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演之学发之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虽然，其倡理以立教也，则实未尝以天演为之基。后之人之言天也，有曰是有始焉，如《旧约》所载造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顾其立教维世之旨，则与二未尝殊。揣斯多噶之徒之意，固以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言大道者，固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以为生者。至于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亦何关于人事乎？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任天而行，则治道末由加进。夫天行与人治异效，所在皆然，虽欲美言颂叹无益也。自其实事身受者而观之，则天行之运，固当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且常若与之为难，而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是以其究也，彼教之所谓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使形如搞木，心如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胥以礼焉为之依。如是而绵绵若存，以至于解脱形气之时，吾之灵明，与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此斯多噶之道之究竟也。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希腊、天竺两宗教，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则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阶梯，而斯多噶尚未尝以刻苦为必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生乎其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维达之章，与希腊鄂谟之什，豪壮轻侠，目险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语曰：「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观。」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然而不数百年之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焉尽丧其故。跳脱跋扈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天闵人之意多，而乐生自熹之情损；沈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概，或有加乎其前，而群然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懦，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专归道要。提婆、兢伽两水之旁，先觉之俦，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沈沦，颠倒而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案：右之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实与国种盛衰强弱所以然之故相表里。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今之土番猺獠，所谓草昧之民也。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内虽不足于治，而其种常以强。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即伏矣，而无耻而尚利，偷生而守雌，此之民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驷驖》、《小戎》之风，而秦卒以有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歌作，而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而南宋最下。论古者察其时之民风俗尚之何如，皆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可言。然而其民设然诺，重信果，重少轻老，贵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其轻生而尚勇，死党好名，亦与中国之民风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严复集复案：右之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实与国种盛衰强弱所以然之故相表里。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今之土番猺獠，所谓草昧之民也。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内虽不足于治，而其种常以强。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即伏矣，而无耻而尚利，偷生而守雌，此之民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驷驖》、《小戎》之风，而秦卒以有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歌作，而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而南宋最下。论古者察其时之民风俗尚之何如，皆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可言。然而其民设然诺，重信果，重少轻老，贵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其轻生而尚勇，死党好名，亦与中国之民风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