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波士顿的黎明。王亚芳昨晚临睡前把那个黄色的小闹钟拨在五点半，可是还没有等闹钟鸣响，她已经醒来，她心中虽然暗暗嘲笑自己，可是她又为她赶到闹钟鸣响之前而十分得意。她穿着雪白的长睡衣，伸脚找到拖鞋，走到窗前把两扇窗子打开，一股像雨后青草一样清凉的空气立刻吹到脸上。她看见远处哈佛大桥上空刚刚露出一抹朝霞，天空上涂着暗红色，地面上还是黑夜沉沉，查尔斯河对岸大道上的绿色的路灯还闪着幽幽的亮光，像一串蓝宝石的链条，在河面上投下一条条匀称的颤动的绸带似的波光。王亚芳十分惊讶，她在临河这个楼上住了这样久，好像还没有看到过波士顿这样美丽的黎明，是因为每天工作到深夜，早起经常错过这一时刻？想到这里，她心中暗暗反驳自己，实际是因为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到美国来最美好的一天。“是的，美好的一天！”她一想到这一点，连忙脱下睡衣，换上衣服，忙了起来。她昨天下午到图书馆花了很久的时间，查看有关美国铁路的资料，她知道于飞的袓先曾为修筑美国东西大铁路而在这儿死亡，可是她对于美国铁路却一无所知。从图书馆出来她计算了一下：于飞昨晚跟她通了电话，说明天他们才能到达纽约，细心的汤姆森已用电话在“五月花”饭店订了两个房间，汤姆森把房间号码告诉她，还交待只要说我是于飞的太太就行了。王亚芳笑起来说：“你真周到，我可是头一次当‘马达姆”了。”她在电话里还听到珍妮哈哈的笑声。现在王亚芳想到自己有一天半时间，于是她决定放弃搭飞机的念头而决心改坐火车。真的，现在到美国来的人，不大有机会坐火车了，因它已为高速公路所代替了，一股虔诚的信念忽然升上心头，这时一想到铁路就想到于飞的祖先！已是晚饭时间，她在商店里买了两个“热狗”回家，可是一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在响，她拿起耳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她的导师的妻子玛丽，这时这电话使她心中感到无限温暖。她喜欢地叫道：“妈妈！”在一次闲谈中，她跟路丁说：“按中国的叫法，我管你叫老师，管玛丽叫师母。”路丁把肥大的手掌在大腿上一拍，说：“那么玛丽是你的妈妈了！”玛丽亲呢地搂住她贴着脸。从那以后，王亚芳有时就管玛丽叫妈妈。

　　相处长久，王亚芳深为玛丽为人的品德、风度所感动。马丁有一次跟王亚芳说：“探索神经奥秘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时在崎岖的险路上，我简直走到绝境一我遵到半个世界肯定，也遭到半个世界咒骂，在那个时刻，玛丽--她用她那瘦弱而坚韧的身子扶持着我，说一句良心话，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玛丽。”玛丽不但维护着丈夫，对于丈夫的弟子，亲如儿女，也精心照料，在这许多细小处，她已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变为伟大的母性。现在这样早，玛丽就打来电话，王亚芳听到玛丽温柔而和蔼的声音，心中十分激动。玛丽说：“你都准备好了吗？你走以后，这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哎呀！真是十分抱歉，我昨晚临时改了主意，放弃早班飞机，决定乘火车走，请原谅我，我没有把这个主意及时告诉你……”玛丽沉默了一下，好像在思虑什么，然后说：“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冒险？--你想过没有，在美国，一个女人坐火车，有时会遇到麻烦的。”王亚芳衷心感谢玛丽如此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她不想改变主意了，--她觉得好像只有坐火车去见于飞才对得起于飞。她口中却只说：“玛丽一我已经不是一颗发亮的珍珠，像我这样老太婆，不会有人理睬的……你为我起了个大早，我真感谢你。玛丽！你再睡一阵吧！”“那我就祝你一路平安了！你到了纽约给我来个电话！

