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国藩，不仅在近代历史，就算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伟人；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依然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伟人。然而，曾文正公并非天生就具有超群绝伦的才能，他在他所生活时代的杰出人物中甚至可称得上是最笨拙的，并且他终生都在逆境之中艰难跋涉，然而，他却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作出不朽的成就，功业至伟至大，无人能与之相比。文正公这一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于他能树立不同流俗的志向。在克服困难中逐渐积淀智慧，不断地勉励自己前行，即使历尽千难万苦也不屈服。他做事从不求取捷径，而是一点一滴地积累，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他虚怀若谷，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他勤勤恳恳，从不怠惰；他刚毅正直，洁身自好；他持之以恒，有始有终；他真诚待人，推心置腹；他勤于改过，不断进步；他坚韧刻苦，超越寻常。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啊。
孟子说：“每个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为尧舜，这一点我不敢妄言；但要说每个人通过学习都能成为曾文正公，这一点我敢保证。为什么呢？因为上天赋予文正公的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更何况哪个人不希望有一番作为呢？然而，生在一个文风败坏、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年代，衰败萎靡的习气以泰山压顶之势笼罩在人们头上，不是性格异常坚强刚毅的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荀子也说过：“对于那些低劣不成材的普通人，要用良师益友来管教他、引导他。”但良师益友在这种衰败堕落的时代又很难遇到，这就难怪世风如奔流的江河一样不可遏制地走向没落了。这其中尚有一两个志向远大的人，也只能从古代典籍中寻求安慰，从中得到只言片语，作为自己坚守志向节操的警句，从而鞭策自己，辅助自己，充实自己，通过这样的自我砥砺，或许可以防止堕落，逐渐进入一种崇高明睿的境界。
古人一旦发现一种美德就会心悦诚服地加以修习，每天反复诵读警醒自身，一辈子以之作为修身的指导，而那些圣人先哲们用来教服人心的话语，在《四书》《六经》中也已经收录得很全面了。然而这些圣人的典籍虽然意味深长，但是语言简约，是那些学问肤浅的人所不能轻易理解的，而且这些典籍人们往往从小便开始习读，因而常常被当作一些陈言滥调而被忽视，无法做深刻理解。近古（指宋元明清）的许多贤哲之士提出了很多的有益于社会教益的高论，然而这些言论大多都偏重于教导人们自我约束，却很少教人抒发自己的性情。人的一生只有短短几十年，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群体，怎么会不想对群体有所回报呢？要回报就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逃避现实、独守宁静就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就不能不每天与外界接触，并想着以自己的信仰来改变世界，终生为之奋斗，不向污浊的世道低头。在这样的情势下，怎样才能磨炼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怎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得全面周到，而让自己的志向得以伸展呢？天下最大的学问也不过如此。如果不是怀有极坚定的信念并且在平常也能坚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曾文正公去世不过几十年，而现在国内的形势和社会风气与他生活的时代也相差无几。然而，曾文正公却能在天资平常、出身寒微，在饱经患难、一生不断遭遇极严苛的厄运与别人猜忌嫉妒的情况下，能以一己之力，刚正不阿、百折不挠，最终改变了当时颓败的风气，使国家免于更严重的浩劫。他的言论，字字来自于他的切身体会，而且切合实际。因此现在读来感到非常亲切而且富有深意，足能成为当前人们立功立事的指导，这不是唐宋以后那些名儒们的言论所能比得上的。孟子说过：“听到伯夷的事迹，最懦弱的人也能激发起斗志。”又说：“百代之前奋发有为的人，百代之后，听说过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振作奋发的。”况且曾文正公去世不过几十年，他遗留下的恩德还没有泯灭，榜样还在视界之内呢？因此，这本《曾文正公嘉言钞》，它真的像全国人民的衣服口粮一样，片刻也不能离身。
一九一六年二月初一新会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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