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家都玩扑克牌，但只有张大卫才算得上沉迷赌博，每隔一段时间便像中了魔法一般，没日没夜地与各系各宿舍的人在扑克牌局上殊死搏斗。此人不修边幅，蓄了两年的络腮胡子，直到大三开学才剃个精光，大家这才发现他长了一个英俊到不露出来简直是对自己犯罪的下巴。可是下巴干净了，整个人依旧脏兮兮的样子。他跟我讲过他小时候的事。他爸爸是镇上的兽医兼屠夫，早前人工授精还不普遍之时，公牛一跳上母牛的背，他要帮他爸爸拉起母牛的尾巴，随后根据公牛肛门的波动来判断是否射精。驴子的情况与此相仿。杀猪的时候，他自称，也曾勇敢地把猪摔倒在地。他虽不是特别擅长讲故事，但是声情并茂，张牙舞爪，气氛造得十足，好似天底下最惊心动魄的事莫过于此。他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勇气深表钦佩，声称自己如果生在清朝，一定会被册封为“巴图鲁”，也就是勇士。
这位巴图鲁也有脆弱的一面。一旦赌输了最后几张饭票，他就会趿拉着拖鞋，穿着短裤，在秋风之中瑟瑟发抖。人家问，大卫，怎么不去吃饭？他说，病了。人家如果不问，他也主动跟人说，我病了。这种把戏颇有效果，真有女生买了热粥和榨菜来照顾他。我们都觉得这些女生姿色平庸。张大卫却不在乎。这时候，他倒好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捧着心口，楚楚可怜。见此奇景之后，无论谁讥笑剧社是个银样蜡枪头，没人会演戏，我都会持相反意见。
张大卫毕业之后去了本地的一家杂志社，渐渐地与总编有些矛盾，那总编也未必成心使坏，也可能有玉不琢不成器的心思。当然，说到底还是给小鞋穿。厚黑之学，驭人之术，如此之类。
这一天，杂志社下了班，大家一起去吃清水火锅。所谓清水火锅就是在煤气炉上支个铝盆，清水中漂着少许葱段、干辣椒、花椒之类，拿羊肉和菜直接开涮，物美价廉。吃到一半，总编说要一盘茼蒿，张大卫说，不要茼蒿，要大白菜。总编说，大白菜有什么好吃的？要茼蒿。路线斗争就从这儿开始了。张大卫说，就要大白菜！如是反复几次。总编说，小张，你怎么回事，一盘茼蒿你跟我犟什么？怎么这么不成熟呢？张大卫说，这根本就不是茼蒿的事！总编黑下脸来，一桌同事也不知道怎么和稀泥。张大卫愤怒至极，摘下为了这份工作特意配的黑框眼镜，奋力摔在地上，指着总编的鼻子说：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说罢，气昂昂地走了。饭桌上一片死寂。总编沉默了片刻，说，在座的各位，表个态吧，我这个当总编的该怎么当？
这就是民意调查了。各位自然说要严肃处理。就此铁板钉钉，张大卫的这份工作彻底没了。
有诗赞曰：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茼蒿人。
若没有这么一出，以张大卫的聪明灵活，事业成功并终老圆石城，其实大有可能。此后他百事不顺，一气之下，考去了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由此这位巴图鲁也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
“怎么这么没劲呢？”上学时张大卫输了牌局之后常这么说。这样一来，我们都喜欢去省歌舞团大院五号楼三二九室玩，就再自然不过了。在这个“没劲”的世界上，五号楼三二九却是一个可以读读瓦文的《匈奴史》，尝尝嘉措的朝鲜香烟和日瓦的俄罗斯黑鱼子酱—谁曾想到，眨眼之间，苏联已经解体了—听听田丽为大家挑选的入门级舒伯特和勋伯格的地方。
通过张大卫，我进入了他的朋友圈子，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也都属于逗趣的一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年轻人的生活就像正襟危坐在桌子前，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桌子上空空如也。轰轰烈烈的一九八零年代画下了错愕的句号，海子死了，星星画展已是陈迹，文艺热潮曾是挪亚大洪水一般的存在，如今缩回到了自己的河床中去。政治动荡过了，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困局，经济试图恢复活力，却步履维艰，如汽车在湿滑的泥地里徒然地吼叫着，只落得个泥点四溅。那是一个空白的时代。倘若说一九八零年代如同雾中风景，让人看不清楚路标，一九九零年代初就像明亮的汪洋大海，水平如镜，波澜不兴，可憾的是无一丝帆影。