　　王亚芳放下电话，一个清新的早晨巳经来临，天空上的颜色真美，漾着嫩豌豆那样的绿色。一只海鸥紧挨在她窗外，扇动着雪白的翅膀，发出短促、轻细的唤声。她望着海鸥缓缓飞去又缓缓飞回……忽然一种内疚心情隐隐浮现。她觉得她远远不如玛丽。她和于飞在朝鲜战火中的恋情，那是何等的幸福，可是在那以后那样长久的痛苦的隔绝，现在想起来其实那痛苦中间沉积着愈来愈深的爱--但那只能像落在心中一滴一滴泪水一样的爱，是多么纯洁，多么浓郁，又多么哀伤。在她们结合以后，她只是埋头于工作，她的医生的职业，常常被病人的痛苦，牵引着自己的全部心神，甚至连闲暇的星期日似乎也没过过多少个。一“是的，也许因为我们都是特殊材料造就的人，我同玛丽之间是有着根本的区分，我似乎没有用我的手扶持过他。”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她们的爱愈来愈浓郁，愈深沉，尽管人有时不在一起，可是心永远在一起，“唉！人生，多么苦难的人生啊！”她想起中国那不幸的十几年……她们俩被强迫分离那么长久，可是，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但信仰之火，使爱得到更高的升华。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脸颊上有泪水在濡动，她哭了……“唉！头发里常常都发现白发了，不想了，不想了，‘剪不断理还乱”，我倒要让他在波士顿好好过一阵轻松的日子，这是最主要的……我得利用这两个钟头时间，把我的屋子收拾一下。”她立刻动手把被单、褥单、枕套揭下来，加上擦碗巾、浴巾等等，装在运行李的小推车上，乘电梯到地下室的洗衣机房去，半小时后又下电梯把洗净的东西送进大干燥机吹干，再隔个把小时又去取回物件，放回原处。她又发现自己的书桌太乱了，一他永远保留着军人的良好的习惯，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净整齐，可是，我这个吉普塞的大篷车……他一见就会皱眉。她把乱抛在会客室里东一本、西一本的书籍、报刊，都捡起来，将书桌也弄得清洁、整齐起来，将几双皮鞋搁到衣橱里去，一直到觉得住处已经可以发给合格证了，才坐到沙发上。“是的，我实在有点累了，但是我高兴，我想也会使他高兴。望着窗外晴朗的蓝天，我一下笑起自己：我这是怎么的了，已经这样年纪了，怎么还像年轻人一样，一阵潮红袭到我的脸上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又潇着无比的幸福。”她觉得肚子饿了，她从烤箱里取出留下的一个“热狗”，当作午饭吃了。“是时候了，我该走了。”她匆匆看了看手表，赶紧穿了毛呢大衣，把于飞从意大利回来送给她的那只黑色挂包背在肩头上，她拉开门又用眼扫了一下她的屋子，她觉得十分满意，于是锁上门，乘电梯下楼，在火车站上把她的汽车存在存车场上，一她的高跟鞋咔咔响着，急匆匆走进火车站，走进车厢。她发现这节火车厢里只零零落落坐了不多的客人，车厢里可以有自己的一块天地，这一点，使她特别高兴。她想她可以安安静静，昨晚翻着于飞在这半年多时间里的来信，这里面装着于飞的心，她不能让它们离开自己，而且按着收到的日期，编排的号码，一封一封再重温一下。正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一个温柔动听的女人的声音说：

　　“您不会嫌弃我吧！”

　　她抬头一看是一个身材苗条，面容美丽的黑人。她令人一见就觉得她很娴雅文静，她穿着一身花色艳丽的连衣裙，外面罩着一件褐黄色柔软的皮外套。这一个黑色女人的形象，使王亚芳从心里发生一种好感，她立刻站起来向她伸出手去，她说：

