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原文+译文）》 作者：班昭
论儒家思想对班昭创作《女诫》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班昭创作《女诫》的影响
发表时间：2017/2/4
摘要：儒家思想在两汉时期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而逐渐与专制皇权相结合,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女诫》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儒家思想来阐述女德的专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的成书原因与作者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本文试从经济基础、政治思想环境、作者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等主客观条件等方面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对作者创作《女诫》的影响。 更多还原
关键词：儒家思想; 班昭; 女诫;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先秦儒家典籍《诗经》《易经》，两汉儒家典籍《春秋繁露》《白虎通义》都贯穿着“男尊女卑”的思想。东汉学者班昭所著《女诫》成为后世女子德育的教科书，作者也因此被冠上“女中孔夫子”的帽子。班昭在《女诫》中对《诗经》、《易经》等典籍进行了引用，可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女诫》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儒家思想来阐述女德的专著，而且也使女性道德教育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1 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
刚经历秦末农民起义的汉王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统治者采取了“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汉王朝的综合国力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发展，社会生活环境日益安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王朝就是建立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建立在此种经济模式之上的男权社会，女性无论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男性的附属品，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对于女德规范的构建，孟子也曾进行了尝试。《孟子·滕文公下》载: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孟子看来，女子“以顺为正”，同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一样自然而然的。
此即是孟子所谓的“夫妇有别”，此“别”强调的是男女各司其职，在道德追求层面则表现为女性对“顺”的追求与男性对“大丈夫”的追求是相同的。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女德规范提出了大体相同的要求。董仲舒在“阴阳五行”和“性三品”说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形成完整的封建伦理体系，“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通过论天是如何将“阳”置于正位，如何将“阴”置于“空处”，而得出“阳贵”、“阴贱”是“天之制”，“阴”是“阳”的辅助的结论，从而划定出男尊女卑的等级次序。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妇女行为的书，也是一部妇女史。书中记载了从远古至西汉这一历史时期，著名女性或好或坏的事例。刘向在书中大力宣扬“三从四德”“贞节守义”等思想，但也仅是将这些思想当成美德来进行歌颂和提倡，并没有要求将之作为基本的道德律令来规范女性的行为。《白虎通》对女性道德的规范已具体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而朝，君臣之道也。恻隐之恩，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也。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以上既是妇女侍奉丈夫的四项准则，也是所谓的“四礼”。班昭之兄长班固也说过“夫妇者，何谓也?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就是要求以女性单向的让步来成全家庭的和谐。班昭所著《女诫》就是在这样一个儒学昌盛的历史时期完成的。
2 儒学世家
班昭出生在儒学世家。父亲班彪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是东汉最为知名的大儒之一，东汉学者王充也曾受业于班彪。兄长班固撰著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遗憾的是在《汉书》完成之前班固就冤死狱中，后由班昭独立完成了《汉书》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以及第六志《天文志》的写作，从此《汉书》才算真正完成。班昭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历史学家。
东汉王朝的君主都比较短命，班昭在世的70 余载就经历了6 代君王的兴衰更替。班昭由于特殊的家学渊源和出众的个人才华得以在班固离世之后奉旨续史，可以经常出入宫廷，其间又得到邓太后的赏识而为后宫师。邓太后临朝执政之后，班昭还得以间接参与政事，其政治才能在仅存的两篇奏书中可见一二———《为兄超求代疏》和《上邓太后疏》，这两篇奏书的共同点是，作者所提的要求都得到了许可。班昭在70 岁时离开人世，邓太后素服举哀，并派使者监护丧事。
