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取士滥额】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乡试竣事后，给事中徐廷章上言：“今者科举，山西、陕西皆取百名，其数浮于额三倍，为悖典制。”按正统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陕西解额皆四十人。则所收虽未至三倍，而考官故违明旨，罪难自逭。乃礼部覆奏云：“此后仍宜如宣德年例。”盖不以正统所增为成规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不得过二十名。”则并宣德旧额，亦不复遵矣。时掌春曹者为胡忠安（濙），其人以模棱致高位，宜有此等议论。至正德三年，则科场定制明备已久，又用给事中赵铎疏，下礼部议增解额：陕西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是时刘瑾、陕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比周为奸，厚其桑梓。而齐、晋二省，则以余润见及，遂超江、浙、闽、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逐瑾诛，是科其说不复行。然是时周阳曲（经）

    以宗伯主议，何以附和至此，岂亦以身为山西人耶？先是弘治间李广之死，六科十三道纠周贿赂交结诸状，周恚辨甚厉。今视此举，无乃不诬。未几殁，而易名文端。时周婿曹元为逆瑾私人，新入辅政，遂得上谥。按正统初广解额，江西仅六十五人。河南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钟复，已中江西乡试一百九名；三甲进士杨玉，已中河南乡试一百二十七名。此则不可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