　　“怎么会呢？欢迎有您这样好的旅伴。”

　　于是俩人并肩坐下来，这个黑人说：“我在哈怫校园里早就注意到您了，我还知道您叫王亚芳，您取得了优等的研究成果王亚芳摇了摇手：“哎呀！你别提那回事了……”

　　聪明而敏锐的对方从王亚芳眼光里看出对她是谁的的问询，于是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黄牛皮的小夹子，从里面拿了一张名片递过来。王亚芳接过来一看，西蒙迪尔西，哈佛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啊！你也叫迪尔西，您不是跟福斯特的《喧嚣与骚动》里那个黑人妇女迪尔西同名吗？”“不，我与她无法相比，她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我读到那本小说的第四章时，我为了迪尔西而哭了，我记得福克纳写了一句话：‘她的皮肤上开始泛出了一层鲜艳、滋润的光泽”--我觉得从一个畸形人，到一个变态人，到一个自私的人，三个角度发展到黑暗的高潮，而后出现了迪尔西这一个亮点。”“对，迪尔西写得好极了，这是福克纳伟大之处，前面是批判卑贱，到迪尔西这里是歌颂崇高。这书里写的不是康普生一家，而是整个美国，您不这样认为吗？”……两个有色人种，一个黑皮肤、一个黄皮肤的人，在美国的一趟列车上从一开始就说得这样投机。王亚芳到美国以后，她感到美国人的优点是朴实、认真，但同时她也感到美国人的缺陷，一这也许是美国自视为世界之主宰者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感染，甚至很亲密的朋友，有时也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有一次美中友好协会一个美国朋友请两个中国来访者吃饭，请她作陪，实际上是要她做翻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吃完饭喝咖啡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位中国人放了砂糖搅匀之后，就把小勺子放在杯子里了。这本来是一件偶然的小事，可是这个美国人马上沉下脸来说：“要不要我同这位朋友谈谈美国的文明？”王亚芳马上知道是因为勺子不应当放在放咖啡杯的小碟里这件事，但一下又摆出“美国文明”，这引起王亚芳不悦之感，她很不喜欢美国人这种总以为自己是最文明似的。她笑了笑说：“这没有什么文明不文明，在中国吃饭，是把筷子放在右面的，有的美国人放在左面，你能说这个美国人是不文明吗？”现在迪尔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还是不回答，要回答怎样回答为好？”王亚芳心里这样盘算时，迪尔西已经敏锐地感觉到王亚芳的迟疑，不料王亚芳竟然机智地回答：“文学总是透过一个角落，一不管它是长篇还是短篇，一看一个世界的。我到纽约去，也许能更多地了解一点美国，我觉得波士顿太单纯了。”迪尔西摇了摇头，两副好看的大耳环晃动起来：“不，您只看到哈佛，一您不知道这以神圣殹堂着名的地方，也有它另外一个方面，美国是个有两副面孔的国家，当然您到纽约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火车在飞快地奔驰，由于交谈，王亚芳忘了原来想通过乘火车看一看美国野外风光的机会。

　　由于迪尔西是哲学副教授，王亚芳很自然地跟她说起爱因斯坦：

　　“我很敬仰爱因斯坦，但我怕我并不理解他。”

　　“不会是这样，一个好的神经科专家，必定是一个好的心理学专家，你从这个角度，也会了解爱因斯坦的为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大思想家。说起来很偶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章，那里面引起了我的兴趣，他那关于宇宙的理性就是我的上帝思想，哎呀！精彩极了，伟大极了……”“那你应该到普林斯顿去看看！”

　　她们到纽约已经是夜晚，她一走出火车站，好像一下就投身到焰火之中，火树银花，灯光璀璨，她仰头望了一下，整个天空像着了火，红彤彤的。

　　迪尔西很关心她：

　　“你第一次到纽约，我送你到‘五月花”……”

　　“不能，那就要耽误你的时间，你的朋友会担心的。”