特殊的家庭环境对班昭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儒学思想浸润中成长的班昭所创作的《女诫》必然会受到其家学的影响，为后宫师和编《汉书》的经历，也必然受到了“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的影响。
3 理论基础
《女诫》中多次引用《易经》、《诗经》中的名言和思想，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为其论说寻找论据，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作者创作《女诫》的很多灵感来源于《易经》、《诗经》，或者说《易经》、《诗经》为班昭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不为过。
《易经》是儒家女性观的理论基础。《易传·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本是古人描述天地自然的秩序，天、地和乾、坤是一种既定的、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的关系，又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因此，“乾”就代表了天、君、父、夫; “坤”就代表了地、臣、子、妇。虽然很多人将这种“乾”“坤”之分理解为一种各安正位的分配，但是很难否认这种分配方式在封建等级制度统治之下不带有等级性。班昭之前的大儒董仲舒也正是依据该理论从而建立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班昭的长兄班固沿着董仲舒的方向提出了在东汉具有法典作用的“三纲六纪”; 作者在自序中的“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一句，道明其婚后40 余载的生活一直处于战战兢兢、卑弱下人的状态，而以《卑弱》开篇也说明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对班昭的影响之大( 不仅影响到她的夫家的生活，还影响到她的创作，更影响到她对女儿们的教育) 。
《女诫·夫妇》有“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一句，说的是《礼记》注重男女之别，区别男女之间不同的关系，这也是孔子在编著《诗经》之时，将《关雎》置于首篇的原因。《毛诗序》有云: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是《诗经》开篇，说的是后妃之德，用以端正夫妇之道。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说道: “《诗经》在古代的功能作用远远不只是表达抒发感情，而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用途。其中，特别是学习礼制和办外交时必须援引以作为依据。因此，《诗经》乃当时经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学则寸步难行，不能办公应事也。上古礼制，‘夫妇’为首，其次才‘父子’‘君臣’。‘二南’乃《诗经》首篇。”《论语》中有孔子对伯鱼“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及“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的教导。可见，在孔子看来，不学《诗经》，就不好说话; 不学《礼记》，就不懂得怎样立身; 《周南》《召南》说的是夫妇之道，也是修身齐家之事。儒家创始人孔夫子都如此重视学习《诗经》，更何况是后学班昭? 班昭对《诗经》的重视程度，仅《女诫》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都引用《诗经》这一点，便可见一斑。
4 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女诫》全文不到1700 个字，却多次或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按顺序看大致如下。
《女诫》以一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开篇，直接道明男女有别的主旨，此句出自《诗经》。《诗经》云: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生下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让他玩弄白玉璋; 生下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给她穿上普通的衣裳，让她玩弄纺锤棒。“寝之床”是为了显示男孩尊贵的地位; “寝之地”是希望女孩可以守住谦卑的德行。强调的是只有将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这点铭记心中，才能使女性恪守本分。
《夫妇》篇有“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一句，所强调的是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开始，所以男女的交往也要重视有礼。《礼记》开篇云: “毋不敬”。可见作者早在汉王朝就看到了夫妻之间是需要互相“敬”的。作者不仅看到了夫妇之间需要相互“敬”，而且还更深入地看到了“夫不贤，则无以御妇; 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和“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这可视为作者对前人思想的发挥。作者在此看到了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尊敬，需要共同学习礼仪知识，才可以共同拥有美好的道德品质，才可能拥有和谐的家庭环境，只重视男性教育不重视女性教育是不行的。此篇虽未直接引用儒家典籍，却随处可见儒家典籍的身影。