直到我读大四之时，海面下才隐隐震动起来。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经济重新起飞的时期。证券市场一开，举国为之疯狂。校园里，《鹿港小镇》之类的老牌金曲立刻过气了。风气变了。《红太阳》一类的磁带声势浩大地再次流行起来。前一年你可以在街头听到五花八门的音乐，后一年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一九九三年夹在这两年中间，没有什么音乐，除了《红太阳》。这盒磁带就像除草剂，把其他音乐禾苗斩尽杀绝了。股票认购证的价钱则翻了无数倍。总之这一年只有两种风景，这边是证券市场，那边是《红太阳》。倒爷、大妈、闲人、谨小慎微的干部，觑准机会的各色人等，潮水般涌入股市，脑中兀自盘旋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
在这样的时候，与瓦文和嘉措来往，无论如何也是赏心乐事。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瓦文为什么住在那儿，似乎是因为他与院子里的其他人一样隶属于省文化厅。那院子里衣香鬓影，美女如云。女舞蹈演员们步态柔软，风姿绰约，颈间总是垂着大大的金色圆耳环，是她们这一行里永不过时的佩饰。女歌手们即便是去水房打水，也会下意识般地来上一段儿哦哦咿咿。豪华轿车那时还没有开到她们的宿舍楼下来，不过也快了。新时代即将渔阳鼙鼓动地来。
瓦文和嘉措都是二十七岁。瓦文本名叫甘书恒，是个胖大汉子，留着古画中人一般的介于虬髯与微髭之间的潇洒胡子。瓦文这个绰号，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的简称，据说是因为甘书恒曾经颇有些瓦文萨式的理想与激情。如今这个时候，他自然偃旗息鼓，乐得逍遥了。
五号楼三二九是一间单身宿舍，不过八平方米大小，摆了两张双层床，住三个人，其中一个又不常在，瓦文和日瓦就各占一个下铺。宿舍墙上贴着瓦文的一副字，其中一句是“与碧虚寥廓同其流”，看着像赵孟頫，又像米芾，问了瓦文，原来是临摹的小米，米芾的儿子米友仁。这至少叫会写字吧？我想。屋子里还摆着各种小物件，青花瓷瓶、北九州时期样式的日本陶器、芝加哥餐馆里的印第安人头像烟灰缸、一只巨大龙虾的头，等等。屋子虽小，却是一个温暖、可亲的所在。日瓦是个高个儿，手长脚长，总是舒舒服服地瘫在两张双层床之间的化纤地毯上。他被叫作日瓦是因为喜欢《日瓦戈医生》，自称小说看过两遍，电影不容易反复看，也看了三回。瓦文在省博物馆工作。日瓦则是这几个人中唯一真正属于省歌舞团的，职业编剧。
我第一次去三二九，瓦文说，到了这儿，访了咱的贼山，喝了咱的贼水，就必须守咱的贼规矩，说咱的贼黑话，起个咱的贼诨号。又说，瓦文和日瓦的绰号是他俩互相起的，如今要把这股风气推广开来。
所谓黑话，除了他俩之外，别人说不来。比如瓦文渴了，就支使日瓦：“腌臜泼才，拿些冷茶吃。”日瓦想抽烟，就对瓦文说：“何以解相思，唯
有淡芭菇。”我插嘴问，什么叫淡芭菇？日瓦说，过去中国人管烟草叫淡芭菇，是tobacco的直译。说罢，从床头某处拈出一支淡芭菇，美滋美味地抽起来，鼻孔喷烟，状似獠牙野猪。瓦文说：“抽完这根儿别鸡巴抽了啊。”
张大卫说，瓦文特别牛逼，会背《水浒传》，就撺弄瓦文：“瓦文，给夏冲开开眼。”瓦文嘿嘿一笑，背诵起来：“那青面汉子大喝一声腌？泼才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吃我朴刀！林冲并不答言抢将来斗这大汉。但见残雪初晴薄云方散，溪边踏一片寒冰岸畔涌两条杀气。一上一下似云中龙斗水中龙；一往一来如岩下虎斗林下虎。一个是擎天白玉柱一个是架海紫金梁??”吐字如爆豆。张大卫说：“牛逼牛逼！”瓦文继续：“林冲与那汉斗到三十来合不分胜败两个又斗了十数合，正斗到分际处你丫还没听出来？这是乱编的，还是上回给你背的那段儿！”
瓦文和日瓦都在北京读的大学，常说“你丫”。就像一个人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巴黎就永远与他同在一般，北京也让他俩倍感亲切。对于我和张大卫来说，那时候，北京则差不多是一个遥远的存在。至于诨号，叫多了，习惯成自然，也就没人觉得奇怪。既然张大卫是学校剧社的社长，瓦文就说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张大卫叫作斯坦。我头一次去三二九，日瓦则笑嘻嘻叫我斯基。
我问为什么叫我斯基，日瓦说：“他叫斯坦，你就叫斯基。”完全不讲道理，我也只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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