睡不着，听到有人吹口哨走过，过了一段时间又是吹口哨，如此反复，他觉得奇怪，就透过卷帘门的缝隙往外看。店门口有盏路灯，他看清了是我。后来我带着女高中生绕圈子，说话声音很大，走了好几圈，这让杞杞觉得奇怪，以为我是半夜里练身体。
然后他注意到有个人跟在我和女孩的身后，我们走过几次，他就走过几次。以杞杞的智力大概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却明白了，因为，最后一次他看到我和女孩站在街上向后望，竖起中指骂傻逼，然后我们离去，接着，他看到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锤子。
“起先他没有锤子，后来有了。”杞杞说，“但是你很机灵，你听见声音了，逃走了。”
“是的，我知道有人在跟我，不过没想到他会拿着锤子，我只听到了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后来我逃到东面的新村里去了。”
“他跟着你过去的。我以为你会死掉。”
“新村里黑糊糊的什么都看不见，我逃到了一个朋友家里，他找不到我。”
杞杞喝着汽水说：“那时候很晚了，你只要一开灯，他就会知道你去了哪个房子。”我捏着罐头不说话，心里凉了半截。杞杞说：“你肯定开灯了。”
一点没错，我肯定开灯了，我不可能不开灯。看着这个枯草般的少年，我心想，我智商竟然还没他高，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很快就想明白了，他不傻，他只是被敲过了脑袋所以有点偏离了正常轨道，就智商本身来说，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杞杞说：“这很可怕的。”
“我很佩服你能用这么平静的口气说这些事。”
“嗯。”他思索着，用手指敲敲太阳穴，“心里知道应该害怕的，但是医生说，我好像是脑神经被敲坏了，表现不出害怕。有时候看起来像个低能儿，坐在店里的一根木头。对不对？”
“其实还好。”
“我以前，出事以前，成绩是全年级前三名。”他喘了口气，还是那种表情，“现在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了。”
“杞杞，你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我说，“你不会真的是女的吧？”
他没有回答我，他的思路又跳了回去，说：“要是我还正常，我想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害怕的。”
“再想想，那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征？”
“想不起来了。”
我失望地放下了手中的汽水罐。我想他应该是小广东吧，从齐娜给我软盘的那天起，他就在跟踪我。应该就是他。可是又不对，那个发着烧、起着皮疹、拿着菜刀的晚上，正是老星用钳子掰下他手指的时候，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咖啡女孩家门口。如果那不是小广东的话，则我和女高中生在学校门口绕圈子的夜晚，应该也不会是他。
我想我是没办法搞清这些问题了。
杞杞说：“我是女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帕斯卡尔提出过一个问题：谁更害怕地狱？是那些拒绝相信地狱存在，故此作恶多端的人，还是那些知道地狱存在，故此向往着天堂的人。
这个问题见于《思想录》，我从未认真地读过这本书，只是偶尔地翻到了这一页。我不知道帕斯卡尔有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我最后一次拨咖啡女孩的手机，我想告诉她的是，那个发烧又发疹子的夜晚，我在她屋子里感到外面有一条黑影，那黑影可能，很可能，或者实际上就是来找我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我意识到，这是一条单向的线索，它只在我的事件中起效，却无法进入她的逻辑。我并不能证明她究竟是妄想症发作呢，还是又将跌入井中。
久久地，我捏着电话听筒，来自我自己的呼吸声被听筒放大了传入我的耳中，仿佛是我在地狱里喘息着要爬向什么地方。
第五街一带，第一次去那里还能坐公交车，第二次连公交车都绕着走了，我再次被扔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所，背靠一座正在装修的大厦，对面则是一片瓦砾，死城般荒凉，只有几个拾荒者拎着蛇皮袋在废墟上逡巡。
我穿过马路，沿着瓦砾之间似是而非的道路向废墟深处走去。
直到我毕业时，小白依然音讯杳无。我已经买好了去南京的火车票，寻找小白这件事，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现在我只能放弃了，余下的事情就留给学校和警察去做吧。
但我还是在这个下午去往第五街，我说不清自己是去找人呢还是散漫地游逛，我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念头，关于那个斜眼少年。那天我混在拆迁队之中吃晚饭时，曾听一个头上包了纱布的家伙说，有个斜眼的小子从旁边敲了他一棍子，出手非常狠毒，把他打得血流满面。我记住了这件事，我得回来找他。