《妇行》篇有著名的四德———“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王相笺注:“四行，即四德是也。”但“四德”并非作者首创。《周礼·天官·内宰》: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礼记·昏义》: “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的贡献是首次对传世已久的“四德”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解释———“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其中“行己有耻”出自《论语·子路》: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要求一个人做事情，凡是自己觉得可耻的就不能去做，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省精神。这是孔子对“士”的要求，《论语》中的“君子”“仁者”“智者”“勇者”“士”等，都是很高的人生境界，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可实现。可见班昭在此对“妇德”的要求，不是最基本的道德，而是较高水准的道德要求。也可以说，这仅是要求女性学习的美德。最后以孔子名言“仁远乎哉? 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论语·述而》) 为结语，可理解为孔夫子说“仁”其实不远，只要真心去求，“仁”就会来，更何况是“德”“言”“容”“功”这样普通的妇德呢? 也是作者对当时女子修德的美好期待。
《专心》篇开篇“《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说的是丈夫可以再娶妻子，而妻子却要从一而终，这是《礼》的要求。王相笺注: “妇人之道，从一而终，故夫亡无再嫁之礼也。”这种“从一而终”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易·恒》有云: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说的是女人坚守“贞”才可获得“吉”，女人只能嫁一个丈夫，不能改嫁他人; 男人做事要符合“义”，如果像女人一样顺从就会“凶”。《仪礼·丧服·子夏传》云: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的“从”并不只有“顺从、跟从”之意，还有“辅佐、辅助”之意，要求女性在未出嫁之前听从家长的教诲; 出嫁之后便要听从夫君之意，共同持家、敬老、育小; 即使夫君离世，也要坚守本分，按照子女的意愿行事。这些对女性单向度道德要求的“三从”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女性做到“从一而终”。班昭长兄班固所撰《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是汉统一今文经义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的讨论，大部分内容是复述并发挥了董仲舒的思想和观点。班固还提出了“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将人伦关系最重要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夫妻关系定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 父为主、子为从; 夫为主、妻为从。“夫为妻纲”不仅有女性永远处于“从”之意，而且有要求女性“从一而终”之意。在东汉政治舞台颇为活跃的大儒班固对班昭的影响，尤其是对班昭创作《女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专心》篇的主旨是要求女性专心正色，具体做法是: “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其中“冶容”一词来源于《周易·系辞上》: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孔颖达疏: “女子妖冶其容。”原指收藏财物不慎，等于叫人来偷; 女子打扮的过于妖艳，等于引诱人来调戏自己。此处对女性的要求应当不算苛刻，也是符合情理的。
《曲从》篇开篇引《女宪》“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用以论述“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女子如果能够得到丈夫的“意”就可以同丈夫白头到老，女子如果得不到丈夫的“意”就不能同丈夫走到最后。本篇最后一句也引《女宪》“妇如影响，焉不可赏”结尾。王相笺注: “言妇之顺从舅姑，若影之随行，响之应声，焉有不得其意而不蒙其赏者乎?”只要女性做到对公婆的孝顺，如同自己的影子跟随自己的身体，便可得到公婆的赞赏。作者在此篇开篇和结尾都引用《女宪》中的话，可见此书对作者的影响很大。虽然《女宪》现已经失传，不知道书中具体写了什么内容，也无法判断书中所说内容是否是儒学学派的范畴，但是，此篇内容对婆媳的相处之道依然有积极的启示。虽然篇名为《曲从》，但绝对不是盲目的曲意顺从和逆来顺受，归根到底还是不离谦卑的主旨，要求女性可以具有谦卑和柔顺的品德，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和叔妹》篇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 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此句说的是复圣公颜回贵在有错能改，孔子也因此夸他为人能始终如一。圣人都会犯错，更何况是普通女子?班昭不仅没有像某些人形容的如同“女子之大贼”般的坑害女性，而且还有耐心的包容和体谅女子犯错。本章还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易·系辞上》) ，作者通过引用《易》中名言来论述“和”的重要性。两人心意相同，他们的力量便会如同利刃可将坚硬的金属斩断; 同心同德之人的意见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嗅到了兰草的香味。
这句话本是指朋友之间交情的深厚以及团结的重要作用。朋友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夫妻之间? 所以，作者在此将本用来形容朋友之情的句子引以形容夫妻之情，是合情合理的。文章以《诗经·周颂·振鹭》中的“在彼无恶，在此无射”结尾。原本说的是人可以在“彼”没有人怨恨，在“此”也没有厌恶之行。但是作者在此将之引以形容女性应该具备“谦”“顺”这两种美德。王相笺注: “大家引诗以明之曰，人能在彼无厌恶之心，在此无嫉妒之害，则何所往而美善不著，名誉不彰哉”。
