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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厚朴》 作者:叶广芩

第5章 状元媒(4)

  中午传来消息,说锔碗丁的媳妇夜里扎了水缸,自己把自己淹死了。死的头一天,听说婆婆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扎上裤腿打猫,猫把媳妇的下体抓得稀烂,媳妇受不了,半夜把自个儿头朝下,栽进水缸。满满的一缸水,都是她白日挑来的,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了结。

  母亲跟我说,她一直怀疑,碟儿的死是由她送的那副棉袖筒造成的,心里觉得怪对不住碟儿的。

  碟儿的非正常死亡,使她的娘家人不答应了。在碟儿受苦受难的时候从来没见他们出过头,这会儿却借着碟儿的死大闹特闹了,北京人将这种做法叫做“闹丧”,是借着死人的由头来达到活人的目的的。旧社会,每个女子都有自己的“人主”,在家是父母兄弟,出嫁是丈夫儿子,这种关系在相应的时候才显出它的重要,人死之后,必须报知人主,人主得问清死因才准入殓盖棺,就是正常死亡,人主也要为亡者争些权益和脸面,不是那么轻易好说话的。碟儿威风八面的娘家人除了要一笔钱以外,还要丁家为碟儿大办丧事,他们提出,碟儿的装殓必须是柏木七寸大棺,而且要内棺外椁,僧、道、喇嘛三棚经,出殡要三十六人大亮牌杠,清音锣鼓外加洋鼓洋号。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碟儿的人主还要丁家娘儿俩披麻戴孝,儿子打幡,婆婆抱罐,一点儿不能含糊。通常打幡的是至亲长子,举着一根挑着白纸幡的杆,杆上写着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和佛家偈语,为死者灵魂引路;抱罐的应该是长媳,罐里装着供奉在死人灵前的饭菜,叫“燄食罐”,半尺高的挂釉小罐,发引前由亲朋每人夹一箸菜肴,攒到罐里,用烙饼和红布封口,下葬时搁摆在棺材前头。碟儿娘家这样要求,是有意寒碜丁家,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丁家母子理亏,只好答应。

  碟儿出殡那天热闹非常,无异于一次社火游行,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成为轰动京城的一件大事。旧时的朝外大街街面低洼,一下雨满街泥水,铺子都是高台阶,最高的“五福楼”首饰店是七层台阶,说是“多年的大道走成河”一点儿不假。母亲站在“五福楼”的台阶上,这里的位置最突出,她不是要看清楚出殡的队伍,她是要碟儿看清楚她。在水窝子彼此就是心照不宣的,现在这是最后一面了,她和碟儿的心里都会有所感应。出殡的队伍过来了,因为有悖于常理,看热闹的便指手画脚,执事的也嘻嘻哈哈,没有肃穆可言。光鲜热闹,五光十色中,碟儿的棺椁在人流中缓缓移动。一群穿绿驾衣的杠夫,抬着盖着锦绣棺罩的棺椁,在阳光下成为亮点。棺前头是碟儿那位打着引魂幡的丈夫,幡上带有讽刺意味地写着:“西方速去也,善路早登程。听经闻法语,逍遥自在行。”碟儿丈夫低着脑袋,腰里扎着麻绳,一路走一路号啕。那个夜叉婆婆披散着头发,一脸泥水唾沫,抱着小黑罐,狼狈地跟在她儿子后头,任人指骂。

  母亲一阵心酸,挨打受气的碟儿此刻正平平稳稳地躺在里头,再不用担惊受怕,再不用拧着小脚去担水,她用自己的死为自己挣来了这份安稳。盘儿和碟儿都是贱命,是最微卑最渺小最不值钱的女子,碟儿如此,盘儿又将如何?就是在碟儿的棺木与母亲相错的那一刻,母亲为自己订下了一条原则:绝不能嫁给有婆婆的人家儿!

  这大概是碟儿临走前的告诫。

  碟儿可能死了也没想到自己的身后是如此辉煌,而且这个辉煌余韵绵长,有好事的文人将碟儿的事写成了戏,叫《锔碗丁》,在京城演出,丁家人认为有辱名声,花钱将《锔碗丁》买断,所以这出戏演了几场就不演了。丁家经此折腾,彻底衰败,将房卖了,不知搬到哪儿去了。我们家的老二,即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过这出戏,我问过他戏怎么样,他说“没劲”。我七舅爷的女儿大秀也看过这出戏,她说好看,她是和母亲一块儿去看的,两个人把手绢都哭湿了。

  我为没能看上《锔碗丁》而遗憾,想象着它的情节,应该是比父亲喜爱的《逍遥津》、《盗御马》等更可信,它就是朝阳门外母亲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像汉献帝,不像黄三泰,离得太远,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锔碗丁》的女主角是碟儿,“搁陈了的姜”一样的碟儿,不知她在台上是什么模样?

  五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上头有个老大,下头有个老三,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又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材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53号,往南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里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老纪炸开花豆的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褟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趿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哗啦啦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只爱孩子,还爱小猫小狗,看到有人扔了的猫狗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狗的话却很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出租”,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那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发型爆炸般地张扬。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儿子踢出去了。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碳”,经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了。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是长得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辣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还在无休无止地念初中,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比老纪大了几岁,老老纪不在乎,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53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搭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70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

  六

  以我母亲的生活状况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困地界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的,毫不搭界的人就搭上了界,用“永星斋”饽饽铺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就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饽饽铺又叫“达子饽饽铺”,萨其马、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达子饽饽范畴。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庆亲王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这几块匾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材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的,宫廷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两三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我们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贡,蜜贡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给我母亲挣足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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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梦也何曾到谢桥黄连·厚朴青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