我既有预谋，同时又漫无目的。
在我拿到毕业证书的第二天，T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有一个变态打电话到家教中介要找教师，家教中介找了一个师范学院的女孩子过去，女孩独自去了。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她被变态杀死在屋子里。第二天她的同学发现她没有回来就报了警，警察上门，凶手已经不在。女孩被放在浴缸里，碎了。
案发地点就在师范学院附近，离第五街也不算很远。这则新闻让我无端地想起小白。
我始终认为，那些通过伤害他人的肉体而获得精神快感的人，就是我所定义的“按键人”。最微小的权力也能导致罪恶，如果连这都没有，幻想的权力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幻想中的权力被任意放大，他以为自己操纵着一切，事实上只是一个极端弱智的界面，一个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程序，可能复杂，可能简单，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个界面只需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就能完成，不用逻辑，也无须爱或恨。在罪恶行为的两端，动机以及必须承担的结果，对按键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当我走过T市的废墟，我仿佛感觉到这座城市也被一个按键人的手操纵着，在寂静的表面下曾经有过疯狂的过程。
我穿过废墟，途中所见，尽是些废砖烂瓦，活像上帝的呕吐物。我找到了第五街，这里已经被拆掉了大半条街，平房全都没了，远处的筒子楼还在，看上去也混不了几天了。推土机和抓斗车正在工作，发出巨大的轰鸣对准一堵墙壁狠命使劲，看得出这曾经是某个男青年的卧室，墙壁上还贴着半裸女郎的海报——一个穿豹纹比基尼的金发辣妹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我心想，对不起，你就是全裸的，我也救不了你了。
在走路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向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动作。我想，下半辈子带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倒也是一件别有风味的事，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是跳探戈出身的。
筒子楼外面的围墙已经荡然无存，曾经有过的铁栅栏大门横卧在地，四周鬼气森森的，住户们早不知去向。我朝那几栋楼望去，它们呈现出死人般的脸色，在赤裸的天空下僵持着，抗拒着。
“喂。”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扭头一看，是上次那个独眼的瘫子，他正坐在自行车轮改装的轮椅上看着我，依旧戴着一副墨镜，不过镜片换成暗红色的了。
“你好。”我说。
“要问路吗？”他说，“一次两块钱。”
“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找你买过墨镜。”
“啊，是你啊，你上次就是要找第五街的嘛。”他说，“你记性不错，还记得我。”
“以你的尊容我想忘记都难哪。”我指着几幢筒子楼问他，“这儿都拆了？”
“还没，还有些钉子户，看，窗口还晾着衣服的就是。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战斗已经结束了，大部队撤了，剩下些梅岭星火，等死吧。”
“喂，我问你个事，”我说，“这地方有个斜眼的高中生，大概和我差不多高，你认识吗？”
“干吗是斜眼啊？”
“斜眼就是斜眼嘛，我管他干吗斜眼，我就是要找一个斜眼高中生。”
“没见过。”他说，“你去五官科医院，能找到一打斜眼。”
他在和我绕圈子。我说：“问路两块钱，问人几块钱，你说吧。”
他说：“不瞒你，真不知道，我又不住这里。”他伸手拍拍我的腰，说，“这片都拆得差不多了，已经断水断电，该走的都走了，到了晚上就跟乱坟岗似的。小朋友，我劝你也别在这儿逗留了，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回头把你给劫了也说不定。死在一堆废砖乱瓦里，推土机一推，明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你一根大腿骨，哈哈。”
我也大笑。真是个比井还可怕的玩笑。
瘫子缓缓地启动了他的轮椅，我顺势推了他一把，助他的车轮碾过一块硌着它的红砖。他说：“你啊，一脸晦气，早点走吧。”
我说：“你还会看相？”
“不会看相也看得出你一脸晦气。”他头也没回地说。
我哪能不知道自己一脸晦气呢，不用照镜子，闻都闻得到晦气。瘫子的话让我有些心惊，不是因为他吓唬我，而是感觉他什么都明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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