女诫（原文+译文）发表时间：2017/2/4
摘要：儒家思想在两汉时期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而逐渐与专制皇权相结合,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女诫》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儒家思想来阐述女德的专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的成书原因与作者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本文试从经济基础、政治思想环境、作者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等主客观条件等方面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对作者创作《女诫》的影响。 更多还原
关键词：儒家思想; 班昭; 女诫;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先秦儒家典籍《诗经》《易经》，两汉儒家典籍《春秋繁露》《白虎通义》都贯穿着“男尊女卑”的思想。东汉学者班昭所著《女诫》成为后世女子德育的教科书，作者也因此被冠上“女中孔夫子”的帽子。班昭在《女诫》中对《诗经》、《易经》等典籍进行了引用，可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女诫》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儒家思想来阐述女德的专著，而且也使女性道德教育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1 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
刚经历秦末农民起义的汉王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统治者采取了“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汉王朝的综合国力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发展，社会生活环境日益安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王朝就是建立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建立在此种经济模式之上的男权社会，女性无论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男性的附属品，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对于女德规范的构建，孟子也曾进行了尝试。《孟子·滕文公下》载: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孟子看来，女子“以顺为正”，同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一样自然而然的。
此即是孟子所谓的“夫妇有别”，此“别”强调的是男女各司其职，在道德追求层面则表现为女性对“顺”的追求与男性对“大丈夫”的追求是相同的。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女德规范提出了大体相同的要求。董仲舒在“阴阳五行”和“性三品”说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形成完整的封建伦理体系，“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通过论天是如何将“阳”置于正位，如何将“阴”置于“空处”，而得出“阳贵”、“阴贱”是“天之制”，“阴”是“阳”的辅助的结论，从而划定出男尊女卑的等级次序。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妇女行为的书，也是一部妇女史。书中记载了从远古至西汉这一历史时期，著名女性或好或坏的事例。刘向在书中大力宣扬“三从四德”“贞节守义”等思想，但也仅是将这些思想当成美德来进行歌颂和提倡，并没有要求将之作为基本的道德律令来规范女性的行为。《白虎通》对女性道德的规范已具体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而朝，君臣之道也。恻隐之恩，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也。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以上既是妇女侍奉丈夫的四项准则，也是所谓的“四礼”。班昭之兄长班固也说过“夫妇者，何谓也?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就是要求以女性单向的让步来成全家庭的和谐。班昭所著《女诫》就是在这样一个儒学昌盛的历史时期完成的。
2 儒学世家
班昭出生在儒学世家。父亲班彪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是东汉最为知名的大儒之一，东汉学者王充也曾受业于班彪。兄长班固撰著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遗憾的是在《汉书》完成之前班固就冤死狱中，后由班昭独立完成了《汉书》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以及第六志《天文志》的写作，从此《汉书》才算真正完成。班昭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历史学家。
东汉王朝的君主都比较短命，班昭在世的70 余载就经历了6 代君王的兴衰更替。班昭由于特殊的家学渊源和出众的个人才华得以在班固离世之后奉旨续史，可以经常出入宫廷，其间又得到邓太后的赏识而为后宫师。邓太后临朝执政之后，班昭还得以间接参与政事，其政治才能在仅存的两篇奏书中可见一二———《为兄超求代疏》和《上邓太后疏》，这两篇奏书的共同点是，作者所提的要求都得到了许可。班昭在70 岁时离开人世，邓太后素服举哀，并派使者监护丧事。