　　“不会，正好顺路，我是要走过市中心的。”

　　不容分说，迪尔西招了招手，一辆出租汽车就开过来了。在“五月花”门前分手，迪尔西特别叮嘱王亚芳：“回波士顿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做客。”王亚芳目送汽车驶去，她心中不自觉地有一种亲密之感。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友谊，不同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就因为有着女性特有的这种亲密。王亚芳走进饭店，当她走近服务台时，一个打着蝴蝶领结的男人就笑着问她：

　　“您是于飞太太吧？”

　　王亚芳眼中露出一个问号，她说：“您怎么知道？”

　　“您是中国人呀！”

　　这个管理人员立刻把一只挂在一块棕色木板上的钥匙递给她，木板上有房间的号码。她点头致谢，从那人的笑容里，她似乎体会到他为她们的会面而替她高兴，她心里想汤姆森这老头，说不定已经把于飞刚从中国来的事告诉他们了！她于是回答了他一个微笑。当她乘电梯到三楼，走进那个带套间的大房间，她觉得屋内十分暖和，她坐到沙发上，突然觉得十分疲乏，连大衣也没脱，她把头一靠在沙发背上，就睡着了。

　　猛然间，给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身旁茶几上的电话耳机，一听是汤姆森：

　　“我下午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你跑到哪儿去了？”

　　沐仿汤姆森笑了笑说：

　　“我能照样把这两个字告诉于吗？她会怎么想呢！”

　　“我没搭飞机，坐了火车，天黑了才到。”

　　“你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所以我想见面再说，免得你们担惊受怕。”

　　“你跟于飞说话？”

　　“不说了。”

　　“那就祝你晚安了。”

　　王亚芳急于结束这个电话，因为她想起还没给玛丽打电话，一看手表已经11点了，但她想玛丽是会等着的，于是她拨通了马丁导师家的电话，立刻听到玛丽的声音，这声音里含有一种泰然安心的味道：“玛丽！我很顺利，还交了一个朋友……”“朋友？”“一个黑人！”“一个黑人？”好像一下又引起玛丽的猜疑。王亚芳笑起来，“是哈佛的一位女哲学副教授。”玛丽舒心地笑了：“你们说的好吗？”“玛丽！好极了，我第一次了解黑人的聪明与智慧，我们说福斯特，说爱因斯坦，一路说到纽约……”

　　“我得警告你晚上不要出去，马了非常讨厌纽约，他认为纽约是地球上的一颗镀了金的毒瘤，他已经十几年不到纽约去了。”“玛丽！告诉老师放心，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的：她回到沙发上坐下来，从手提包里取出--火车上吃剩下的两块三明治，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装矿泉水的小罐头，她一面吃着，却一面沉思起来，从清早玛丽的讲话，刚才汤姆森的讲话，一种过去在波士顿没想过的一美国的社会里充满恐惧……王亚芳睡得很憩适，早晨起来心情也平静下来，下楼去吃早餐，要了一份火腿煎鸡蛋，一杯牛奶，她慢慢吃着，想到昨天一天心情的激动，暗笑自己神经异常。一提起神经，她就想起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说的：“神经科的大夫也都神经兮兮的……难道真是这样吗？”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她知道这是由于人们把神经看得神秘，连同治疗神经的人也看得神秘起来。她决心正常地做工作，回到住室，取出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论文，把有关资料摊在桌上，埋头写了起来。王亚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她不论出诊或出差，在汽车上，飞机上，从不放过一点时间，不是看就是写，她十分欣赏得过奥斯卡奖的女电影明星索菲娅、罗兰说的话：“我不是一个天才，但我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今天一动手，灵感有如泉涌，一下突破了疑难的障碍写了下去。她觉得周围非常宁静，脑子里好像有涓涓细流而动，等到看手表时，又失去了这种镇定，其实并没有耽误她预定的时刻，她却连忙把文稿资料都推落在抽屉里，而后锁门下楼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航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