特殊的家庭环境对班昭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儒学思想浸润中成长的班昭所创作的《女诫》必然会受到其家学的影响，为后宫师和编《汉书》的经历，也必然受到了“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的影响。
3 理论基础
《女诫》中多次引用《易经》、《诗经》中的名言和思想，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为其论说寻找论据，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作者创作《女诫》的很多灵感来源于《易经》、《诗经》，或者说《易经》、《诗经》为班昭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不为过。
《易经》是儒家女性观的理论基础。《易传·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本是古人描述天地自然的秩序，天、地和乾、坤是一种既定的、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的关系，又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因此，“乾”就代表了天、君、父、夫; “坤”就代表了地、臣、子、妇。虽然很多人将这种“乾”“坤”之分理解为一种各安正位的分配，但是很难否认这种分配方式在封建等级制度统治之下不带有等级性。班昭之前的大儒董仲舒也正是依据该理论从而建立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班昭的长兄班固沿着董仲舒的方向提出了在东汉具有法典作用的“三纲六纪”; 作者在自序中的“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一句，道明其婚后40 余载的生活一直处于战战兢兢、卑弱下人的状态，而以《卑弱》开篇也说明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对班昭的影响之大( 不仅影响到她的夫家的生活，还影响到她的创作，更影响到她对女儿们的教育) 。
《女诫·夫妇》有“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一句，说的是《礼记》注重男女之别，区别男女之间不同的关系，这也是孔子在编著《诗经》之时，将《关雎》置于首篇的原因。《毛诗序》有云: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是《诗经》开篇，说的是后妃之德，用以端正夫妇之道。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说道: “《诗经》在古代的功能作用远远不只是表达抒发感情，而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用途。其中，特别是学习礼制和办外交时必须援引以作为依据。因此，《诗经》乃当时经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学则寸步难行，不能办公应事也。上古礼制，‘夫妇’为首，其次才‘父子’‘君臣’。‘二南’乃《诗经》首篇。”《论语》中有孔子对伯鱼“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及“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的教导。可见，在孔子看来，不学《诗经》，就不好说话; 不学《礼记》，就不懂得怎样立身; 《周南》《召南》说的是夫妇之道，也是修身齐家之事。儒家创始人孔夫子都如此重视学习《诗经》，更何况是后学班昭? 班昭对《诗经》的重视程度，仅《女诫》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都引用《诗经》这一点，便可见一斑。
4 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女诫》全文不到1700 个字，却多次或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按顺序看大致如下。
《女诫》以一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开篇，直接道明男女有别的主旨，此句出自《诗经》。《诗经》云: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生下男孩，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让他玩弄白玉璋; 生下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给她穿上普通的衣裳，让她玩弄纺锤棒。“寝之床”是为了显示男孩尊贵的地位; “寝之地”是希望女孩可以守住谦卑的德行。强调的是只有将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这点铭记心中，才能使女性恪守本分。
《夫妇》篇有“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一句，所强调的是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开始，所以男女的交往也要重视有礼。《礼记》开篇云: “毋不敬”。可见作者早在汉王朝就看到了夫妻之间是需要互相“敬”的。作者不仅看到了夫妇之间需要相互“敬”，而且还更深入地看到了“夫不贤，则无以御妇; 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和“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这可视为作者对前人思想的发挥。作者在此看到了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尊敬，需要共同学习礼仪知识，才可以共同拥有美好的道德品质，才可能拥有和谐的家庭环境，只重视男性教育不重视女性教育是不行的。此篇虽未直接引用儒家典籍，却随处可见儒家典籍的身影。
《妇行》篇有著名的四德———“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王相笺注:“四行，即四德是也。”但“四德”并非作者首创。《周礼·天官·内宰》: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礼记·昏义》: “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的贡献是首次对传世已久的“四德”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解释———“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其中“行己有耻”出自《论语·子路》: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要求一个人做事情，凡是自己觉得可耻的就不能去做，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省精神。这是孔子对“士”的要求，《论语》中的“君子”“仁者”“智者”“勇者”“士”等，都是很高的人生境界，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可实现。可见班昭在此对“妇德”的要求，不是最基本的道德，而是较高水准的道德要求。也可以说，这仅是要求女性学习的美德。最后以孔子名言“仁远乎哉? 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论语·述而》) 为结语，可理解为孔夫子说“仁”其实不远，只要真心去求，“仁”就会来，更何况是“德”“言”“容”“功”这样普通的妇德呢? 也是作者对当时女子修德的美好期待。
《专心》篇开篇“《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说的是丈夫可以再娶妻子，而妻子却要从一而终，这是《礼》的要求。王相笺注: “妇人之道，从一而终，故夫亡无再嫁之礼也。”这种“从一而终”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易·恒》有云: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说的是女人坚守“贞”才可获得“吉”，女人只能嫁一个丈夫，不能改嫁他人; 男人做事要符合“义”，如果像女人一样顺从就会“凶”。《仪礼·丧服·子夏传》云: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的“从”并不只有“顺从、跟从”之意，还有“辅佐、辅助”之意，要求女性在未出嫁之前听从家长的教诲; 出嫁之后便要听从夫君之意，共同持家、敬老、育小; 即使夫君离世，也要坚守本分，按照子女的意愿行事。这些对女性单向度道德要求的“三从”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女性做到“从一而终”。班昭长兄班固所撰《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是汉统一今文经义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的讨论，大部分内容是复述并发挥了董仲舒的思想和观点。班固还提出了“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将人伦关系最重要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夫妻关系定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 父为主、子为从; 夫为主、妻为从。“夫为妻纲”不仅有女性永远处于“从”之意，而且有要求女性“从一而终”之意。在东汉政治舞台颇为活跃的大儒班固对班昭的影响，尤其是对班昭创作《女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专心》篇的主旨是要求女性专心正色，具体做法是: “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其中“冶容”一词来源于《周易·系辞上》: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孔颖达疏: “女子妖冶其容。”原指收藏财物不慎，等于叫人来偷; 女子打扮的过于妖艳，等于引诱人来调戏自己。此处对女性的要求应当不算苛刻，也是符合情理的。
《曲从》篇开篇引《女宪》“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用以论述“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女子如果能够得到丈夫的“意”就可以同丈夫白头到老，女子如果得不到丈夫的“意”就不能同丈夫走到最后。本篇最后一句也引《女宪》“妇如影响，焉不可赏”结尾。王相笺注: “言妇之顺从舅姑，若影之随行，响之应声，焉有不得其意而不蒙其赏者乎?”只要女性做到对公婆的孝顺，如同自己的影子跟随自己的身体，便可得到公婆的赞赏。作者在此篇开篇和结尾都引用《女宪》中的话，可见此书对作者的影响很大。虽然《女宪》现已经失传，不知道书中具体写了什么内容，也无法判断书中所说内容是否是儒学学派的范畴，但是，此篇内容对婆媳的相处之道依然有积极的启示。虽然篇名为《曲从》，但绝对不是盲目的曲意顺从和逆来顺受，归根到底还是不离谦卑的主旨，要求女性可以具有谦卑和柔顺的品德，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和叔妹》篇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 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此句说的是复圣公颜回贵在有错能改，孔子也因此夸他为人能始终如一。圣人都会犯错，更何况是普通女子?班昭不仅没有像某些人形容的如同“女子之大贼”般的坑害女性，而且还有耐心的包容和体谅女子犯错。本章还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易·系辞上》) ，作者通过引用《易》中名言来论述“和”的重要性。两人心意相同，他们的力量便会如同利刃可将坚硬的金属斩断; 同心同德之人的意见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嗅到了兰草的香味。
这句话本是指朋友之间交情的深厚以及团结的重要作用。朋友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夫妻之间? 所以，作者在此将本用来形容朋友之情的句子引以形容夫妻之情，是合情合理的。文章以《诗经·周颂·振鹭》中的“在彼无恶，在此无射”结尾。原本说的是人可以在“彼”没有人怨恨，在“此”也没有厌恶之行。但是作者在此将之引以形容女性应该具备“谦”“顺”这两种美德。王相笺注: “大家引诗以明之曰，人能在彼无厌恶之心，在此无嫉妒之害，则何所往而美善不著，名誉不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